肺鱼:悔改是心灵的良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4 06:49:38
悔改是心灵的良药
我平素最无条理，东西乱放，丢三拉四。却有两张老照片，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和多次搬家，竟然也能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只觉得不是我保存了照片，而是亲情不丢弃我。翻出老照片，加洗了几张，旧照带着我穿过时光遂道，回到了五十多年前。1954年4月12日，我不满6岁。那天，天气晴好，有着现在看不见的蓝天碧云。大姑妈，奶奶和我在中山陵博爱坊前，照相者说：“老年人往小孩这边靠一点”。其情其景，就如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深深映在我脑海里。可见中山陵之行，在我心中有多高的地位。那时，中山陵不通公交车，我们是坐马车来回的。高大棕色的马，口里呼呼地喷着热气，不停地摇晃着长尾巴，拉起车上相对而坐的顾客，得得地跑上一阵，就在马夫“吁——“的口令声中停下来，一边等顾客上下，一边忙里偷闲，拉出粪蛋，热腾腾地滚落在帆布兜里，颇有田园风趣。大姑妈说：“小青没去过中山陵，你姐姐去过了，这次带你去”。这句话温暖我五十多年，让我心存感激。在我家破落卑微的日子里，富有的姑妈能满足没娘孩子的愿望。使我感觉到被人在意，受人所爱。可惜，这心灵上的亮光如流星一划，跌落在黑暗的夜空中。这黑暗既来自世界，也来自我心灵。在天天人与人要斗争，总是审判别人，唯独不审判自己的社会环境里，我被潜移默化，失去感恩之心。大姑妈多年免费提供花园一样的住所，我感激过吗？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为我做鞋扎破手指，我感激过吗？爸爸独自一人养活三个孩子，受累受气去工作，为我们交学费，我奋发过吗？也就在那一年，爸爸去新街口卖自产手工品，一连三天都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我，爸爸到哪里去了？奶奶小脚又不识字，无处去寻。 我每天盼到天黑，孤独地带着失望睡去。 想都没想过去报告派出所，因为那只是个给人定罪的地方。我天天夜里梦见爸爸死了，出车祸了。三天后，爸爸才回来。我怀着负疚感告诉他，梦见他死了。爸爸安慰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原来爸爸让交警误认为是一个不听指挥，乱摆摊点的人，被抓住关了三天。爸爸回来后，只是苦笑着说了这段经过，绝没有半点现在人要维权的念头。那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无论何人，都怕随时被定罪，吃点小亏，那是祖上积德了。1963年夏天，当奶奶年老病痛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麻木不仁，已经十五岁了，还不懂事，只想自己多玩会儿。奶奶卧床五个月，开始我还能照顾，其实也很粗糙不细心。后来不耐烦了，大声嚷她，抱怨她撕被子。我体会她长期卧床之苦吗？争取过为她治病吗？在我的生活里，人们只能自生自灭地活着，从没有看到人去治病，只有活命钱，没有治病钱。父亲长年咳嗽，也从没看到他去治病，吃点营养的食物，或者在家休息。奶奶没有得到过一点医治，一直卧床到死。当时自己也没觉得不妥，这只是中国平民百姓生活的常态罢了。第二张照片是1961年春节，是我们一家四人的照片，那是大饥荒时期，长期饥饿使父亲浮肿了脸，照片上的模样是走形的，每天还要拖着病体去出力干活。姐妹三人穿的新衣，是父亲亲自去扯了花布，以每件一元的花费请人手工缝制的，衣服都很大，花去了一家全年的布票。希望我们能多穿上三五年。式样也不美，可是爸爸为了满足我们新年穿新衣的愿望，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不懂感激他，还常常给他添麻烦。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我们姐妹三人天天明争暗斗，常常为吃多吃少，向父亲告状。父亲有时不免同情我弱小孤立，有时也批评我好斗。我三.四岁没有娘，父亲一手带大我，还要做工养活我们姐妹三人。1米82的父亲每月靠32斤粮票，住在单位，吃食堂伙食。没有任何肉.蛋付食补充，每天只有“飞机包菜”. 青菜。又经过人手缩水的一日三餐，只能让人记得一种滋味“饿”。至于穿，即使是1954年冬，屋檐挂下比扁担还粗的冰锥，一家人只穿空心旧棉袄，每个人手脚都生出冻疮。父亲承受着饥寒交迫，阶级斗争和身体病痛三座大山。我从小糊涂，使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但没有希望，反倒等来了更大的失望。1966年，文革的暴风肆虐中国大地，父亲又成为单位批斗对象。在下关区一个小厂里，被套上“反动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以自己的徒弟为首的工友们批斗，坐飞机，遭掌摑，他回家不说。直到被造反派打断四根肋骨，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文革还没有结束，我正在江浦农村插队，失去城市户口，失去口粮和一切计划供应，象一只寒冬里被剥光羽毛的鸡，不能自己觅食，只能卷缩在某个屋檐下的时候，父亲轰然倒下了。1975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观察室里，没有住院治疗，没有用药抢救，稀里糊涂地很快被医生宣告死亡了。父亲真是那时就离开了这个不能容纳他的世界吗？死亡真的会这么快就降临吗？至今，我一直怀疑那天是不是真死了？还是医生误断了？虽然当时我已经27岁了，在贫下中农第7个年头的再教育下，除了能吃苦之外，什么也不懂。我们被人漠视生命，也漠视他人的生命。草率地听从了医生的话，并没有尽力去医治。几十年来，我不断梦见父亲并没有死，住在厂里，我想去接他却又耽延了。这就是我的灵魂在审判我。不仅是我的错，更是我的罪。因为我坚持要上高中，结果长期依赖父亲供养，不仅是经济重担，还有更重的精神压力：“我的孩子受我连累，永不会回城了”。他把忧虑深深地埋在心里，无人诉说，无法改变。他熬过了大饥荒，再也熬不过大动乱，熬不过女儿没有希望的年月。熬不过一人万岁，全国有罪的时代。父亲的死，使我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加给父亲的双重重担。父亲病危时，悄悄地拿出冒险保留下来的家谱，颤颤巍巍地用钢笔写下他这一代的家谱，他已经无力再留下自己引以为豪的毛笔字了。一天，我堂哥来，父亲拿出家谱，怯生生地递给蒋家唯一的男丁，“我要这个干吗？”堂哥象碰上了烫山芋一样，赶紧缩起手，大声哈斥他，讨要一个旧木橱，木橱曾是父亲的叔叔传下来的，堂哥更愿意继承物质财富。中国人，包括我大多数就这德性，眼里算着先人的物质遗产，就忘了精神财富更造就人。堂哥想过没有，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人继承祖父的绘画才能，没有人继承父亲的毛笔字和数学能力。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亮光在哪里？我们只是活下来罢了。在丧失了任何个人意志的国家权柄下，人的生产力在哪里？没有一位亲友.同事到场，没有一位领导.邻居过问，劳苦一生的父亲，没有得到世上任何人包括自己亲人的承认，那怕是表面上的。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在57岁的那年，孤独地带着“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冰冷的世界，推进了织热的火炉。他的专研，勤劳，节俭，都不能庇护自己过温饱生活，尽天年的生命。没有平反，没有补偿。因为他是文革运动所波及的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小到没有地方承认：曾经加过这一切的苦难。父亲的一生迷失和淹没在战争与动乱之中。父亲比鲁迅笔下的孔已己优秀，却比孔已己更加不幸。他师范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擅长数学，喜谈古今历史。不过，我是他唯一忠实的听众。他原先做教师，后为民国储运局公务员，因不善人际关系，不韵官场潜规则，直来直去，常与上司及同僚发生矛盾，工作被多次调动。1948年初，父亲弃职从重庆回到家乡南京。我自幼从父亲那里听说：国民党腐败，有很多人吃空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佩服共产党紀律严明。他认为解放军好。我上小学时，要填写家庭成份，我问父亲 填什么？他说“伪职员”，我再傻也知道“伪职员”不好，那是家庭成份定你一生尊卑的岁月。我不肯，说填“职员”，“不行！”父亲急红着脸，我只好依他填上“伪职员”。初三毕业那年，我信心百倍地要去考师范。班主任王秀清老师未卜先知地说“：你考不取的”。果然未考取。至今也不知是否与“伪职员”成份有关？如果考取了，又成了一名教师，我不一定有能力站在历史的大讲台上，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不一定能审判自己的灵魂，还是父亲影响来的人生好。父亲虽然遭遇旧政权的排挤，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适宜改事新党。从此，弃文学工，先在上海办农场，后在南京开作坊。本来已回归乡野，与世不争。然而，1958年，农村公社化，城市合作化运动让他别无选择，合作了别人，化掉了自己。他把自己的工具技术贡献出来，又研制出盲人用工具，帮助了一批盲人生产自救。却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至今留在老盲人的记忆里。不过父亲比起在甘肃省“夹边沟”改造的3200名右派来说，还算是好的，1957年到1961年，三年中右派，死去十分之九。只剩下300人不到。文革把大多数人变成活鬼，又把多少人变成寃鬼？等到了有统计的一天，一定不要忘了我父亲。父亲是屡次政治斗争中众多被弃用的“孔已己”之一罢了，他们生前不仅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还被自己的子女憎恨甚至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不应该率先悔改？我们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自己率先悔改，才有希望呼唤全国人的悔改。无论你有多荣耀的地位，都必须面对你的灵魂。否则，当你人生不可避免的2012年来临时，将如何面对？历来以“人之初，性本善”而 立论的中国人，却不断演译着由善向恶的社会历史。与其如此，还不如先认清自己的恶，或许会有向善的希望，悔改与感恩是医治人灵魂的首剂良药。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封建专制里来，要到民主法制中去。一个从不知悔改的国民能做到吗？
2010年11月23日 莹火虫
我平素最无条理，东西乱放，丢三拉四。却有两张老照片，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和多次搬家，竟然也能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只觉得不是我保存了照片，而是亲情不丢弃我。翻出老照片，加洗了几张，旧照带着我穿过时光遂道，回到了五十多年前。1954年4月12日，我不满6岁。那天，天气晴好，有着现在看不见的蓝天碧云。大姑妈，奶奶和我在中山陵博爱坊前，照相者说：“老年人往小孩这边靠一点”。其情其景，就如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深深映在我脑海里。可见中山陵之行，在我心中有多高的地位。那时，中山陵不通公交车，我们是坐马车来回的。高大棕色的马，口里呼呼地喷着热气，不停地摇晃着长尾巴，拉起车上相对而坐的顾客，得得地跑上一阵，就在马夫“吁——“的口令声中停下来，一边等顾客上下，一边忙里偷闲，拉出粪蛋，热腾腾地滚落在帆布兜里，颇有田园风趣。大姑妈说：“小青没去过中山陵，你姐姐去过了，这次带你去”。这句话温暖我五十多年，让我心存感激。在我家破落卑微的日子里，富有的姑妈能满足没娘孩子的愿望。使我感觉到被人在意，受人所爱。可惜，这心灵上的亮光如流星一划，跌落在黑暗的夜空中。这黑暗既来自世界，也来自我心灵。在天天人与人要斗争，总是审判别人，唯独不审判自己的社会环境里，我被潜移默化，失去感恩之心。大姑妈多年免费提供花园一样的住所，我感激过吗？奶奶每天为我们做饭，为我做鞋扎破手指，我感激过吗？爸爸独自一人养活三个孩子，受累受气去工作，为我们交学费，我奋发过吗？也就在那一年，爸爸去新街口卖自产手工品，一连三天都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我，爸爸到哪里去了？奶奶小脚又不识字，无处去寻。 我每天盼到天黑，孤独地带着失望睡去。 想都没想过去报告派出所，因为那只是个给人定罪的地方。我天天夜里梦见爸爸死了，出车祸了。三天后，爸爸才回来。我怀着负疚感告诉他，梦见他死了。爸爸安慰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原来爸爸让交警误认为是一个不听指挥，乱摆摊点的人，被抓住关了三天。爸爸回来后，只是苦笑着说了这段经过，绝没有半点现在人要维权的念头。那是1951年镇压反革命，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无论何人，都怕随时被定罪，吃点小亏，那是祖上积德了。1963年夏天，当奶奶年老病痛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麻木不仁，已经十五岁了，还不懂事，只想自己多玩会儿。奶奶卧床五个月，开始我还能照顾，其实也很粗糙不细心。后来不耐烦了，大声嚷她，抱怨她撕被子。我体会她长期卧床之苦吗？争取过为她治病吗？在我的生活里，人们只能自生自灭地活着，从没有看到人去治病，只有活命钱，没有治病钱。父亲长年咳嗽，也从没看到他去治病，吃点营养的食物，或者在家休息。奶奶没有得到过一点医治，一直卧床到死。当时自己也没觉得不妥，这只是中国平民百姓生活的常态罢了。第二张照片是1961年春节，是我们一家四人的照片，那是大饥荒时期，长期饥饿使父亲浮肿了脸，照片上的模样是走形的，每天还要拖着病体去出力干活。姐妹三人穿的新衣，是父亲亲自去扯了花布，以每件一元的花费请人手工缝制的，衣服都很大，花去了一家全年的布票。希望我们能多穿上三五年。式样也不美，可是爸爸为了满足我们新年穿新衣的愿望，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不懂感激他，还常常给他添麻烦。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我们姐妹三人天天明争暗斗，常常为吃多吃少，向父亲告状。父亲有时不免同情我弱小孤立，有时也批评我好斗。我三.四岁没有娘，父亲一手带大我，还要做工养活我们姐妹三人。1米82的父亲每月靠32斤粮票，住在单位，吃食堂伙食。没有任何肉.蛋付食补充，每天只有“飞机包菜”. 青菜。又经过人手缩水的一日三餐，只能让人记得一种滋味“饿”。至于穿，即使是1954年冬，屋檐挂下比扁担还粗的冰锥，一家人只穿空心旧棉袄，每个人手脚都生出冻疮。父亲承受着饥寒交迫，阶级斗争和身体病痛三座大山。我从小糊涂，使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不但没有希望，反倒等来了更大的失望。1966年，文革的暴风肆虐中国大地，父亲又成为单位批斗对象。在下关区一个小厂里，被套上“反动技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以自己的徒弟为首的工友们批斗，坐飞机，遭掌摑，他回家不说。直到被造反派打断四根肋骨，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文革还没有结束，我正在江浦农村插队，失去城市户口，失去口粮和一切计划供应，象一只寒冬里被剥光羽毛的鸡，不能自己觅食，只能卷缩在某个屋檐下的时候，父亲轰然倒下了。1975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南京红十字医院观察室里，没有住院治疗，没有用药抢救，稀里糊涂地很快被医生宣告死亡了。父亲真是那时就离开了这个不能容纳他的世界吗？死亡真的会这么快就降临吗？至今，我一直怀疑那天是不是真死了？还是医生误断了？虽然当时我已经27岁了，在贫下中农第7个年头的再教育下，除了能吃苦之外，什么也不懂。我们被人漠视生命，也漠视他人的生命。草率地听从了医生的话，并没有尽力去医治。几十年来，我不断梦见父亲并没有死，住在厂里，我想去接他却又耽延了。这就是我的灵魂在审判我。不仅是我的错，更是我的罪。因为我坚持要上高中，结果长期依赖父亲供养，不仅是经济重担，还有更重的精神压力：“我的孩子受我连累，永不会回城了”。他把忧虑深深地埋在心里，无人诉说，无法改变。他熬过了大饥荒，再也熬不过大动乱，熬不过女儿没有希望的年月。熬不过一人万岁，全国有罪的时代。父亲的死，使我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加给父亲的双重重担。父亲病危时，悄悄地拿出冒险保留下来的家谱，颤颤巍巍地用钢笔写下他这一代的家谱，他已经无力再留下自己引以为豪的毛笔字了。一天，我堂哥来，父亲拿出家谱，怯生生地递给蒋家唯一的男丁，“我要这个干吗？”堂哥象碰上了烫山芋一样，赶紧缩起手，大声哈斥他，讨要一个旧木橱，木橱曾是父亲的叔叔传下来的，堂哥更愿意继承物质财富。中国人，包括我大多数就这德性，眼里算着先人的物质遗产，就忘了精神财富更造就人。堂哥想过没有，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人继承祖父的绘画才能，没有人继承父亲的毛笔字和数学能力。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亮光在哪里？我们只是活下来罢了。在丧失了任何个人意志的国家权柄下，人的生产力在哪里？没有一位亲友.同事到场，没有一位领导.邻居过问，劳苦一生的父亲，没有得到世上任何人包括自己亲人的承认，那怕是表面上的。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在57岁的那年，孤独地带着“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冰冷的世界，推进了织热的火炉。他的专研，勤劳，节俭，都不能庇护自己过温饱生活，尽天年的生命。没有平反，没有补偿。因为他是文革运动所波及的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小到没有地方承认：曾经加过这一切的苦难。父亲的一生迷失和淹没在战争与动乱之中。父亲比鲁迅笔下的孔已己优秀，却比孔已己更加不幸。他师范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擅长数学，喜谈古今历史。不过，我是他唯一忠实的听众。他原先做教师，后为民国储运局公务员，因不善人际关系，不韵官场潜规则，直来直去，常与上司及同僚发生矛盾，工作被多次调动。1948年初，父亲弃职从重庆回到家乡南京。我自幼从父亲那里听说：国民党腐败，有很多人吃空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佩服共产党紀律严明。他认为解放军好。我上小学时，要填写家庭成份，我问父亲 填什么？他说“伪职员”，我再傻也知道“伪职员”不好，那是家庭成份定你一生尊卑的岁月。我不肯，说填“职员”，“不行！”父亲急红着脸，我只好依他填上“伪职员”。初三毕业那年，我信心百倍地要去考师范。班主任王秀清老师未卜先知地说“：你考不取的”。果然未考取。至今也不知是否与“伪职员”成份有关？如果考取了，又成了一名教师，我不一定有能力站在历史的大讲台上，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不一定能审判自己的灵魂，还是父亲影响来的人生好。父亲虽然遭遇旧政权的排挤，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适宜改事新党。从此，弃文学工，先在上海办农场，后在南京开作坊。本来已回归乡野，与世不争。然而，1958年，农村公社化，城市合作化运动让他别无选择，合作了别人，化掉了自己。他把自己的工具技术贡献出来，又研制出盲人用工具，帮助了一批盲人生产自救。却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至今留在老盲人的记忆里。不过父亲比起在甘肃省“夹边沟”改造的3200名右派来说，还算是好的，1957年到1961年，三年中右派，死去十分之九。只剩下300人不到。文革把大多数人变成活鬼，又把多少人变成寃鬼？等到了有统计的一天，一定不要忘了我父亲。父亲是屡次政治斗争中众多被弃用的“孔已己”之一罢了，他们生前不仅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还被自己的子女憎恨甚至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不应该率先悔改？我们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自己率先悔改，才有希望呼唤全国人的悔改。无论你有多荣耀的地位，都必须面对你的灵魂。否则，当你人生不可避免的2012年来临时，将如何面对？历来以“人之初，性本善”而 立论的中国人，却不断演译着由善向恶的社会历史。与其如此，还不如先认清自己的恶，或许会有向善的希望，悔改与感恩是医治人灵魂的首剂良药。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封建专制里来，要到民主法制中去。一个从不知悔改的国民能做到吗？
2010年11月23日 莹火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