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市张俊荣:泰安袭警歹徒是权力安置的“定时炸弹” - 我烧网
从1983年走过来的人都对当时的“严打”有一个清晰的印象。1983年，8月25日，国家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惩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9月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将部分死刑复核权正式下放至地方各省高院。83年的严打只所以对大多数过来人记忆犹新，就是因为其严厉程度超过了人们对法律的认知。八十岁高龄的法学家陈光中举了一个发生在河南的例子： “严打”中，一对青年恋爱，遭女方家长反对。两人离家同居。女方家长报案说男孩子强奸了自己的女儿。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处了死刑。在“从重从快”取代了程序正义的严打时期，一个杀人犯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居然能在被判无期的情况下，五年后便洗尽罪名，成为游走在江湖上的“名人”，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其深厚的背景，也让人对司法的黑幕产生怀疑。据当初的受害者亲属说，刘建军当初的杀人手法和今天如出一辙。1984年，刘建军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据当初受害者的妹妹曹某说， “我们不服判决，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连续几年到省里和中央去上访，都没什么用。”而德州军分区第一干休所一位原负责人称，刘建军枪杀人后，一开始被警方认为“正当防卫”，“听说曹家找了好几个人准备打刘建军，要是‘小三’没开枪，他就是不被打死也差不多”。后来曹家上告，才重新收监。(《华西都市报》)可以见得，在强大的权力护佑下，通过重重的司法黑幕，杀人魔王在严打的浪潮中躲过了一劫，而放虎归山的结果是警察们渫血街头，想必当初办案的警察们已经退休，而当他们听到这一惨案时能否会有良心上的自责呢?我想，他们是不会的，因为枉法者在进行交易时，其心早已经心黑如墨、情冷似铁，他们应该是这次血案的直接责任人和策划者，如果他们已经古，天堂之门也不会向他们开启。
中国的法律总是不能站直身子，这是法制之殇，国民之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律都像是玩童手中的橡皮泥，任你揉捏成任意的开关，而这个玩童就是权力的化身。所不同的是，在强权时代，法制更多地是服从于最高权威，程序正义可有可无，法律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由于体制的原因，在强权力、弱法制的现实下，尽管程序正义履被提及，但在强大的权力主导下，程序正义就自然地被大打折扣，这就会导致正义的丧失、道德的沦丧。因此，司法腐败现象在权力社会是一个不治之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具有口号上的意义。2009年初，身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19宗罪的吉林市永吉县“黑老大”李海峰，被吉林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而14年前，曾徇私枉法为他所犯命案做手脚，使其虽犯重罪却被轻判的警察和检察员也受到了审判。李海峰当初自然其罪当诛，但在司法腐败却让他得到轻判并进一步做大，执法部门的枉法和失责是根本的原因。但人们不免会发问，如果他不那么嚣张，当初的司法黑幕能够揭开吗?
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也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司法的形象。有关专家指出，在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执法人员职务犯罪以及诸多腐败问题。要保证司法公正，首先要打击司法腐败。但在现有的体制下，如果不加强司法部门的独立性，让它具备独立的“人格”，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因为司法腐败的查处率毕竟是低概率的，同时它也是一种事后的行为，当腐败分子落网之时，公平正义早已经被践踏。当然，制度的变革需要一个过程，在现有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制约固然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劳永逸的事情则是大错特错了。
刘建军们固然的“邪恶的炸弹”，在司法黑幕下这样的“炸弹”我们难以计数。在我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没有变革前，紧要的是及时进行清理，防止其“定时爆炸”;同时，我们要防止新的“炸弹”流入社会，加强对权力和司法的制衡和监督，在现有制度上让司法腐败的发生率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也许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权宜之计了。否则，我们都将生活在恐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