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岭狐尾花路线: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参考: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
{ 本文摘编自台湾《思想》杂志2００8年9月第1０期《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回应「新民主主义者」陈明忠先生》一文}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于道场圣 坛,不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煳、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史素无渊 源的,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4０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歧视、隔 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谍"送绿 岛等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197０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期杂志反 反复覆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无 嘴"是当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他「反/共/义/士」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到「伤痕 文学」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传》、郭廷以 的《中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熘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个选区选 出的立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像带,除了绿色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1984年DXP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数 年后也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198０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其服务的 律师等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8０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当选,以便让他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关,还 要被游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21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的"我 们XX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们参与的 环保抗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销导向的台湾经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 廉价外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憷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着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19世纪中的欧洲,而是我们眼下的台湾。
　　8０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风气,或 许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朋友、以及参加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那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访 问学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