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伦碎片: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青年时报

  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长平

  时评是什么？它要干什么？

  A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250家报纸、20家杂志、25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讲得挺好的。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我的时评观是：“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B

  肯尼迪与弗里德曼

  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比如CCTV，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C

  恶搞与泄私粪

  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我对恶搞的定义，就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社会要给厕所政治一条出路。

  D

  “我爸”与“李刚”

  “我爸是李刚”，这一句话引发了对“李刚门”的围观，我认识几个叫“李铁”的人，很后悔，“恨铁不成钢”。回顾这几年，很多人开始把自己和“李刚”，也就是不正当的权势区分开来。“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不是对命运的抱憾，而是对自己的骄傲，假装羡慕，其实是调侃、嘲讽和切割。

  百度从GOOGLE退出中得到好处，不管它的道义怎样，但能挣钱，它的股票价在纳斯达克节节攀高。新浪微博的繁盛也是2010年另一面的表现之一，这既见证了新浪这样一个商业公司对中国网络环境的适应，也见证了个体网民对话语平台的如饥似渴。

  就微博来说，很多人在上面喊的仍然极端的口号，但如果那不是被控制的，就也有意义，社会是多元的，都应该有发声的平台，不需要所有人都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关键只在那是否他自己的声音。

  比如宜黄@钟如九，她就在微博发消息，当然也有一些官员，像@伍皓，不管他是在那里秀也好、说真话也好、说假话也好，都是很值得观察的现象。

  富士康的系列跳楼事件是很悲惨的，但就在去年5月，佛山本田汽车零件厂的工人罢工了，这很重要。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把自己的收成交给国家和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直接把肉身送到城市。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长大，却只能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去年5月，这些农民工在佛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往，我们听到的总是只有政府和少数专家、精英的声音，而佛山罢工事件，让这些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要求公民权利的个体出现在历史的现场。在有关方面看来他们可能是不安定因素，其实，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如果他们的声音被压制，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破底线的事件。

  上海静安大火被大书特书，那么多民众自发去献花，在媒体看来，这是在开始走向公民社会，我看也是为菊花正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诗大家都知道，在其中菊花是暴力反抗的体现，而在上海，菊花是默默的、有力的、深情的表达。

  我不想说历史到了关口，但2010确实是重要的。此外，我们也一直在倾听，而且希望能听到更多声音，包括总理的声音，从3月的要让人民有尊严，到后来的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