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栗栗24分钟视频截图:毛泽东一生的十大尴尬事:大将发难元帅夜逃---人物政治
纵是世界上最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一、割据井冈山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三、毛儿盖难局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