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柱图片:媒体难道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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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世界之大，中国之大，每天发生无数的事情。哪些事情能够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哪些事情可以成为媒体的头条，其中有很大的人为因素。媒体在教科书上被称为客观，客观公正也是媒体最基本的行业准则，但在实践中未必能够做到。仅选择头条新闻一事，人为的主观性就占了很大的成分。近日，一些国内媒体纷纷在重要版面发表评论，评论的对象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一段讲话。媒体在评论之前，大都加上了“据说”、“网上流传”等词汇。短时间内多家媒体不约而同齐上阵，以同一立场、不同角度的方式，批驳王立军的部分讲话内容，已经让人看到人为主观策划的效应。因此，评论蜂拥而至，它们的客观性令人怀疑。
    大多数媒体都使用了“据说”一词，我也没有能力去证实媒体“据说”的可靠性有多大，就当媒体说的是准确的，是王立军讲过的话，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众多媒体批驳王立军的讲话，主要集中在所谓“双起”问题。“据说”王立军局长的讲话如下：“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认为，王立军局长如果真的说了这个话，也没什么错。
    众多媒体在评论中基本上都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称其为“制造警察和媒体的对立”，“让舆论齿寒”，“舆论监督不堪承受之重”，“媒体还敢监督吗”？“到底谁是实际恶意”？“双起与双失（失言、失态）”，“是不是恐吓舆论”？“什么起来什么跌落”？“不寒而栗”，“令人担忧”，“公器私用之嫌”，等等。搜索一下相关评论发现，持中立立场的少，持肯定态度的更少。如果是对待一个错误的言论或对象，这种现象比较正常。但是，如果针对的是一个并没有错误的对象，这种现象就很不正常，它就是“群起而攻之”，像是一场“围攻”。而参与这一“围攻”的，都是有共同利益的媒体。面对警察需要维权的时候，一部分媒体感到自己利益可能受损，于是，站在共同利益的立场，部分媒体联合起来，开展了对王立军、对重庆警方的围攻。
    有媒体评论为媒体辩护说：媒体不可能每一次批评都准确无误，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要求记者拿出正确意见呢？在我看来，这个话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基于上述事实就在逻辑上要求媒体不承担错误批评、错误言论的责任，那就是荒唐的。我们应该明确一个事实，政府是公权力，媒体也是公权力。当我们说政府需要监督时，我们不能忘记：媒体也需要被监督。按照上述评论的逻辑——因为媒体不可能永远正确，所以媒体就不可以被“双起”的方式监督——，那么，同样的逻辑：政府也不可能永远正确，为何政府要受监督？为何政府可以被起诉？谁都不会否认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言论自由”永远都是有条件的，绝不是无条件的。对于个人来说，没有造谣诽谤的言论自由。如果个人言论有造谣诽谤的事实，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媒体这样一个“法人”机构来说，言论自由同样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符合事实真相。因此，王立军局长的话没有任何错误：如果媒体“歪曲事实真相”，就可以被起诉，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看不出这个话有什么错误。如果媒体“歪曲事实真相”而无需承担责任，我不知道当今世界哪个国家的“宪法”赋予过媒体如此巨大的“特权”。难道媒体因为肩负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就可以不负责任？
    还有媒体评论说，王立军局长的讲话是在“制造警察和媒体的对立”。这话一说，好像警察和媒体应该亲如一家才对。我到不主张警察和媒体亲如一家，也不主张警察和媒体要对立。我认为，媒体既然肩负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就应该保持客观公正。而事实上，当今很多媒体并没有坚持这一职业道德。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心目中，当今的一些媒体早已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客观公正”已经是一部分媒体的遮羞布。而且，恰恰是一部分媒体在某种顽固而错误的意识形态下，不断在中国社会制造各种对立。王立军主持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以来，重庆警察经过大力整顿，清除警察队伍中的败类，提高警察队伍的素质，大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受到当地百姓好评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种前提下，媒体指责王立军在“制造警察与媒体的对立”，依此言论，我不知道媒体和重庆警察，究竟谁站在民众利益一边。
    据我所知，王立军非常重视法制。在重庆打黑除恶的过程中，王立军要求各专案组聘请民间律师为顾问。他的思路很清楚：律师经常作为辩护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寻找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漏洞。因此，让律师参与打黑除恶的过程，有助于警察的依法办事，避免今后在法庭上因为办案过程的不严谨、不合法，而被被告方律师找到可趁之机，从而让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在疑似王立军局长的那段讲话中，他的意思也很明确：如果媒体“歪曲事实真相”，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权，向法院起诉。王立军的这一说法并没有排除媒体立足于“事实真相”的监督。而且，王立军的这一说法也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发生“歪曲事实真相”的事情，是非曲直由法院论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法制精神，并非像某些媒体夸大的那样，是对舆论监督的“暴力恐吓”。我们知道，“建设法制社会”是媒体经常提到的话题，也是媒体在进行社会批评时，经常指出的问题所在。为何王立军局长坚持“法制”精神，居然遭到如此多的媒体的质疑？有些媒体还把王立军局长的这段话与“跨省追捕”等行为联系在一起。知道什么叫“歪曲”吗？媒体的这种胡乱联系，就是对王立军讲话内容的严重歪曲！媒体对于王立军讲话的随意解读，就是“歪曲真相”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样的媒体，理应受到鄙视。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媒体应该严肃认真地反思自己：为何媒体的公信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日益下降？为何老百姓已经把记者中的“名记”、“娱记”称之为“名妓”、“娱妓”？那是因为，当今的部分媒体已经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媒体客观公正的职业要求即将成为亟待拯救的濒危对象。在这种时候，号称肩负“舆论监督”责任的媒体，不光需要自我反省，也确实需要被监督。媒体决不能因为自己承担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就可以滥用自己的特权。王立军的讲话如果是真的，之所以遭到一些媒体的“围攻”，无非是打到了某些媒体的痛处，这些媒体因为担心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受制约，而不惜以歪曲王立军讲话的方式，开始媒体自身的“维权”。只可惜，“歪曲事实真相”永远不可能成为媒体自身维权的内容。因而，媒体“围攻”重庆公安，无论结果怎么样，媒体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歪曲事实真相”这一条基本原则，否则就应该受到法律追究，这一点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