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歌日语版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主流经济学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8月22日，星岛环球网以《中国贫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临新挑战》为题，讲述了林毅夫对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些观点。 　　

    林毅夫受西方赏识而被聘任为世界银行副行长，他和其他精英一样，按照西方资本意愿，许多年一直极力推动我国向国际资本主义接轨，搞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造成我国贫富悬殊状况。林毅夫称我国的贫富悬殊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其实，出现这种状况，这里面就有林毅夫、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重大功劳”。　　

    但是，当私有化、市场经济改革造成我国的贫富悬殊，引起广大民众对这改革的巨大不满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出来“分析” 我国贫富悬殊的原因。不过他们的“分析”不是分析，是掩盖，是企图掩盖正是他们极力推行的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是造成我国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当然，他们的“分析”不仅是掩盖，而且还是打扮，他们企图通过他们的“分析”，把自己扮成反贫富悬殊的斗士。主流经济学家真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　　

    例如，林说：“贫富悬殊部分要归咎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林毅夫批评，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将由此产生的所得不均问题留给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处理。他写道，‘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这不应透过再分配来达成。’”林做出一副关心劳工利益，反对贫富悬殊的样子。但在林毅夫话中，他回避劳工利益受损、贫富悬殊产生与发展，与产生人剥削人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关系。相反他还说，“一旦实现完整的市场制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在他话中，似乎是中国特殊的、不是“完整的市场制度”的“经济模式”才造成中国贫富悬殊，而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将缩小贫富悬殊状况。　　

    但是，林毅夫关于“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下似乎不会出现“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还能“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并将缩小贫富悬殊状况的说法，甚至经不起他们主流经济学家经常宣扬的理论观点的批驳。　　

    主流经济学家常说，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理论观点的出现，是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榨表现出的资本的贪婪、残酷是掩盖不了的，为此，资本豢养的经济学家就只能对其进行无害化的、“合理”的解释。因此，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不过是资产阶级学者对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剥削、压榨等损害他人利益的贪婪、自私行为，进行淡化、粉饰处理的说法。但是，即使不从资本对劳动剥削、压榨的真实阶级关系出发，而是从主流经济学家也经常念在口上的、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粉饰性说法出发来分析，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的主要、强势的市场主体——企业（实质是资本），在其与弱势的市场主体——劳工的关系上，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必将使“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也必将使资本为主的富人的收入增长高于穷人，从而加剧劳动与资本间的贫富悬殊。　　

    另外，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编的一些书中，也可见到有关市场经济将造成贫富悬殊这样的论述。例如在吴敬琏（他可是因为极力鼓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而闻名）主编的一部工具书就讲道；“在个人收入分配等方面，通过市场体系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由于市场经济决定的个人收入的分配往往形成很大的不均等。而且对于那些缺乏挣取收入能力的人以及找不到工作机会的人，市场体系也不能提供支持或者维持他们的生存。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市场失效，认为需要政府干预，采取措施来减轻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以及对不能维持生活的人给予一定的接济，以防止社会的动乱。”（吴敬琏、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第1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则表现在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宏观调节，设法减轻或者消除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带来的由收入不均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大量失业和过度的通货膨胀，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得到一定的保障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上书的第57页）　　

    吴敬琏主编的1993年出版的书中,白纸黑字写着市场经济“难以实现社会认为的公平”，并且会造成个人收入“很大的不均等”，造成“贫富悬殊”。对此，应该“政府干预”、“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来“减轻”这种贫富悬殊。而历史实践也告诉我们，我国在精英们搞的市场经济改革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当时的贫富悬殊远比现在小。　　

    而林毅夫的讲话中，举不出有关经济统计数据或事例来支持自己的市场经济能够缩小贫富悬殊的观点；甚至不能用简单道理说明,市场经济为何能缩小贫富悬殊。一个严谨的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应有大量论据来给予支持，这本是常识，但林先生却作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林毅夫只是提出一些不能用论据、论证来自圆其说的的观点。　　

    其实，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压迫（现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只可能在市场经济下运作），损害劳工利益，使资本聚集巨额财富，产生了劳动和资本间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因此，不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也有严重的贫富悬殊。可以证明这点的统计数据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略举一些。　　

    1992年3月，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从1978年到1989 年的几年间，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了77%，占家庭总数20%的收入最低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9%，占家庭总数20%的较低收入的家庭也下降了1%。在美国总共6600万个家庭中，在这几年里有2460万个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没有分享到美国经济发展成果，反而情况恶化了。在这几年里，美国家庭纳税后的总收入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净增了7,400亿美圆，其中96%被收入较高的20%的家庭所占有，而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又占7,400亿美圆的60%。市场经济下，美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这样几乎全被以资本家为主的富人所占用。　　

    1995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为纽约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报告，援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指出，占美国全部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沃尔夫的报告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对此，在谈到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那只“无形的手”给“社会带来好处”时，沃尔夫教授说：“竞争那只无形的手不是友善的手，不是仁慈的手，”“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那只手的打击’，因此按照比例，它们的贫困程度不那么严重，过分富裕也少了些。”　　

    1996年3月29日，美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报道，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罗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上发表文章说，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进一步加快。在美国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占人口10%的美国穷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国一般人（这中间包括大量的“中产阶级”）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就股票资产而言，全美国77%的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掌握在占人口5%的最富有家庭手中，而占人口80%的中、下层家庭只拥有上述资产的1.8%。　　

    2007年10月14日， 星岛环球网一名为《国税局：贫富差再加剧 高收入者收入创新高》的文章写道：“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美国人2005年的收入所得占据全国总收入的两成多，创下一战以来的历史新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数据显示，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21.2%，……同时，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却变得更穷。在2005年收入所得占全国总收入的12.8%，这比2004年的13.4%有所降低，也低于2000年的13%。”　　

    2008年7月23日，星岛环球网刊载了名为《美国人收入差距扩大 最富人群升至70年高点》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发布的数据，……1%最富有美国人2006年在全美调整后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22%，高于2005年时的21.2%。”　　

    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的数据表明，因为资本将其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以“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形态出现的美国大资本家庭成员收入，其收入增长远高于劳工大众收入增长（并且在许多时间里，很多劳工大众实际收入是负增长），导致大资本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大，劳工大众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比重越来越小。美国约3亿人口，2005年，300万“全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美国人口中的一半属于低收入这一群体”（这一群体占美国人口一半，约1.5亿人）的总收入的1.65倍。在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连资产阶级办的星岛环球网也说“贫富差再加剧”。　　

    林毅夫极力鼓吹用市场经济来缓解贫富悬殊，林毅夫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是，作为“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做到了吗？市场经济分明将加剧贫富悬殊，他却说他将用市场经济缩小贫富悬殊，明明是要将劳动人民推向更深的贫富悬殊深渊，他却做出他是将民众救出深渊的样子。分明是婊子，硬要立牌坊。　　

    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要消灭贫富悬殊，必须消灭产生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消灭剥削和被剥削，才能为消灭贫富悬殊，建立和谐社会打下基础。相反，企图在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情况下消灭贫富悬殊，不是幼稚，就是欺骗。　　

    中国贫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临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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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令各国商家垂涎。国际品牌从必胜客到劳斯莱斯无不愈来愈仰赖中国市场来带动成长——中国零售销售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1.4%。卡地亚珠宝和万宝龙墨水笔的厂商Richemont上周才表示，其季度销售强于预期，是拜中国大陆和香港需求强劲之赐。　　

    路透社报道，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虽然富豪数目日益增加，2005年时中国仍有2.04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所得如此悬殊，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及政治难题之一，这也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新论文颇值得一读。　　

    在出任世行高位前，林毅夫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经常对政府提出发展建议。在澳洲国立大学和Asia Pacific Press共同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两难(China's Dilemma)》中，林毅夫指出，贫富悬殊部分要归咎于中国经济模式的根本缺陷。　　

    林毅夫批评，共产党以“效率”之名将企业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将由此产生的所得不均问题留给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去处理。他写道，“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穷人的收入增长高于富人，但这不应透过再分配来达成。”　　

    危及社会稳定　　

    林毅夫称，企业或许因政府着重“效率”而财源滚滚，但这不过是因为政府给予庇护，令它们免于面对市场竞争，且可获得国家巨额的补贴。“然而这些获利基本上是一种财富转移，势必会导致社会不稳，”他警告称。　　

    林毅夫的建议可归纳如下，看起来像是激进的宣言：　　

    ——中国必须推动小型银行来帮助小型企业成长。他抨击目前体系让国有银行放款给大型企业进行资本密集的投资，而像是农民若想贷款添购鸡舍则根本求助无门。　　

    ——应显著增加对资源企业征税。林毅夫指出，税费太低让一些矿产和石油公司大发利市，进一步扭曲收入不均的情况。中国对这些企业的税费率仅1。8%，美国则为12%。　　

    ——尽可能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这将可降低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以及企业利润。　　

    林毅夫称，“一旦实现完整的市场制度，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而事实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是扩大而非缩小了。　　

    亚洲开发银行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40.7窜升至2004年的47.3，已处于典型的拉美国家水平。印度的基尼系数明显较低，为36.2。(在所得完全平均分配的社会，基尼系数为零；所得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则基尼系数为100。)　　

    以另一指标衡量，中国在1978年展开市场改革时，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6倍，而到2006年时已扩大至3.3倍。林毅夫称，这是全世界贫富最悬殊的现象之一，他写道，“古谚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