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麦加工设备:解读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以战止战获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
周恩来经过再三解释与争取，仍未如愿，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至少还需要两个至两个半月才可能准备就绪……这是一个有直接关联的因果：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无任何胜算的把握。苏联空军既无可能就位，那么，中国还能出兵朝鲜吗？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通知北京和平壤，告之他们的决定：准备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
这是朝鲜战争最为传奇的一刻。在收到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说中国放弃出兵，这是最有可能的时刻。但是，第三天，毛泽东做出了决定，在给周恩来的连续三份电报里，均明确表示：中国出兵！
历史无可假设，后世读史者如果失去对历史现场的深度勘探与认知，无法理解当事人决策的曲折与艰难，当然也无法理解一场战争的价值与意义。
和平与战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这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与斯大林首次见面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的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要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的回应直接而肯定，《毛泽东传(1949～1976)》里记录：“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5年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20年至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和平是否可期，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一年早些时候，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他与斯大林会谈的问题清单里，排第一位的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和平是新中国最迫切的需求。
和平可期，并非简单的乐观。中国、苏联与美国的三国关系框架，是理解国际形势的方法论。1950年1月5日，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也即在与斯大林讨论“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国际和平”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谈话声明：美国已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停止军事援蒋，不干预台湾问题，同时亦将从朝鲜退兵。随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解释说：美国在亚洲的环型防御线从阿留申群岛穿过日本和冲绳到菲律宾群岛。这意味着，朝鲜和台湾从战略要害地区排除了出去。
在对未来良性的预期里，这年5月19日，中国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中央军队整编复员委员会，决定在一年内复员120万人。稍后，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共中央电告华东局：要把“准备占领台湾”作为我们几个月内四大工作之一。即使朝鲜战争打响，当年的6月30日，被称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支柱”的土地改革法令颁布——这个时候，和平仍然是中国的期待与预期。
而战争改变了这一切。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观察，意义重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论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具有国际背景的内战，是朝鲜人民的悲剧性历史的现代的体现。一方面，它加深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另一方面，它对战后亚洲的国际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当代历史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观察这一划时代事件，重回历史现场自然重要——阅史者进入“现场”不免稍觉意外。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声称：“在这种情况下，GCD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据此，我还要求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军参战。
甚至在命令美国军队参战前，美国方面即将其矛头指向中国，这当然令人意外。它的后果，
美国为何如此迅速改变战略，决定介入战争？一般认为：“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视为GCD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更微观地看，历史学家揭示的短期因果：美国放弃朝鲜与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预期下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又被视为不会介入的事实部分，并由此形成预判……
更重要的是实力对比，即使中国方面对此的分析，也是偏重于这一比较。《毛泽东传(1949～1976)》里描述说：“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设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
如此悬殊的差距，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所表现的骄横便容易理解，在其回忆录里，麦克阿瑟描述当时他的判断：“由于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为父亲撰写的传记里记录：“‘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父亲问。‘可能性很小。’麦克阿瑟将军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
独立与富强
回应杜鲁门的宣示，中国政府也迅速而直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中国政府在7月间决定将原来广东、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38、39、40军调往东北，和第42军合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但是，局势的演变比想象的要迅速而恶劣。
美国军队9月15日在朝鲜仁川登陆，迅速北犯……在后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周恩来的报告指出这样的事实：“从8月27日到昨天(10月23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飞到了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在将台湾视为自己“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后，美军开始了直接而赤裸裸地对中国大陆的侵犯。
10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推进。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此前的国庆讲话，周恩来总理已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实力对比加之进军顺利，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对此的判断是：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对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声明置之不理。
以常理度之，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分析，未必失当。
胡乔木后来回忆，出兵朝鲜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两个决定之一(另一个是1947年与国民党决裂、开始解放战争)。这个年代的中国，不仅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巨大落差，中国的困难也超出想象。在《李富春选集》里，这位中国经济运作重要的当事人描述当年：“1949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1/4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统计表明：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21%，棉花产量约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54.4%，耕畜减少了16%。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这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及印度一半。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动感情：“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相对应于情感因素，从理性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记录当时不同意见主要是：“(1)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2)土地改革工作尚未完成；(3)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4)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5)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这些当然都是实情。
这种种困境之上，已经开战的战争可能形成的格局，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分析：“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们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鸭绿江1000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战争按此形势演变，彭德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在此推演下，就有了彭德怀极著名的一句判断：“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后来，毛泽东跟金日成描述当年的决策：“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现实的演进及其考量，当然是形成决策的关键。但是，仅以此来观察毛泽东及他那一代中国GCD人，将远远不够。更早一些时候，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便有清晰论述：“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才是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理想与使命。无此体察，我们难以摆脱庸常之人现实与实力计算的低级别的窠臼，更无可理解一代伟人选择之超越性基础。即使朝鲜战争打到极端，周恩来的论述既悲壮，也有一代革命家极其令人景仰的担当，他说：“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战争与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告结束。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一定具有同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里论述这场朝鲜战争：“鉴于这个新共和国令人尊敬的军事强国的地位正是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卓越战绩确立，因而有必要对这一地位的如何取得作一简单回顾。官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史这样写道：虽然中国红军只是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但从它自身具备的战略战术水平来看，仍不失为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不妨说，由于武器装备的某些不足，它在军需方面是贫乏的。然而，它的半游击的战术正是建立在一种没有重武器和大量运输负担的机动性的基础上。在同一件事上，穿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士兵都高出一筹，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任何一个敌方阵地。只有经过这样遭遇的美国人才能理解，在半夜，那些精灵一般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进攻者的手榴弹爆炸和冲锋枪扫射是何等令人胆战心惊。新闻记者们喜欢说什么‘亚洲游牧民族的人海战术’，这与事实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中国人进攻的单位很少大于一个团。甚至这样的兵力也往往被分散，化为一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排规模的穿插运动。中国红军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人众，而是因为其骗术和奇袭。”
当然，这场战争也让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此后长达20年时间，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同时，也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这是战争改变的历史走向，但将这场战争置于更宽广的背景里，它的价值与意义自有另种面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被动而失败的各种屈辱的战争经历，经此一战，面貌大变——《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论及：“这个胜利，是在对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条件下取得的，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使最克制的历史观察与评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如此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冒险付出的代价确实很高，但安全得到了保障和中国国际威望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超过了代价。”
我们从历史性的观察与评论回到历史现场。停战协定签订稍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传(1949～1976)》解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后人读史，面对这段历史不免深觉吊诡，对于新中国最重要的和平时期，却需要用“以战止战”的方式获得，这断非普通人能够想象。
在这个时刻，再来回观出兵与否的争议及其最终拍板，即使力挺出兵的彭德怀亦有如此深沉的感叹与重要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富强中国的条件与路径
中国所有和平的期待，为的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那么，朝鲜战争改变了什么？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呢？
实力对比与国家的战后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权衡因素，以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操盘人——分管财经的中财委主任陈云的角度，他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并应对它呢？这其间还稍有曲折。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陈云传》的编写者：“薄老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薄老讲：‘陈云不同意出兵。’我说：‘奇怪了，陈云同志回来讲，毛主席定了以后，他很支持，没有说不同意嘛。’1986年，我问过陈云：‘出兵朝鲜你不同意呀？’他说：‘谁说的呀？’我说：‘一波讲的。’他说：‘这有一个过程。’”陈云为什么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陈云问毛主席：“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来轰炸内地，把经济搞乱？”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
人均国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仅有27美元——这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加之战争，陈云将如何掌控并扭转这般局面？精彩之处在于，毛泽东所肯定表示的“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对“战时经济”的制定者陈云而言，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在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周后，陈云、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对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的对策。对抗美援朝开始后时局的发展，陈、薄提出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这三种可能性究竟以哪种可能性作为对策的准备基点呢？在陈、薄的对策报告里指出：“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如时局只变到第一种局势，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时局变到第三种局势，则财经对策需另制。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一个国家战争的应对，资源重组，绝非静态的收支增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描述：“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会严重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是不少人曾经有过的担心。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国内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而战争进行一年，直到最后战争结束，其局势亦确如毛泽东所判断，“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
结果，有力的运筹与应对，加之全国民众爱国热情所促发的国内生产建设——1951年的经济数据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财政总支出122.5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04%和80%，达成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局面。而且应对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和文化事业经费，也大幅度超过上一年的17.5亿元，达到37.6亿元。
在战争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但是，这是那一代中国治国者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因有这般良势，建国初的“三五年恢复”，开始精确化——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按此目标，1953年将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那么，编制五年计划成为重要任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五年计划里的那些启动并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内容，由何而来？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协定规定：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在5年内分期交付，用来偿付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贷款年利率很低，定为1%。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引进大型项目50个。这是新中国尝试利用国际资源工业化的开始。那么，五年计划，重点在那里？周恩来在《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里提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
这显然是深远影响后来，直至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方向选择。回到历史现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轻工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方向，而当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全面展开时，重心转向了重工业，为什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此的解释是：“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已有设备的利用率还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在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只有92.3万吨，在1949年只有15.8万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量产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矿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很短。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落后。至于精密工业、国际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拟。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最后，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为11%与89%。
重工业的方向既定，没有苏联的支持，完成它，甚至仅仅是完成计划编制都没有可能。那么，在已经在1950年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两国关系框架里，苏联的支持没有疑问？历史哪有如此轻易之事。当时中苏两国面临的甚至是“信任”问题，按毛泽东的形象说法，“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
朝鲜战争，中国出兵作为决定性因素，解决了中苏双方的信任问题，并促使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中国的工业化，富强国家，由此发端。
中国最初工业化的启动时期——“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如此评价。这由一系列重要增长数据构成：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要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比较——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1%)——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这本通史解释说：“苏联提供的技术帮助和资本物资，其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一场战争，从领袖的角度看，它解决了中苏的“信任”问题；而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观察，它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并因此形成基本路径。如果我们只将视角局限于战争本身，我们将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战争的价值与意义，又怎能忽视这样的结果呢？
中国立场
像朝鲜战争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受限于利益、知识格局以及资料来源种种，多数分析的局限性当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这种种之上，这场战争的独特性尤其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却需要被重新认识。传统的朝鲜战争分析框架，其主流系中苏联盟对抗美国集团，亦即社会主义集团对抗资本主义集团——在冷战框架之内。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论，但是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富强”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种种选择，在此种框架之内，却是传之不远，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论者歧义多重之局面。
讨论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确定中国本位与立场，才是关键。自此出发，这场战争的中苏/美国的“冷战”结构，或者改由中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苏联/美国三角框架的方法论，才是破解之道。幸运之处在于，随着苏联档案材料的解密，我们已有机会重建中国立场。
那个细节，价值重大。当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向中朝双方发出电报：放弃北朝鲜……这时候，曾经的讨论相对都集中于如果中国不出兵，在中国/美国结构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险一如彭德怀所言：“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国城市已遭美国军队轰炸。
那么，在中国/苏联的结构里，中国会面临什么格局？
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是斯大林的一个承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出一个喷气式歼击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杨奎松在其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还综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是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兵与否的军事讨论部分，有无空军的支援甚为关键。中美双方在此项对比上，最为悬殊——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中国进兵，甚或国内亦将难保。
对苏联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
这个结果当然令人震惊。要理解其间曲折，则须回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逻辑结构之中。
“二战”后苏联在亚洲利益的保障是《雅尔塔协定》，因此利益所系，沈志华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里描述当年的关系结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GCD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GCD最后取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面临调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长达两个月艰苦的谈判后，终于将其权益归还中国。《毛泽东传(1949～1976)》甚至评论两国为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那么，在失去了中国利益后，斯大林如何考虑苏联在亚洲的利益呢？沈志华分析：“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无可避免。但是，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战争，使之扩大……而这并不在斯大林的预判里面。
这时候，中国是否出兵至为关键；而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最后又集中到了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决定放弃。这是一个单纯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退让？并非如此。
在中国/苏联关系结构观察，沈志华推演这个时刻可能的演变：“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毛泽东如何破局？这当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与决策。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中国/苏联关系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已到最为紧要时刻。
在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高岗、彭德怀来京讨论，结论是维持出兵不变；这一决定传至苏联后，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彭德怀与高岗，要求他们回到北京再次讨论，结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后，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工业化之道路，由此确立。
破局的勇气当然会带来事先并未估计的结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线……历史的趣味在于，斯大林所顾虑的是苏联空军参战暴露后会激化美苏矛盾，而反过来看，华盛顿也有同样的顾虑。沈志华描述美国空军知晓其对手是苏联空军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历史，一个永无停歇的演进过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为明日因……
1958年，中苏关系交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国与苏联、美国的关系，至此完成了新一轮的演进与转换。那么，曾经划时代事件的朝鲜战争，还有可能面目清晰吗？后世阅史，当然是智力挑战。只是，关键在于，我们认真回到历史现场之际，有无基本的价值归依，即：中国立场。非此，何以立论？
讲政治就不会讲历史，讲历史就不会顾忌政治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时间:2010-01-20 20:11
作者:沈志华点击:219次
张曙光：今天是天则402次双周学术报告会，我们有幸请到了
沈志华：
至今，朝鲜战争的起源仍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我们发现了很多新的档案材料，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到的结论也相去甚远。我研究朝鲜战争有15年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修正。朝鲜战争涉及的问题很多，今天我就集中讨论它的起源。至于它的影响，比如中国的走向、亚洲格局的变化等，那是另一个大问题，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
学术界对朝鲜战争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理由就不说了，根本不符合事实，现在不但大家不相信，官方也不这样说。学术界对起源的分歧在于，一种看法认为是金日成为了朝鲜统一发动了朝鲜战争，它是朝鲜内部运动的结果，只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另一种看法正好相反，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重心的转移，影响了朝鲜内部的运动。在苏联或者苏联加上中国决定发动战争这种前提下，第二种看法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有人认为苏联要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契机，在亚洲掀起一场革命，于是，金日成就发起了战争，以解脱斯大林在欧洲遇到的危机，即苏联在柏林打了败仗，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人的说法也差不多，认为如果当初美国态度比较强硬，苏联可能不至于发起这场战争，很多人把责任加到了艾奇逊头上，因为他当时发表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公开言论。另一个方向就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恰恰相反，斯大林不是蓄意发起战争，而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决定的，但这种偶然背后又有其必然性，即苏联整个亚洲战略的变形。下面，我就主要讲讲我的看法，请大家评议。
对朝鲜战争起源的讨论的前提是，大家对史实的基本认定。随着俄中相关档案文件的披露，大家对朝鲜战争从发动到初期的基本史实，没有太大争论，有争论的都是对决策动机的判断。历史研究的难点就属判断决策的动机了，而这在GCD国家尤其困难。美国等国家文件解密后，非常公开透明，记载着空军、海军、总统等意见的报告都解密后，很容易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后来怎么想，为什么做改变。而GCD国家常常是领导人一人说了算，说变就变了，变的时候下面的人都不知道，苏联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恰恰就是问题的难点所在：我们很难判断苏联和中国决策者决策时的想法和目的。也正因为这样，学术界才存在争议。
朝鲜战争的起源有两个线索，一条是朝鲜内部的线索，如民族解放和统一等革命运动，另一条是国际线索，一般人是看美国和苏联或者中国和苏联，我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更重要的。说到底，我认为，朝鲜战争的根本起源是中苏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是因为中苏关系变化，才跟着发生了变化。朝鲜内部的线索比较简单清楚。朝鲜半岛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和苏联没有确定谁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因为都没想到战争结束得这么快。波茨坦会议只决定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海上问题由美国人解决，中国东北由苏联解决，谁知苏联一出兵，美国一扔原子弹，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就带来了朝鲜半岛的归属问题。其实当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朝鲜了。现在看来，斯大林算得很精确，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从中亚地区调了500多朝鲜人，然后南下以占领朝鲜。原来这些朝鲜人都住在远东地区，张鼓峰事件后，斯大林觉得这些朝鲜人不可靠，就把他们都迁到东亚了。战争快结束时，为了占领朝鲜，又调了几百人随军进入东北。这时，美国发现如果自己再不出面，整个朝鲜就要被苏联占了。于是，杜鲁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以三八线为界，朝鲜一人一半。当时，包括国防部官员等美国人都认为斯大林不会接受，而是会提三七线、三六线，甚至更南的界线。按美国人的设想，只要苏联同意分，什么界线都可以，把汉江以北全给苏联都行。没想到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以三八线为界，美国人以为斯大林脑子没转过来，其实斯大林脑子转得比他们都快。斯大林后来给杜鲁门的信中说，他认可三八线是有条件的，三八线不能只划在朝鲜半岛，还应该向东延伸。如果这里有地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三八线向东就把北海道划了进去，也就是说，苏联红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所以，交换南朝鲜的条件就是美国把北海道让给苏联。如果成功，苏联以后就没有日本北方四岛的麻烦了。但是，杜鲁门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甩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翻脸不认，斯大林的计划落了空，虽然生气，但因为已经认可了三八线，覆水难收，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遗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的势力被排除在太平洋之外。如果能占领日本，整个日本海以北的太平洋区域就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了。
战争结束后，美苏达成了占领朝鲜半岛的口头协议。苏联的外交部给斯大林写过一份报告，指出朝鲜元山、釜山、仁川、济州岛这四个港口中，只要占领两个，甚至一个，就能解决苏联建立远东战略基点的需要。这和从沙皇俄国到斯大林时期的太平洋战略都是有关的，其核心就是出海口。几百年了，俄国人都在为出海口而奔波，北边是波罗的海，南边是黑海，所以他们就和瑞典、土耳其打仗。东边是太平洋，所以沙皇俄国愿意出钱修中东路，强租旅顺港。沙皇当初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了去，1945年，斯大林又夺了回来。由此可见俄国人上百年来为出海口和不冻港所做的斗争。后来，斯大林没有采纳苏联外交部的方案，因为1945年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租用旅顺港30年，大连港的主权归还中国，但行政权归苏联，即行政首脑由苏联任命。实际上，旅大地区直到1955年都在苏军占领下，1949年以前，行政领导都是苏联人认可的。中国长春铁路从满洲里经过哈尔滨一直到大连，是中苏共同经营，股份平分。总而言之，这个条约保证苏联能够实现其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战略要求。而四个朝鲜港口中，除了元山在三八线往北一点，其他三个都在南朝鲜。要实现外交部的目标，必然会和美国产生矛盾，斯大林于是选择了放弃。美苏双方在朝鲜都采取了让步的政策，都不想和对方发生正面的冲突，这就是战争刚结束时远东的战略格局
我研究欧洲冷战起源的问题时发现，苏联对整个欧洲的政策就是搞“联合政府”，不管该地区是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按照雅尔塔协定，东欧本来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但苏联仍命令其推行联合政府，不能GCD一党执政。逼毛泽东上重庆是出于这种思路，对朝鲜也一样。苏联最开始没看中朝鲜GCD，扶持的是曹晚植。曹晚植有点像中国的孙中山，是很有名望的民主主义者。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由美苏中英共同对朝鲜进行托管。英国因为距离远首先提出退出，中国因蒋介石忙于对付GCD，也提出了退出。于是，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同朝鲜各民族政治派别组建临时民主政府，美苏托管一段时间后，组建起政府，朝鲜再独立。对于这项决议，南北朝鲜都反对。北朝鲜的领军人物就是曹晚植，于是苏联开始排挤曹晚植。曹晚植失踪后，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发电报，推荐金日成，说他年轻有为，对苏联很忠心，苏联这才把重心转到金日成身上。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进程受到了冷战的严重影响，不得不解散。美国人很聪明，把朝鲜问题交由联合国处理，这就使得朝鲜问题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联合国决定在整个朝鲜进行普选，金日成抵制联合国官员进入北朝鲜，于是，朝鲜就分成了南北朝鲜。金日成在北朝鲜举行的选举因为没有联合国官员的监督，联合国不予承认，而联合国在南朝鲜举行的选举，北朝鲜不承认。这样一来，1948年的朝鲜就形成了两个政府。当时，北方的状况远远好于南方，因为GCD一党执政效率很高，经过土改、国有化等，经济很快就恢复了，社会还很稳定。而南方因为推行民主，不同党派忙于政治斗争，不顾经济，整个社会是一团糟。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苏联单方面宣布撤离朝鲜。按道理，美国也要撤，但是李承晚不同意，要求美国起码要帮助南朝鲜训练一支部队。于是，美国又留了半年，帮助南朝鲜训练了一支国防军。1949年6月，美国军队撤离。此时的朝鲜没有外国军队，只剩下金日成和李承晚各自领导的部队。李承晚一直主张北上，要武力统一。金日成也明白，和平统一不现实，只有靠武力。所以，三八线附近频繁出现交火。但由于美苏不提供武器支持，南北朝鲜一直没有大的冲突。
这时，中国的问题就来了。1949年3月，苏联红军刚撤走不久，金日成就到苏联去了，表面上是签文化经济合同，但实际上提出了武力统一南北朝鲜。斯大林表示，美国还没走，北朝鲜应该先发展，做准备，如果李承晚发动进攻，那么可以反攻，并顺势拿下南朝鲜，但不能主动进攻。金日成看斯大林不支持，回头就找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在双清别墅，他会见了金日成的特使，朝鲜人民军政治局主任金一。金一提出了要军队的请求。他指出，面临南朝鲜武力进攻的威胁，北朝鲜没有部队，而解放军中朝鲜族的有几万人，能不能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说没问题，现成的就有两个师，一个在沈阳，一个在长春。这些人是四野南下的时候，因不愿意离开老家而留下的。毛泽东让金一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沈阳找高岗，并答应武器装备全都会配备齐，另有一万多人跟着林彪南下打仗了，战争一结束就把这些人也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还提醒金一，如果北朝鲜主动进攻，要提防日本人干涉，另外，中国也帮不了很多忙，因为中国的战争还没有打完，等中国统一了，就可以帮助朝鲜。金一带着这样的消息回到了朝鲜，金日成因为没有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认可，也很难采取军事行动。
到了7月份，美国人撤走了，中国的两个师也全副武装地到了朝鲜，金日成就想发动战争。他先找到什特科夫，制定了翁津半岛作战计划。翁津半岛就在朝鲜西边三八线附近。金日成的计划是让人民军在三八线一字排开，先打翁津半岛，如果李承晚没有反抗或者国际舆论反应不大，就全线出击，两个星期占领整个南朝鲜。这个计划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具体的讨论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拖了很长时间。直到1949年9月24号，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做出决议，否定了这个计划。决议认为不能发动这次战役，否则会把美国引来，使朝鲜半岛陷入战争状态，所以，北朝鲜现在应该继续游击运动，发展游击队；加强和平统一的宣传，争取人心；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军备。总之，就是不能发动武装进攻。后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看到电报非常沮丧和痛苦，却又没有办法。
因为苏联的电报非常多，不难发现斯大林经常斥责大使馆的人，认为他们没用，总让三八线闹事，甚至瞒报军情。1949年10月25号，金日成向毛泽东提起毛泽东曾说中国统一后会帮助朝鲜统一。因为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西南地区，基本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毛泽东就不想支援朝鲜，但他又不好意思告诉金日成，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请他出面。斯大林回电说，毛泽东同志，你的来电收到，关于朝鲜问题，我和你的看法一致，现在金日成不应该发动进攻，这个问题我来作工作，你放心。这封电报是11月5号发的，也就是说，截止到这一天，斯大林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和毛泽东一致，起码在朝鲜问题上，中苏没有矛盾。接下来就是毛泽东访苏，毛泽东12月16号到的，在当天会谈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毛泽东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想请斯大林判断一下目前的国际局势，和平能维持多久，因为中国刚建国，要发展经济。斯大林说，只要毛泽东不打，金日成不打，20年都有可能。可见，12月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都还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什么时候变的呢？一个月后，1950年1月17号，首任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要上任，金日成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大使都叫来给他践行。酒过三巡，金日成醉了，一把拉住什特科夫的手不放，说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斯大林不让他解放南朝鲜，毛泽东说中国统一后就帮他，现在也不帮了，斯大林非让他等南朝鲜进攻再反击，南朝鲜到现在都不进攻，怎么反击，和平统一不可能，只有靠武力，游击队也解决不了问题。金日成借着酒劲，把平日不敢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吓得苏联大使不敢吭声，只能劝他去休息。晚上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描述了整个过程，并判断说金日成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看出他是借着酒劲一吐心中的积怨。斯大林1月19号收到电报后，一直没动静。1月30号，斯大林突然回了一封电报说，他同意金日成的计划，但是，这件事不能冒风险，请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根据资料记载，变化的过程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月前，他还反对，一个月后，他不但同意，还亲自开始策划。为什么斯大林会发生这种变化？按照逻辑，肯定是那个月中发生的事触动了斯大林。那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那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二是美国人发表了一个声明。中、美的政策对苏联的选择都有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两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产生了什么效果。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去苏联干什么了。这涉及到中苏同盟的问题。过去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我多年一直在追踪毛泽东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什么时候变的，怎么变的，我陆续写了六七篇文章，从1944年开始，一点点地像剥竹笋一样，一直剥到1950年，才发现症结所在。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本质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原本也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是在现代社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组织工农队伍，以打倒蒋家王朝。细的先不说，问题在于，毛泽东掌握了中国GCD的权力后，和苏联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三个大矛盾。一是西安事变，中共本来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审判蒋介石，然后和其他容得下GCD的派别联合抗日，但是苏联反对，坚持认为要留下蒋介石，最后，共产国际的意见GCD不得不听。二是1940年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中共刚开完会，苏联大使就在重庆召见叶剑英和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说政治上可以反攻，但军事上坚决不能动，即便政治上反攻，也不能点蒋介石的名字，因为要保证统一战线。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口气就变了，说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静观其变。这两件事都是中共中央作了决定后，被迫采纳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三件事是让八路军到内蒙打日本，毛泽东不愿意去，这让斯大林非常不高兴。虽然我们现在看共产国际的档案，知道毛泽东上台是斯大林支持批准的，但当时，斯大林并不知道毛泽东何许人也，他熟悉的只是王明等人，可当
其实，毛泽东也没看中斯大林，毛泽东看中的是美国。从1944年春天到1945年春天，毛泽东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将来在中国能成事的是我，我指望能帮助我的是你。根据美国解密的毛泽东和戴维斯的几次谈话，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毛泽东见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第一句话是“中国GCD人首先是中国人”。美国人琢磨了好几天，想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表明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后来，美国人就住下了，和毛泽东越谈越亲密，越谈越融洽。美国人对GCD的勃勃生气印象很深，认为这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和重庆的花天酒地、贪污腐化相比，真正的希望不是在延安吗？所以，这些人，包括美国军方的史迪威，大使高斯和一批年轻的外交官，都对GCD另眼看待。毛泽东也不断地在传递他的信息。比如，当美国人说将来苏联会帮助你们时，毛泽东回复说，苏联救自己还来不及呢，根本顾不上GCD，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是美国人，而且，不仅是经济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很先进，值得中国借鉴。毛泽东还跟美国人说，GCD实行的措施不算什么，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家都能接受，当时宣传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美国没有矛盾。所以，这些人向白宫传达的信息也是：GCD是一支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些人肯定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出于同情GCD，但他们觉得GCD可能是一支比国民党更清廉、更优秀的政治力量，将来跟这些人打交道可能比跟国民党打交道花的代价更小，这点从他们给美国发回的电报上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这些人想给GCD留一条路，但美国整体是右倾的，在国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少数，加上蒋介石院外集团的活动，到1944年底，白宫采取了一系列做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失望。首先是史迪威被撤职，然后是高斯被换成了赫尔利，赫尔利是典型的反共主义者，其他同情中共的外交家也被召回了美国，戴维斯更惨，回国就被抓了起来，当间谍接受审判。1945年七大，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同志们，苏联其实也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听着就酸溜溜的，毛泽东本来是想和美国人作朋友的，后来美国人不搭理他，他只能说苏联人也是朋友，说得是非常不情愿的。果然，之后的重庆谈判让毛泽东更生气了。日本人投降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国民党没有想到，GCD也没有想到。日本投降后，GCD离日伪统治区近，可算是近水楼台。毛泽东当时头脑发热，上海和南京的市长和江南五省省长GCD立刻就任命了，并命令部队进驻大城市。但斯大林不同意，说现在不能占领大城市，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矛盾，必须去重庆谈判。政治局讨论了一天，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重庆。其实，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二天还没反应过来，还批了书记处关于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然后新四军里应外合拿下上海的文件。可见，最初GCD的目标还是占领南方大城市，和蒋介石一决胜负。
接下来就更复杂了，从1945年到1948年年底，苏联的目标特别明确，只要东北，其他的不关心。当苏联能和国民党谈的时候，就把GCD出卖了。所以，苏联才要用坦克车把彭真赶出沈阳。但是，当苏联和国民党谈不拢的时候，就又把GCD请过来，说国民党明天就在秦皇岛登陆，你们赶快派部队过去。所以，国民党登陆秦皇岛登不上去，他们遇见的也不是土匪，而是八路军。最后，苏联不得不撤退的时候，非常希望GCD能帮其守住东北，所以，临走时想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全给GCD。但当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了，不去了。长春撤离时，苏联一边通知蒋介石说明天早上8点离开长春，一边半夜告诉GCD让他们早上6点先来接管。撤离的时候，苏联是真心希望让GCD接管东北，但为时已晚，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山海关打进去了。从1945年占领东北到1946年5月撤离，苏联反反复复，既不想得罪美国，又不想让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既要跟国民党达成协议，又不能让其他势力占领东北。而GCD就是张牌，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按我的判断，国共内战GCD没有得到苏联太多的支持，苏联虽然留下了一点武器，但远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援GCD，因为撤离发生在1946年5月，当时冷战还没有爆发，美苏正在磨合。苏联采取了退缩的态势以显示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表面上不能得罪美国人，但东北确实牵扯到自身利益，不能放弃，只能暗地帮助GCD，祈望GCD能在东北站住脚。这是国共内战爆发时的情况。
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一年之间，中国的战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年初，GCD还被国民党赶着打，到了年底，就开始了全面反攻。同时，毛泽东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他此时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因为虽然靠自己打败蒋介石没有问题，但是他害怕美国出面。我想，这是1947年到1948年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期间，毛泽东至少四次给斯大林电报说要去莫斯科见他，语气非常谦恭。斯大林的态度则是不冷不热，有时回电说让毛泽东过去，可在毛泽东准备好时又发电报说要收麦了，不让他去。毛泽东虽然生气，但电报上只能客气地说下回再说。孙平给斯大林的电报上就写得非常清楚，虽然毛泽东的电报措辞客气，其实他正在发脾气，在拍桌子嚷，他就不相信苏联收麦子比中国革命还重要，完了还问苏联是怎么回事，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收麦子。其实这是实情，1928年苏联收购危机之后，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所以，斯大林说莫斯科没人也是实话，但他不见毛泽东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毛泽东四次发电报，斯大林每次都推三阻四，最后毛泽东彻底生气了。当1948年底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可以过去时，毛泽东也耍了一次脾气，说开会不去了。但这个脾气发得很小，他紧接着就发电报说会开完了，可以过去。
斯大林认为，中国GCD拿下东北后，苏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非常满意了。所以，他在1947年说对中国还是要支持的。很多人觉得斯大林的整个态度都变了，其实不然。斯大林担心的是，GCD打到长江边上了，如果美国人出面，苏联是管还是不管。管，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不管，就要坐看美国支持蒋介石把GCD往北赶，搞不好东北就得而复失了。所以，我认为，斯大林想让毛泽东安于半壁江山。俄国很多学者不承认，但我觉得不能光看1949年那封电报。1948年，罗申就开始在国防部活动，散布如果需要调停，苏联可以安排的信息。1948年年底，罗申升任大使后，仍在继续该活动。可见，苏联当时非常担心。其担心有两个方面，一开始，苏联是担心美国出兵，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发现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2月28号，苏联代办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上说，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的军事干预，而是美国要参与调停，更关键的是，美国现在千方百计在跟GCD打交道。所以，就算美国不出兵，就算GCD打过长江，如果GCD被美国控制，还是会威胁到苏联。我认为，这个时候，也就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是斯大林决心全面干涉中国问题的转折点。
1月8号，国民政府给美苏英法发了照会，说内战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能帮助调停。斯大林这时特别着急，有些乱了方寸。他接了照会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知了毛泽东。斯大林说，他给国民政府的回复中说中国应该和平，调停可以，但首先要GCD同意，所以国民党应该征求GCD的意见。他还指示毛泽东，如果国民党来征求意见，就按他草拟的内容答复，说内战的责任不在GCD，GCD希望和平，如果需要外国调停，只有苏联有资格，美国等国家不能参与。要和谈、要调停并且只能由苏联调停这三层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斯大林的电报是1月10号发的，毛泽东1月12号回了一封电报，这是我看到的GCD领导人公开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个文件。毛泽东的口气非常强硬，上来就说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和谈的必要，现在不是谈不谈的问题，而是要跨过长江，打败蒋家王朝，现在和谈和调停都是蒋介石的阴谋，如果同意，就是给了他喘息的机会。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拟了一份答复国民政府的回电。毛泽东所以敢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非常愤怒，斯大林居然在革命就快成功的时候要他和谈，而且就算和谈成功了，也是在苏联的阴影下。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命运主要掌握在GCD手里了，毛泽东也看出来美国不会出兵了。于是，他才敢一边和司徒雷登在南京谈，一边派刘少奇去莫斯科谈。
俄国学者说苏联没有调停的意思是因为，1月11号斯大林又发了一封电报，说上一封电报提到和谈并不是他真的想和谈，他的意思是和平的旗帜不能放，必须要抓在手里，还说不想和谈很好办，提出让国民党接受不了的条件就行了，这样不但谈不成，还能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俄国人把这封电报作为苏联不想调停的证据，但我觉得其中学问很大。这封电报肯定不是1月11号写的，毛泽东的电报是1月13号发出去的，此前，毛泽东肯定没有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所以我判断，斯大林是看到毛泽东的回电后有点下不来台，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又发了一封，并把电报上的日期往前写了两天，这种可能最大。另一种可能是，斯大林发了第一封电报后，觉得说得有点过分了，就又发了一封相反的。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比如1947年11月30号，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他上台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全部赶下台，要GCD一党专政，向苏联和南斯拉夫学习。毛泽东等了很长时间，苏联一直没有回复，于是1948年2月，他又发了一封电报说目前的政策是要推行联合政府，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半个月后，斯大林回复说第二封电报讲得不错。所以，我认为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已经把他的意图讲得很明确了，这种意图也非常合乎逻辑。1月14号收到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收到了斯大林11日发的电报，至于电报是不是11号发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中国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和谈没有成功。
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于是，斯大林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东北。我把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有决议的目录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5年讨论或做出决议的问题共858个，但其中直接涉及中国的只有4个，且都是有关东北和新疆的地方性问题。1946-48年，在政治局范围内每年讨论都是几百个问题，涉及中国问题都不超过5-6个，而且只有1948年下半年讨论的中国问题才开始与中共有关。到1949年，一下就增加到70个，1950年更猛增到132个，还不算朝鲜战争问题。可见，斯大林真正关注中国是在1949年。这一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认为要控制中国就得控制GCD，必须要和GCD搞好关系。于是，随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先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成果是中国GCD向苏联GCD说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意识形态、政策走向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GCD跟着苏联GCD走，斯大林对此非常满意。1949年2月份，苏联援助中国的决议就开始不断出现，这是以前没有的。但是，毛泽东此时有个担心，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且他本人也反复强调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可他并不知道斯大林的想法。米高扬来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他只带着耳朵来听了。于是，毛泽东就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去。6月27号，刘少奇和斯大林见面，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会议记录上看，斯大林让刘少奇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说，刘少奇要的海军、空军、大炮、军舰等等，斯大林一一允诺，要什么给什么，连不要的都给。斯大林问刘少奇为什么不尽快占领新疆，刘少奇说太远了，途中还有马步芳的骑兵。斯大林说这好办，他们可以用飞机把军队运进去，而且骑兵最怕飞机轰炸，苏联派两个团一炸就行了。果然，最后解放新疆时，一个军的先遣部队都是苏联飞机运进去的。28号，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后，立刻宣布一边倒。这时，司徒雷登还在跟中共玩牌，他提出北上，但又不跟白宫挑明，想等成事之后再说。而且他还摆谱，嫌火车不安全，要坐飞机去。28号之前，中共对他一直忍让，但是28号中共态度大变，斯大林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司徒雷登“他爱来不来，来了也谈不成”。最后，司徒雷登就没去成。
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这样，双方根据政治基础结成同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要建设社会主义，由GCD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等等，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中国GCD拿了天下后，还认不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斯大林在远东折腾了半辈子，就是为了条约中的港口。9月2号，斯大林在苏联红军墓碑前说，他们等这一天等了40年。所以，如果中共不认，事就大了。但从毛泽东放的风中，斯大林又觉得不妙。为什么这样说呢？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套话，毛泽东说，原来为了革命，外蒙古独立是没问题，如果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他们就要考虑蒙古民族的统一。米高扬向斯大林一汇报，斯大林非常愤怒，让他马上让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如果要谈到蒙古的统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米高扬向中共转达后，任弼时不乐意，说这样不对，内蒙古三百万人，外蒙古才一百万人。毛泽东赶快把任弼时拦住，哈哈一笑，说这事以后不提了。但此时，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牵扯到外蒙古，还涉及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当时，东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提得非常婉转，只讨论了长春铁路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些都使斯大林有所警觉。而刘少奇到苏联后，中共又玩了一招，不再提具体的问题，直接问新中国如何处理1945年和苏联的条约。刘少奇的报告中写，中共中央讨论得出三条意见，一是废除条约，二是保留条约，三是暂时保留、日后修改，问苏共中央同意哪条。斯大林更聪明，那笔一划，说等毛泽东来了亲自和他谈。这是件大事，毛泽东也在琢磨，中共中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又宣布GCD掌握政权后，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么，和苏联的条约到底废不废除呢？如果不废除，GCD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党内还受不受拥护？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还要看苏联的态度。
10月1号一过，毛泽东就不断地给斯大林发电报，拐弯抹角地表示想去莫斯科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不答复，让毛泽东想来就来，但对条约的问题只字不提。后来，周恩来想了一招，毛泽东的电报是这样写的，如果要谈条约，他就和周恩来一起去，如果不谈，他就一个人去，最后问斯大林是他一个人去好还是和周恩来一起去好。斯大林还是不答复，毛泽东没办法，最后只身前往给斯大林祝寿。结果第一次会谈，两个人就吵崩了。毛泽东说，他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1945年条约的会议，话还没说完，斯大林就说打住，此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于是，会谈陷入了僵局。后来，毛泽东又问斯大林，周恩来同志要来，让不让他来，斯大林说，如果毛泽东找他有事就让他来，但是自己不会见他，言外之意就是不会和中共谈条约的事情。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电报，政治局讨论后回复说，看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这样就算了，祝完寿就回国吧。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回，坚持要谈。22号，毛泽东突然接到电话说24号可以谈，他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上兴奋地说斯大林终于同意谈条约的事了。谁知，24号当天斯大林对条约只字未提，毛泽东气坏了，从那天起，就闭门不出，整整呆了一个星期。英国媒体捕获到这个消息，马上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了。斯大林这下急了，劝毛泽东出来露面。王稼祥建议毛泽东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宣布自己来苏联的目的。于是，答记者问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此次他来是为了解决某某问题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问题的，这样谣言就破了。虽然现在对发言稿出自谁手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斯大林，有人认为是毛泽东。从文体上看，我认为是毛泽东，但即便是毛泽东，内容肯定也是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的。总之，这件事说明，斯大林表示让步了。斯大林怎么想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和毛泽东闹僵。
1月2号，莫洛托夫来毛泽东住所，转达了斯大林愿意签订新条约的意思，并邀请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样，具体的谈判就交给了周恩来。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非常狡猾，他组织了非常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从1月5号就开始起草新条约，而此时毛泽东正游览冬宫呢。20号周恩来抵达，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们俩就不要参加了，让米高扬和周恩来谈就行。当23号苏联把整理好的经斯大林批准的方案亮出来时，中方发现，说是新条约，内容和1945年的差不多。毛泽东气坏了，把方案扔到一边，要求中方重新拟定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1月26号，中国起草了自己的方案，大概意思是，或者到合约签订，或者到1952年，中国要无偿收回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我在俄国档案中看到了苏联对这个方案的四个修改文本，其中有一个反应最为强烈，上面划得不是感叹号就是问号，还打了许多杠杠，最后一看，是斯大林的签名。但苏联28号回给中国的文本内容完全变了，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斯大林又一次让步了。而这意味着，苏联将会失去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其在远东的战略基点消失了。这就是中苏同盟签订的结果。
苏联为什么让步，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截至1949年底，美国对中国一直犹豫不定。到了12月29号，美国必须拿主意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国民政府也于12月8号迁到了台湾，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都到了莫斯科了。美国国内的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军方要求支持蒋介石，国务院则认为不能再支持蒋介石了，现在最好的战略应该是拉拢GCD，把GCD和苏联分开，因为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于是，1月5号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听出来了，美国在挑拨离间。12号，艾奇逊更是声明，美国和中国没有利害冲突，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也没有美国的租界，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予的援助最多，而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侵犯中国人的利益。这时，苏联非常明白，如果自己不拉拢中国，中国就会被美国拉拢过去。所以，苏联最后同意修改条约是国际形势所迫。
但是，苏联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关键的是，其战略安全受到了威胁。苏联要想在远东保留出海口，只能从朝鲜入手。所以我推断，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了在远东建立战略基地，赢得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一直不想和美国发生冲突，这也是此前禁止金日成发动进攻的原因，那么难道现在苏联就不担心了吗？1月份，美国宣布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这是原来计划里就有的，苏联也知道，但是公开以后，斯大林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让金日成打南朝鲜美国是不会干预的，因为这和美国的核心利益无关。加上金日成保证四天解决战斗，美国根本来不及干预。果然，6月25号打，6月28号金日成就拿下了汉城。总而言之，限制发动朝鲜战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就决定支持金日成了。
有人认为这个看法听起来玄乎，但其实我已经想了十几年了，我认为我的解释还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我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张曙光：
金东吉：
1950年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电报，让他来莫斯科讨论进攻南韩的事情，并嘱咐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因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毛泽东曾明确跟斯大林说，中国不赞成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以便发展经济。
总而言之，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并非只有争取不冻港口这一个，朝鲜战争可以解决很多让斯大林头疼的问题。我想，减轻欧洲的压力同时拉拢中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方面我还要继续研究。
王栋：
首先感谢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久闻天则所的盛名，今天能来这里作评论，我感到很荣幸。我是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的是政治学，虽然论文是关于冷战的，但只能算半个冷战史研究者。朝鲜问题不是我的专攻，我就只简单谈一下吧。
关于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
我自己研究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美问题，中苏问题只涉及过一点，所以不好谈具体的问题。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具体的史料，只能做逻辑推断。这是对历史研究者功力的考验，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确实，历史在某些点上会呈现出一片空白，但加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推演，就可以填补上去。套用国际关系的名词，
我读
历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要审视、讨论这种迷思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不仅是历史学者，我研究国际关系时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触，很多时候，呈现在眼前的都是迷思，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比如领土争端，这是国际关系里很常见的问题，它涉及意识形态、信念、记忆、情感、利益等等很多变量，加上现代传播手段的放大、扭曲，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往往无法认识真相。我年前在美国开了一个会，当时正好美国对台军售，国内吵得一塌糊涂。我跟美国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从美国的利益和视角讲卖武器的原因，回国后，把他们的观点和国内的观点对比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台湾问题不仅是个当代的问题，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我认为这是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博弈，今天就不细讲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相”很多时候可能是永远无从得知的。有时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得不羡慕历史学者，因为历史学者有历史档案可以依赖，虽然这些档案不能完全把历史拼出来，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历史、接近乃至复原真相。
萧延中：
我对毛泽东研究关注得多一些，我的一点感触和疑问是，从思想史角度讲，具有强大干预能力的思想家的个人情感，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我所读的相关资料来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正像刚才
对于朝鲜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
我还对
茅于轼：
我对朝鲜战争非常感兴趣，我可能是在座中和抗美援朝有过最紧密接触的。我当时在东北，我们机务站派了乘务员和三台机车到朝鲜，最后牺牲了很多人。今天我们看朝鲜战争，中国人死了几十万人，其他国家也死了很多人。可是，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南北朝鲜的对峙。而且战争后，北朝鲜又饿死了几百万人。而现在南北朝鲜的强烈对比，也是战争留下来的。所以说，这场战争打得一点意思都没有。金日成要解放南朝鲜，结果闹成现在的局面。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美国阻止越南GCD解放越南。美国死了5万多人，越南更是死伤惨重，男人都快死完了。结果呢，美国没有成功，西贡解放了，现在改称胡志明市。更意想不到的是，越南也开始改革开放，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里，但是，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盛洪：
我说三点。首先，
沈志华：
我想，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因为我只讲到了前面的部分，后面的其实更有意思，但是今天没有时间细谈了。我就补充一点，斯大林不是一定要拿南朝鲜的港口，但确实是为了保证苏联的远东战略，进，就能拿南朝鲜，退，仍然能拿旅顺口。后来的结果是，战争打起来了，中国还把旅顺口送给苏联了。如果不是赫鲁晓夫1954年签的协议，旅顺口可能到现在都收不回来，因为1945年的条约中还有30年的期限，1952年的协议中连期限都没了，而且战争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占领着旅顺口。所以，苏联不是简单要拿南朝鲜和出海口的事，而是苏联在亚洲的战略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不在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范围内了，时间关系，我们以后再交流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