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零售需要仓库吗:张闻天庐山谈党内民主：不能被杀头还要遗臭万年2

2011年02月21日 08:29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白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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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发言论证了缺点的严重后果，并对纠正缺点的状态作出了确当的估计。从庐山会议上发给与会者讨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中可以看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诸如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等缺点，大家在认识上是没有什么分歧的。然而，论到缺点的后果，缺点的严重程度，认识就深浅不一了。比如对大炼钢铁问题，张闻天指出，由于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损失。此外，张闻天还用大量数据和材料说明，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生产和基建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产品生产不成套，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等等，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由“全民炼钢”引发的比例失调，确实“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其二，发言深入分析了产生缺点的原因，抓住了当时造成我党失误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这是发言中最精彩最深刻的部分。

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张闻天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领导经济要政治挂帅，这是对的。但是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里已经触及到造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关于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即领导经济建设究竟是靠研究、认识和掌握运用经济规律，还是只要靠政治挂帅就可解决一切问题。对此，张闻天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并强调“今后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探讨”。

对于党内民主问题，张闻天也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发言不但强调“民主风气很重要”，而且将它与党的执政地位联系起来，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张闻天对判别是否具有民主作风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听所谓“反面意见”。

其三，发言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发表评论，公开表示支持的立场。张闻天发言的内容其实就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全面支持，但张闻天还是特意正面发表评论，肯定其“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张闻天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所做的批评，对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所做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剖析，鲜明提出的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都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的，其不朽的价值愈发清晰，因为导致后来十年浩劫的许多理论错误，正是张闻天在《发言》中所批评的这些错误，而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我们同样有着沉痛的教训。张闻天因《发言》饱受打击，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历史却反复证明了他所阐明的真理。

独立的思想，社会的良知

张闻天的《发言》一文着重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民主等问题，内容比彭德怀的意见书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也更加敏感。

张闻天曾以列宁的一句格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作为座右铭。作为一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终其一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囿于已有的结论，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张闻天的思考、工作、研究，无论是有关政治经济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本质上说都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的。他本着对党、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敢于清醒地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党在政策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探索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一条进步发展的道路。

因其独立的思想，尽管历史上也犯过迷信共产国际的错误，但是他能够从迷信中自我解放出来，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从王明“左”倾路线的一边毅然站到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一边，为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种转变固然有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但无疑是以其独立思考的思想基础为内因的。

因其独立的思想，他能在“文革”之前就敏锐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①

因其独立的思想，在唯心主义的“政治决定论”盛极一时情况下，他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文，明确指出“认为政治可以超越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②，尖锐地触及了建国20多年来党在根本方针问题上的是非得失。

因其独立的思想，他能在风靡一时的以“最高指示”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盛行时，提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的论断，而我党打破思想禁锢实现解放则要等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发言》一文呈现了作者深沉思考的一面，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伟大的灵魂。我们关注《发言》，不仅在于通过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因为它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洗礼和心灵上的共鸣。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人，也正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