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后再看邓小平：唇枪舌剑敌百万兵 洛神洛书的收藏 收录于2011-02-25
【编者按】：1997年2月19日，曾经的外交巨人邓小平离开了这片土地，没能到他梦寐以求的香港走一走，到今年，已经是14个年头了。而国际上对他的评价还历历在目，就如同赫鲁晓夫曾说的一样“邓小平虽然个子矮，确是一个重量级拳师。”
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外交部的同志就会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多会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实际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为邓小平做翻译，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数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他那次。
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萨等。她以提尖锐问题见长，问问题不顾情面，甚至尖刻。
那时候，外交部最担心的，就是怕她对邓小平不恭，问一些不好的问题。结果，怕什么就来什么，她问的问题果然很刁钻。她一上来就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犯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翻译时在措辞上稍微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她高兴得不得了，蹦了起来。
邓小平与法拉奇的第二次谈话，刚开始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她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因为1978年有一次我跟邓小平出访，在两个国家搞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个国家很友好，记者招待会问的问题都是安排好的，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啊、怎么发展两国关系啊这类的。第二个国家没有经验，就开放提问，结果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在这个国家邓小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来了，问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两国关系，五花八门。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我就知道了，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邓小平回答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又问：“您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邓小平回答：“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说到赫鲁晓夫，邓小平与他之间还有一段唇枪舌剑的往事。
1960年中国共产党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从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欢迎宴会上就拉开了序幕。几次敬酒过后，赫鲁晓夫开始了他的挑战。他一张口就从阿尔巴尼亚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表态才对。”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就在两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他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需要的重要设备，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这种做法且不论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就是从国际法上讲也是不允许的。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接下来，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但仍在狡辩：“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
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这个弱点恐怕也是导致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之一。而邓小平在一些重要外交场合上的雄辩，也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