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中国政治模式评说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2011年，是我党建党90周年。深入探讨政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总结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一项重大课题。人民论坛杂志将围绕建党90周年，进行系列专题策划报道。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焦点话题。近期，胡锦涛主席对中国政治体制作出重要回应，并给予高度肯定，“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展现了大国的自信，回应了学界与公众的关切。

　　本期“特别策划”评说中国政治模式，作为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我们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着以往的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量化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鞍钢

　　●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姚桓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

　　●面对中国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一些不赞成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是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 

　　●近年来的各地调研使我坚信，科学发展观已经建立了一种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和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陈红太

　　●中国政治体制的成功，还体现在自我完善的能力上。在发展过程中，任何国家、任何体制都难免出现偏差和错误，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果断纠正。

　　——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

　　●国人中也有中国版的“二元错乱综合征”者：一方面承认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一方面骂着造就改革开放成功的制度，恨不得马上就把西方制度全盘移植到中国来。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

　　●当政党一旦变成“选举机器”，这种“由争到斗到撕裂”的副作用，就更其明显了。而且争的结果是“多数决”，即赢者通吃，少数人的意见会被无情否定，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得到较好保护。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作“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应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

　　中国政治模式与标准问题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

　　文/贾立政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一系列歧见的关键所在

　　近一段时期，中国政治模式即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成为焦点。此情此景，与当年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关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各种论调曾充斥西方媒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些论调也逐渐消逝。现在，人们开始对成就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品头论足，只是不再使用“崩溃”、“威胁”等极端词汇，而更多地体现出“适应与滞后”、“成功与失败”、“赞扬与谩骂”等认同与否定的矛盾交织。

　　在这种矛盾交织中，不乏正面积极的看法：

　　“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这是中国总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治模式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总体上是成功的。”

　　“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

　　“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优势优点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等等。

　　负面消极的意见也大量存在，如：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较为落后、失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已经成为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等大多数问题，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

　　“中国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等等。

　　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标准”二字。当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尤其依据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一项事物成功与否时，得出的结论当然大相径庭。

　　标准的价值

　　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标是标注，是衡量；准是准则，是规范。成与败、强与弱等是比较而言的，有一个基本的、一般的参照系，这个一般的参照系，就是衡量事物的标准。

　　标准的确立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正是因为标准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泰罗制强调生产与管理的标准与标准化，都大大提高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劳动效率和物质财富创造能力。当量化和测度政治时，标准体现的是一种以政治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分析方法，即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

　　2000多年来，关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体制，从东方到西方，从政治学者到政治家，从未停止过洞察与分析，探索与实践。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们在探讨政治制度成败标准时，都以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思考为基础，以对时代、民族发展规律的敏锐把握、洞见为指引。这样的探讨，是严肃的，有价值的。尽管人们对制度的价值判断必然带有深刻的主观印记，然而客观的存在谁也无法回避，最终的标准仍然要看行为的过程和制度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体制的标准问题论述丰富。以结果和宗旨为导向，较少拘泥于具体形式，在借鉴其他政治文明的同时，保持了中国特色和传统精神的价值判断。远的不说，仅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关于标准问题的讨论常常成为凝聚共识、推进改革的先声。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在停滞、徘徊、迷茫的中国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2年年初，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厘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的腾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制度之争，在国家之间最高层次竞争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振兴的民族，不但要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且要发展和创造出顺应时代规律的政治文明。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愈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判标准的确立就愈加珍贵。有了这个标准，才会有客观理性的正确判断，进而才能判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判断中国政治模式，该依据什么

　　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规律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作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模式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模式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也有一个基本方向。中国政治模式同样必须符合政治文明的上述规律和准则。

　　符合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规律的同时，一定是立足于特定时代和本国发展特定阶段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时强调的那样：“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从国家层面看，政治制度须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匹配。好的政治模式，应当让国家更加强盛，在国际上更有话语权。无论多么精巧的制度设计、多么理想的体制安排，如果其实施会导致国家羸弱、民族衰败，就不是值得效法、值得称道的。

　　实现社会和谐，丰富公共产品，增进人民福祉。从国内政治社会层面看，好的政治模式应当涵盖维持良好秩序、妥善解决争端、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应当具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丰富公共产品种类、满足民众期待和诉求的能力。

　　稳定且高度认同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在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下，民众对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的合法性有着举国一致的共识，在此种共识基础上，方能实现政通人和、定国安邦；方能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整合、政策贯彻；方能有效集结民意民智，体现强大的战略决策和执政能力。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我们试图勾勒、描绘中国政治模式成功与否应当坚持的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标准。只是这些归纳和梳理还停留在较直观、较浅显的层次。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引起关注，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这样的讨论，应当成为全民的议题，应当成为时代的课题。当代现实政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所以也要求有更加复杂的政治分析与之相适应；同样，当代现实政治的发展、创新速度也远远超过传统政治实践，因而要求政治分析方法更迅速地更新、进步。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复杂性和创新性这两个特征非常鲜明，因此，对政治体制改革标准的判断与分析，也必然需要一套复杂的、不断更新的政治分析方法。

　　实践无止境，发展无止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中，判断政治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也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说，罗马政体之所以优于其它国家，是因为它集中了民众的智慧，经历了世代的积累与探索。我们相信，集全党和全体民众的智慧，通过科学的论证设计，在政治领域、在更加复杂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能够作出积极审慎、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

　　(作者为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

　　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文/胡鞍钢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如何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成功标志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模式，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它们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此消彼长。这是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和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极其相关的。首先，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从2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近70亿人(为68亿人)；其次，国家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从45个增加到193个(还有31个地区)，一方面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国家数增加，另一方面从1990年以后因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解体，又导致国家数增加；再有，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数由5300万人下降至3500万人，相对而言国家治理难度减小，经济更加活跃；最后，世界经济迅速地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其结果也导致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各国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也是各国制度的竞争，这已不简单地取决于哪个国家制度的好坏，而取决于该国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劣。

　　中国总人口则从1945年的5亿人上升至13.4亿人，与此同时也从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社会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第二大强国。那么，中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国家良治的呢？我们又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衡量她的成功呢？进而证明她的政治体制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

　　这里我们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着以往的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量化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例”和“具体指标”；“成功”与否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并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而且只能在比较中鉴别。以下我从两个方面作简要讨论：一是从过去三十年(指1978-2008年)的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对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三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这边风景独好”。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也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显著进步的秘诀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奇迹绝非偶然或仅凭运气，它是有其发展之道的。这个“道”也不是那么复杂、那么莫测，而是相当简明又顺其自然的。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选择了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进行分析，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我们发现，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中，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有13个；其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实行五年计划的国家。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是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对此，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国外企业家和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2009年11月，前美中商会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我们(指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走。中国人有五年计划，他们时刻牢记这些目标。又如，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一书中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我最近访问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作为案例，详细介绍了它如何实现“民主化”？如何实现“科学化”？又如何实现“制度化”？其大体分为11个步骤：历经了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制定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现在还只是走到第9步，国务院正在就《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从而达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提振信心的目的，还没完成这一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公开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黑箱变成白箱”。第二天《旺报》就有台湾的学者来抨击和反省台湾的决策机制，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 

　　为什么中国能够交出令世人惊奇的答卷

　　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深重的创伤。不少主要经济体仍然深受其害。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这里我们选用G20国家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比较：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从20个国家的考试成绩看，2009年中国在G20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最好，其中经济增速居首位，为9.2%，是为数不多的七个避免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2.5%，欧盟国家的-3.9%以及日本的-5.3%，中国比经济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个百分点。

　　十分讽刺的是，200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3月2日该杂志还公开预言，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不会超过4%。但是这一预言很快(仅有10个月)就被事实所击碎，中国在这次全球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而真正经济衰落的却是美国自己，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危机后的2.5倍左右。

　　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呢？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和重要的经验呢？首先，党中央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认识。其次，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主导和引导，市场驱动和投入为主。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各国的发展能力和国家能力是不同的，应对同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是大为不同的。从中国情况来看：第一，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用于竞争的发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第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第四，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由美国所发生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空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他们对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我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 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终结论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总之，“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从未有过的新路，还是一条越来越成功的新路。最好的选择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文/姚 桓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是否成功，标准和标志可能是多维的，但最主要的是看能否促进和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全面、稳定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福祉。由此判断，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

　　“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

　　为什么3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取得“井喷式的发展”？一种观点把中国30年的进步归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只说对了一半，忽视了中国现有政治模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其一，保证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能够妥善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教训时提出一个公式：“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民主意识高涨与民主制度不健全、加快发展速度与保护环境，这一系列矛盾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因此陷入“高速发展——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影响发展”的怪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得到人民支持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许多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做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执行力和动员力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调节市场竞争后果、避免市场经济副作用、防止两极分化、应对突发事件和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中国在高速发展、深化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其二，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助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西方竞争性政党执政体制下，政党往往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制定政策是着眼于选举，为争取选票而提出飘忽不定的政策和漂亮空洞的口号，而上台后束之高阁。“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比较好的政策也会因党派争端而废止。相反，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使执政党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制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并保持长期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路线要讲100年”、“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等发展战略，体现了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和智慧，也是中国政治模式使然。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的政党是做不到、甚至不敢想的。

　　其三，中国政治模式下民主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有序发展。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是激发人民创造精神的酵母，但是民主的发展也是有代价、有风险的。西方民主是人类民主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样的民主形式在西方出现有一定必然性，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大哲学家罗素曾形象地描述西方民主：民主就是大家选一个人来上台挨骂。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是奢侈品，要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民主不是电梯，不能一步到位；民主是楼梯，只能一步步走上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有生命力的民主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出现混乱，没有出现“民主太多、东西太少”的局面。民主发展的每一步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民主权利，同时带来各种物质文化利益。这种“增量民主”的发展有后劲，也是中国政治模式优势的体现。

　　其四，中国的政治模式有力地保障了人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我把几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留给了共产党。言下之意是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结果呢？13亿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建设全面小康。单这一点就证明中国人权保障的极大成功。与此同时，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批评权、监督权等也得到更充分的落实。

　　肯定中国政治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说它已经是尽善尽美

　　中国的政治模式已经和正在成就“中国梦”。这里的“中国梦”有两方面含义：既是指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共同理想，也指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创造空前的自我发展机会，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肯定中国政治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说它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相反，它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完善现有中国政治模式的重中之重。我以为要强调两点：一是扩展现有制度下的改革空间，更好地从体制和机制上把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特别是突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瓶颈”，通过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等程序，把人民信任拥护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理顺权力授予关系，以“权由民所授”保证“权为民所用”。二是既要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权威，又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为此需要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模式。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自信、强大和开放相伴随，害怕、封闭和落后是同义语。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在坚持我们根本制度和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吸收外国政治文明中科学和有益的因素，“取天下之宝，为我所用”，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

　　文/潘维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在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极为落后、失败，信奉拆故宫建白宫。倘若中国政治模式“落后”，什么政治模式“先进”？言外之意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什么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从学理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二是官员选拔方式；三是主要权力机构；四是防止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分析这四个基本要素，我们可以区分世上所有的政治体制，判断其异同。

　　中国当代基本政治体制由四大支柱组成：民本的民主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团代表做主的西式民主理念)；逢选必考无功不拔的“绩优选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制)；政治上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竞争执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权制衡)。

　　西方选举制的三大困境

　　民本的民主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国，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中华正统理念。这个理念的文字记述有30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至今天各级政府门前的“为人民服务”标牌。民本的含义简单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看全体国民福祉。近代兴起了“人民权力”的思想，产生了(代议)民主概念。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抛弃一家一姓的统治。民本思想结合民主思想就是“民本的民主主义”。就(代议)民主而言，民本的民主主义与西式民主主义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本民主要求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西式民主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对任何政府而言，选贤任能都极为重要。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数决和绩优制是两个当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数决的深厚传统，中国有绩优制的深厚传统。当下不少人误以为多数决比绩优制先进，其实都只是具体社会条件的特殊产物罢了。绩优制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主要是评定功勋的标准容易被操纵。但多数决的问题更大。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成为必然的少数决。当然，若强行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就能从形式上解决这个逻辑悖论。但这种规定缺“道理”，所以称“强行”规定。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任何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

　　应当有不同党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竞争上岗”？对向来分裂成阶级或大型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个制度天经地义。数人头比砍人头文明得多。但有的社会向来不分阶级和利益集团，更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操纵政府为正当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团竞争上岗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社会向来不是利益集团的社会，自古以来，凝聚中国社会，维持中华政治文明的延续，靠的是“先进”的执政集团，即信奉“民本”的儒门弟子集团。自古以来，这个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就来自“大公无私”，不承认执政集团的私利。中文里的“党”，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对立面。英文里的“党”party的词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体。所以，中华向有“君子不党”之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党、两党、三党、多党那种西式“议会党”。这个当代执政集团政治上统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绩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有了这个统一、中立、先进的执政集团，才有中华走向富强的坚定目标，才有人民的团结，才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干扰而维持绩优选拔，才能有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才能拒绝以军代政、武装割据，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义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内外宗教势力干政。有了这个集团，外国势力就难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业化。

　　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中国的分工制衡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不可能绵延2000多年，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民主主义，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成为“新朝”核心。于是，中国朝代兴衰循环，政治文明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怎样判断政治体制的成败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来自中世纪蒙昧主义，属于神学而非科学。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

　　政治体制的成败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论长寿之方是科学，论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设计的，也是人来执行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挡不住。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国家是历史的，兴衰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逃出兴衰的自然法则。中国不能，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宇宙尚有兴衰，何况国家与人。中国在兴还是在衰？

　　如何判断政治模式的成败？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写过一部经典论文《社会契约论》，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其次一章是《论一个好的政府》。其中这样说：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卢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进人民福祉的结果。我想不出比实用主义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羡慕发达国家制度，也主要是因为那里人民的福祉，尽管美国有种族歧视，英国养着国王，日本任人唯亲。

　　从宏观历史功效上看，中国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循环调整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

　　1949年以后，应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努力建设社会平等体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大饥荒。但两三年后才知道，社会平等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这个体系使我国解决了近代史以来的两大根本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 平等的制度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还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然而，这套平等体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劳动积极性，导致了日常消费品生产严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发。1979年，共产党回应人民的要求，改变了政策，逐渐拆掉了原有的平等体系，开始推行市场化。又是十来年以后，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六·四”。但两、三年后才知道，市场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但这套制度的代价也很高，代价就是我国眼下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正在从东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扩散。第二是严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扩大。第三是严重的官员腐败。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发，共产党再次调整政策，已明确决定要在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控制腐败，治理污染，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让城乡全体中国人享受到平等的实惠。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从现在开始需要坚持再一个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会体系，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经验，还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平等的社会，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也是传统儒家信念。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

　　大国恒定有大问题，大国解决大问题就导致人类的大进步。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进步注定会被妖魔化。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有个与现实中国截然相反的的镜像：一个黑暗无望的中国。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国必定有些精英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念，甚至自挖墙脚，准备“跳船”。迷信存在一个万能的“先进体制”，就无视中国克服困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就给自己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宫、建白宫。于是，继挨打、挨饿两大问题后，中国又面临挨骂问题，特别是挨自己内部一些精英们骂，骂自己的基本政治体制。大国在符号战中战败“自杀”体现了新型的世界战争。

　　中国当代政体深植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大的学习及应变能力，故能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不靠战争掠夺、不靠殖民，中国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世上最庞大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最庞大的工业国，高速迈向强大、富裕。眼下的西方无疑仍比中国发达；赶上发达国家的强大和福祉水准，是中国历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中国处于高速变迁的过程中，60年的快速进步是真实的，举世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