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关系:顾保孜：1966年毛泽东曾想要解散北京市委

　　江青等背着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国学术界一片哗然，周恩来也措手不及

　　1966年春，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

　　1965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招待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现在，我国人民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显然，这时周恩来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经过几年调整后已见成效的经济建设上。

　　然而，只隔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已点燃了：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着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由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但问题没有到此罢休。不久，又把《海瑞罢官》同1959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1966年2月6日，周恩来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等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树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我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

　　面对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周恩来不得不打断正常的生产指挥工作，来应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活动

　　1966年3月中旬起，离京不久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工作，开始频繁地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

　　3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18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再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28日-30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使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做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启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蓟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至6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6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由衷愿望。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不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4月9日、11日和12日，他出席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针对谁？周恩来也有猜测，但却从未想到矛头是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4月28日来华，5月11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5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7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毛泽东写出了令与会者震惊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少奇、小平一样，周恩来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1966年6月15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其实，最使周恩来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7月1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听了陈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7月28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8月3日、4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

　　果然，在8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什么。在这期间，周恩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对廖汉生等两次说到“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说明他已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

　　8月1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当选。但新当选常委的排列次序有了重大变化：林彪紧接毛泽东之后，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中央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68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了！他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江青像疯了一样，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下，双脚践踏，口中喋喋不休：“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就像疯了似的，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深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周恩来8月30日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上宋庆龄是第一位)。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联动”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激怒了江青，她撕破脸皮，破口大骂。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点燃了香烟，神色严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和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曾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