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的翅膀:40.穷人、穷人经济学学者观点综述
穷人、穷人经济学学者观点综述
张平
穷人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因“穷人经济学”享誉全世界，并在1979年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曾说道：“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他的这段发言曾被温家宝总理借用在三农问题上，温总理指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马蒂亚·森教授，他主要研究社会分配问题，对穷人福利相当关注。有“经济学良心”之美誉的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写道：“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这种发展而致的繁荣背后，经济学家看到的是因为分配的不公造成了一部分人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却因此变得赤贫。200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是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银行，帮助了数百万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了贫苦。对穷人的经济学研究与技术性的帮助正在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这个道理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也正是上述人物摘取诺贝尔奖的原因。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穷人问题不仅是经济学上的问题，也是文化与政治层面的问题。亚当·斯密在完成《国富论》之后，他着手写的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就是关于富人道德的问题，人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被他视为解决穷人问题的一种途径。穷人经济学的前提是穷人政治学，也就是如何通过重新分配来帮助穷人走向富裕。这也是一个引导穷人合理合法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过程。只有穷人生活与发展有了保障，社会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谐。
一、西奥多·舒尔茨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几年之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后又受教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舒尔茨进入衣阿华州立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的“穷人经济学”研究之路，四十年代后转至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舒尔茨1960年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退休，1998年逝世。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舒尔茨在1979年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同时还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曾在美国政府农业部、商务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兼职，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和若干世界性机构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穷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
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生活在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舒尔茨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研究论文。六十年代后，舒尔茨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从而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为什么说，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舒尔茨认为，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这也是有所根据的。正如舒尔茨曾经指出的，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于是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经济学家也认为，农民或穷人的行为选择及他们选择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似乎也难以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认为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轻视了对农业经济学与穷人经济学的研究。舒尔茨强调，其实农民与穷人的生活逻辑与城市人和富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穷人关心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并不亚于富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因此，不要在经济学研究中歧视农民与穷人，而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原理及标准同样适用于农民与农业部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是懂得了绝大多数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从一般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 ，从一般意义上看，不仅仅农业经济学因其特有的研究对象而被称为“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丝毫不讳言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
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又的确处于“穷人”的位置。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也是“穷人的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指导。因此，温家宝总理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这也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观，始终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放在绝大多数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一边，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二﹚舒尔茨“穷人的经济学”思想
舒尔茨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农业与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舒尔茨看来，农业经济学就是穷人的经济学。因为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集中在农业部分。择其关于农业经济学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1．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50年代，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了工业的后腿，农业的作用只是为工业的扩张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舒尔茨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他指出农业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对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舒尔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轻农政策的国家大都困难重重，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至少是衣食无忧。
2．要改变对农业的歧视
与舒尔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的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如果由专家帮助他们重新配置资源，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农村就会走上富裕之路。舒尔茨认为这是对农业的歧视，农民并不愚昧，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农村之所以仍然落后，是因为有些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的积极性。要改变农村落后状况，必须改变对农业的歧视，给予农业发展足够的重视，引入新的生产要素，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农业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3．强调人力资本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强调人力资源在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他被人们尊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舒尔茨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土地的面积总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起到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 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他认为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广农业技术的成本，提升农业生产率，也更利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舒尔茨关于“穷人的经济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某些现实情况，也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统筹发展及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二、阿马蒂亚·森
他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1959年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以后长期执教于英美著名学府，如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1987─1998年担任经济学和哲学
阿马蒂亚·森与贫困相关的主要学术贡献。 阿马蒂亚·森的著名观点：“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见著作《贫困与饥荒》）
(一)创建全新的福利与贫穷指数(index of welfare and poverty)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和一国国内的福利分配变化，就需要构建一种能够衡量在福利与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的专门化指数。阿马蒂亚·森可以说是在这一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传统的贫穷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作为衡量指标的做法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贫困线的确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多多少少带有些武断性；其次，它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因而即便在贫穷群体的收入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但仍低于贫困线以下时，传统的贫穷指数就难以反映出其收入水平的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在构建贫穷指数的过程中，首先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贫穷指数，即P=H·[I+(1-I)·G],其中G为基尼系数，I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处于0和1之间，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出。 在对福利指数的研究中，森认为一些常用的指数（如人均收入等）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即难以科学地反映出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森提出了全新的福利指数，并在该指数的创建中采取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对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道德伦理方面，这也是森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森对福利一词的理解是：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capabilities)的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森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森的这一创见受到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不但将此溶入到“森福利指数”的创建中，而且许多世界著名的福利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The 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都是本着这一精神创建的。
(二)对饥荒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
森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他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批驳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食物短缺或发生干旱或洪水等因素的传统论调。森认为，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年度，发生饥荒的国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年度有较大增长并对外出口的情况下，人们仍面临着饿死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能力（capabilities)，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作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他对饥荒形成机制的解释，而要彻底理解饥荒的形成机制，就要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并如何决定其福利得以实现的机会和能力。比如，在1974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由于该国发生水灾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农民的工作机会锐减，其实际收入也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群体得以实现其福利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更容易遭到剥夺。森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特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的审慎考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说当今发展经济学界不折不扣的“政治经济学”。
（三）几个关键性的概念
1．个体权利
对于一个集体决策制定规则来说，一个不证自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是非独裁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不反映任何单一个体的价值。保证个体权利的最低要求是尊重个体偏好，这些偏好至少包括一些人的最基本的一些方面，例如，尊重他们个人的范围。通过证明没有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完成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个体权利和其它公理中的最低要求，森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两难推理。这个发现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的科学讨论，也就是关于一个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在一定范围的个体权利中产生的范围问题。
2．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
传统上的社会选择理论只是假定每一个体都能够列出几种不同的偏好选择，而不用给出任何有关人们之间比较能力的假定。这种假定当然就回避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与不同的偏好紧密相连的的功利个体是否能够真正比较。不幸的是它也排除了关于不平等的值得一提的任何事情。通过证明在公共决策中，关于人际关系间比较能力的影响的不同假设，他在社会选择理论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当通过规范哲学应用提出的原则去评估社会上不同偏好的时候，他也证明了这些暗含的假设。功利原则，例如，当评估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综合所有个体的功利性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它们假定在可选择的社会功利性的不同。这个原则曾经被美国哲学研究者约翰·罗斯用公式表达——社会形态的评估应该仅以最坏的个体作为参考——假定每个个体的功利水平能够与其他的人的功利水平相比较。后者在社会选择中得到发展，并被延伸，主要体现在森的如下研究上：信息分析、人际关系的比较和个体功利。
3．福利指标
当比较两个不同国家的福利的时候，问题是有许多通用的指标，像每一资产的收益，就只能计算平均情况。森已经发展了这些选择，它们也包含着收入分配。一个具体的选择，就像贫困指数，他把它从大量的公理中提炼出来，就是要使用Y·(1-G)，在这里Y是每一资产的收益，G是基尼系数。 森已经强调了福利的产生不是象这些商品一样，但这是它们必需的活动。按照这个观点，收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会产生许多机会。但是森所称的实际的机会或者能力也以来于许多其它因素，例如健康；当衡量福利的时候，这些因素也是应该被考虑进去的。在众多选择福利指标中，像国际人类发展指数，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才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构。 阿马蒂亚森曾指出所有建设良好的伦理原则都预先假定在某些方面个体们的公平。但是当能力利用平等的机会改变交叉个体的时候，分配问题永远得不到圆满的解决；公平在某些方面需要意味着在其它方面的不公平。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提倡公平，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明显的不公平，这主要依赖于我们如何评估福利的不同方面。按照他的福利标准进行类推，森主张在我们应该为公平而斗争的方面，个体能力组成了这些方面的原则。同时，他发现了一个与这个伦理原则相关的问题，即是说个体做出的决策决定了他们在最后阶段的能力。
4．最贫困人的福利
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选择。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森的研究工作都是用来解决发展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它们经常捐赠给社会中最贫困人口的福利。他也研究实际的饥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在福利标准方面也与他的理论方法十分一致。
﹙四﹚反贫困需要构建实质性自由体系
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贫困的含义以及导致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传统的贫困概念指的是收入过低，即家庭收入低于某个标准。这种定义现在看来是不够的，其缺陷在于仅仅以收入作为标准衡量贫困，这只是对贫困的工具性而非实质性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消除贫困的政策将主要是利用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的再分配，这会对消除贫困工作产生误导。事实上，按照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阿马蒂亚·森的提法，权利剥夺、能力缺失和“社会排斥”才是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
传统看法认为，导致贫困和饥荒的原因是食物供给短缺，但森研究了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饥荒历史后发现，并不能用食物短缺这一个因素来解释饥荒和贫困。饥荒只是有些人没有机会获得足够的食物，而并非现实世界中必然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导致饥民不能获得足够食物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一些权利的缺失，使他们失去了获得足够食物的能力。
一般为人所公认的典型的权利包括四种基本权利：以交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的权利。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权利，以及由此进行交换从而获得购买食物的能力。如果这些权利缺失，则不免使人陷入贫困境地。
“社会排斥”是导致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排斥一方面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同时，受社会排斥的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受到剥夺，进而更加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机会。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排斥在现实社会中有种种表现，如劳动市场的排斥、信用市场的排斥、性别排斥、健康体系的排斥等。
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认同森的看法，即消除贫困的一个可行途径在于扩展每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即扩展每个人享有人们普遍珍视的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可行能力。
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这在现实中表现为，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接受教育等权利。
这种实质自由，不仅在于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达到消除贫困的手段。这些工具性自由，将有助于使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具体言之：其一，改善经济条件，让个人享有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如让人们能够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自由用于交换；其二，机会自由，指的是将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平等地进行社会安排；其三，透明性担保，让人们充分享有社会交往所需要的信息；其四，防护性保障，这是为遭遇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年老残疾的人，构建一道给予扶持的社会安全网。
﹙五﹚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
“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阿马蒂亚·森
今天，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越来越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贫困不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国内问题。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政府、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活动者提出的消除贫困办法，只是停留在“支援”、“扶助”上，靠增加物质供给来修修补补。而印度著名的“贫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在国际学术界，阿马蒂亚·森教授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原因在于，与那些热中探讨资本积聚、效益增加等为资本家服务的学者不同，阿马蒂亚·森来自发展中国家，他常常从社会伦理和哲学角度深入探索不平等和贫困与饥荒的原因，他把经济学从生硬死板的数据、公式中摆脱出来，拉到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生活的真实层面上，让经济学具有了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关怀精神。《贫困与饥荒》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943年孟加拉发生的大饥荒。普遍观点认为，饥荒是自然原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造成的。但统计数字表明，孟加拉的1943年并不是一个灾荒之年，当年的粮食供给比没有发生饥荒的1941年还高13%。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战争导致的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猖獗、政府管理混乱、对外贸易政策失败、收入与购买力之间不对称的膨胀关系、农村饥荒导致城市需求衰减以及价格调整的历史转折期才是造成大饥饿的真正原因。“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中，人们之所以饿死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充足的粮食储备面前，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得到粮食的合法权利”。可见，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生产环节，而是分配环节。许多历史学家及经济学家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有时伴随着自然灾害，但客观条件往往只起到引发、加剧大规模饥饿的作用，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饥荒发生的原因。所以，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主要探讨的就是“贫困与权利”的关系。他在一开始就否定了用生物学方法、不平等方法、相对贫困概念、价值判断、政策性定义等方式来理解贫困，而强调自己采用的是“权利”分析的方法。他认为，“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世界上成功避免饥荒发生的国家，靠的并不是提高人均收入，也不是所谓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简单说，就是商品———当然包括劳动力———自由交换的权利）。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就是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的，“中国是一个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典型”。
把贫困与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权利”紧密相连，阿马蒂亚·森将一个看似单纯经济学的问题，同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捆在一起，因而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层次的视野。特别具有警醒意味的是，他在书中说：经济衰退时期与经济繁荣时期都有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如有利于城市人口，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那么，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力的斗争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
阿马蒂亚·森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自身的贫困问题，以及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都具有极为鲜明的意义。事实证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不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的富裕，如果不有效调整公民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关系，这种繁荣发展必然带来巨大的分配鸿沟，而贫困因素、“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意识进而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阿马蒂亚·森没有进一步讨论是什么导致权利分配不公，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但很明显，这是我们在今天阅读本书时，不得不反思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城乡“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异已成为制约中国全面发展的巨大桎梏。而在全球视野中，导致少数国家仍然发生贫困乃至饥饿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在于全球分配体系的不公。当非洲一些国家饥民处处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却为了不让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下降、自己收益减少而有意实行粮食减产政策。表面上让所有国家按照既有的经济秩序进行交换，而实际上却利用不平等的秩序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害，甚至以此迫使它们同意进行政治交换。经济不公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不公。可见，“权利”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我们仅靠经济学就能完成的任务。
三、穆罕默德·尤努斯
穆罕默德·尤努斯，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总裁；国际小额信贷领袖；穷人的银行家。现年66岁的尤努斯曾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回到孟加拉后开始经营银行业。1976年，尤努斯碰到了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她一天连两美分都挣不到。尤努斯于是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女人。他希望这些人能借助这笔贷款摆脱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命运。当年，以此为目的的“格莱珉银行”成立。1983年，当局允许其正式注册。这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组织。今天，格莱珉银行以万个借款人中有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已经成功脱离了贫穷线。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一﹚尤努斯的事迹和贡献
贫穷是世界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帮助所有的人脱贫是各国政府的目标。有不少人认为，一部分人贫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所以，扶贫只有靠政府出资实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固然是重要的，尤其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或遇到各种天灾人祸的人而言，政府的社会保障更不可缺。但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绝不是引起贫穷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脱贫致富。尤努斯获奖的意义正在于此。
尤努斯坚信市场经济是一种好制度，穷人应该能利用这种制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在自己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指出：“我确实相信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威力与资本在市场上的威力。”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使人得到解放，人们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个人的资源而获得成功。坚信贫穷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尤努斯从事小额贷款的出发点。
让穷人利用市场经济脱贫不同于政府救济式的扶贫。尤努斯批评了救济式的扶贫法。他说：“向失业者提供救济并非解决贫困问题的最佳方法。身体强健的穷人不想要，也不需要慈善救济，失业救济金只是增加了他们的不幸，剥夺了他们去做事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的自尊。”各国扶贫的经验也证明，救济这种输血式扶贫办法并不成功，甚至是越扶越贫。尤努斯批评了世界银行的这种扶贫方法。尽管世界银行对世界范围内的扶贫花了不少钱，但效果并不明显。
实现市场化脱贫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著名经济学家
好的市场经济是市场化扶贫的基础，但绝不是说，有了这种制度，穷人就可以自发地脱贫致富。制度仅仅是市场经济下穷人脱贫的必要条件，但要把这种愿望变为现实还需要做许多具体的工作。尤努斯获奖正在于他在市场化脱贫中的创造性做法。这是他获奖的另一个意义。
在尤努斯看来，穷人有人力资本，有技能，他们贫穷的原因是缺乏资金。他实施小额贷款项目，正是为穷人脱贫创造条件。在他的小额贷款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小额贷款不是救济，不是赐予，而是一种商业行为，即要通过贷款获利。市场化对扶贫者与被扶者都应该是双赢的。尤努斯在帮助千百万人脱贫的同时也使格莱珉银行发展为一个赢利的大银行。第二，为穷人贷款提供方便。例如，不要抵押品、不要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主动把贷款送给穷人。第三，穷人是讲信用的。尤努斯从事小额贷款已有三十年，格莱珉银行建立也有二十多年，还贷率达99%。如今这种小额贷款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了。
﹙二﹚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是一种针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金融服务，也是一种金融创新。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小额信贷，经过10年的实验示范和推广，已经证明在我国同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从2004年起，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大力发展小额信贷。
默罕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