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天罡称骨算命法不准:基督教与现代资本主义，儒教与四小龙，穆斯林与石油，油价与经济衰退

短评：基督教与现代资本主义，儒教与四小龙及中国，穆斯林与石油,以色列与中东战争，油价与经济衰退

以前与同学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说了一句：“找石油，跟着穆斯林；找发达国家，跟着基督教新教；找发达城市，跟着海外华人。”

你看，找石油，跟站穆斯林的步伐就会找到世界上的大部分石油，中东，北非有大量石油，印尼有石油，连新疆和中亚那些某某某斯坦国家，也有石油。
　　找经济发达与法制完善两者兼备的国家，顺着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基本就可以了，德国，英国，以英国国王为元首的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北欧四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四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都是基督教新教占主体的国家；（当然曾经以天主教为主的法国，意大利北部也比较发达）。
　　很多人所说的基督教，其实主要就是指英美的新教(Protestant)。
　　
　　找发达地区，则顺着海外华人的步伐就可以了，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基本都是发达城市与地区，基本都是房价高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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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研究新教与经济的关系的书，已经有很多本了。
　　其中之一是马克思韦伯，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便得益于宗教改革中所形成的新教伦理。
　　宗教改革是由16世纪德国牧师马丁路德领导发起的，所以新教只是个统称，是指16世纪以后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各种基督教会的统称。宗教改革是以反对“救赎券”开始的,“救赎券”其实就是变相的税收，搞得很多人破产，也算是一种抗税产生的改革，结果是天主教权力和影响力的下降。（美国的建立，也是从抗税开始的。当时口号就是“没有英国议会的代表权，就不交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在有些场合，人们所说的基督教，其实就是指新教。新教里那些积极传福音的，也被叫做Evangelical。
　　广义的基督教，则包括东正教，新教和天主教。
　　
　　在我看来，新教大致有几样共性：
　　一个是更多平等的思想；新教大多主张谁也不是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大多主张互相学习，所以新教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的程度，一般高于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的法制与民主情况，要逊色不少。
　　
　　二是人的能动性；天主教主要是教众去听神父的讲道，注重仪式而不太重视教众的内心；而新教，着重于教徒本身的圣经学习，注重与教徒与神的直接对话（通过祷告），教中的长老，更多只是学识经验更丰富而已，于普通教徒经常以“兄弟姐妹”相称（当然天主教神父有时候也这么说）。
　　
　　
　　现代社会的沟通能力。
　　天主教传教，主要是培养正规军，一些人专门接受训练，然后被派遣去传教。
　　新教传教，自发的多。新教更多培养普通年轻人的演讲能力，说服能力，自我经济独立能力（传教的经费一般不足），合作能力（一般建立一个新的教堂，需要各方的努力）。传教的经过，很多时候也是松散的，教派的中央，也更多是个协调机构，强制力不太强，很多新教教派实行选举长老制（议员制）。
　　
　　三是新教的多样性和容忍度。新教教派非常多样，人们经常要遇到与自己同样信耶稣与上帝，但具体信仰有出入的其他教派，这个慢慢使得新教国家不得不包容各种不同的思想，求同存异。
　　总之，天主教相对更是金字塔结构；而基督教更多是网格互联网结构（大的新教教派就有几十个）。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比较粗浅的表面看法。深层次的，用几本书都不一定说得完。
　　
　　
　　除了肯尼迪总统，其他美国总统，都是新教徒Protestant。
　　小布什和切尼都是圣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脱离了英国国王的美国圣公会）。
　　克林顿是baptist church 浸信会的。这两个教会，是美国教众最多的新教基督教教会。当然这两个教会，都不认同总统为正宗的本教教徒，因为他们的一些做法，与他们所属教会的教义相违背。
　　最多总统的，自然是从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里面独立出来的Episcopalian，出了11个总统，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些人最多。其次是 Presbyterian 长老会，出了6个总统，它的总部，就在首都华盛顿特区。
　　
　　台湾南部，在威权体制消退的"民主进步"过程中，基督教长老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韩国，在威权体制消退和争取劳工权利的过程中，韩版的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韩版的基督教，对原西方的基督教，据说改动很多。（当然，韩国大学生大量深入基层，发展工人jun动，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很多父母被气得吐血，因为韩国比中国还鄙视“蓝蚂蚁”，崇尚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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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市场经济的合力，与亚洲四小龙及中国
　　广泛意义上的儒教，大致在华人（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与韩国（CJK）影响比较深。当然这个儒教的定义极难，学术界我估计争个100年，也不会有结果。
　　
　　儒教注重教育与家庭观念，有利于教育与科技水平的提高，而现代市场经济，主要是教育与科技的竞争。
　　儒教也比较乐于接受“大河有水，则小河满”的道理，愿意为了国家强盛而节衣缩食（或者说，愿意被强迫接受这一点），有利于经济发展初期，中期的高积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花得少，建设多，社会积累的财富，自然越来越多（水，电，公路基础设施，厂房，生产资料，也是财富）。
　　
　　儒教文化，注重于辛勤工作，节俭和财富积累。这些国家的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并且有一定的法制做保障，在投资率高的情况下，发展一般比较快。因为这些国家的投资，来源于储蓄，经常还是愿意接受负利率的储蓄。
　　这些国家的人，吃得少，花的少，自然积累大量财富，公路，电力等基础设施，以及房子等，都是财富积累的表现。所以儒教国家，容易发生以房子这种财富代表为焦点的房地产泡沫。
　　
　　
　　
　　东南亚华人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发展程度，优于华人少的印尼和菲律宾等。
　　
　　二战以后，经济和整体社会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除了四小龙（都是儒教思想浓的地区），就是以色列。
　　而四小龙和以色列，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程度上实行了一下规划与计划，比如韩国1962年开始五年规划，7个五年规划后的1996年，进入OECD，算是入了发达地区的门，台湾有十大建设，新加坡，则更像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共同体。亚洲四小龙，普遍实行政客精英化。大量海归进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政府部门。
　　
　　
　　新加坡与香港，实施英美法（有别于大陆法体系的案例法）体系，在法制上与英美等世界发达地区接轨。
　　韩国，台湾发展过程中，“美化”的痕迹很浓，台湾从劳动密集型向电子产业转化的发展过程中，张忠谋等大量海归的影响非常大。韩国好像也出现过一个类似的人物与群体。这与60，70，80年代大量韩国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学成后回国发展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电子产业上，台湾韩国，德国日本，美国三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工。大陆主要是组装，这个从iphone和Blackberry黑莓手机里，各个地区的产值比重就知道。（大陆的比重都不到5%，虽然都记在大陆的出口总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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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其实很多亚洲国家人们的勤劳，其实与儒教不一定有关，而更可能与“被动勤劳”有关。
　　人均资源的贫乏，生活的艰难造就了一个个“被动勤劳”的亚洲民族。由于资源短缺，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有时候就转化为人与人争夺资源造成的紧张关系。在文化上，则表现为痛恨懒惰与浪费，崇尚节俭和财富积累。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人们终于有了更多的自由，就是从被贫穷和有限的耕地奴役，变为被市场经济和全球市场需求所”奴役“。显然，后一种”奴役“，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自由。全球化大生产和分工协作，也使得效率大大提升，贸易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经济效率的提升和财富的大量创造。
　　
　　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是两个问题，很多人经常把两者混淆了。中国1994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大量原来的农民，转变为工人（即使他们还是农业户口），加上进口的设备与技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
　　
　　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不断增长过程中，不会产生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在提升。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需要靠发展来缓和社会矛盾，2003年以来长期不得不实施低利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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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全称基督新教工作伦理）是一个关于西方基督新教的社会和经济理论的概念。它基于加尔文主义的看法，即强调努力工作是一个人的使命，世俗的成功可以作为个人超度的一个标志。新教徒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开始重新定义世俗的工作，将它作为不仅有益于个人而且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将天主教对于工作的概念，转而认为勤奋地工作是一种光荣的标志。
　　
　　新教伦理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繁荣的基石。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注重实效工作，例如，和基督新教占主导的地区（包括北欧、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相比，天主教占主导的地区（包括意大利、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拉丁美洲等）的人们对待工作更加懒散。
　　
　　批判
　　意大利北部地方、巴伐利亚、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和法国等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常被看作资本主义发展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反例，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或者其它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也包括基督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理论。一般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于财产权的加强、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瓦解等。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在经济上取得了繁荣，而这些地区是具有儒家价值观的社会。
　　东亚地区的成功，和基督教没有关系。马克斯·韦伯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和这一事实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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