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玉器鉴定:仇和执政危机初现(转载)

『云南』仇和执政危机初现(转载)
仇和现在对昆明的种种基础建设投入，就是期望提高昆明城市的含金量，以保证在未来获得更多收益，这样的思路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生意投资，只不过这个项目是座城市，里面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个纯粹企业那么简单。既然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风险和利益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仇和执政危机初现
作者：尹鸿伟
一直竭尽全力推进经济建设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现在遭遇了意外事件，一个涉嫌诈骗的虚假房地产项目案件被当地警方证明“与其有关”。来自云南省官方的消息表明，此事件已经引起云南省委和中纪委领导的注意，仇和已经被要求作出解释。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一个名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的新地产项目，以“低碳生活”、“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等噱头在各种媒体和活动中频繁亮相，并采取签订《职工集体委托代建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协议》及《选房确认书》等方式，收取了2000多名购房者房款总价30%的“代建诚意金”高达3亿元。
按照昆明警方在2010年10月12日通报的情况，“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仇和书记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这个事件的出现及其被警方高调查处都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昆明绝大多数房地产项目都是类似违规手段操作出来的，绝不仅仅这一家。”云南籍知名网络人士“边民”说，“情形犹如胜利在望的朝鲜人民军突然遭遇了‘仁川登陆’，这个事件将给仇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后期处理不好会形成遗憾结局。”
昆明在改变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这是许多昆明人近两年来最开心看到的转变之一，而且他们都把这样的变化与仇和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由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2007年12月末，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改革派官员”群体中，极为罕见的能不断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改革事业的翘楚，也一度成为“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干部调动模式的鲜亮样板。
“几乎所有昆明人早期都对仇和的到来倾注了美好的期望。”边民表示，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有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事务，而其本人也在争议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生道路。
城市建设、滇池治理、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地铁工程，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甚至计划将教育、医疗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仇和已经在昆明掀起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旋风”。对于种种诧异与不解，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边民表示，仇和一贯的工作风格就是这样，他并不热心打造“民主决策机制，使每个利益相关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在这样的形势下，“人行道种树”、“公职人员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后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沦落成茶余饭后的笑谈。
“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那么多的工作，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短期内昆明也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巨大突破。”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不过这些正是仇和希望改善昆明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环境的动力和理由。在地方税收来源严重缺乏，无太多财政潜力再挖的情况下，他也走上了许多地方政府流行的老路，即从土地上作文章。”
他表示，“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宣传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昆明主要是靠城中村改造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土地来源，随着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昆明的房价未来必将长期处在高位运行。”
生活在昆明的退休老干部康佳说：“由于涉及的工作内容太深、太广，他把昆明本地的老百姓、公务员、权贵三方都骚扰了，或者说得罪了，这样的情况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平。”他认为仇和的工作力度很大，给昆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昆明历史上难得的市委书记。
“仇和早期惩治公务员的举动获得了老百姓的叫好，但他后来决定拆除居民阳台上的防盗笼时，老百姓的反对声就来了。”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民意也不一定靠得住，老百姓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微小利益得失而发生变化。”
的确，“拆防盗笼”成为昆明老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中国网络知道分子”“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仇和的这项政策设计还有许多纰漏。
“比如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又变成沿道路拆，后来又变成沿街拆，变化很多、很快。”他说，“另外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对于建设昆明的思路，仇和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2010年10月21日，又收获了一项——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边民反问：昆明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了吗？生活实际改善了吗？医疗、教育、住房负担实质减轻了吗？老百姓不在乎昆明超过哪个城市，昆明又获得多少奖;如果没有，仇和这样的官纯属作秀。
“仇和的做法肯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各方要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石鹏飞说，“不过仇和在发展的同时还是要考虑本地老百姓的承受力，目前的建设的确过多过于密集了，老百姓叫叫苦、骂几句也是在情理之中。”
他表示，云南是个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国与东南亚、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汇之地，远非一处边陲之地那么简单，而昆明作为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统筹好了一定会有更大作为，“所以仇和的工作面应该涉足更广泛，而不应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经济建设上，钱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一直处于非议之中”似乎已经成为仇和仕途、行为的特征。2010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设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期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发展中的缺憾
“没拆到你家你别笑，是因为仇和没有看到。”类似曾经流传在江苏省宿迁地区的民间话语也随着仇和来到了昆明，“拆迁”始终是仇和不可回避的重要工作标签。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昆明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仇和为政委，市长张祖林为组长，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副市长陈勇等为副组长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一名昆明房地产商人透露，为了实现土地盘活，仇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从以前已经获得土地的老板身上再收点差价，还千方百计让每一块土地的价格都往上升”。
“仇和几乎完全越过其他官员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他说，“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包括张祖林市长在内的其他领导很少有说话的机会，当然后者也清楚说了也白说”。
“昆明无市长！这是一种不准确的民间说法，但是也绝非空穴来风。”这名商人说，“我们也理解仇和是因为着急，他太希望昆明早点变个样，他的宏伟蓝图早点造就。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就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却也留下了许多麻烦和后患。”
“在我看来，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整个昆明在他眼中就是一家大公司，自己是董事长，其他人只是项目经理，这也就是中国官场现在比较流行说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如果仅从经济收益、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仇和对国家政策和市场发展变化的判断水平很高，工作也很有效率，虽然昆明目前遭遇了许多困难，但是未来综合实力和形象都将大大提升。”
不过，财政方面的数据也透出了昆明发展方式的一些隐忧。2009年，昆明政府性融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近五倍，分别为962亿元和201亿元，另外有中央和省财政补助的53.71亿元。显然，仇和所采取的方法是让昆明“举债建设”，而且数目惊人。
“政府性融资也被称作地方政府性债务，即凭政府信用以有偿借用的方式获得的要还本付息资金。”这名官员透露，“按照目前的举债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开支情况，昆明市财政将在未来十年内陷入绝境。避免如此风险的途径，只有让昆明的财政收入尽快获得大幅度增长。”
他认为，仇和现在对昆明的种种基础建设投入，就是期望提高昆明城市的含金量，以保证在未来获得更多收益，“这样的思路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生意投资，只不过这个项目是座城市，里面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个纯粹企业那么简单。既然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风险和利益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昆明自然条件很好，又是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只要现在把基础工作做好了，未来必然能够吸引更多云南州市和省外居民来定居。”这名官员说，“仇和一直提醒大家，昆明这座城市的潜在价值很高，经济方面还有很深的潜力可挖。”
2010年第三季度，在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系统的公布中，昆明综合地价环比涨幅超过5.0%，位列全国第三，同比涨幅超过20%，位列全国第二。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仇和一方面希望控制好商品房的建设速度，寻找机遇继续提升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则强令各区县必须限期完成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以供应给本地普通老百姓，“他不可能不知道高房价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在仇和所率领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建设工作进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事件”。2009年11月21日，市内螺蛳湾大型批发市场由于拆迁引发数千商户上街堵路事件;2010年3月26日，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整治占道经营摊点时，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并导致大规模冲突，包括一名采访记者在内的10多人受伤，多辆城管、警察执法车辆被损坏;2010年8月20日，梁家河村发生一起被拆迁人员引爆液化气罐事件，一对农村母女和拆迁人员共10人受伤。
“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2010年8月14日，平时并不多见发表言论的昆明市长张祖林在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情况时，突然对现场媒体记者有了这样一番表示，暗示出了另外一种声音。
“打瞌睡”、“玩游戏”、“打麻将”……除了直接的监督、处罚，仇和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所谓‘全官动员’的招商引资，由于缺乏基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或者只得到一些名不副实的合同。整肃公务员纪律的手段硬点我还觉得情有可言，但是以此类推招商引资工作就不切实际了，也让人无法忍受。”
的确，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仇和的做法已经让他们都觉得“他像一头胃口巨大的贪婪鳄鱼”，其最大的执政危机最终将来自官场的对抗力量，尤其是那些与其级别、实力相当的官员，“他们也需要政绩，也想升迁，而仇和把所有事情都做了，别人哪里还有空间？”
“仇和‘大干快上’、‘多拉快跑’的方式已经超出老百姓的承受力，脱离了昆明的实际，这与中央所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完全相符。”云南省一名国有建筑商人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目前昆明建设工程的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这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会越来越被动。”
另外，仇和对昆明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创新突破很小。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村民民主议事”、“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公推公选”……希望能够带给基层老百姓更多期望，给中央储备更多的政治经验时，昆明市似乎还是“长官决定一切”的老套路。同时，在2010年夏天的“西南大旱”期间农村地区损失惨重，昆明市长期亏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暴露无遗，均成为了仇和工作中的缺憾。
一种合理的担忧是，没有农村的富裕、稳定，没有基层民主的建设、发展，昆明市即使再盖起更多的高楼，修出更多的道路，仍然解决不了贫富、城乡差距引发的麻烦。云南籍知名网络人士边民表示，单纯发展经济的模式需要警惕，昆明要实现全面发展，需要同时辅予开明的基层民主，以及法治的文明治理。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一个情况是，对于昆明市公安局治下出现的‘躲猫猫’、‘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全国震动的司法事件，作为昆明‘一把手’的仇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这让许多人颇有微词。”他说，“包括昆明市公安局长杜敏最后被换，新局长赵立功到任，他也没有过什么公开态度。我想说的是，你仇和不‘关心’警方，不代表警方也不‘关心’你，这次警方积极侦办的‘华西项目诈骗案’应该算一次警示了。”
“诈骗案”的隐忧
伴随着昆明市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为避免“项目上马、干部倒下”，昆明市委、市政府39名市级官员在2008年12月签名承诺廉洁从政，仇和名列第一。该承诺书表示：决不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决不允许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营造昆明市建筑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边民认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件的出现让许多官员难辞其咎。一块还没有被政府批准开发的土地项目，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却能将“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的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满城皆知，发布广告的媒体固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不验看开发商必备的合法手续，更奇怪的是市场监管主体国土局、规划局、住建局等政府部门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甚至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还联合多部门评颁了“城市低碳地产最佳实践区”、“宜居昆明低碳地产先锋示范大奖”给这个项目。
“媒体的新闻监督职能失职只算是花边消息，政府这么多涉事监管部门集体缺位、失语才是要让昆明人‘不具安全感、幸福感’乃至不寒而栗了。”边民说，“在此几个月前，昆明纪委还专门发过通知：警惕打着领导亲属名义进行诈骗的不法分子。可以想见其中不乏冒充仇和亲属行骗者。”
按照昆明警方的公布，该案已抓获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庆荣等16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1.84亿余元，追回并扣押涉案款项1537万余元及高档车辆18辆，冻结涉案房产4套。
一名支付了20余万元的昆明律师说：“首先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子价格的确便宜，其次是看见那么多人都在买，尤其法院、公安、药监等政府部门的人都在集体购买、宣传，而且昆明这样违规集资的楼盘非常多，使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诈骗案。”
他表示，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导致开发商资金链中断，加上昆明市对各种审批节奏一直有意加以控制，让那些还没开工建设或正在建设的房子不能提前向市场预售，于是低价的“委托代建”、“单位团购”等应对措施应运而生，这种方式一度帮助开发商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房子盖起来后也是皆大欢喜。
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杂良集
杂货 良品 生活市集
更多品牌专区>>
',1)">
1#作者：qinwen6308  回复日期：2010-11-12 21:16:00
“可以说云南省房地产界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地操作过这种项目，而且云南省、昆明市的许多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类似的集资行动，有些还不止一次。”这名律师强调，“对于这个案件的性质，目前昆明本地各种人士的说法很多，并不完全认同警方宣称的‘诈骗’”。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就认为‘不可能是诈骗案’，谁会傻到诈骗了3个亿还要等着警察来抓，居然还在银行账户上放着1.84亿，而是早就逃之夭夭了。”昆明市一名房地产商说，“做这一行的都清楚，这家地产公司是在违规操作先吸纳资金，但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诈骗，而是要把此项目做成，因为后者一旦成功也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其没有必要冒诈骗的风险。”
他表示，说到“骗子们”为什么敢于借仇和的名义行事，那却是其长期的工作风格造就的漏洞，众所周知“昆明的事情都是他决定就行，包括已定规划都可以修改，而且此事件有其家乡江苏省的企业参与，按照这样的逻辑，这块土地最终被批准开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作为市委书记，仇和有必要亲自批这样的字吗？这些事情应该由政府官员出面完成，何况对方仅仅是一个村级的办事处。”边民说，“华西村何时直接请示仇和，请示内容是否与‘华西”项目有关，政府最后确定不批准是何时间等，市委政府有责任明确告知公众。”
他表示：“各种官员们现在可以说自己也被骗了，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最好的金蝉脱壳之计。但是官员频频出面为开发商造势的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官商勾结，与仇和带头签署不插手工程项目的承诺书似乎背道而驰，而且至今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
目前，对于“华西”案件的被查处的原因，昆明本地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仇和为了保证昆明房地产获得更高收益，已经结合国家的有关政策三令五申，项目手续不全不准以任何名义提前集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昆明地区屡禁不止，“几乎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此前昆明市曾经对20家有类似问题的地产项目发出过警告，这个“华西”项目也在其中。由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也过于高调，加之并没有多少实力背景，所以不幸被仇和拿来“杀鸡给猴看”，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仇和曾经得罪过的人或政敌想“顺藤摸瓜”，由于该案件涉及到江苏企业，势必有人想当然地以为“与仇和有关”。在一种可以想像的政治、利益斗争玄机里，由警察力量出面成功打击，势必会让仇和难堪，甚至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事件发生后，昆明许多地产项目、老板都被吓住了，的确都放缓和停止了类似违规的集资举动，可以说仇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名地产商说，“至于有人认为这是针对仇和的一次政治斗争行动，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众所周知他目前在昆明的地位很稳固，而且一些上级领导还很支持他。”
他表示，由仇和主动打击该案件的可能性比较大，让警方的调查证据证明此公司违法行径，除了可以证明自身的清白，更可以避免将来很可能出现的后患，许多房地产商人现在集资的价格虽然很低，其将来如果不履行合约，比如加价、退款是谁也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样的合约本身就不受法律的保护。
“比如2009年末昆明市二环路内新建商品房成本每平方已经达到5800元，而一些项目却以5000元在提前集资，这样的合约最后怎么可能成功履行，不闹出乱子才怪。”他说，“其实有些房地产商人也很有阴谋，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提前参与进来，最后对政府形成压力，后者要顾及社会稳定则不得不被迫办理各种手续，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目前形势。”
意外的情况还有许多：2010年10月15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区分局国保大队两名警察找到曾经报道“华西”案件的《法制日报》驻云南记者施怀基，要求后者“为了维护昆明稳定，今后不再对该案做追踪报道”。随后昆明市委、政府出面道歉，称不是政府安排警察找记者，并表示将对涉案警察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