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世纪鼎利招聘:国家应比照“维稳”展开食品“维安”-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按语：本文原是我应约为《中国审判》杂志写的评论，从未在网上发表过。今打开电脑，先读到吴邦国委员长强调切实改进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消息，很高兴，细读他关于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的言论，感到很振奋。现将我早就草就的相关文章修改一下予以发表，算是对委员长的相关谈话表示支持。】

　　《食品安全法》实施已经一年又好几个月了，但食品安全状况似乎并无显著改善，普通百姓乃至社会的中下层官员说起有毒有害食品，仍然是谈虎色变。

　　一、有害食品每日每时危害着普通民众的健康

　　最近一次感受有害食品对健康的威胁，是观看央视3.15关于“健美猪”的报导。据报，河南省孟州市盛产一种“像运动员”的“健美猪”，这些猪每头都拱背收腹，屁股浑圆，肌肉结实，通常被卖到南京的屠宰场，还有的卖到“双汇”。可这些猪实际上都是当地人在饲料里添加一种特殊的白粉末“瘦肉精”喂成这个样子的。所谓“瘦肉精”，指的是盐酸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和硫酸特布他林等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据报，人食用含有 “瘦肉精”的肉会有恶心、头晕、四肢无力、手颤等中毒症状，对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危害更大，长期食用则有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

　　老实说，我在市场上见过太多瘦肉比例特高，肥肉比例很少的开边猪，这些猪与我们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猪差别太大了，我一直都怀疑它们是吃“瘦肉精”长大的。所谓对“瘦肉精”猪肉有监督的说法我也是不信的，因为，我亲眼看到的情形几乎都是客户交钱检验人员就在猪肉上盖诸如“验讫”之类的蓝色章记，最多翻看一下，而“瘦肉精”是如此“检查”看不出来的。

　　我2010年年底写这篇文章时，曾记录下自己在短短约莫20多天的时间里感受到的四次食品安全威胁，这些威胁不仅四次造成了我的神经紧张，还直接影响了我和家人的生活。

　　那期间第一次神经紧张，是在去年11月上旬我们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进站面试后午餐前闲谈时。在申请进站人员中，有一位是某名校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王副教授，她告诉我们，上海男性得前列腺癌的比例近年来特别高，儿童性早熟的数量非常多，治疗儿童性早熟的门诊预约排队很长，看病必须提前数月预约。我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个孩子有类似症状，似乎已在悄悄就医，故立即惊问其原因。我得到的答复是，牛奶等奶制品雌性激素含量过高。王副教授说：“动物产仔分娩，正常分泌奶汁的时间不就一年或数月吗，奶牛不下仔而又长期产奶，不靠外来雌激素刺激能行吗?如果在这方面没有指标控制，牛奶雌激素含量岂能不超标!”据说，我国牛奶雌激素含量超过正常标准的倍数是惊人的，所以，牛奶不能天天喝，尤其是孩子和青壮年人。当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传达王副教授谈话精神，并且大幅调低了家人的奶品食用量次。

　　那期间第二次感受神经紧张是去年11月下旬与朋友谈及少儿食品的海外邮寄时。这位位年轻朋友当时在检察院工作，孩子还很小。某日碰到他，他告诉我，不敢让孩子吃中国的奶制品等食物，孩子吃的奶粉，过去是从美国寄或托人从香港往回带，但现在入境要收税，不仅费用太高而且手续繁杂。这位朋友说到这里，心神颇显不宁，让人难免帮他着急。他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我太太在美国访学一年，其间不能免修的一门功课，就是定期帮她表妹购买当地奶粉往中国邮寄。说到这些事，我立刻想到，他们收入都不高，也不是特权阶层，如此不惜代价保孩子的食物安全，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个阶层的家庭是如此，富人、特权阶层当如何呢?经济条件更差、没有海外联系的人家的孩子该怎么办啊!

　　那期间第三次让我感受神经紧张的事发生在去年11月27日。这天，我从前的一个学生从北京来上海参加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的年会，到我家与我们共进晚餐。其间，他极其慎重地告诫我说，现在很多食物是用氢化油做的，对身体有害，可不要吃啊!他走后，我立即在“百度”上查，在“百度百科”看到这样一个词条：“氢化油，也被叫做‘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脂末’。目前，在面包、奶酪、人造奶油、蛋糕和饼干等食品焙烤领域广泛使用。氢化油产生大量反式脂肪酸，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风险，世界各国已纷纷限制，但中国却在大规模、无限制地使用。”我不知道则已，知道了难免着急起来，开始在客厅和厨房里翻箱倒柜地清查含氢化油的食物，很快找出了许多件，有咖啡伴侣、饼干、脆面包、人造奶油、冰激凌等等。谁不怕死啊!我咬咬牙忍痛把这些东西给扔出去了。

　　不过，完事后坐下来一想，其实这顶多算亡羊补牢，意义有限，因为，我吃这些东西已经吃了好些年了!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每天不能不吃的食品，也不知还含有哪些和多少防不胜防的有害成分，这些有害成分包括面粉、馒头、面条里的漂白剂，大米里的石蜡，蔬菜里的农药，鸡蛋鸭蛋辣椒酱里的苏丹红，米粉里的吊白块，银耳蜜枣里的硫磺，干鱼虾里的福尔马林，木耳里的硫酸铜，火腿里的敌敌畏，牛奶玉米汁里的三聚氰胺，猪肉里的瘦肉精，鱼鳖里的激素，茶叶里的香精，如此等等。如果出门到外边吃饭，氢化油、苏丹红、地沟油、嫩肉粉、漂白粉、农药、假酒、香精、色素、福尔马林等等就更难避免了。

　　那期间第四次让我神经紧张，是去年11月30日读到《新京报》关于荧光蘑菇的报道。北京西城区六年级学生张皓小朋友调查发现，市场上的鲜蘑菇超九成都被荧光增白剂污染。对这个报道，尽管北京市工商局从“讲政治”和“顾大局”的高度，宣称其“不具科学性”，但专业人士却表示确信该调查可信度100%。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普通饮食男女，也会根据自己对食品安全状况的实际感受，愿意相信这等报道的内容十之八九是真实的。

　　今日之中国，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食品中各种添加进去的有害成分每日每时都在损害或威胁着他们的健康。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似乎没有比食品安全更普遍更紧迫的民生问题。在这方面，民众的不满指数正在升高，耐心正在经受着考验。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央开始如此重视民生，很及时，非常好!但是，改善民生的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着手呢?我以为，国家从现在起，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应该将严格实施《食品安全法》、改善普通老百姓的食品安全作为改善民生的第一要务来对待。

　　二、食品安全弊害的根子很多部分在政治体制领域

　　严格实施《食品安全法》、改善普通百姓的食品安全，是一件需要中央决策层下大决心，举国上下花大力气才能做好的事情。无疑，改善食品安全，在技术层面会有面对样那样的难题，但最难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在技术层面，而是在政治体制领域。

　　有人可能会说，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困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呀!确实，应该用加强监管来应对食品安全困局。但是，我国目前的一些特殊情况使得一向强势无比的公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长期以来显得有气无力，缺乏有效作为。要让食品安全监管能有作为，必须解决一些涉及社会高层利益的体制或相应的政策问题。

　　我国改善百姓食品安全，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废除党政高层权力人士享有的食品特供特权和相应的纯净食物特供体制。我国社会的顶层党政官员及其家人享有食品特供特权是众说周知的事情。处于这个阶层的人们完全避开了常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生产的农产品，完全避开了常规畜禽水产养殖业在普遍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在通常受污染的环境里生产的鱼肉蛋奶，他们享用的食品是完全按照作物、牲畜在自然环境中的生长规律进行生产的，他们的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生长激素，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和基因技术，无污染。

　　由客观的利益关系所决定，一个生活在这样的食品特供安全保障体制下的高官阶层，不太可能把普通百姓乃至中下级官员阶层的食品安全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关心——这应该算是唯物主义的一条常识。这方面的情况，网上披露不少。对此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台湾地区的《中国时报》都有过报道和评论。我曾见台湾媒体评论说，马英九家吃的食材如果是特供的，他这个领导人就当到头了。我有一个主要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的朋友显然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他多次在与我一起进餐时担心地沟油等有毒食品，并多次对我说：“你知道吗，在美国，奥巴马吃的食物与我们吃的食物，来源完全是一样的。”我每次听他说这话，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种在历史上形成的党政高层的食品特供制，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已成为社会特权的象征，为海内外广为诟病，更重要的是因它而形成的客观利益关系，必然削弱政治高层在改善百姓食品安全方面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也可以说，党政高层食品特供制的存在，在我们社会严重妨碍了“权为民所用”。

　　另外，严格实施《食品安全法》，必须打破政府官员与食品生产商相互间的不正当利益输送关系。这也是需要党政高层下大决心才能办到的事情。食品生产商要不择手段生产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食品，政府官员要GDP，要政绩，乐于搞地方保护，他们往往相互利用，甚至行贿受贿，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普通百姓食品安全利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在面粉里面添加漂白剂这种显然普遍损害消费者健康的行为，原本绝对应该禁止，但在我国，是否应该禁止在面粉里添加漂白剂，已经争论许多年了，但官方始终没有做出禁止的决定。人们不禁要问，官员们不禁止在面粉里添加漂白剂，到底是为了照顾谁的利益?有人说，面粉里放少量漂白剂对人的健康无害。老百姓可能不愿意与他们争论漂白剂对人体到底是否有害这种无聊的问题，但他们一定想知道党政高层的“特供食品”里的面粉放不放漂白剂!同样，他们也一定会问，为什么有关报道中说到的粮食局长不吃放了漂白剂的馒头?!有如，氢化油既然“各国已纷纷限制”，我国为什么允许“大规模、无限制地使用”?

　　我国有无比庞大的国家机器，但这架机器的防范功能及其有效性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这架机器对政治性威胁特别敏感，在应对政治性威胁方面也特别愿意进行投入，而且基本上只对上负责。事情的另一方面则是，这架机器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关切反映过于迟钝，甚至通常可以不管不顾，似乎也不大愿意进行资源投入，除非它转化成了政治问题。这种状况应该改变。

　　要改善百姓食品安全，从长远看要靠政治体制改革。

　　三、结论：应该比照政治“维稳”进行食品“维安”

　　我们中国要办好一件事，首先得领导重视，这种谈论虽落入俗套，但确实也是符合国情的议论。

　　食品严重不安全的问题困扰我国已经许多年了，年年说整治，年年无显著成效。为什么没显著成效?从监管职责角度看，高层重视不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我国能像重视政治“维稳”一样重视食品“维安”，有毒食品问题断无解决不了的道理。

　　我国党政领导高层历来特别关切政治“维稳”，相对而言不关切食品“维安”的程度就低多了。而普通百姓则高度关心食品“维安”，不怎么关注政治“维稳”，因为他们的身体每日每时都受到有害食品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感受不到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威胁。如果国家党政高层真正体恤民情，他们就应该适度调低对政治“维稳”的关切度，适度调高对食品“维安”的关切度。我们现在可以盘点一下，看看近年来党政高层为布置政治“维稳”召开过多少会议，为布置食品“维安”又召开过多少会议，看看在多少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过政治“维稳”，又在多少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过食品“维安”。对某件事重视还是不重视的态度，不只是口头上说的，它一定要有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指标，要有事实做证据。

　　重视食品“维安”，要有实际投入，首先要有财力投入。现在海内外都在谈论我国超越国防经费的巨额“维稳”经费，但是几乎无人提及食品“维安”投入。显然，我国食品“维安”投入太少。面对如此严峻的有害食品泛滥局面，人们在几乎任何食品出售场所，都看不到食品有害成分检测设施，也看不到有检测机构活动的迹象。国家有义务均衡配置公共资源，可不可以把用于政治“维稳”的投入，转移一点点过来用于食品“维安”?

　　重视食品“维安”，需要增加人力投入，可不可以从用于政治“维稳”的庞大队伍中匀一些人过来用于食品“维安”?现在有的政治“不稳定分子”，一个人后面跟几个公职人员，太浪费人力了。从今年央视关于“健美猪”的节目看，检测食材中“瘦肉精”等有害成分的人员数量既少，又普遍缺乏责任心。如果把最得力、最有责任心的人员从政治“维稳”领域转岗一些到食品“维安”领域来，我想，食品“维安”一定会大见成效。

　　我国党政高层到了该顺应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改善民生的决定为改善百姓的食品安全做些更实际的事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