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艺术类院校有哪些: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何成不了"华盛顿"(图)
文章摘自《晚清有个袁世凯》
作者：赵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在端详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仿佛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袁世凯四十岁左右时的照片，还显得目光炯炯、神采飞扬。而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五十开外的人，一下子就显得老态龙钟、发须花白，仿佛色彩不足的绘画；目光看起来也没有先前的坚韧和锋利了，甚至看起来笨拙而愚蠢。这个曾经坚强的、工作精力充沛非凡的人，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疲惫虚弱的病人。即使是在洹水的时候，袁世凯还显得风华正茂、气定神闲，但几年共和制的总统当下来，袁世凯真的有点不堪重负了。不需深入思考，也可以看出他面临的压力，处在大变局之中的袁世凯，已经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和矛盾压得不堪重负了。虽然袁世凯已感人生的使命和沧桑，但在收拾具体的残局中，他还是伤透了脑筋。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
由于社会转型的惯性过于强大，民国成立后，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个没落的帝国看上去像个巨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创伤和皱褶，自然而然地已成为各种细菌和寄生虫热衷的场所，各种病症，在不被察觉中活跃滋生。接手总统的位置之后，袁世凯很快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在袁世凯看来，同样给他巨大压力的，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里循曾经写道：“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让原先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杂乱无章，还让一代人变得尴尬无语：社会上那些多年苦读科举的书生们，一旦在失去了久远的目标之后，一个个变得愤世嫉俗，唯恐天下不乱；少数激进的带有西化色彩的知识分子，也对这样的政治格局不满，力图呼唤新的秩序，渴望通过一场新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全盘西化。除了麻木的大众之外，那些因革命的炮声唤醒了的人，一个个显得迫不及待，赤膊上阵，仿佛一切都等不及似的，渴望一展身姿，恨不得临空一跃，登上政治舞台。在那些幼稚的人们看来，社会的运转，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政治，似乎只要一个口号，一种政体，就可以把这个世界轻轻松松地改换了局面。报章的兴起，使得一大批指甲肮脏、饥肠辘辘、文笔粗俗的失业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随时准备应别人的要求撰写一切东西：蜜糖或毒药，歌颂或诽谤，长的或者短的，尖锐的或者温柔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的是披露，有的是杜撰，有的是谩骂，有的是挑拨离间……在这些人群当中，只有极少数新型工商业主和文化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有系统的思想，有明确的方向，希望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但他们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之中，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这种混乱的局面中，慢慢地使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在这里，可以试着将中国当时的情景，与美国独立之后的情况相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是生硬的，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命运的机缘--1776年，美国在费城起义之后，诞生了《独立宣言》，大陆会议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美国赢得了独立并面临新的问题：新的国家出现了，昔日的功臣们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国家是属于功臣的，还是属于全体美国人的？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回答是：他们该回家了。华盛顿不是没有受到权力的诱惑，也不是没有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而是他衷心地相信，一种合理的制度，比个人的力量要伟大一万倍。独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当面或者写信给他，请求他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担任这个国家的国王。为此，华盛顿曾写了“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华盛顿忧心忡忡地说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在此之后，华盛顿解甲归田。虽然后来应国民的一再邀请出山，并被选举为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担任总统的最大使命就是努力为美国设计一个更合理的政治制度。华盛顿提出了“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华盛顿的政治信仰是：宪法至高无上。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确立也是一个复杂而纷乱的过程，美国第一部宪法，光讨论就花费了十六个月，但由于华盛顿等人的竭力坚持，美国终于实行了当时社会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虽然华盛顿居功至伟，但他从没有“舍我其谁”的想法，而是真诚地相信，别人一样能把美国治理好。基于这样的想法，华盛顿在连任两届后，坚决辞去了总统职务，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在宪法之下，别人同样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这个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精神的精髓：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最高领袖，而是取决于法律和民众……离职后不久，华盛顿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应该说，对于袁世凯来说，当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很快，袁世凯就让持这种看法的东西方人士失望了。人们后来明白，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 “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权力追逐的传统，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先天不足。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早产的婴儿，整个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修补和完善，还需要一个正反馈的几度循环。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权力的欲望淹没了理想的追求和理性的精神，那么，权力的斗争的恶性循环会很快摧毁这个尚不完善的制度，剩下的只能是一场在虚假理想旗帜之下的争权混战。一切的一切，都会随之扭曲，最终成为这场混战的陪葬品。可以说，袁世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是被另一个落入传统专制思想窠臼的袁世凯给亲手葬送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是诞生不了华盛顿的。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正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袁世凯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忍让，也进行了妥协，并且以自己的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也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忍让，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袁世凯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但袁世凯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在袁世凯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努力使自己以一个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面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得很宽容。有时候，袁世凯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工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
自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与袁世凯一直有过节。在此之后，康、梁只要一有机会，便对袁世凯大肆攻击。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同样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指责。南北议和时，康有为发表声明，认为袁世凯是为“窥窃神器”取代清廷，打算联络满蒙亲贵，推倒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有为仍旧对袁世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抨击，说袁世凯对英、俄窥视蒙、藏交涉不力，是最终使国家遭瓜分的“让地政府”，说善后大借款是“卖身为奴”等等。对于康梁的不断指责，袁世凯一直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笼络。袁世凯先是劝说梁启超回国，组织进步党参加“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袁世凯立即给梁启超每月三千大洋补贴家用。梁启超要组织进步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梁启超四十万。康有为母亲去世后，袁世凯抓住康有为不得不回国奔丧的机会，致电康有为示好，在电文中，袁世凯对于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回国主持孔教，充当精神领袖。此外，袁世凯还布置广东当局龙济光等，对康氏优礼有加，邀请康有为北上议政。对于袁世凯的盛情，康有为抹不下面子，当即复电表示谢意，但以母丧家难，婉拒袁的北上邀请。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到面子问题，收到康有为复电的当天，又亲拟电稿，发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电报。袁世凯从戊戌分别开始叙旧，苦口婆心地谈到当前的形势，认为“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栋梁之才的时候，力邀康有为北上“论道匡时”。袁世凯一片苦心，让康有为有点心动，康有为当即复电，对袁之“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万分感激，不过又一次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申明自己确实是有困难，不能北上。
八天之后，袁世凯第三次发出邀请电，再一次对康有为进行高度评价，恳请他出山“共赞”时局。康有为再次回电，表示感谢，诉说了自己不能应邀的理由，同时献上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的经国之策。袁世凯三次致电康有为，宛如一个民国初年的“三顾茅庐”版。应该说，作为颇有资历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如此降低姿态，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为虽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但他将政治主张和盘托出，那就是，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孔夫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为的主张，对于朝代变更时期的人心安抚有一定好处，但这样的主张，对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回头看罢了。康有为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这样的老人，袁世凯要稳定局面，就必须尽力怀柔，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实事求是而言，无论是从文化、主张、性格以及行事风格来看，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不相融的，这也决定了稍有风吹草动，两人之间必定会呈现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仅仅短短的两年而已。不过在此之后，两人却同样以试图恢复帝制“殊途同归”，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抚康梁的同时，袁世凯还努力对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抚，消除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阻力。对当时最着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凯一直优礼有加。有一段时间，章太炎也被袁世凯的行为感动了，性情的他，到处说袁世凯的好话。有一次，章太炎酒后失态，在袁府上大吵大闹，袁世凯也好言相劝。对于一些能力较强、身体较好的大臣，袁世凯授予他们参政的名义，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们当中有赵尔巽、李经羲、樊增祥、冯煦，瞿鸿禨、增韫、李盛铎、唐景崇、荫昌、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李国杰等等。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原清廷的要臣，对社会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必须得足够尊重才行。对于那些明显不适合民国政体的，袁世凯也一一安抚，比如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载沣、那桐、世续，封疆同僚周馥、锡良等，也尊以“旧侣”(老朋友之意)称号，让他们享受充分的待遇。对已经出任民国高官的前清内阁大臣、边疆大吏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袁世凯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凯还努力跟岑春煊这个老对头重修归好……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袁世凯所沿用的方式，明显地是旧时改朝换代的习惯，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了。毕竟，以当时形势下各种势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凯为了争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的怀柔、妥协以及宽容，决定了袁世凯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也决定了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决不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只是新与旧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四不像”。这样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前朝政权的某种后续，而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时代。1912年8月底，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成立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这次成立大会，是经过袁世凯同意的，并且，袁世凯看起来对国民党成立一事，始终表现得很热衷也很积极。不仅如此，袁世凯在知悉孙中山将来京参加成立大会后，便向宋教仁要求与孙中山举行会谈。8月24日下午5点半，北京火车站礼炮齐鸣、鼓乐声声，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快的歌声；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代总理及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议员、各党派、各界人士列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走下火车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挥动手中的旗帜。欢迎仪式之后，孙中山坐上了袁世凯那辆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三十位骑马的宪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迎宾楼是袁世凯为了欢迎孙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办公室改建的。当晚，袁世凯亲自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宾馆，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这一次会晤，也是民国初年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随后，另几位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李书城等赶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凯的热烈欢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里，孙中山跟袁世凯共举行了十三次会谈。谈话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孙与袁外，只有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在场。两位政治巨头的会晤，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心，报章纷纷猜测会谈内容，想从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上，分析一些变化。人们希望这两大巨头通过这一次会晤，制定一些有利于古国变迁的良策，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迅速地从纷争中平静下来，给新历史展示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番在京的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中山看来，袁世凯精明强干，为人谦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个栋梁之才。以袁世凯的目光来看，孙中山则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热情，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但他的思维方式，却明显地不着边际，书生气太足，拙于行动。孙中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在当前的社会，要治理民国，非得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凯大总统正好是一个合适人选。孙中山表示，袁大总统应该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他自己，则愿意专门负责修铁路，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袁世凯听了很高兴，当场表态授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月薪高达三万元，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特别制作的豪华列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袁世凯还下令各地方官员，服从孙中山的指令，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热情接待，聆听教导。看起来，双方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某一天会谈之余，黄兴甚至还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一直奉行“君子不党”的袁世凯微笑着拒绝了，袁世凯很委婉地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不是时候。”不过，袁世凯还是指派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内心里，袁世凯对于政党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书信中这样写道：“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以袁世凯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总统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坚守“不党主义”。9月16日，袁世凯、孙中山以及黄兴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颁布：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政治纲领》公布之后，举国为之振奋。在那些单纯的民众眼中，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当前存在的诸多困难很快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如果这个纲领能够实施，不仅有利于结束全国分裂状态，实行国家的统一，而且，还能从发展基础产业入手，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久，时局的发展，让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或者说，蜜月尚未开始，争斗便已开始了。人们很快发现，将这两个什么也不一样的人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实在是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是很难靠近的。虽然他们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并且表达过自己的坦诚。但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鸿沟一样横亘在面前：主义、理想、观念、性格、背景、环境……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他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谁也不肯退缩和忍让。那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共同政体，很快，就不被人们当回事。无论是在朝之人，还是在野之士。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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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黎明，枪声已熄、星旗飘扬，可接下来该做什么，却让人犯难了。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毕竟也只是一个下层军官，熊丙坤一个班长自然就更加泯然众人矣，因此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找个有身份有地位能镇的住场的领导，来妥为善后。于是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们都被荷枪实弹的起义军“请”到了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然后告诉汤化龙，你来主持一下这个会议，咱们要选个领导，与会者除了谘议局的议员们外，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徐达明、被“总指挥”的吴兆麟等十余人，也列席了会议。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班长、程班长此时应该只能在外面站岗放哨了。
这谘议局是载沣当政后预备立宪时成立的，虽然载沣搞的那个“皇族内阁”让人看清了其假借立宪之名，行总揽权利之实，但毕竟各地作为摆设的谘议局还是成立了不少，而议员们很多都是有一定学识的立宪派。这帮起义士兵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谁让自己的领导死走逃亡一个个都不知所踪了呢，所以只好求助于立宪派。
立宪派嘛，本来就是“非暴力革命”派，如今赤手空拳被“暴力革命”派拿枪逼着，自然就更加不能暴力反抗了，汤化龙万般无奈下主持了这次紧急会议，其间，吴兆麟提议黎元洪担任都督，推举只是因为他是武昌现存军官中军阶最高者，也就是说如果瑞澂、张彪、铁忠等人不跑的话，都督就可能是他们，哈哈，革命与反革命其实就是一念之差。
那么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呢？此人曾作为北洋水师“广甲”舰的一员参加了著名的甲午海战，当时他是五品二管轮，只可惜在这场荡气回肠的战斗中，“广甲”的表现极其拙劣，竟至战友于不顾，与“济远”舰先后临阵脱逃，“济远”逃跑时，还顺手将己方重伤的“扬威”舰撞沉。有此一役，黎的海军是当不成了，后转投了张之洞门下，获得重用，累有升迁，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一个加强旅)统领。闲言少叙，吴兆麟的建议得到了立宪派一致拥戴，革命党人手头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同意，会议通过了黎元洪任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之前，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与目标，只是一个领导让我打谁我就打谁的纯粹的军人，一个合格的有威望的军官。这会儿，他正躲在参谋刘文吉家中，心下惴惴不安。突然，门口一阵大乱，吴兆麟带人冲了进来，连拉带拽的将黎元洪簇拥到了谘议局大楼，告诉他经过民主选举，你被任命为湖北都督了，上任吧。
黎元洪心说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上任，听说过刀架脖子抢钱的，没见过枪架胸口逼你当官的，当我傻呢，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我不干。让他签署《安民布告》他也不签，起义士兵就急了，签个字还能难住我们吗，于是以“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据不可靠消息，替黎元洪签字的是张振武。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在革命形势逐渐向好的感召下，在革命党的威逼利诱下，在“黎都督”广为人知的窘境下，黎元洪已无退路，只得被逼革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这玩意儿好，显的年头多。当然，这时候的政府当中基本都是黎元洪和汤化龙的亲信了，革命党只有一个重伤的孙武入围。然后通电全国，号召大家起义。 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要说这一军二军都是北洋军中的王牌部队，第三军更是从北洋军中筛选出的精壮士卒，而武昌新军多来自张之洞的南洋军，这本是清朝最现代化两只部队，只不过大家普遍认为袁世凯的新军比张之洞的新军战斗力更加强悍，这次携优势兵力水陆夹击没有后援的武汉义军，按理说应该一蹴而就，只可惜荫昌的指挥能力本就不强，加上北洋军这帮骄兵悍将只服袁世凯，荫昌的指挥就更打折扣，载涛原本就是一个官高爵显的废物，将熊熊一窝，18日开始，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竟然在汉口、汉阳拉开了锯。
摄政王载沣，上任之初任用亲贵，似乎将权力全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可一旦出事才发现这所谓的权力根本当不得饭吃，面对气势汹汹的起义军，自己手中竟无人可用。此时“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首先出来力荐袁世凯，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袁出山，改变目前的困局“非袁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求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载沣本就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面对革命军的暴力威胁，大臣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载沣已是焦头烂额，他又何尝不知道袁世凯的能力，如果不是袁的能力超强，他也不会在上任之初就罢黜此人。但这时候，去请袁出山，自己也觉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让徐世昌先去探探袁世凯的口风，徐世昌早年就和袁相识，据说还皆为了异姓兄弟，其入京赶考的费用都是袁世凯资助的，后来更是得袁世凯一手提拔，此时是“皇族内阁”中仅有的四个汉人之一，官拜内阁协理大臣。被罢黜后，袁世凯隐居在河南彰德洹上村，明着不问世事，陶醉于山野，实际上一直关注着时局变化，其旧部也都没把他当做平民百姓，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袁世凯因为倡导新政而被贬，使他同时赢得了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尊重，在隐居的三年间，不断有立宪派与革命党前来造访，大家相谈甚欢，应该说袁世凯的上下通达，与各个政治派别都能说的上话，且在各个政治派别中都有大量的支持者，收拾清末危局，确实非他袁世凯不可。
可袁世凯正值盛年，无故被冤遭贬，岂能心平。于是让徐世昌回复载沣，我老人家有病，你又不是不知道，在朝当官都当不了，这时候岂能带兵打仗去平乱呢，老子不去。
再说革命党这边，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同盟会什么事，但他两家毕竟只是一个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人家同盟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要大的多，他们看到武汉首义的成功，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的行动，而各地政府官员也是有头脑的，清廷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的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举大军竟然拿不下一个小小的武汉三镇，哪里还有心抵抗啊，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我还没打你怎么就革命了，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当然也有反正成功的，比如程德全，昨天还是满清江苏巡抚，今天一下就成了革命军政府中的江苏都督。
就在武昌首义部队在汉阳与强大的北洋军浴血奋战之际，南方各省都已纷纷独立，北方也独立了几处，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都宣告革命。不过宣布独立容易，建立一统却难，各地军政府虽然都号称革命，但却没有统一领导，而且也并非所有独立地区的都由革命党掌权，还有很多各地咨议局的立宪派，原来的旧军人甚至就是原来的巡抚都成了革命政府的都督。一时间，山头林立，十八星旗、青天白日旗、五色旗、“井”字旗、“大汉”旗等等各色战旗飘扬。 回过头来继续说载沣，他何尝不知道袁世凯是趁火打劫，故意拿捏自己，可这时不光是中央政府官员在支持袁世凯出山，地方督抚中的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也屡次对摄政王施压，袁世凯的更多政治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袁世凯，宣称：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袁世凯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各国驻华使节也纷纷给载沣政府施压，希望他们任用袁世凯，以挽救危局。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载沣在10月30日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接着取消皇族内阁，规定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然后誓言立宪，这一切都是告诉袁世凯，你所倡导的君主立宪是正确的，我组建皇族内阁是错误的，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有人说载沣在关键时刻舍己为国，我看这是高抬了他的道德水准了，别忘了当今万岁可是他亲儿子啊，他拉下脸来请袁世凯出山，是为国同时也是为了他儿子的家天下啊。
在得到载沣下野让权的承诺后，袁世凯不再耽搁，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同日，清廷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同时虎视汉阳。
就在清廷高层进行人事变动的同时，武昌义军也遇到了一个人事安置的棘手问题，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黄兴在赴汉的轮船上对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注7】要说同盟会乃是中国最大的革命党组织，黄兴更是因为策划领导了多次起义而名动天下，威望很高。所以黄兴来汉之前认为自己取得两湖地区的革命领导权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如果他们在首义之前来到武昌，那么成为义军首领顺理成章，可偏偏武昌起义和他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的领导集体中首脑人物如黎元洪、汤化龙、吴兆麟等更是和所有革命党都无关系，所以人家非常热情的把几位领导迎了进来就拉倒了，根本没有将权力让给你黄兴的意思。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般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拟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谓“可以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均极赞成【注8】。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不涉及利益之争的时候，溢美之词可以降价大甩卖，免费大赠送，可你千万别当真，这不前两天还热烈欢迎上级领导光临指导呢，等你真想当我的领导时，我就要和你说道说道了，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你们在哪呢，等我们胜利了，你过来就想当领导，有这个道理吗？很显然，你同盟会这几个人在武昌的能量是极其有限的，只要人家执意不让，黄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世界是讲实力的。宋教仁急忙出来打圆场，说我们此来，是为奋勇杀贼而来，不是来争权位的。我们初到湖北来，于湖北的军队情形，不大熟悉。既是有利害的冲突，咱就不谈这事了。既然人家同盟会这边已经妥协了，武昌军政府这边也得给个面子吧，于是大家商定黄兴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统帅义军。可在这个总司令是你黎元洪委任还是众同志公推上，大家又产生了分歧，黄兴的意思是我属于公推的总司令，人家军政府这边认为，大家民主选举完，也还得都督签署命令委任啊，咱的组织程序总得走啊，要不就乱了。最后，黄兴这边再次妥协，同意委任，但由居正提出了一个很扯的条件，必须郑重其事的登台拜将。
第二天，也就是11月3日，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人头攒动，鼓乐齐鸣，旌旗招展，先是宣读了一通很八股的委任状，然后黎都督授予黄司令印信等物，黄司令给黎都督行礼，众将官给黄司令行礼，黄司令再照例慷慨一番，最后还要阅兵，【注9】【注10】【注11】大兵压境之下，形式主义的东西一样都没拉。
只可惜折腾了这么大动静，黄兴的总司令却只当了24天，这一仗虽然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以不足敌人一半的兵力力敌强敌24天，绝对是一张超级满意的答卷，其作战指挥能力应当得到认可。可他竟然在汉阳失守当日即乘船东去，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关于黄兴的临阵离职，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是起义军政府在汉阳失守后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黄兴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转移攻取南京。黄的主张被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南京，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霄的话被大家热烈鼓掌，会议决定死守。会议结束后，黄兴偕李书诚等乘船东去。第二种说法出自2004年12月2号的《人民政协报》中的文章《我的祖父黄兴与武昌起义》，其中是这样描述的：因为革命形势需要，先行回上海的宋教仁“以十万火急的心情，催促黄兴去沪……11月25日，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之职，何锡藩副之。27日晚，黄兴和李书城等秘密潜往大冶，然后顺流而下，航往上海。临行前，黄兴对蒋翊武、何锡藩亲切慰勉，说：‘时势推移，成功在望，惟望坚守阵地，以竟全功。本人此去上海，是扩大革命层面，谋求全国军政统一。你我时刻保持遥相呼应，认真联络。’”
以上两种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兴在武昌最危急的时候弃起义军而去。两种说法都没有提到黄兴东去得到了军政府批准，我想这很难用疏漏来搪塞，起码他孙子是不会故意栽赃自己的祖父的，而其所谓黄兴指派蒋翊武代理总司令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也印证了笔者猜测，因为如果黄兴向军政府请辞，则他至多只能推荐接替人选，而无权指派，如果真是他指派的，那么就说明他没有和军政府请示，也就是说黄兴极有可能是在危急时刻擅离职守，临阵脱逃。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时，已经回京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却严令其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是怎么回事呢？
袁世凯此时手握国家军政大权，特别是拥有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岂能放在他老人家眼里，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则殊为不易，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将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还是未知，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
事实上，如能借大兵压境之势，换得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那么不论是对国家，对黎民还是对自己之后的权力稳固都是最好的选择，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为了做到这一切，在冯国璋率部与黄兴的义军死磕之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向革命党人频频发出和平的信号。可革命此时正风起云涌呢，革命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岂能接受你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于是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一举攻克汉阳，黄兴挂职而去。就在平叛形式一派大好的情况下，袁世凯却下令冯国璋停止了对武昌的攻击，并将急于立功的冯国璋召回，换上了另一心腹干将段祺瑞，打一巴掌揉三揉，袁世凯派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袁世凯方面希望保留君主制，但虚化其存在，效法英国。而革命党此时正在兴头上，坚决要求推翻专制，走向共和，但是你袁世凯如果答应共和，我们可以选你当共和国总统，要说当时的中国，要想找一位能够得到各派拥护，又能平衡各派利益的人，实在不易，袁世凯的资历、身份、能力，使他几乎成为了唯一人选。
至此，袁世凯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走向共和，他是总统，走向立宪，他是大权总揽的内阁总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达成协议，革命党人多嘴杂，且年轻冒失，要想他们放弃理想难度很大，所以回去劝劝皇上退位也许更容易些。但劝皇帝之前，他必须要得到革命党方面郑重其事的承诺，可问题是革命党四处闹革命，但都是自己闹自己的，都觉的自己不错，谁想代表大家，都没有足够的底气，这可怎么办呢？
终于，一个重要人物现身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来到了上海。同盟会虽然发生了分裂，但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且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同盟会分出来的，孙中山虽然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虽然不是最好，但确实没有更好了。
我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提到孙先生了？是的，因为自从汪精卫“引刀成一快”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能够进入本书的事件，有人说不对啊，还有1911年4月的黄花岗72烈士呢，对不起，那是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干的，孙中山只不过是事先知情，并给与了精神鼓励而已。况且黄花岗起义也未在本书着墨，不是因为72烈士不够英勇，只是为了节省篇幅，将笔墨着重于意义更加重大的武昌起义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丹佛，起义三天后，孙先生才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相关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粮饷物资，虽然没筹到什么东西，但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在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的不可开交，没有人想的起来那位在大洋彼岸打工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总管事的，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总统，其间武汉首功的黎元洪和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最后大家妥协的结果，一致推选了在辛亥革命中无所作为但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28日，决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正等着革命党给准信的袁世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了，不是让我当总统吗，怎么又蹦出个孙中山来，这里到底有我没我啊？
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以冯国璋段祺瑞为首的四十多员北洋大将就发表了通电，宣称赞同君主立宪制，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这样的军事恫吓非常有效，本来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权力斗争后的折中产物，有职无权，有名无望，根本无力号令南方各省同仇敌忾，加上袁世凯所展现的政治能力以及开明的政治形象，使得很多的革命党与立宪派心目中，国家大员袁世凯远比政治流民孙中山更适合做民国总统，所以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宣称只要袁世凯实施共和，那么这个总统就让给你了。既然如此，大家坐在谈判桌前好好谈谈细节吧，你来我往之间，最后敲定皇帝退位，但要给予优待政策，国家实施共和政体。一二三四的列了一通，比起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来，其待遇可要优厚很多，总起来说，袁世凯还是一个念旧情的人，没把事做绝。然后袁世凯入宫向隆裕皇后陈说厉害，现在海军全都叛变了，陆军就只剩北洋六镇，其他都归了叛党，这么下去我也无力回天，不如接受优待，退位了吧。当时革命党已经公开宣称只要走向共和，就可以公推袁世凯为总统，这使袁世凯在劝说皇帝退位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些阻力，有人认为袁世凯大奸大恶，私通革命党，携外力以压朝廷，而袁世凯是不想给世人留下逆臣的印象的，何况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确实也不是共和而是君主立宪，这时候，一群冒失的北方革命党帮了他的忙，因为北洋军镇压过他们，所以他们当街扔炸弹刺杀袁总理。那边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刚和袁世凯达成协议，袁世凯也开始劝说清帝退位，这边就搞暗杀，这就是当时革命党的现状，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不光没杀了袁，还一下堵住了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朝臣的嘴，怎么样，我袁世凯是忠君爱国的，不然革命党也不会要我的命，我可是一心为皇帝好啊，现在革命党的爪牙都已经遍布京城了，太后你看着办吧。这隆裕太后就是一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哪有人家老佛爷那两下子啊，事已至此，袁大总理你看着办吧。于是，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他坚决不来南京履新，而最终定都在他的大本营——北京。
没有哪个朝代更替如大清王朝这般摧枯拉朽，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封建王朝，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可推翻了帝制就等于推翻了专制了吗？改了国名就等于走向共和了吗？
面对突如其来又混乱不堪的革命形势，手握重兵却选择了单方面停火并最终促成南北议和，以不流血方式迫使清帝退位，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将国家从内战拉回到和平之中，黎民苍生最该感谢的是袁世凯。可接下来面对各种棘手问题，摆在了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面前，摆在了刚刚上任的临时大总统面前。
首先，是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问题。清朝的垮台不是某一家或某几家起义军攻城略地，一城一隘的夺过来的，而是遍地开花，各自独立最终架空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有效的协商，在民国政府和平取代清帝国政府之后，虽然有人提出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权利等主张，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上却未见差异，唯独两个地方与众不同，就是西藏和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清朝版图，但清廷已灭，我们没有义务和责任成为你中华民国的一员。革命党起事之时，打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我前面讲过，这么提是有道理的，而且有利于革命鼓动的，但在夺取政权后，这个口号就难免会让其他少数民族感觉不安，而各地的纷纷独立，又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们看到了自立门户的希望。所以在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做了如下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于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孙先生的意思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夺取政权了，咱们五个民族应该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你们那个独立，和我们这些省的独立是一样的，现在你们也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孙中山发表了这个宣言后不久，袁世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没有说什么“某某自古就是我国领土”之类没用的套话，自古？自古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古到元朝，人家还自古到唐朝呢？再说自古是你的领土的地方多了，你都要吗？其实，自古以来分分合合本是历史常态，你强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你弱，对不起，这地方是就人家的，这个世界从来是靠实力说话的，强大如狮子，它在那地方曾经撒过泡尿，就说这地方属于它了，也没见有人跟它争。所以，民国政府没说自古只说现在：你是清朝的领土，而我是清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有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注12】为证，所以你就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你如果听话，咱们好说好商量，如果不听我就打你。
期间虽有曲折，但因袁世凯为首的民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虽有英俄两强的无理干涉，最终还是保证了西藏蒙古未因清帝退位而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至于那个扯淡的麦克马洪线，不论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还是之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如果本书能不受干扰的写到2008年，我会更深入的讲述少数民族问题，现在先不赘述。袁世凯执政的几年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灯厂，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第一个自来水厂，第一辆电车等等。
袁世凯执政时期，颁布修订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注13】，为中国近代法制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袁世凯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某些方面至今未曾有人超越。
那时，有个叫戴季陶的，创立了一个叫《民权报》的报纸，从1912年4月16日起，以“天仇”为笔名，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到5月20日，更是写出了题曰《杀》的短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公然叫骂大总统一个多月，总不能不管吧，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接着依照法律，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戴季陶所骂者，熊希龄时任内政部长，唐绍仪时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时任临时大总统，章炳麟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而他所获罪行并非“诽谤”或“颠覆政府”之类，而只是是“鼓吹杀人”，罚款30。
戴季陶时年23岁，没有后台，何以如此好运，其实和运气无关，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本就是各派相互制衡的产物，大家都不放弃自己参与国事的权力，更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大家言论的自由，一时间，全国报刊林立，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的文章时常可见，人们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以言获罪的情况也较少见，言论环境相对而言较为宽松。这当然不是袁世凯一人的功劳，是所有参政议政者共同的努力，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一段佳话喝一声彩吧。
听你这么一说，这共和还真是好东西啊，一推翻帝制这一切都好了啊。慢着，我可没说一切都好啊，按照先礼后兵的规矩，我们先说的成绩，但是，不足也是要说，而且不足那是相当的多，多到我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只能想哪讲哪，听明白听不明白的，我也没办法，谁让这段历史乱成一锅粥呢。
先从民国政体开始讲吧，大家都没搞过共和，袁世凯不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也一知半解，但好在这些革命党都留过洋，孙中山更是长时间生活在国外，虽然没吃过猪肉，但大都见过猪跑，于是照着葫芦非常认真的画起瓢来，平心而论，瓢画的还是蛮像的。 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章太炎、宋教仁等提倡的是责任内阁制，也就是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相互制衡，这样可以限制总统权力。但孙中山坚决反对，你们说的这套和平时期管用，而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你们信任我才选的我来当这个临时大总统，可又要加一个限制手段，这怎么开展工作啊。大家一想，孙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限制太多，效率必然下降，那就实行总统制吧，也就是说总统即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也就是现在美国实行的制度。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从政经历啊，不光没从过政，就是手下多管几个人的管理工作都很少有人做过，以前光挑别人毛病了，你们这么干是不对的，应该这么干。如今人家不干了，让你干，才发现挑毛病实在是件轻松惬意的事。
孙中山和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集结在南京的20万起义军，这些人集中在这是准备北伐的，可这么些人凑在一起，要吃饭，要发饷，钱，政府需要钱。原来孙中山等人靠募捐维持少数革命党的生活及活动费用，还是没问题的，可现在是20万啊，大家都跟着你闹革命呢，老大，你看着办。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一听，有道理，大笔一挥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这不光说明革命政府没钱，而且说明这个大总统根本没睡醒呢。
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收入来源，根本没人给你交税，城中到处是骚乱的士兵，局势十分混乱，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连总统府都出不去。有人说革命党软弱，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这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软弱，你坐到那位子上试试，烤不死你。所以说，南北议和已是不得不为的事情，推举袁世凯当总统，也许革命党心有不甘，但却是保存胜利果实唯一的办法。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南京临时政府紧急出台一个《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施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咱刚才不是刚说完，孙中山力主施行总统制吗，怎么这么一会就变了，谁的主意啊？还能是谁的主意，孙中山呗。我当总统，那我是你们选出的革命领袖，你们限制我的权力那是对我的不信任，是不利于民国事业发展的，可现在我请辞了，大总统换成袁世凯了，他可不是革命党啊，对他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所以限制他的权力是必要的。好在袁大总统倒没异议，照单全收，估计这老爷子根本也没弄明白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区别。
在袁世凯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时，黎元洪全票当选了临时副总统，都商量好了，还选什么选，这不是假民主吗？这点我不同意，因为开始商量的那些人，就是后来投票选举的那些人，而这些人的产生也是符合相关规定的，虽然没有征求诸如阿Q们的意见，但对比刚刚倒台的清廷则是民主的一大进步。
接着就是袁世凯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了，同盟会两巨头孙中山、黄兴二位本是总理的当然人选，可人家老哥俩好像当政了几十天，似乎有些累了，于是都表达出了淡出政坛的想法，功成身退，冷眼旁观共和国的成长，对于这么多年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两位革命先驱，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接着不到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唐绍仪和陆征祥两届的组阁和倒台，唐绍仪内阁就在争吵中完成了它短暂的历史使命，北方的北洋势力和南方的革命党势力各说各的理，争来争去不亦乐乎。最后，同盟会非常大度的退出了陆征祥内阁的竞争，这么争下去，国无宁日，我们退出，请陆征祥自由组阁，不要顾及我们，加上孙中山、黄兴执意淡出政坛的举动，可以说同盟会的表现是值得称道的。当然，同盟会退出陆征祥内阁并非退出中国政坛，同盟寄希望于临时总统上任时的承诺，不久之后将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岂不少了这些不必要的争执。这和宋教仁、陈其美这些少壮派领导人的雄心壮志是分不开的，激情充溢在胸中，以至于他们一个内阁部长远不能满足他们报国的冲动，特别是宋教仁，在孙黄淡出之后，他成了同盟会中当然的一把手。 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我上台，当然要找和我政见一致的人，听我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少了抬杠内耗，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我是选民和议员们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最后，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凑合着能干点正事的内阁。再说，孙中山在全国转了一圈后，应邀在北京会晤了袁世凯，这是二人唯一的一次会面，两个人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孙中山觉的这个袁世凯不像是想象中的军阀，而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如此一来，即发了通感慨：:“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点头称是，你说的太棒了，说到我心坎里了，老孙，就让你去筹划全国铁路、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拨给你办公费3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最后，你喊我万岁，我喊你万岁，一起喊民国万岁，气氛达到高潮，两位临时大总统如此化敌为友，精诚团结，那真是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可有人不高兴了，老孙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十年啊，下届选不选他还不一定呢。其实，人家孙先生也就面红耳热之际随便那么一说，他说造铁路二十万里，结果修了一里吗？过了将近百年的2008，我们也才有铁路7.2万公里，当时那不是醉话是什么？再说了，一言九鼎是老百姓的道德，政治家们是不用遵守的，不到一年，二人早已把互喊万岁忘到脑后，准备要对方的命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无可否认，这又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也许，因为他们年轻甚至幼稚，以至于还不具备驾驭中国的能力，可正因为年轻，他们才充满了激情，他们是在为理想而不是金钱在做着不懈的努力，我钦佩他们，羡慕他们能把青春奉献在那变革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