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红柿雄峰授粉: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宋教仁的《与刘羹臣书》
关于“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全国大选之后的议会政党内阁:“俄库之事,想政府亦无善法,最良之结果,亦必至于承认俄人要求之三条,然此犹必须政府从速妥结。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约仍旧拖延敷衍为多也。欲救此种政局,仍不外乎改组一负责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办到,则惟有俟诸开国会后而已。”
这里所说的“俄库”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着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在俄罗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驱逐了满清政府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并于
关于“政党形势”,宋教仁分析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信中,应该为担任私人秘密的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
国民党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家或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
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 《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
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架空虚置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
宋教仁的长沙演讲
到了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宋教仁的汉口演讲
据前述 《国民党湘支部欢迎
“为今之计,亟须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第一次以当仁不让的排他性态度,公开表示要由国民党出面组织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届“正式政府”,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在
关于内政,宋教仁基于候选总理的立场批评说:“夫内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财政。中国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今日对于此种问题盖全未着想,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中山在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回忆说,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于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作者:张耀杰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