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门头:台学者提倡祖国史观：回归祖国是台湾的最大尊严
作者认为：“‘台胞认同祖国化’在政治上可震慑深绿、感化浅绿、凝聚浅蓝、巩固深蓝。至于如何改变此一形势，其具体落实之法就是树立并高举‘祖国认同’的旗帜，于台湾史领域建构‘祖国史观’，使岛内能有与深绿抗衡的论述能量，并以‘祖国史观’丰富‘祖国认同’内涵。”
文章内容如下：
台湾自上世纪1989年开放探亲的政治松绑以来，随着内地经济飞腾，综合国力倍增，两岸关系发生巨大的积极变化，与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非可同日而语。
因此，岛内蓝营精英对如何解决两岸问题的途径，从邦联、联邦、欧盟模式、一国多制、一中二宪（黄光国）、一中三宪（张亚中）、一中四宪（高准）、统合论（张亚中）等各说百家争鸣，至于各种具体而微的两岸和平协定模式，诸如曹兴诚〈两岸和平共处法〉、邱进益〈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合作协议草案〉、张亚中〈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草案〉，甚至有论者倡议“过渡时期台湾或‘中华民国’”（Taiwan/ROC in Transition），众说纷纭。
惟回神一望，就整体台湾民众而言，十余年来支持统一的民调不但与日俱降，且形成倾向“台独”的40%绿色铁板一块，这是多么令台湾统派骇然的事。
事实上，前述诸多的统一途径与模式，其最终落实是在岛内民众的“统一认同”，也就是“祖国认同”。
深层思考，若不以“派”废言，“独派”政治人物强力推动“台独”理念，其学者不乏认真从事影响国族认同之台湾史的基础研究。相对于“独派”，蓝营学者于孕育认同的台湾史之学术研究，力度相对不足。
蓝营不知是否曾经深思，若不同步扭转认同，在有40%民众抗拒（其中甚至深绿坚决反对），但又无10%民众挺身旗帜鲜明视中国为祖国之政治氛围下，前述所提的任何统一途径与模式，势必牵就绿营势力及其论述，甚至与之妥协，致实质不利两岸终极和平统一。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图为在街头树立大幅国家疆域版图，开始向与祖国隔绝50年的台湾省同胞介绍祖国情况。
“祖国论”的政治至高点
台湾在李扁执政二十年来分离主义论述铺天盖地的压制下，蓝营群众不乏虽然心中赞同统一，但受制于李扁所建构的“台湾第一”、“台湾优先”等台独论述思维影响下，难以招架。
尤其是在“台湾主体性”意识笼罩下，凡事涉“台湾”“台湾人”的认同纠葛，“独派”几乎无往不利，政治人物更是竞相表态“爱台湾”。
在岛内，“陆委会”平日不但“台湾人民利益”朗朗上口，2010年12月6日更集其大成提出捍卫台湾民主等七项“核心利益”的“台湾核心利益论”。该七项核心利益分别是“民主、主权、安全、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空间的权利、不被歧视的权利、弱势者的生存权利”。
这是“中国国民党”2008年执政以来首度阐述的大陆政策基调，就两岸终极统一而言，“台湾核心利益论”远较民进党的“台独”论述伤害更深。
首先，“台湾核心利益论”七条件是以“民主、主权、安全、歧视的抽象核心衍生具体的统独选择权、国际空间权、弱者生存权。”无论是抽象或具体，每一条件均堪与民进党的“台独”诉求媲美。
其次，“台湾核心利益论”颠倒黑白的能力更胜于民进党，例如两岸贸易明明是台湾对内地设下诸多不公平的贸易竞争障碍，明明是祖国对台湾大幅让利，惟不但无一丝感念之意，还被讲成好似祖国在歧视台湾而要求“不被歧视的权利”。
再者，就党名仍有中国二字的“中国国民党”且又是反“台独”的执政党，此一论述党魂何在？对其忠实选民而言情何以堪？尤其是“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语，其与“台独”论述何异？
尤其是因为二十年来在分离主义的强力教化，“台独史观”改变台湾民众的认同，在目前分离主义认同成为主流情势下的自由选择，不是摆明了搞“台独”吗？
国民党的“台湾核心利益论”远较民进党的“台独”论述伤害更深。
就余提出之“台胞认同应祖国化”的“祖国论”而言，台湾回到祖国，在祖国的呵护下，才是台湾人民的核心利益。
如果台湾人民视中国为祖国，就现阶段而言哪怕是有7%的台湾人民视中国为祖国，对“台湾核心利益论”所衍生诸如台湾需要国际空间、需要军购撤导弹等抽象主权安全之尖锐议题，即迎刃而解。
试问如果中国是祖国，天下哪有地方向祖国要求“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空间的权利”？如果中国是祖国，则天下哪有买武器枪口对准祖国母亲的呢？
在祖国的呵护下，何来所谓的台湾遭歧视及弱势者生存权利的问题？
此外，当台湾人民视中国为祖国时，其衍生意涵就是对李扁执政教化台湾要与中国“对等”“有尊严”的论述，也均不攻自破。
因为，天下哪有向母亲要求“对等与尊严”？回到祖国母亲怀抱，就是台湾人民的最大尊严。
“台独”鼓吹“两岸共同体” 万万不可将两岸搞成“共同体”
关于两岸事务，论者不乏力主藉镜德国经验，例如普鲁士透过关税同盟，经由建立日尔曼共同市场最后促成德国统一、或东西德签订《基础条约》的统一经验、或欧盟设立“共同体”经验的模式以解决两岸问题，从而以切割的形式提出两岸建立“文化共同体”“农业共同体”等诸多“共同体”。
关于“切割”技术，这是台独论述在台湾为实行“去中国化”，将中国切割成什么“海洋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中国”；试问，当今世界有人将美国切割成“海洋美国”、“文化美国”、“经济美国”？当然没有，惟此亦反映“台独”论述思维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1945年台北街头庆祝光复情景，与祖国隔绝多年，不熟悉祖国情况的台湾民众不慎将青天白日旗——当时的中国国旗左右弄颠倒。
至于欧洲的“共同体”经验，两岸与欧盟本质完全不同。两岸在大清时原属一国长达210年之久。
1895年时台湾人是以牺牲数千人性命的方式保卫台湾保卫祖国；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在日人铁骑压迫下仍想方设法维系对祖国的强烈认同，1945年时台湾人更是狂欢庆祝台湾回归祖国，这与欧洲千年来从未是一个国家截然不同。
此外，欧洲是因上世纪前半期，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生灵涂碳，欧人为谋求和平，方有“欧洲共同体”之议。
回顾仅是这一二百年的近现代历史，两岸原属一国，故吾人万不可自我倒退地将两岸关系搞成“共同体”关系。
再者，论者可能不知将“共同体”概念应用在分离主义论述上的还另有其人，达赖早在1991年就抛出“共同体概念”，而且是鼓吹“民主共同体”，其前还加上国际区域概念的“亚洲”二字，向国际社会宣传“亚洲民主共同体”，将西藏、内蒙古和新疆当成该“共同体”的“独立会员”，与中国平等。
两岸与东西德不同
关于借镜东西德统一经验，首先东西德二战后1945年分裂至1990年统一止，期间分裂仅45年。
45年是个怎样的概念呢？两德人民分裂45年的国族认同，就如同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万民腾欢庆回归，因为当时两岸仅切断50年。
也如同二十年前两岸开放时，在台外省人表露对内地的赤子故土情怀，使国府对故土四十年的妖魔化宣传一夕瓦解。因为对1949年迁台的外省人而言，与对岸故乡断绝仅45年。然而，两岸分裂是自1895年迄今（除1945-1949年外），长达110年，其间历经日据末期人类史上最暴力的“皇民化”思想改造运动、两蒋执政对内地妖魔化的强力宣导、及李扁执政的“去中国化”政体改造。
故两岸分裂的本质及其强度，与东西德分裂截然不同；至于衍生的现实政治意识，台湾不但有台独，有40%的民众是属绿色台独，而且还有台独学者建构令绿营相信的“台独史观”，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均远非东西德之分裂案例可比。
再者，东西德人民均认同德国，东西德政府之法律亦然，东德主张其主权与治权均涵盖西德，视西德为非法政府。
西德则居然仍使用旧德意志帝国的国籍法，视东德人为骨肉同胞，东德人踏上西德只要愿意，就立刻可领到西德的身份证。
因此，两德人民有这样强烈的德国认同，其《基础条约》内有关彰显在法律上东西德已经是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国家，实质是欺骗美苏列强，一旦世界有变，德国必将统一；
因此，两岸未来如签订有关的协定，除非台湾人民对大陆有像西德对东德那样的国族认同，方可学东西德的《基础条约》。
否则如果冒然借镜东西德经验，则因二者情境不同，势将画虎不成反类犬，恐将更加固化两岸的分离。台北公会堂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二战结束。台湾结束日据时期，并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同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命福建省主席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并于9月1日于重庆宣布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警备总部”。同时命陈仪兼任“台湾警备司令”。经过多日准备后，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于台北成立，接收人员分别在10月5日－10月24日分别由上海或重庆飞抵台湾。
关于前述欧洲与东西德经验的另一迷思，是时空背景相异的美国因素。
德国与中国相较，攸关其影响力的地缘位置及国际关系截然不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分离运动，就美、加的友好关系与综合国力对比而言，美国无须藉魁独遏制加拿大。
同理对东西德而言，统一的德“国会”对法国、英国、俄罗斯产生欧洲均势，美国不一定会拼死力阻德国统一。
事实上，东西德的统一，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是不可能的；但就美中关系而言，中国是二十一世纪初正在崛起的次强权，美国则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故美国极力藉台湾以遏阻大陆的崛起，这也是东西德统一经验中所没有的国际因素。
“祖国史观”“共同体史观”与“台独史观”
李登辉深知历史事涉孕育人民的认同，故其执政期间，凭藉其台湾领导人职务的政治影响，推行实质台独政策不遗余力。
时至今日，论者有以时间将台湾近六十年历史分割成各式史观，例如称1897-1993年间李登辉前期执政史观为“分治史观”，依此分类计有“内战史观”、“被殖民史观”、“偏安史观”、“分离史观”、“被殖民史观”、“共同体史观”、“同心圆史观”、“转型史观”、“独台史观”、“台独史观”、“独立史观”等。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史观中，岛内有旗帜鲜明的“台独史观”，却没有旗帜鲜明的“统一史观”。
就岛内的现实政治而言，在台独史观的强力笼罩下，蓝营人物似受制于“台湾主体性”论述的压制与影响，先后提出两岸“不统不独”、“统合史观”、“共同体史观”等论述，牵就台独二十年来所形塑的政治现实。
两岸分裂是自1895年迄今（除1945-1949年外），长达110年，故两岸分裂的本质及其强度，与东西德分裂截然不同
有论者甚至以中国俗语“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当家作主”较“我们都是一家人”易为人喜等人性为由，自圆其说地认为“分离史观”易为“统一史观”为人们所接受，此理差矣！
要知中国俗语亦有“天无二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等表达数千年来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期望，而《三国演义》天下分久必合追求大一统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是为追求国族的一统兴盛，而非那个省或地区的“宁为鸡首”；再者“宁为鸡首”是鼓励个人上进的励志之语，“天无二日”则是政治上体现大一统国族昌盛之语，二者政治位阶属性完全不同，不可混淆引喻失义。
回首历史，两岸在大清时处于国家一体化曾达210年之久，接着日据时期台湾人视中国为祖国长亦达50年之久，故我们务必珍惜并传承台湾先人此一热爱祖国的“祖国认同”，坚守“祖国史观”。
再者，我们不但要以“祖国史观”与台独在统独意识形态的战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还要有不畏艰难以“祖国史观”引领改变台湾社会认同的凌云壮志
（李登辉等独派以“虚构史观”能改变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统派立足“实质历史”更应该有能力以“祖国史观”改变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
“祖国认同”：巩固深蓝、凝聚浅蓝、感化浅绿、震慑深绿
展望未来，当务之急是应推出能有与深绿抗衡的史观论述，尤其是旗帜鲜明的“祖国史观”，并以“祖国史观”丰富“祖国认同”的话语权。
当然，“祖国史观”的核心是立足于真实的历史表述，例如本人就曾于2010年9月16日台湾北区台北市“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公听会”上，提出清朝时台湾人民曾参与全国“国家治理”的祖国史观。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于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将领在受降典礼后在彩牌下摄影纪念。
因为，两岸在大清时原属一国，斯时国家是处于一体化的宏伟体制，中央是施行对台倾斜予秀才、举人、进士科举保障名额的优惠政策，复以任官回避本籍制度调派考取功名的台士赴中央或他省为官，参与全国的“国家治理”。
因为本人论述是立足于真实历史，故在场绿营虽众，也无法提出异议，无可奈何。
目前岛内统独势力，蓝营未能像独派挺身高倡“独立建国”般光明正大地讲“两岸统一”，而以“不独不统”、“统合”等遮掩或替代其倾向统一。
惟俗云“言不正名不顺”，其结果是实质侵蚀台湾人民统一认同的正当性，换言之“祖国认同”是不可替代的；在台湾现阶段的统独政治光谱上，独派能旗帜鲜明地主张“独立建国”，甚至将台独道德至高化。
统派为什么不能也旗帜鲜明地主张“祖国认同”，将统一道德至高化？！
如果统派能旗帜鲜明的高举“祖国认同”，则可使绿营知道台湾社会还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坚定地视中国为祖国，此势必震慑40%绿色板块。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于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图为会场外情形。
对浅绿群众，则藉“祖国史观”使其认知真实历史，对其柔性感化影响。
对浅蓝群众，“祖国史观”则可使他们突破遭“台湾主体论”压制的心理枷锁，唤起其原有潜藏的祖国情怀，引导其对祖国的认同。
对深蓝群众，“祖国史观”强化其视中国为祖国的信念。
因此，“台胞认同祖国化”在政治上可震慑深绿、感化浅绿、凝聚浅蓝、巩固深蓝。
至于如何改变此一形势，其具体落实之法就是树立并高举“祖国认同”的旗帜，于台湾史领域建构“祖国史观”，使岛内能有与深绿抗衡的论述能量，并以“祖国史观”丰富“祖国认同”内涵。
最后，吾人应有完成“两岸统一”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统一道德应予至高化，藉“祖国认同”信仰力量扩大统派声势与影响，使蓝营不但不牵就绿营论述，并引导凝聚蓝营力量，俾与独派鼎足相抗，为未来两岸和平发展后的政治谈判，扎下厚实的民意基础。
“祖国认同”，是统一的思想根基。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于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图为会场内情形。
日本末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中国受降官鞠躬缴械、签字盖章，从而结束了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在不久进行的战犯审判中，安藤利吉因被中国军事法庭确定为战犯嫌疑而关押于上海监狱。
1946年4月19日，他流泪写下了给冈村宁次的遗书后服毒自杀。他是在中国境内自绝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陆军大将）。
中国将领在受降典礼后在彩牌下摄影纪念。
降方为日本国所属台湾总督府，而陈仪则以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的身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从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手中接过了降书。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发。台北的政府人员与民众的冲突，引发岛上各地本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抗争。3月8日蒋介石从大陆调来援军后，以陈仪为长官的政府，对民众展开了血腥而且非常不必要的镇压。估计有一千至一万五千名台湾人被捕后遭屠杀；当中包括地方议员、医师、律师、新闻记者、教师、画家等社会菁英。3月22日，陈仪被国民党三中全会撤职。5月11日，陈返回大陆，改任国民政府顾问。而二二八事件则成为台独意识的滥觞。
1948年8月6日，陈仪再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次年1月，陈尝试策动与其关系密切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起义，投向中共阵营。汤恩伯将此事向蒋介石报告。1949年2月，陈仪被免去省主席职，之后开始被软禁。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台湾，5月19日，台湾军事法庭判决陈仪死刑。6月18日于台北马场町遭枪决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