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里尔斯在中国:大漠.?书鸿?飞天
作者:梅寒
公元366年，僧人乐遵路径敦煌，忽见前方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他经过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禅师法良等又继续在此洞修行。从那时起，这个叫做莫高窟的地方便被纳入人类的文明之路。
公元1035年，为躲避西夏入侵的战乱，莫高窟里的和尚把经卷画幅等历代宝藏3万余件封藏在这个洞中，并用土墙将洞口堵上，再画上菩萨像作为伪装。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当初封藏宝藏的人也不知所终。那些被封尘的宝贝，在那个洞里一睡就是近千年。
公元1900年，看守莫高窟的其貌不扬的王道士，意外地打开了那个尘封的洞室。一面墙被扒开，稀世珍宝重现天日，也迎来中国学术伤心史的开端。
公元1907年，一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来到敦煌，他用区区200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换走了洞里的24箱文献和5箱绢画。
公元1908年，一名叫伯希和的法国汉学家也来了。他同样以极微小的代价，把那位藏在洞里近千年的精品中的精品轻而易举地拿走了。那一次考察，伯希和还将自己拍摄的大量的石窟图片汇集成一本画册，取名《敦煌图录》。
公元1935年，在法国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一名在法国求学的中国年轻人发现了这本毫不起眼的旧画册。轻轻翻开那本画册，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下子在他面前洞开。他才知道，自己不远万里来到法国寻找绘画艺术的天堂，而真正的艺术天堂竟然藏在祖国西北的大漠里。更让人痛心的是，那一幅幅惊艳绝伦的敦煌大幅绢画不在自己的祖国，而是挂在他国博物馆最醒目的位置上。
他待不下去了，辞别在巴黎的妻女，也辞别了那优雅的沙龙画家生活，独自踏上了开往祖国的国际列车。那一年，是1936年。
这个自幼酷爱绘画的年轻人叫常书鸿，出生在杭州一个满族家庭，14岁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21岁时转任浙江省立工业学校美术教员，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偕妻子道法国学习西方绘画。当时，他在国际画坛上已声名鹊起，多次获得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的画廊巴黎“春季沙龙”金、银奖。
娇妻、爱女、如日中天的绘画事业，全因异国街头与敦煌的偶然邂逅而改变。常书鸿毅然跑开了优雅舒适的生活，选择了风沙漫漫的大漠。
那一个转身，就结下了他与敦煌一生解不开的缘。
常书鸿揣着满怀的艺术梦想回国，然而国内的现实却让他忧愤交加。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回国后的他根本无法走近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他只得到北平艺专当了一名老师。此后，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北平到昆明，又从昆明到重庆，直到1943年，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举荐下，由常书鸿组建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才得以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却是一个“光杆司令”，四处张贴的招聘广告根本无人问津。无望之际，常书鸿遇到了自己北平艺专的学生，他拉着学生就开始说敦煌。“你想不想去敦煌？”那些天，他不知道对多少人重复过这句话。再面对自己的学生说这一句时，他的声音里几乎含着哀求了。敦煌，一个被遗忘了千年的艺术宝库啊。学生被感动了，学生又去拉上自己的朋友，他们愿意陪着老师去敦煌。常书鸿又通过甘肃省教育厅找来公路局的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一行5人，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全部成员了。茫茫的大漠古道上，他们就像中世纪的苦行僧，步履艰难地走向自己心中的圣地。
“当时，我默默地站在这个曾经轰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藏经洞中，百感交集。这空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她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很多年后，常书鸿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站在敦煌莫高窟里的感受时，仍然心痛不已。是的，任何一个有颗中国心的中国人在面对着那些被洗劫一空的洞室、那些斑驳不轻却仍然让人心醉神迷的佛像壁画时，怎能不心痛难当！自从王道士将那扇大门打开，此后的几十年里，那个沉寂在沙漠里的洞窟就成了国际偷盗者的乐园。一批又一批的偷盗者来了，又走了，随之而去的是大量珍贵文物。而那些残存下来的洞窟、佛像也因常年的风沙侵蚀而变得千疮百孔。常书鸿流泪了。
起步是那样艰难。莫高窟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因为那些壁画、彩塑均为泥制，保护工作做起来更显艰难。在那个只有黑白胶卷的年代里，常书鸿决定和同伴们一起，通过临摹壁画来保存那些稀世珍宝的本真面貌。石窟里没有梯架、没有照明，他们就在小凳子上作业。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那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临摹那些壁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为90度的直角，仰头看一眼，低头画一笔。时间一长，人就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当时的临摹量大，纸、笔、颜料等材料都严重不足，纸只能用窗户皮纸裱褙，颜料嘛，自己动手研制。借鉴旧时民间艺人制作颜料的方法，竟然也把那个难关渡过去了。与身处大漠的孤独相比，物质上的艰苦根本不算什么。为等一个远方的熟人望眼欲穿，为一封来自家乡的书信长夜不眠。看到那些陪自己来大漠的同伴们形影相吊、寂寞孤苦，常书鸿也常常觉得不忍。可他还是写信把远在内地的妻子劝来了。他希望学雕塑的妻子能同他一样，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里找到快乐天堂。
最初放弃巴黎的优裕生活回国，陈芝秀就曾极力反对，后来跟着他从北一路流亡到南。炮火纷飞、朝不保夕的恐惧日子里，一家人倒也相安无事地过来了。才在重庆将生活稍稍安顿下来，又要她带着孩子到荒无人烟的大漠。陈芝秀火了，跟丈夫吵，可最终，她还是来了。她也很想见识一下常书鸿所说的艺术天堂。平静幸福的日子过了不到两年，那份幸福就被打得粉碎。莫高窟——常书鸿心中的圣地，却慢慢变成妻子陈芝秀心里的寂寞之地。风沙茫茫的大漠里，见不到人，一年到头除了风沙还是风沙，常书鸿常年穿梭于那些洞窟间，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顾忌她的感受，穿惯了旗袍和高跟鞋的陈芝秀并没有从洞子里那些彩色雕塑里寻找到快乐。争吵由最初的言语攻击到最后的撕扯，曾经的恩爱，在一次次的争吵里悄然逝去。最终，陈芝秀走了。等常书鸿意识到妻子可能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曾经充满温馨的黄土小屋时，他策马扬鞭追了出去。那一次，常书鸿在大漠里奔跑了几天几夜，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妻子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出的与他脱离关系的消息。劳累加上伤心，常书鸿倒在了路上，幸亏被过路的人救起，他才幸免于难。一个幸福的家，终究碎了。此后好多年，他都闭口不愿提及那段伤心的往事。
但这并没有吓退常书鸿坚守莫高窟的决心。当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撤销国立敦煌研究所时，常书鸿四处写信呼吁、求救。当抗日战争胜利、他的同伴们纷纷要回过去的敌占区找亲人团聚时，他没有强行挽留。那些人去楼空的夜晚，大漠里的敦煌寂寥无声，死气沉沉，陪伴常书鸿父子的只有远处的阵阵狼嚎。
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年代里，远在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和常书鸿也不能逃脱政治的大手。莫高窟被定为魔窟，成了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些他们日夜操劳守护的佛洞成了关押他们的“牛棚”。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站立。他不怨。时隔多年，对那一段经历他只用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同常书鸿并肩站在一起，担负起临摹、维修、加固、编码的工作，常书鸿却一天天老去。
1994年，常书鸿病重之时，在北京的病房里，他给女儿常沙娜安排后事。他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愿意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工作。”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离开常书鸿之后的陈芝秀生活并不如意，对于自己当初的逃离，她只有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如果没有与敦煌的相遇，常书鸿可以优雅从容地走一生，可以为这个世界留下许多传世之作。可敦煌莫高窟里那些彩衣飘飘的飞天却可能还要在漫漫的风沙中独自哭泣，而不知又有多少千年的瑰宝要永久地从敦煌那片热土上流失。常书鸿的老家在烟雨迷蒙的西子湖畔，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墓穴选在了茫茫的敦煌大漠。如今，透过敦煌莫高窟9层大殿敞开的楼窗，可以隐隐看到远处沙漠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点，那就是常书鸿永远安歇的地方。附录：
常书鸿-简历
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杭州市，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预科，学习染织专业，1923年染织毕业，留校任教。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6年，学校转为浙江大学工业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6月，带职自费赴法国留学，11月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后提前升入专科，学习油画。
1936年受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之邀，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1938年抗战爆发后，随国立艺专迁校云南，任代理校长之职。
1940年离开艺专，任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兼秘书。
1942年9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任副主任。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任所长。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业局，转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所长。
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元月，“敦煌艺术展”在日本东京开幕。
1982年3月，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学参加85周年校庆，10月在学校与夫人李承仙合作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
1993年8月，完成《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回忆录。
常书鸿-介绍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憾。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常书鸿-事迹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常书鸿-九三学社创始人
艺贯中外，名扬四海。
敦煌卫士，勋功永在。
一生苦斗业，日人亦感怀：
苦卫数十载，珍贵文化财。
赤诚中心念，后继有人来。
美术出宝洞，红日升天中。
世界齐赞赏，万民仰威容。
纵横四万五，壁画安危伫。
画郎黄沙筑，空前绝后无。
塑像逾数千，华美似昔年。
山河兴亡史，民族耀光时。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为复兴祖国文艺毅然回国，又选择了荒凉的西北大漠中的敦煌
■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五十多年，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的“人间国宝”
■临终前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请求，是让妻儿继续进行敦煌研究
旅欧期间，常书鸿受国内抗日风潮的影响。抱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1936年秋，他回国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翌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常书鸿随校向大后方转移，经庐山、湖南、昆明迁往重庆，他的全部书画都在途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化为灰烬。
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社会上保护文物的舆论压力下，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却拨不出多少经费。在梁思成、徐悲鸿鼓励下，常书鸿决定前往，靠办展卖画自筹了大部分经费。他一行6人乘破旧的卡车西进，又换骆驼，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他到达后便组织整理修复，并临摹壁画。在恶劣环境下，面对妻子出走、当地官吏勒索和教育部长期不寄经费的状况，他以决心服“无期徒刑”的精神坚持下来。他送往重庆的展品，也得到包括周恩来、郭沫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扬，敦煌艺术研究所也名扬中外。
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翌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展览，在引起轰动的同时也受到告诫说：“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当局令他从速把展品送往台湾，他却憎恨国民党的腐朽，将展品隐藏起来。1949年夏秋，常书鸿在敦煌一片混乱时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艺术宝库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一直担任到1982年才改任名誉所长。1956年，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在他的组织下敦煌艺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周恩来曾鼓励他说：“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81年，邓小平等领导人赴敦煌时，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的贡献。1982年，国家文物局调他为顾问，他才举家从西北迁往北京。他于90岁高龄自感不支时，致信江泽民主席，要求让妻子、儿子继续自己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尽绵薄之力”。过了90华诞后，他于1994年6月逝世。
常书鸿成长的年代，正值民族苦难的岁月，他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热恋才把毕生都用于捍卫和宏扬民族艺术。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又是近代国家灾难的见证。20世纪的前二十几年间，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窃贼接踵而至，日本盗宝者中甚至有伪装成学者的陆海军官。他们利用反动政府和当地管事者的腐朽昏聩，掠去几万件经卷，精美的壁画也多被用化学涂料剥离后带走，以致敦煌艺术珍品多存于外国馆院，成为中国文化界永远的伤痛。常书鸿旅欧时，看到博物馆中陈列的外国人盗来的敦煌艺术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国进入的满洲里国境检查站时，又受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侮辱，到了北平艺专一进课堂，便与同学们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时，常书鸿的观念是“艺术可以不问政治”。然而，在民族灾难中激发起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感到过去的观念不对。全国解放后，他由感激共产党、人民政府，再经过学习和实践，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光辉的印记。
■面对前妻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儿女的哭泣和国民政府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他仍留在当地坚持不撤
1943年初，常书鸿来到荒凉的敦煌，一方面惊叹于当地艺术藏品的丰富，一方面又深感物质条件的困苦。他们住在一个破庙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点的是木头剜成的油灯，在滴水成冰的屋里还没有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又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常书鸿的前妻陈芝秀携儿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忍受不了艰苦寂寞，不辞而别弃家出走。常书鸿发现后，骑马向玉门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来，幸亏被玉门油矿的人发现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敦煌后，看到的是儿女的哭泣。接着，他又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艺术研究所的命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当时他完全可以遵命返回内地，然而，一想到失去保护的敦煌将会重遭被盗劫的厄运，他便下决心留在当地不撤。
在官方不关心保护艺术，自身经费又无着落的逆境中，常书鸿一面动员同事节食缩衣，一面靠为人画像创收并向内地呼吁捐款。他为保护民族珍宝而付出的辛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得到民众的支持。他送出展览的临摹作品，引起社会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许多人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便由民间学术机关接管，同时还送来一些捐款，这使常书鸿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敦煌解放时，部队便送来郭沫若等人对文化界的号召，派人请常书鸿参加军民联欢会，警卫员还把贺龙的马牵来给他骑。常书鸿看到共产党人如此重视保护文化遗产，深受感动，马上与妻子日夜加班，为进军新疆的部队赶绘多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以表心意。
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主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并说这一展览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参观展览的成千上万人不仅看到了祖国的伟大，而且激发起对盗掠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者的无比气愤。看到人民空前的爱国激情，常书鸿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思想小结中写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带上富强的道路。”翌年，他正式写下入党申请书。经过考验，1956年“七一”时，党组织正式接受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常书鸿一再到国外访问。在从事艺术交流时，他总是联系自己的切身感受，对比解放前后的实际，向外国友人讲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关心和保护，并以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打破“西方万能”的观念，发挥了文化使节的出色作用。
常书鸿-贡献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在随学校南下途中，于1938年任国立艺专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教授。1940年秋在云南昆明举办个展，有油画水粉画30多幅，到重庆后离开学校任国民党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1942年在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于右任先生等的鼓励下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
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直到1949年尽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并且在1945年还被当时的直接领导部门——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建制，制使大部分人因此而离开了莫高窟。但是，作为所长的常书鸿先生不单始终如一的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如董希文、张琳英、烏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
此时期常书鸿先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战图》、249窟《狩猎图》、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254窟《萨陲那本生》等。油画创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作品。
1949年祖国解放后经过调整，至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参加了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特别是1963—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进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文革其间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伤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至1993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油画《刘丹像》、《桂鱼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双鱼》，《紫玉兰》、《敦煌乐舞和飞天》等；1990年作《邓家牡丹花》、《沙漠天宫》、《剑兰》等，赴日本国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1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作《千年潮水万年石》、《冲绳之树》等，获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1994年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