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博客黄斌汉:化身李润青：江青自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_

 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江青化身“李润青”拒绝做咽喉手术    著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吞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脱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的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怀念毛泽东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土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     自杀身亡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怀念毛泽东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土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     自杀身亡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我的脑子又从对扬帆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眼前。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听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     当时我只知道，扬帆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曾经整理过江青在上海那一段历史问题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还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察。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