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科技学院logo:复活节谈信仰的排他性和对他人的宽容
笔者的观点是,就信仰来说,一定是有排他性的,除非你不是真正的信它。这个是一定的,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无论是基督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或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也好,都会认为自己的信仰或思想是最正确的,最对的,而其他的信仰和思想有问题或至少不是最正确。这没有什么,因为信仰和思想本身是有排他性的。但问题是,我们对其他人,也就是信别的信仰或思想的人,是不是要宽容呢?笔者认为要宽容。这里的宽容不是说我们会认为其他的信仰或思想正确,而是说对他人的宽容和尊敬,是对人的尊敬和宽容。我们要尊敬的是那个有信仰的人,而不是那个信仰本身。
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其他人的信仰或思想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呢?这个我们要分辨。佛陀的话,孔子的话,苏格拉底的话,亚里斯多德的话,是否也有一定的道理呢?当然,很多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道理不代表我们要信它,这是两回事。那么他们的话为什么也会有道理呢?原因是神会把良心放在每个人的心中,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会凭良心而得到一定的醒悟,并能把这种醒悟写出来,或说出来,教导他人,进而在历史上产生影响。这就是保罗在圣经中多次提出的,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但外邦人靠良心的指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神的道。
而争议很大的部分是基督徒在传教的时候,有的时候太过热心,或太过急躁,进而对传教本身没有好处。这是宣教学的问题,是技术上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传教的方法有问题,进而影响传教的效果,那些的经验和教训比比皆是,我们要吸取那些历史上的教训。
唐代景教的传教,由于仅仅关注上层,而没有在下层下功夫,最后景教在中国传教失败,而且景教翻译的圣经,是按佛经的语言来翻译的,最后导致人们以为景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这就是在信仰上没有保持排他性的缘故。后来唐代的政府打击宗教仅仅一年以后,景教就退出了中土,而佛教等,却因为在下层百姓中深入了进去,传教方式灵活多样,而没有被打垮。明清时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因为过于争议于中国的祭祖问题,认为祭祖就是拜偶像,进而受到百姓的抵制。其实祭祖有两种,一种是有灵异的问题的,那个的确是拜偶像,而有的祭祖,仅仅是慎终追远,并没有灵异在里面,就不是拜偶像。后来1840年以后的外国传教士,过于依赖西方列强的强大武力,而在中国内地强制传教,对百姓的地方信仰和中国文化不尊敬,因此受到中国百姓和文人士大夫的反弹,最后矛盾激化,发生了庚子事变,导致很多的西方传教士被杀,非常可惜。这些都是传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其实,我们看圣经中保罗在传教的时候,非常的灵活,保罗在希腊文化的核心地带雅典传教的时候,看到满大街的各种神和偶像,非常的着急,但保罗也没有上去就将人家希腊的神和神像打碎,而是利用希腊的神,包括未识之神和希腊文学的诗歌开始导入,尊重人家希腊人的文化和信仰,发表了著名的讲演,讲演的主题还是在传讲神的话。我们要学习保罗的传教策略和灵活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与古希腊文化一样,是世界上的超级文化区域,因此在中国的传教就要像保罗在希腊传教一样,要谨慎小心,要尊重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信奉者。
后来中国教会成立了三自教会,就是对西方强硬的传教方式的反弹。而从中国1970年代开始的新一代的传教,因为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主要靠中国人自己,也比较尊重对方,所以发展很好,传教成果非常显著,家庭教会的发展势头很猛。70年代,是信仰的真空期,在这以前,毛的无神论打击了所有的宗教和地方信仰,不仅仅是基督教,还有佛教和地方的各种小信仰,包括儒家思想,毛的横扫一切的举动,在客观上也为基督教后来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70年代,因为文革,政治控制力减弱,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最好的时期,而不是改革开放以后。
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浮出水面,有成为合法教会的趋势和努力,这个非常的好,但这个时候,尤其要小心。要将信仰和政治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得当。
关于信仰和对待世俗政府的态度,圣经中有两个教导,一个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从信仰上来说的,任何的世俗政权都无权不让基督徒有自己的信仰;而另外一方面,是基督徒要尊重掌权者,这是从世俗意思上说的,因为任何世俗掌权者的权利都是来自神。如果政府的目的是不让你聚会,包括小型聚会,不准你有信仰,那基督徒当然不应顺从,要反抗,而反抗的方式也包括逃跑,去其他地方传教和聚会,家庭教会的传教就是这样发展的,在这样的时候,基督徒应该不惜坐牢;但如果政府仅仅是不让你大规模聚会,那就不要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可以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因为这是次要的方面,不涉及信仰本身,没有必要搞的如此的剑拔弩张,以至于本末倒置。基督徒要将基督的信仰离政治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