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莳花摄影在哪里摆:清华国学院的宁静革命（上）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 。图 为研究院第一届毕业合影。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图中人物自左至右分别是：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资料图片

　　● 罗志田

　　编者按

　　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现代化综合性大学，清华已走过整整百年，4月24日，清华大学隆重举行百年校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话百年历史。清华百年历史中，成立于1925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聚集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一批学术大师，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传奇。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倾向就是胡适等推动的“整理国故”，不少人甚至以“运动”称之。这一后来引起较多质疑的“运动”，确曾一度风靡，大量老中青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参与。各大学也纷纷设立国学门或国学系，其中以成立在先的北大国学门影响最大。其他各大学的国学机构，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国故”和北大国学门的影响。

　　不过，这样的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彼此间很多明显的歧异。在“国学”或“国故学”这一名目之下，麇集着各式各样或新或旧的人和机构，他们从文化态度到治学取向，都差异甚大。其中东南大学(包括从南京高师到后来的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东大”)与北大在文化上的对立和竞争，持续甚久。而不同的文化态度，又对其治学取向有着明显的影响。

　　或可以说，“国学”能够风靡，部分正因其认同模糊。这虽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为国学的努力，却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在一般人那里，“国学”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有人注意到，“整理国故”空气弥漫全国的结果，乃是“章太炎、梁启超的文章被抄写得洛阳纸贵了”。此本胡适等人推动整理国故所致，但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国学”的含糊与多歧，乃是当时的常态。也因此，当年或欣然或勉强地接受“国学”这一认同的趋新群体，往往在“国学”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故那时以“国学”命名的机构虽多，其具体的治学取向，却相当不同。除北大和东大的典型歧异外，一般视为偏新的清华学校研究院之国学部(以下据时人习惯简称为“清华国学院”)，在文化立场上明显比北大守旧，而其学术取向则似乎更新。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确实得到北大方面尤其胡适的帮助，然这一帮助不宜夸大。其实清华国学院有着较强的“东大色彩”———研究院主任是来自东大的《学衡》主编吴宓，先后任用的助教也多出身东大(如陆维钊、赵万里、浦江清等)。其所聘请的教授、讲师中，梁启超和王国维在文化态度上大不同于北大诸人，而赵元任和李济则在治学取向上与北大异，陈寅恪更是两方面都不与北大同。故清华国学院的与众不同，特别是其独特的主动追求一面，还略有可述之处。

　　创建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教育机构

　　清华研究院的《章程》，最初大概是教务主任张彭春起草的。而其定稿，则不仅有吴宓的色彩，且有王国维的参与。不过，起草者的痕迹仍在，故《章程》基本是个妥协的产物，其中仍有吴宓不甚同意者，后来也因此而产生问题。大体可以说，吴宓既是清华国学院实际规划的主要设计者，更是其开办前期的主持者，他的见解和主张，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吴宓自己一再强调：清华“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清华研究院之研治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像清华研究院那样“讲授国学之机关，在今中国，尚无有见”。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这些话显然不是随意所说，在国学研究院的定位方面，吴宓实有其独立的看法。

　　按清华学校本留美预科，当时正处转为大学的改制之中。故研究院的《章程》明言，清华学校是因为考虑到类似今日研究生院的“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尽管如此，吴宓却利用他在国学院开学日的演说，对研究院的地位予以完全不同的诠释。他在界定“研究院之地位”时非常肯定地说：研究院“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

　　作为国学院的实际主持人，吴宓这种明显不依据《章程》说话和做事的行为，后来导致了国学院的危机，最终使其停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由一个预科式的学校创办大学本科之后的研究院，被不少人视为“畸形”。后来的改制者，就要求国学院须“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专题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吴宓则坚持应明定清华国学院“专以国学为范围，故其性质为独立，而并非清华大学院(即毕业院)”。因此，“章程亦宜酌加修改”。

　　也就是说，在吴宓的设计里，国学研究院既非过去清华那样的预科，也非清华正在开办的大学本科，又不是类同今日研究生院的毕业院，而是一个不与学位挂钩的独特教育机构。他恐怕是想办一个类似马一浮后来在四川乐山所办复性书院式的学院，即一个专门招收不计名利的有志之士，不授学位，以培养影响社会的高明人才为宗旨的新式书院。这一点似尚少为人所关注，却很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清华国学院之独特性的隐衷。

　　吴宓申言，清华国学院是要“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其治国学的取向，不仅要整理材料以成“历史的综合”，也要“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今日中国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最终还要达到让“中国对于解决全世界之迷乱纷争或可有所贡献”的目标。而研究院《章程》也主张：国学院培养的学生要能“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这一句不排除就是吴宓自己加上的内容。

　　就当日的社会现实而言，像这样不考虑学生出路的宗旨显然过于“清高”，愿意接受的青年学生也甚少(后来马一浮办复性书院，同样主张不必考虑学生的社会出路，这一取向连熊十力也不能同意)。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从一进校就开始要求取得学位(包括从博士、硕士到学士学位)，甚至不惜大幅降低身份，要求享受清华预科生的出国待遇。这使对国学院寄予厚望的吴宓痛感“学生之所志非高”。

　　后来研究院确定将被撤销时，学生因吴宓未能维护其地位而群起反对，使吴宓非常痛心，他对“今之所谓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问，盖有过于新文化之党徒”，深感失望。这揭示出吴宓心中的另一隐衷，他想要培养的“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应当是不同于“新文化党徒”的人。在他看来，后者显然不足以“指导社会、昌明文化”。

　　吴宓以西方模式来给中国的书院方式正名，明言清华国学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同时，“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他特别把“注重个人指导”明确为“研究院性质”的两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相对虚悬的“研究高深学术”)。

　　简言之，创建一个突破边界、融合中西的教育和学术机构，虽可能显得不伦不类，却恰是吴宓的目标。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他可以说静悄悄地实行了一场小小的革命。这当然并非易事，在当时却又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

　　让传统融入现代的思想氛围

　　清华国学院导师梁启超稍后也说，“研究院的宗旨”，就是不满现代学校中“呆板的教育”，而想要“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他甚至说，“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换言之，梁氏来此教书，是有意要以旧入新，让传统融入现代。这虽未必就能代表其他老师，却是他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在这方面，他是吴宓的知音和同道。

　　梁启超对当时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深表不满，感觉“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故带着“相当抱负而来”清华任教。其抱负即是拿“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他计划以“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要“在这种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尽管梁氏知道“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但他还是希望能“约到多数教员合作”。

　　早在1920年，梁启超等人筹备改造中国公学时，蒋方震就主张“万不可用‘大学’二字”；盖“一挂大学招牌”，就给人以“贩卖货物，授人以学”的印象。若要选择仿效的典范，则日本的“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中国传统的“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这一看法在同人中并未形成共识，张东荪就认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 cadem ic(讲学舍)不能尽同”。若“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所以他觉得应“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张东荪对学生的看法与熊十力相近，蒋方震则近于马一浮和吴宓。熊、张两位虽研治哲理，对世风的认识却更准确，也更了解年轻人；而身为将军的蒋百里，反有些不谙世情，与马、吴一样偏于理想而不近人情。

　　那次讨论对梁启超或有影响，到1923年，他又想借助南开大学创设一个文化学院，整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以贡献于人类。梁氏“确信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故其拟创设的文化学院，就打算“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方式。清华国学院的创办，使他有了尝试这一设想的机会。

　　在民初尊西崇新流风盛行之时，也只有像梁启超这样著名的趋新者和一些留学生，还敢于为书院说好话。吴宓非常不喜欢的胡适，却是他真正的知音。胡适在1922年就提出，要“懂得了欧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才“更能了解中国近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的性质与价值”。次年他在东南大学演讲，进而强调“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而清末改革把书院废弃，“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与吴宓用英国导师制来为书院正名相类，胡适也特别强调书院方式“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他在演讲中四次提到道尔顿制与传统书院的类似，开头结尾两次更是直接以道尔顿制为他“不得不讲这书院制度”正名。胡适并说，“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不知是否受胡适此说影响，梁启超后来也说，“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像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

　　在一份大致写于同时的文稿中，胡适进一步谴责清末教育改革者“没有历史眼光”，竟然“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而这些革新者引进的欧洲学堂方式，反“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办法”。他们不曾认识到，中国“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傅斯年后来也说，在过去的书院里，“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胡、傅两人虽在指责清末教育改革，心里想的却是民国教育，表述的是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他们都看到了书院教学方式中那种偏重修学者自主性的自由讲学风格。所谓自由讲学，主要反映在师生关系之上。清华国学院在摹仿英国导师制的同时，确也有意把传统的教学方式“输入”新的教育体系，以有所革新。

　　以书院形式改良师生关系

　　其实那时很多人都看到了新引进的西式教育体制之不足。蔡元培早在1918年就指出，“自科举废、学校兴，师弟之间之感情，遂一落千丈”。盖“教者除上堂演讲外，不复注意被教者之进步受益与否；被教者遂亦不发生感情与教者接洽。至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前引蒋百里说“一挂大学招牌”，就给人以“贩卖货物”的印象，可与此并观)”。范源濂也有类似观感，几年后他在清华演讲，也说欧西名校师生间“情谊极厚”，中国古代“师弟间之感情亦非常淳厚”。然而新学制下的中国，各校情形大多不佳，“既失我国固有之精神，复不能采取欧西之美点”。

　　正如两位教育家所观察到的，师生间的疏离，是科举废、学校兴之后的新现象。若按范源濂所说，则中国的新学制既未曾学到西方的优点，还丢弃了中国固有的长处，是典型的邯郸学步。两人都是担任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都对此现象很不满而图谋改善之，但均尚未尝试通过制定规则来改变师生关系(部分或因新教育体系中的大学范围太大，这类事也较难以规则来推动)。针对这一民初教育的新问题，清华国学院把师生间的“切磋问难、砥砺观摩”提到空前的高度，并以明确具体的规则来落实师生关系的改善，在当年和此后，都非常少见。

　　研究院的《章程》用了大量笔墨来厘清院内师生的关系，首先规定专任教授须“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导之事”；学员也须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在《章程》的“研究方法”大项里，更基本都是怎样“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的条文。不仅“各学员应与各教授自由谈话”，在选定研究之题目后，更“应即随时受教授指导，就此题切实研究”。而“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总之，“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薰陶之效”。

　　胡适描述的宋代书院类似“道尔顿制研究室”之处，即书院内“广藏书籍，使学生自修时候，不致无参考书”；又“请有学者在院内负指导责任，来兹学者，如有困难疑惑之处，即可向指导者请教”。国学院学生徐中舒后来回忆说，研究院于公共课堂之外，每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以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俾同学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如王国维的“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是他此前在上海时所不能见者，故对其帮助甚大。

　　可知清华国学院的研究室与道尔顿制研究室的确有些“不谋而合”，而这又恰是往昔书院的特色。不仅如此，国学院在学科设置上，也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从前的办法”输入新体系。(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历史版)

　　(原文刊发于《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并曾于2011年4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陈述)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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