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子

发布: 2007-1-31 11:34 | 作者: 余达忠 | 来源: 意外 | 查看: 75次

　　

 

 

　　

 

 

　　1  良子的少年时代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结束了。

 

　　那一天中午，良子不愿意洗碗，被母亲大骂了一顿，焉头焉脑来到学校，在校门口遇到花狗和老桶。他们拍着一个橡胶皮球，大汗淋淋的走过来。花狗甚至把衣服也脱了，一件破败的海军衫褂子搭在黑瘦的肩上。他一边要拍球，一边要防着褂子滑下来，左肩一耸一耸的，整个人看去就更是瘦削、单薄。良子。良子。良子。他们连着叫了三声，良子才懒懒的用眼角斜乜他们，仿佛是他们招惹了他。但他们不在呼良子的冷淡，他们在找陪他们下河洗澡的人。他们已经在校园里约了好几个人，但都说马上要上课了，怕老师骂，不敢去。良子也本能的回绝了他们，他从未有过逃课的经历，也从未想过为洗澡而逃课。但这一瞬间，他觉得有一股气在心里堵着，顺不过来。为了顺过气来，良子面向花狗站住，显出犹豫的神情。机警的花狗一下子就看出了良子眼中的那份软弱，用一个简单的许诺把良子哄住了。我们只游一个来回就上来，保证不迟到。老师怪下来，就全推给花狗我一个人。这时，有一阵风从排头坡的枫林那里吹过来，落拓于一片丘陵洼地上的枫林镇稍稍透过一口气，任一绺深浓的日影悠悠划过。望着那绺深浓的日影溶化在无边无际的阳光中，良子也把积在心中那口气长长的呼出去。

 

　　良子没有想到，他的少年时光就象那片日影溶化在无边无际的阳光中一样，也从此溶化在人生无穷无尽的日子中。

 

　　到亮江河边的时候，良子还提醒自己，游一个来回就上岸，花狗他们不愿走自己就一个人回去。但一下水良子就把什么都忘记了。河水凉凉的、悠悠的，让人莫明其妙的有一种兴奋感。在正午的宽阔的阳光下，河面显得特别开阔，特别安谧，水汽薄薄的平铺开来，阳光金色的斑点在河面上闪烁着，让人生出无穷的幻想。看着亮江河载着金色的阳光那么从容的流向远方，流向青山之外，流向蓝天之外，良子心里隐隐的充满了激动。他顺着河面眺望了好一阵子。这一川金光闪烁的浩浩荡荡的河水是流向哪里去呢？如果一直顺着河水漂，就能漂到蓝色的大海上吗？良子。良子。良子。还傻站着干什么，快游过来，游过来。花狗们一声比一声急的催促打断了他的幻想，这条流金溢彩的河流在少年良子的视野中消失了，眩目的阳光照在他头上，他脑子一片空白，一片混乱。他把目光从想象的河流中收回来，一个猛子扎入水里。良子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关于人生的最后的幻想了。14岁的乡村少年良子把他的人生的最后的幻想留给流向远方的河流，然后就从容的向亮江河深处游去……

 

　　良子还没有游到花狗身边，花狗就把橡胶皮球向他抛了过来。他接过球使劲拍打，然后又抛向老桶。看着老桶扭着木桶般笨拙的身子去捉在水面上漂荡的皮球的样子，他和花狗都哈哈大笑起来。良子说，我们来打水球，看哪个抢得球多，哪个投得进篮筐多。这是1980年的夏天，电视还没有深入到乡间，这几个正在读初中的乡村少年根本就不知道有一种叫水球的体育运动，他们完全是按篮球来设想他们的水球的。花狗爬到岸上那棵高大的水曲柳上，用长长的枝条弯成一个篮筐。抢到球就往篮筐里投，投进球多的就算赢，输球的就要溺在水里，直到赢家喊停才能从水里浮上来。只要下到河里，他们就一定要玩这个游戏，这是他们整个少年时代最玩得长久的一个游戏。花狗一个人一边，良子和老桶一边。他们围着皮球在水面上抢了起来。他们一边啪啪的拍打着水去抢球，一边哈哈的嘲笑那些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同学，肆无忌惮的说着流话，数落着老师的不是，他们甚至把班上的女生都一个个的说到了，最后他们的话题都集中到女生们鼓起来的胸脯上。良子觉得，整个少年时代都不象今天这样快乐过，这样自由自在过，他不知道从今天以后，他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良子记不起他们从哪个时候开始不去抢那个球了，也记不起球是从哪个手中滑出去的。说到班上那些骄傲的女生，说到女生神秘隆起的胸脯的时候，他们三人就围聚在一起了。他们先是按胸脯隆起的大小来排列女生们，老桶和花狗还差一点打了起来。老桶坚持说水英的胸脯最大，而花狗则说巧珍的大，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要捍卫自己的观点，便要良子来评判。比起花狗和老桶来，良子要小近两岁，青春的觉醒显然要迟钝。他还不太注意女生们胸脯的这种变化，觉得女生们的胸脯都是一样平的，看不出谁比谁的更大。因为良子的不能判断，他们对于女生胸脯的排列就不了了之，但花狗还是恨恨的对老桶说，哪一天我要亲自摸给你看，让你服气巧珍的最大。接下来，老桶提出一个新问题，她们长出来的两个奶是硬的还是软的？这一下子他们三人都傻眼了。他们谁都没有得摸过，不知道那种感觉。在班上，他们是从来不和女生说话的，谁和女生说话了，全班男生都不张他。花狗在心里有点暗暗的喜欢巧珍，但也不敢表示出来，有一次下晚自习的时候，他有意和巧珍走在一起，还是被同学们知道，笑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巧珍也再不敢同他走一条路回家了。但花狗总是在想着巧珍，巧珍那两个一天天鼓凸起来的翘翘的奶子让他心里痒痒的，总在心里想象着抚摸巧珍的两个奶子的情景。这时候花狗已经开始遗精了，并有了手淫的毛病。直到现在花狗都还想不通是先遗精有了手淫的毛病才想到巧珍的奶子的，还是先想到巧珍的奶子才遗精和会手淫的。但花狗总想象不出巧珍的奶子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上体育课时，巧珍逆着阳光跑步，胸部挺展展的，两个奶子随着步子一颤一颤的动荡，这时候他相信巧珍的奶子是柔软的。但当巧珍立正下来，两个奶子则坚挺的把她薄薄的衬衫绷紧起来，他相信她的奶子一定是坚硬的，象两个正在成熟的青皮梨子。面对老桶提出的问题，花狗不知怎样回答，只能恨恨的说，没有摸过，不知是硬的还是软的。但他却同时在心里想，老子一定要亲自摸一把，看究竟是硬的还是软的。良子望了一眼氤氲着水汽的水面，很肯定的说，是软的，绝对是软的。软的，软的，你得摸过？花狗忤着眼看着他，流露出良子太嫩了，没有资格参与这种讨论的神情。看着花狗和老桶小瞧自己，良子很不服气，便骄傲的说，我得摸过的，我知道。一听到良子得摸过奶子，花狗和老桶不敢再小瞧良子了，急急的问他，真的得摸过？真的得摸过？是怎样得摸的？看着花狗和老桶那份焦急和羡慕，良子洋洋得意起来。昂着头，散散漫漫的说，去年暑假张老师让我陪高二的女生去学农基地守花生，晚上就睡在花生棚里。棚子小，人又多，就让男生们在外面睡，女生在里面睡。女生们在里面睡也怕，就让我陪她们，说我人小，不占地方，还不会有坏心眼。我陪着她们睡了好几个晚上，总是把我挤在中间，有时还把我抱得紧紧的，气都喘不过来。她们肥肥的奶子贴在我的脸上，软乎乎的。花狗和老桶还未听完就笑起来了，不屑一顾的说，傻卵，大姑娘的奶子肯定是软的，婆娘的奶子还要软哩。我们班姑娘的奶子你得摸过，就算你有本事了。良子一下子焉了。她根本就不注意班上姑娘们的奶子，更不会生出要去摸她们的奶子的念头。他们三人都不说话，都在心里想象着，感觉着，为那些正在成长的少女的奶子是坚硬的还是柔软的而陷入深深的困惑中……

 

　　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个橡胶皮球不见了。平静的水面上除了氤氲的水汽和跳荡的阳光，除了三个少年的沉沉的青春的心事，就再也没有什么了，那个皮球，那个象征他们少年的欢乐和自由的皮球在不知不觉中顺水流走了，他们的少年时光，单纯而幸福的少年时光也在不知不觉中，随着那个皮球一起顺水流走了，他们不知道它流到了哪里，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流走的是他们整个的少年时光。

 

 

　　2  他们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了。

 

　　是班主任张老师的课。他们忽略是张老师的课，径直就走到教室门口，等到看到张老师威严的站在讲台上怒视他们时，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低着头站在讲台前，心中咚咚的跳着，在江边议论女生时的那种豪气早就烟消云散了，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处罚。

 

　　他们永远不能预计矮个子的张老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处罚。

 

　　在枫林中学，矮小黑瘦的张老师是以处罚学生闻名的。在刚刚过去的文革中，他遭到了红卫兵的最严厉的批斗，是全镇闻名的臭老九，文革后期，恢复他的教师地位后，他又以要求学生严厉而闻名。他每一次对学生的处罚都有新内容，任何一种处罚方式都不使用两次。一看到张老师黑青着脸，学生们心里就秫了，犯了错的学生更是掌心发麻。张老师的严厉在刚刚经历了动荡的枫林镇赢得了响应，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的手下，说只有他那样的严厉，这些野惯了的孩子才会收心，才能读得好书。这时候，高考已经恢复了，要读大学就只有学习好，而在枫林镇人看来，学习好的唯一途径，就要象张老师那样严厉要求学生。1979年，我在张老师的手中考取了省城大学，这是恢复高考来枫林中学第一个考取大学的，同时还有二人考取了地区专科，四人考取了中专，这是全县乡镇中学中考得最好的，几乎可以和县城一中相比了。张老师成了枫林人的一个神话。把我们送走之后，镇书记点名要张老师回来任初一的班主任，因为他的儿子正读初一，要求张老师严厉管教，只要能够教好学生，用什么方法他都可以理解。有了镇书记的允诺，张老师的管教更是放得开来。只要张老师一出现，再闹的场合都能安静下来，再捣蛋的学生都变得毕恭毕敬。如果班上乱开来，只要有人说一声张老师来了，大家马上就乖乖的回到自己的坐位上，象模象样的读书写作业。

 

　　花狗是班上最调皮的，但也不敢在张老师面前逞能。有一次上晚自习，花狗爬到坐位上吹牛，全班同学都停下自习听他吹牛，他也就吹得更起劲，索性站到位子上。这时张老师悄无声息进来了，同学们一个也没有发现，他站在教室后面灯光的阴影里听花狗吹牛。这时的枫林镇还没有电灯，同学们都是自己带煤油灯来上自习的，煤油灯在夜风中飘忽不定的闪烁着，在教室中留下大片大片的阴影。张老师就站在这样的阴影里，同学们不知道，花狗也不知道。不知张老师站了多久，在花狗的说话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张老师就轻轻的咳了一声嗽。这是非常轻微、非常平淡、非常隐蔽的一声咳嗽，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在意的，但全班同学一下子都听到了这声咳嗽，花狗更是听到了这声咳嗽。事后花狗说，张老师的那声咳嗽象一支箭一样射过来，一下子就击中了他，他站在坐位上，任怎样也动不了。唔的一声，在这声咳嗽之后，整个教室就完全寂静下来，大家都充满恐惧的等待着，等待张老师从阴影里走出来，来了结这件事情。事情已经发生了，就一定要了结，如果咳嗽之后就什么也没有，那么全班就会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每一次发生事情，同学们都希望张老师迅速处理了，好让他们不再恐惧，就是当事人也希望迅速处理了，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但张老师迟迟的不从阴影里走出来，只是叉着双腿稳稳的站在阴影里，从黑暗中逼视置身于灯光之下的同学们，逼视置身于灯光之上的花狗。大家都看不清张老师的脸，更看不清张老师脸上的表情，但簇拥着张老师的那一片浓重的阴影，让他们陷入一种更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再看那片阴影，不敢再看站在阴影深处的张老师，一个个在自己的位子上哆嗦着，等待不知是什么的处罚。花狗仍然僵立在位子上，想下来又不敢下来。他清楚自作主张下来和张老师让他下来的处罚是绝对不一样的，但他又确实看不清黑暗中的张老师的表情，不敢断定张老师的意思，就只能那么僵僵的等待着。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同学们再回过头去看那片阴影的时候，张老师已经不站在那片阴影中了。张老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同学们谁也不知道，就是站在位子上的花狗也不知道。张老师从那片阴影中走出去了，但那片阴影却留在了同学们的心里，直到一个星期后，那片阴影才从同学们心中散去。

 

　　一个星期后，张老师在班会课上来了结这件事。但谁也没有想到张老师会用那样的方式来了结。张老师亲自在讲台前摆上一排桌子，每一张桌子上架一张凳子，最高的讲台上也架一张凳子。他让花狗站在讲台上的凳子上，同时让花狗自己挑8个和他一起吹牛的同学站在两边的凳子上，花狗讲5分钟的话，其他同学每人讲2分钟的话。他的决定一作出来，大家一下子就傻眼了，但看到张老师的黑青着的脸，又感到这是不可置疑的。平时无所畏惧的花狗这时真正变得慑懦起来，但在张老师的黑青着的脸和黑青色的目光的逼视下，他又必须无条件的站起来。他站起来环视全班同学，不知应该怎么办，那个晚上面对全班同学吹牛的时候他有一种自我满足的幸福感，而现在面对全班同学却特别痛苦，这痛苦不是在于他那个晚上犯了错事，而在于要他从同学中选出8个同学陪他一起挨罚。全班同学都定定的看着他，生怕他选到了自己。从同学们的眼神里，他看到了一种恐惧，对自己的一种恐惧，就象同学们看到矮小黑瘦的张老师时才有的那种恐惧，他有了一种想报复的阴暗心理。他决定选平时最恨的、又爱干预他、告他小状的几个同学，其中包括班长，但一排这些同学，都是班上比较听话的，而且学习也比较好，如果让这些同学陪自己在讲台上站，他不敢设想张老师会对他又有什么处罚，也不敢设想全班同学会怎样孤立他。反复权衡之后，他只好恨恨的一横心，把和他最要好的几个哥们挑选上了。老桶和良子就是他最先挑选上的。老桶看到花狗求助而无奈的眼神，很悲壮的站了出来。他们这个年龄，正是刚刚懂得朋友义气的年龄，正渴望为朋友挺身而出的时候，为朋友到讲台上去站，在老桶看来，这是千值万值的，如果这一点勇气都没有，又怎么能叫哥们呢？良子就没有老桶那种悲壮感了。花狗的眼睛一对着他，他就惊闪着避开了。他不是害怕花狗的眼睛，而是害怕站在讲台上面对同学和张老师的眼睛，尤其是张老师那双象鹰鸷一样深而黑的眼睛。他一看到张老师的那双深而黑的阴郁的眼睛，心里就莫明其妙的紧张，双脚就不住的打颤。现在他要站在讲台上，让张老师的那双眼睛阴阴的逼视，他的腿一下子就打颤了。但他是花狗的朋友，他不能不站起来。如果他不站起来，他就要永远失去朋友了，而且还不知道要被张老师怎样处罚。花狗用凄哀而悲伤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同学，痛苦而沉重的进行着选择。整个教室是死一般的寂静，女同学们已经紧张得要哭出来。用了整整十分钟，花狗选定了8个人。除老桶有那种英雄的大义凛然的姿态外，其他几个同学都是哆哆嗦嗦站出来的——一旦花狗挑定，就必须要站起来。张老师的那双深而黑的阴郁的眼睛是随着花狗的眼睛一起扫视的，花狗的眼睛停在谁的眼睛上，张老师的眼睛也停在谁的眼睛上。只要和张老师的深而黑的阴郁的眼睛一对撞，他们就一个个不由自主的哆哆嗦嗦的站起来，站到讲台边上去。看到大家耷拉着头站在讲台边上，张老师又黑青着脸，用低沉的声音说，把头抬起来，站直了，站到各自的凳子上。大家又哆嗦着，颤颤微微的站到架在桌子上的凳子上。张老师从讲台走到教室后边，叉着双腿，反背着双手，运足底气沉沉的说，站稳了，抬起头来，眼睛看着我，看着我——不要看脚尖，不要看外面，就看着我，看着我。——好了，开始说话了——你们说什么都行，把那天的牛接着吹完也行。大家谁也不能说话，而是哇的一声哭起来。随着哭，他们的身子颤抖得更厉害，凳子和桌子也跟着颤抖起来——哗的一声，8个同学几乎是同时从凳子上摔下来……

 

　　在花狗和良子们的印象中，这是平生来遭遇到的最严厉的惩罚。在良子后来的人生中，他能承受各种各样的艰难与屈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忍辱负重的承受力，就是从张老师的这次惩罚开始的。

 

　　现在张老师又黑青着脸，用一双深而黑的眼睛逼视他们了。在张老师的深而黑的眼睛的逼视下，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他们必须完完全全的直面这双深而黑的眼睛。

 

　　他们三个紧抿着嘴唇站在讲台前，不断晃着头避开张老师的眼睛，但张老师的眼睛却怎样也避不开，而是紧紧的追逼着他们。张老师用一双深而黑的眼睛逼视着他们沉着的转着圈，一圈，两圈，三圈……张老师用了五分钟转了五个圈。在良子的感觉中，这五个圈好长好好长，就象地球绕着太阳的公转一样，在张老师转了五个圈之后，他们的少年时代就转过去了。张老师先问花狗，是你带头去的吗？花狗低着头不做声。花狗知道，无论回答还是不回答，张老师都要处罚他们，他们已经死定了，躲不过去了。张老师接着又问老桶。老桶见花狗不说话，便也不说话，也把头低下来。张老师转过来问良子。良子也想像花狗他们那样英勇，誓死不说话，但他做不到，在张老师问第二次的时候，就嗫懦着为自己分辨了。张老师不想听他的分辨，而是很果断的说，是他们两个带坏你的，你先打他们两个的嘴巴，一个打三嘴巴，然后你们三个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边脸打三嘴巴。他们三个人，包括全班同学都怔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张老师会是这样来处罚他们。看到大家的震惊，张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笑意。良子苦巴巴的望着张老师，望着花狗和老桶，不知应该怎么办。张老师的眼睛依然那么深而黑，表情依然那么坚定而阴冷。良子知道已经没有通融的可能了。他软软的举起手向着花狗和老桶的脸打去。啪的一下，良子的手落在花狗的脸上。张老师说，你这是在给他拍灰。手再重一点。啪的一下，良子的手又一次落上去。再重一点，张老师接着又说。啪的一下，这次比上两次都响亮了。但他们三个的眼里都涌出了泪水，班上同学的眼里也都盈满了泪水……张老师冷冷的漠然的望着墙壁，一字一顿的说，现在你们三个都同时把手举起来，随着我的口令，朝自己的脸上打，先打左脸，再打右脸。预备——打——他们三个没有朝自己的脸上打，而是抱成一堆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全班同学也跟着他们哭了起来……这一下子爆发出来的哭声，让严厉而冷酷的张老师也慌了起来，忙忙的用稍稍软和的语调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以后不再逃课就行了。他试着想用手去抚慰他们三个，他们三个坚决的一挫身，把张老师的手迈开了，然后，这三个少年低沉的抽泣着，在全班同学的抽泣声中，坚定的走出教室……

 

　　这天晚上，张老师在学生下晚自习后独自回家的路上，被人用绳子绊倒了，并被人用麻袋蒙着头打了一顿，脸上被打起好几个肿块。这个晚上没有月亮，是谁干的不知道，张老师也不报告学校，对外说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这三个少年就离开学校了，也从此告别了他们的快乐而单纯的少年时光。

 

 

　　3   这一年良子整整满十四周岁，我正在省城的大学读二年级。是母亲写信来告诉我良子不读书的，还让我劝他回到学校去。我用整整一个晚上，写了一封情文并茂的信给良子，希望能够打动他，但他没有回我的信，只在母亲给我的信中加了两句话：大哥，我不能读好书，也不是读书的料。我决定跟大人挣钱去了，挣钱供你读书，你要替我把书读好。等到我在寒假回到家见到良子时，他正在场集上穿梭忙碌，俨然一个小大人了。

 

　　那个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天黑得惨人，风刮得很猛，枫林在风声中哗哗摇晃着，发出一种叫人心里发麻的啸叫声。 良子、花狗、老桶他们三人悲壮的站在枫林的深处，三双手紧紧的铰在了一起，对着浓稠的夜晚，对着不可测的高天，对着严厉的风，作出了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庄重的承诺：不再读书，永远离开让人有太多不快乐的教室。

 

　　他们从枫林出来，快要分手的时候，良子说，不读书了，我们以后干什么呢？一下子他们三人都萎顿了下来，坐在学校大门外的石阶上，显出一种很茫然、很挫败的神情。他们在黑暗中坐了很久，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想象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又都觉得不恰当而自己推翻了。后来他们确实疲惫了，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了。老桶打了好几个哈欠，良子甚至睡了过去，是花狗摇醒来的。良子说，花狗，明天再接着想办法好吗？先让我回家去睡，回去迟，就要遭打了。老桶也说，我抵不住了，无论明天做什么，我今天要先睡觉。

 

　　在黑暗里，他们在睡意蒙胧中分手了。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他们都要先睡觉。其实，人生根本就不是由他们来设计的。在1980年的中国，在遥远的西南的乡村里，这些正在成长的少年是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来设计他们的人生的。人生就是一天天的日子，他们必须一天天的过下去，走在自己的日子之中，象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走在他们的日子中那样，也走在一样的日子中……

 

　　属于良子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

 

　　早晨，当学校上课的钟声当当的响过之后，良子下意识的提着书包准备往学校跑，但在跨越大门门槛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他已经发誓不再去学校了。他不能违背少年的誓言，也不愿再承受无休无止、永远也不能摆脱的惩罚。在钟声中，他愣怔了大约三十秒钟。当钟声的余音在枫林镇的上空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他毅然把跨出去的左脚收了回来，将手中的书包照着堂屋的角落使劲掷去，然后，他象一个大人样，很悠闲、很从容的坐在门前的石凳上，饶有意味的看枫林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这时，父亲已经下田去了，母亲也背着最小的妹妹到集体缝纫社上班去了，另外三个妹妹也早就去了学校，只有七十多岁的外婆在里面的厨房里悉悉索索忙着，谁也不知道良子退了学在家里。这一年刚刚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面对属于自家的那份责任田，父亲心里涌上一份对土地的深深的感情，为了一天天在进行着的日子，为了我们六个兄妹，为了一家九口人的生活，他没有理由不把这份责任田种好。每天早晨，天刚刚放亮，他就担着粪，或者荷着锄下田了。那时父亲刚刚四十出头，还是好体力的时候，别人家两个人做的事情，父亲总是一个人做。看到别人家总是几个人在砌田埂、挖田、抬粪、打秧青，在缝纫社上班的母亲心里过不去，也想随父亲一起下田，但父亲不让，说自己一个人能做好。他不想让母亲丢了缝纫这份职业。有了母亲缝纫的收入，我在大学的生活费就有了保障了，有了父亲耕种的责任田，一家人的吃饭就不愁了。在枫林镇，我们家是负担最重的。我们兄妹六个正是往上长的时候，吃饭已经抵得上大人了，穿衣也特别费布料，加上我考上了大学，每月都要一大笔生活费，外婆也一天天的现老。那些人口少的人家简直不敢相信我家的日子是怎样过下来的。但我们毕竟从那段艰难的日子中走过来了，在枫林镇还算是相对殷实的人家。一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对父母亲就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现在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常常设想，如果我也有六个孩子，我能够养活吗？我向正处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孩子回忆我的少年时光，回忆人生日子的那一份艰难与辛苦，但在孩子的感觉中，那是我们大人为了教育他们而编撰出来的一段童话，是和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童话一样的童话，他们不相信会有那样的日子，不相信人生会有那样的艰难。

 

　　看到街上没有了背着书包的孩子之后，良子的心里有了一种失落感，他第一次觉得心里空空的，隐隐的有些疼痛。他犹豫了一下，想把书包拣起来，再到学校去，但这个念头刚一产生，就被张老师的深而黑的阴鸷的眼睛逼回去了，他站了起来，打了一个激凌，然后怔怔的站了好一会。这时外婆的脚步声从身后响起来了。他知道，外婆见他不去学校，一定会罗罗唆唆的盘问过没完的，他不想回答外婆的话。在外婆的第一声良子的喊声还未落的时候，他已经一溜烟跑出去了。

 

　　他一气跑到了镇外的圩子上。站在圩子上，枫林镇著名的七所大坝尽收眼底。现在正是蓐二道秧的时节，整个大坝是一片油油的新绿，象铺上了一层柔软的毯子，亮江河如一条闪光的带子，依依脉脉的从这块柔软的绿毯上滑过去，在石碑榜那里溶入徐家大山中。良子此刻没有心思想象亮江河会流向哪里，也不留意湛蓝的天空上的那一缕白云正飘向远方，甚至刚刚划过的那一声响亮的鸽哨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焦虑的是这一个早上应该怎么办，大人知道他不去学校了又会怎样处罚他。下第一节课的钟声响起来了，良子还站在围子上想不出办法来，他几乎要哭起来了。他这时才觉得，原来决定不读书也是很痛苦的。他想，如果不去学校，就这样在圩子上站一早晨，父亲从田坝回来是肯定要遭打的。首先要不遭父亲打，然后再一步步看过去。良子知道，此刻父亲正在老砦榜那里砌田埂。前几天涨水，把老砦榜的田埂冲了，父亲这几天都在那里砌田埂。良子的脑子突然转过来了。既然决定不读书了，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随父亲一起种田下地。这是世世代代农民的唯一的选择。高考刚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考取，老师问我考不取打算干什么，我不加思索的说，种田。那个时代，农村青年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离开农村，一是考取学校，这就意味着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成为干部了；二是当兵，暂时有几年可以离开农村，如果提了干，也就可以成为国家干部了。但无论考取学校还是当兵，这都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当时的流行术语“社来社去”是对农村青年命运的最准确的概括。生为农民，就不要有非分之想。我们几个高中毕业生第一次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在安排了我们的劳动之后，看着我们几个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孤傲而又鄙视劳动的神情，队长末了就这样狠狠的教训了我们一通。我们谁也不敢反驳他，而是默默的接过他递给我们的掀把。那一瞬间，觉得抓在手上的掀把很重很重。其实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接过的是世世代代农村人永远也走不出的命运。站在圩子上，望着宽阔的七所大坝，望着在夏风中荡漾的碧绿的稻田，望着在稻田中蓐莳秧苗的三三两两的农人，十四岁的少年良子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命运，就象生长的秧苗接受一场雨水，已经成熟的山林接受一把斧头。

 

　　良子几乎是跑着穿过七所大坝赶到父亲砌田埂的老砦榜去。老砦榜挨在七所大坝边上，是黄土坡逶迤下来的一片塬地，亮江河正好傍着塬地边上流过，我们家的两丘水田就在塬地边上。良子赶到时父亲正在刚退水下去的河里撬石头。父亲站在齐膝深的河水中，弓着身子用钢钎撬水中的石头，他的脸几乎就贴着水面了，汹汹的河水时常溅在他的脸上。可能是石头陷下去很深，或者是石头很大，他用了好几次力都没有撬起来。他再一次把钢钎深深的插下去，整个身子用力往下压，啪的一下，支点滑脱了，父亲也随着钢钎一起跌入水中，被呛了两口水。父亲站起来，不断啐着嘴中的泥沙，抹了一下脸上的水渍，骂了一句什么，又用钢钎去撬石头。这时良子也涉河走到父亲身边了，他紧挨着站在父亲身后，象父亲那样张开马步，双手抓住钢钎使劲往下按。哗的一下，石头终于从淤泥中被撬出来了，在水中滚动了一下，卷起一道浊流。父亲回过头就看到良子了。他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一边问，怎么就放学了。良子嗫嚅着，不敢正面回答，只是含糊的点了点头，就去水中摸刚撬起来的石头去了。父亲正是需要帮手的时候，便不再追问，而是说，你来得正好，帮我把这几个石头撬出来，抬到岸上去——用这几个大石头砌埂，就不会再被冲走了。整整一个早上，良子都在水中和父亲一起撬石头，然后又和父亲一起把石头抬到岸上。抬石头的时候，父亲怕良子闪着了，尽量将筐子往自己一边挪，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父亲肩上，但走在前边的良子都还是时常咧趄，好几次跌入水中。放学的钟声早就响过了，石头还没有抬完，父亲也没有要走的意思，他要把冲到河里的石头都抬出来。这时太阳已经很辣人了，水汽在太阳的蒸发下涌上来，很闷热。良子觉得又累又饿又热，望着空阔的天，望着高天上灼热的太阳，望着汹汹而去的河水，他真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当把最后一个石头从河里抬上来，良子也同时就累得爬倒在田埂上了。父亲一边收拾农具一边心疼的说，回家去吧，这个活路还不是你能做的。

 

　　但良子的人生毕竟已经开始了。

 

　　吃了中饭，休息一会之后，父亲又准备下田了，他要抓紧时间把那节田埂砌完，以便给秧苗酿上水。良子也学着父亲样，扛着一把锄头随在后面。父亲回过身来吼他，你怎么不去学校，还要下田？良子停下来，显出很恐惧，很委屈的样子。许久，他才嗫嗫的说，今天是劳动课，我跟你去砌田埂就得了。父亲站着思考了一分钟，然后说，跟我去也好，有你搭个帮手，就能把那条田埂砌好，明天从家里扛一扛柴去抵劳动。就这样，十四岁的良子紧随在高大的父亲身后，戴着一顶旧草帽，顶着烈日，扛着一把挖山锄，很从容、很平静的向夏日的田野走去，向他的必然的命运走去……

 

　　晚上，母亲终于从同学那里知道良子不读书的事了。晚饭之后，父亲母亲逮住正要跑出去的良子，很严肃的审问起来。

 

　　良子，同学讲你不读书了，花狗、老桶你们三个一起约好不读书的是吗？

 

　　良子不说话。

 

　　你们三个昨晚还在枫林里发了誓，说再也不进学校去了。

 

　　良子不说话。

 

　　你们三个还打了张老师是吗？

 

　　良子不说话。

 

　　同学还说张老师白天惩罚你们，让你们一个打一个的嘴巴。

 

　　良子紧咬着嘴唇，但眼泪却满满的在眼里汪着。一会，良子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妈，我不去学校了，打死我也不去学校了，你们随便让我做什么我都做，我保证听你们的话。

 

　　上了十岁以后，良子就不再哭了。现在良子突然这么伤心的大哭起来，父母亲一时间反而不知怎么办。后来母亲告诉我，说从来没有见过良子那么委屈过。他几乎一直在哭，劝他，哄他，吓他都不行，一说要强迫他去学校，他就害怕起来，显出很恐惧的样子。他甚至说，如果硬是要逼他去学校，就宁愿去死。父亲母亲一个望着一个，面对这个倔强的十四岁的少年感到莫可奈何。最后他们只好让步了。

 

　　不读书可以，以后我们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准讲价钱。

 

　　良子点头答应了。

 

　　以后不准后悔，不准说我们让哥哥妹妹读书，不让你读书。

 

　　良子点头答应了。

 

　　以后做活路不准叫累，更不准偷懒。

 

　　良子点头答应了。

 

　　以后不准和花狗和老桶们在一起玩。

 

　　良子求助似的望着母亲，想不答应这一点，但望着父亲母亲那种不容置疑的眼神，良子也只好一咬牙，痛苦的答应下来。

 

 

　　4  良子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每天父亲起床的时候，他也跟着早早起来，胡乱扒一碗头一天剩下的冷饭，然后就老老实实随在父亲后面，跟着父亲一起下田或者上坡。砌完老砦榜的田埂之后，父亲就开始蓐第二道秧了。蓐秧可以用脚蓐，就是用脚把秧垅四周的稗草淌掉，踩到泥水中去。这种蓐法效果不算好，但蓐秧的人轻松，是站着蓐，象玩儿似的。也可以用手蓐，人躬着身子，双手在秧垅间抓挠，把稗草拔起来，扔到远远的田埂上去。这是最累人的蓐秧方法，真正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许多人宁愿打谷都不愿这样蓐秧。父亲就一直坚持这样蓐秧，固执的认为这样蓐秧才能把稗草彻底清除掉，也才能达到疏松秧苗四周的泥土的目的。跟随父亲这样蓐秧，良子真正领会到了什么叫做辛苦。良子人小，一躬身下去，整个脸就刚好贴在秧苗上。秧苗这时已经开始转青发蔸了，叶片变得硬挺挺的，很锋利，象刀锋一样割在他的嫩嫩的小脸上，划起一道道红印子。中午以后，田里的水被太阳照热，很烫人，淤泥的腥气随着热气蒸涌上来，让人有一种要憋气的感觉，而后背上，太阳又无遮拦的照下来，让人感到火辣辣的。双手不断的在淤泥里抓挠、浸泡，时不时被泥沙、石子咯着，生疼生疼的。躬着身子久了，整个腰酸胀酸胀的，象有一颗看不见的细针在骨髓里漫漫游移，甚至让你不能站起来。第一天蓐秧下来，良子感到每一个骨节缝都是疼痛的，半夜睡醒来，整个身子火辣辣的，往哪一边翻身都疼痛万分，都象有人用针戳一样钻心。他忍受不住，用被子蒙着头嘤嘤哭起来。母亲起来，看着良子脸上、脖颈上、手臂上被秧叶划出的道道红印子，看着良子疼痛的样子，也心疼得哭起来。良子，明天不要去了，明天仍到学校去，妈去替老师求情。但良子倔强地摇摇头，把脸扭向壁板，不再让母亲看到。第二天，父亲起来的时候，良子也起来了。他用手紧紧的忤着腰，一趄一趄的跟在父亲后面，向七所田坝的稻田走去。见到良子这样的个性，父亲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鼓励良子，坚持两天下来，就好的，腰也就不会痛了，叶片也不会再割脸了。把蓐秧的苦受过来了，农村的什么苦都可以受了。

 

　　良子就这样固执的、顽强的跟着父亲在家里的责任田里劳动着，一天天的看着秧苗转青、抽穗、扬花、结籽，最后变成沉甸甸的金黄色的稻穗。开镰割稻的那一天，握着刚磨过的崭新铮亮的镰刀，看着大田里密实实的沉甸甸的黄爽爽的稻谷，十四岁的少年良子也象父亲一样，眯着眼睛在秋日的白亮亮的阳光下欣慰的笑起来了。在弯腰割下第一束稻谷的时候，良子为自己感动得落下了泪水。

 

　　经过这一个长长的夏天，我的弟弟良子完成了由一个单纯的学生少年向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农民的转变。

 

　　苦难就这样让我们的少年成长起来。良子后来也还要经历许多的苦难，但面对任何苦难，良子都变得从容和沉着了。

 

　　秋收之后，农活轻松下来了，用不着每天都下田上坡了。母亲和父亲商量，想让良子学一门手艺，但不知道良子喜爱什么。在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生活就是有饭吃，有衣穿，可以和伙伴们在一起。而对于父母而言，让我们不冻着，不饿着，会在乡村邻里做人，就是尽到父母的责任了。没有谁想到要发挥我们的特长，培养我们的特长，更没有谁会去发现我们的特长。能够一帆风顺的长养大，然后结婚生子，然后起房造屋，然后娶儿媳抱孙子。我们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然后又默默无闻的回归到泥土里去。世界似乎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我们又似乎无处不在的存在着。

 

　　十四岁的良子确实不知道自己除了会种田砍柴还会干什么。

 

　　母亲问他，良子，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良子一无所知，只是老老实实的说，种田。

 

　　除了种田你还愿意干什么呢？

 

　　良子定定的望着母亲，等着母亲替他回答。

 

　　母亲抓过良子经过一个夏天的劳动已经变得十分粗糙壮大的双手，心疼的细心的摩娑着。这么粗的一双手会干什么呀！

 

　　良子心里有一种很暖和的感觉。他什么也不想说，静静的等着母亲说话。

 

　　傻宝崽哩，种田太累了。你老子种田，累得人都变了形——你就一点都不怕吗？

 

　　在母亲的暖和的双手里，良子心里很充实，也很有信心。他想说自己什么都不怕，但他怕他一说出来就找不到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良子，和妈学缝衣服好吗？这是一个细致活，和种田不一样的。

 

　　贴近母亲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洋溢在他的全身，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软软的，弱弱的，他无助的望着母亲，顺驯的点了点头。

 

　　在把老砦榜的田里的最后一个谷草都担到牛圈上码好之后，良子就成了母亲的学徒了。

 

　　这时候母亲还在缝纫社里，这是由公社组织起来的集体缝纫社。为了防止单干，防止变成资本主义，很早的时候，公社就把全镇的缝纫工、泥瓦工、木工组织起来，成立枫林手工业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缝纫社里上班。母亲是全镇最好的裁缝，许多人来缝衣服都是指明要母亲做，尤其是老人们的老衣和那种老式的右衽布扣衣，非要母亲做不可。在缝纫社里，母亲是活路最多的，她主要负责裁剪，其他人负责缝纫。那个时候，全镇一半以上人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由母亲裁剪的。母亲的这门手艺，使我们家在镇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使我们家能够在那样艰难的时期，把一份日子从容的过下来。但母亲没有想过要把这门手艺传给我们。她总是要我们读书，说读书好了才会有出息，缝纫再好也还是在枫林镇。

 

　　我的童年时光差不多是在缝纫社里渡过的。那个时候，农村还未完全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普遍有许多子女，我们家就有六姊妹，我，良子，另有四个妹妹，姊妹间的间隔就只在二到三岁。在我的记忆中，从我能够背人开始，就一直有人背在我的背上。开始是我牵着走路摇摇摆摆的良子在缝纫社里乱走，母亲则站在案桌前裁衣服，我的身子还够不到案桌高，我和良子就常常缠在母亲脚边玩，有时母亲也把我们抱到案板上，留半节案板给我们玩，半节案板来裁衣服。母亲要裁衣服，不能时时看着我们，我又常常分心玩自个的，不去看良子，良子在案板上爬着爬着就掉下来。良子经常从案板上掉下来，良子一掉下来我就要遭打，但我和良子也仍愿到案板上玩。大妹出生了，出月那天，母亲让我背着大妹去看外婆。这一年我已经六岁了，是我第一次背人。我背着大妹走在前边，母亲牵着3岁的良子走在后边，从东门的家走到位于大井街的外婆家去。这是一个春天的日子，柳树已经发芽了，桃花、李花开得正热烈，燕子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着，聂家大塘里停落着许多蜻蜓，鸭子们嘎嘎叫着，在水面上追逐那些蜻蜓。我背着大妹从聂家大塘边走过，看着红艳艳的桃花，看着突然从高处滑翔到水面上，又倏的飞升到房檐上的燕子，我心里充满了自信，我感到我已经长大了，是一个小大人了。我加快步子向外婆家走去，在看到等在门前的外婆和姨妈的时候，我却不争气的摔倒了。我哭了起来，在我背上的大妹也哭了起来。外婆和姨妈跑过来要把大妹解下来，我死活不让，坚持要背到家去。母亲从后面赶上来，说，让他背到家去，该是让他学背人的时候了。以后，背大妹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每天放学，我就直接到缝纫社去，从母亲背上接过大妹来背上，然后就带着良子到外面去玩了。在枫林镇，男孩子一般是不背人的，但我们家不行，我必须要背大妹，这样母亲才能多做活路，她的工分才会记得高，每个月的分红才会多。两年后，二妹出生了，又过了两年，三妹也来到了世上。四妹是1974年出生的，这时候已经开始进行计划生育了，怀上四妹后母亲还是坚持把她生下来。为此母亲差一点被公社开除，但又想到开除母亲，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裁缝了，最后决定撤了母亲的缝纫社副社长的职。有一年我们都回家过春节，连最小的四妹也带着妹夫从贵阳赶回来。除夕团圆饭的时候，看着围着一张大长桌子的一家老少二十几口人，父亲母亲高兴得哭了。你们都成人了，我就落心了，落心了。当时看到你们滴滴垛垛的六个，我和你爸真怕养不活，半夜醒来都是焦愁的。四妹说，当时你们怎么要养那么多呢？不怕累吗？母亲说，不养多就不会有你了。那个时候，差不多家家都有那么多子女，都过着一样苦的日子，也就不觉得怎样了。但后来你二哥良子也为我们分了担子的。

 

　　确实，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在那个年代父母亲们的那一份艰难与辛苦。

 

　　母亲常常要裁衣服到半夜。晚上10点钟，缝纫社的人都回去了，但母亲还就着一盏马口煤油灯，站在案板前裁衣服，大妹、二妹并排着睡在案板的一头，我和良子则一人伏在一架缝纫机上睡过去了，只有母亲用剪刀的喀嚓声和扯布时的嘶嘶声响起在我们童年的梦中。有一段时间，家里的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了，母亲便悄悄的接了一些活路回家私下做，晚上12点钟从缝纫社回来后，母亲又要在家做到深夜两三点钟。整个东门街上，就只有我家的灯亮着，街上的老人们对我母亲既敬重又心疼，常常告诫母亲要注意身体，不要落下病根，但母亲仗着年轻，不把站着熬夜当作一回事。母亲后来得了腰椎病，那病根就是那个时代落下的。母亲私下接活路后来还是被社里知道了，把母亲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来批斗。先是在缝纫社里批斗，后来又在整个手工业社里批斗，有人建议在枫林镇赶场集时游街批斗，领导们想到他们穿的衣服也差不多都是母亲缝纫的，最后给了母亲一个面子，不游街批斗，但把母亲的工分由最高分降了下来。批斗母亲的时候，我背着二妹带着良子、大妹站在旁边。母亲镇定的站在台前，任由人们怎样批判，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但我感觉到母亲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看到人们一个个站起来揭发母亲，我和良子感到很是气愤，也很是害怕，在批判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和良子、大妹同时抱着母亲哭了起来，我背上的二妹也随着哇哇大哭了起来。我们一哭，批斗会就开不下去了，许多同情我们家的人也哭了起来。批斗会也就此不了了之。这次批斗会是我对于文革的最恐怖的记忆，批斗会场的隐隐约约的灯光，开会前那种紧张肃瑟的氛围，人们各怀心事时的深不可测的表情，为我投下了世态人生的永远的阴影。

 

　　母亲不让我们学缝纫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这些经历有关，但她确实不想让我们跟着她做一个裁缝师傅。有时候我们不愿做作业而赖在缝纫机上乱踩，常常要遭母亲一顿大骂。旁人就说，他们愿意学你不让他们学，以后你要求他们学的。这时母亲会一连串的回绝，不要学，不要学。说来惭愧，作为枫林镇最好的裁缝的儿子，我对于缝纫几乎一窍不通，衣服裤子脱了线都不能自己缝上，而要送到缝纫店去。每次母亲到凯城来，都要花几天的时间，为我把家中该缝补的衣服缝补好，这时她会自言自语的说，当初应该让你们也学一点缝纫的，就不至于现在什么都不会。这时我就会逗她，还不是你不让我们学，要不我也不至于在大学当一个清贫的老师了。听了我的话，母亲又笑了，说，还是我不让你们学是对的，象良子样，多么累，多么难呀。

 

　　良子的不读书而学缝纫，是母亲心中的永远的疼痛。

 

 

　　5  我不知道如果我学缝纫会是怎样，但我确实没有继承母亲长于缝纫的基因，在手工上特别笨拙，就是睁着眼睛穿针都不行。良子就不一样，他似乎注定是要做缝纫的。跟着母亲学缝纫之后，他的特长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

 

　　良子是好动的人。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总不能在教室安定的坐下来，凳子象有刺样的，要他老老实实坐上一节课，简直是不可能。只要坐上十分钟，他就想动一动，走一走。我还能久久的坐在缝纫社里陪着母亲，但在我的印象中，良子就从来不能在缝纫社里安安静静坐下来。到了缝纫社，他总是这里动一下，那里摸一下，或者拿一台空着的缝纫机拆着玩。如果要他带妹妹，他会把人放在母亲脚边而自个却到外面玩去了。缝纫社里的人说良子不适合做两件事情，一是读书，一是缝纫。这都是要有坐性的人才能做的。现在让良子学缝纫，母亲真是在心里为他耽心。她问父亲，良子真愿意坐下来老实学吗？如果学不进去我们该拿他怎么办？父亲想了想说，从这几个月来看，良子是那种有毅力的人，只要他认定了的事，他是可以做好的。

 

　　良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好一个裁缝，也不考虑学缝纫是不是适合他。母亲让他学缝纫，他就只能去学。那个时候的良子确实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不读书后还可以去做什么，有能力去做什么。

 

　　但良子也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了。

 

　　为了让良子学缝纫，母亲从缝纫社里退了出来。这时，我们家已经从东门搬到大井边外婆这里来住了，正对着枫林镇的大街，很适合开一间门面。到了1979年，一直由公社进行管理的缝纫社已经很不景气了，大家虽然都还在缝纫社里上班，但差不多都是各接各的活路。从76年以后，社里就不能禁止人们私下接活路了，到了79年，由公社统一管理的木工社和建筑队先后解体，只有缝纫社在母亲等几个老师傅的支撑下还勉强维持着。母亲说，她当时还不想从社里退出的，但公社不同意良子进社里去做学徒，说良子太小，不能占了指标。但看着瘦弱的良子每天随父亲早出晚归的那份辛苦，她还是决定从社里退出来。她不相信凭她的手艺和声誉在枫林镇会接不到活路，这时候土地也承包给个人了，人们对在集体社里做越来越缺乏信心。在和良子谈过之后，第二天，母亲就把缝纫机从社里搬回来，利用我们家当街的堂屋开了一间缝纫店。

 

　　在1980年的深秋，这是枫林镇最早开起的私人店子之一。

 

　　店子开张那天，父亲特意杀了一只鸡来扫店驱邪，还央人写了一幅对联贴上。我还记得那幅对联是这样写的：时装任我精心制，美服由你随意挑。在那个时代，时装和美服都还被看成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的，穿牛仔裤、喇叭裤几乎被当作是坏人来看待。这幅对联贴出后，就有许多小青年来问母亲，缝不缝牛仔裤、喇叭裤。母亲说，缝，但要问你们的大人同意。小青年们哄的散了。写那对联是哄人的。有一天，花狗和老桶来找良子，要良子为他们缝一条喇叭裤。良子老老实实的说，我还不会缝。花狗说，你会缝了敢不敢缝？良子斜了正在裁衣服的母亲一眼，悄悄的对他们说，敢，我会缝了就第一个给你们缝。

 

　　这是离开学校来三个少年第一次聚在一起。离开学校后，花狗就随他一个修表的表叔学修表了，老桶则随他的父亲去亮江伐木场伐树去了。当时，他们三个谁也没有想过，离开学校后会要分开。他们认为不读书了，就绝对自由了，想下河就下河，想到处乱逛就乱逛，他们可以象把兄弟样的日夜在一起。那个时代的乡村，青年们还没有学会油手好闲，乡村也还不容忍青年们油手好闲，乡村的每一个人都还粘着在土地上，粘着在具体的事情上，乡村在既定的生活秩序里行进着，人们以一种平静而淡泊的心情来面对生活，面对未来，生活充实，淡欲寡思。

 

　　但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了。

 

　　妈，我和他们出去玩一下好吗，一会就回来。见到他们两个，良子有一种特别想放松一下的感觉，这是他离开学校来第一次有这种痛快玩一下的想法。看到因劳动而明显消瘦下去的三个少年，母亲心里很是疼痛，便答应了他，还给了两元钱给良子。

 

　　一出门，三个少年就拉着手在街上跑了起来。

 

　　枫林镇是一个有六千来人的小镇，落拓于黔湘桂交界的山地中，距省城有千余里，至于京城，则不知在哪一方天空下面。自古以来，枫林镇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枫林镇附近村寨和周边的地罗山、麓背山中居住的，都是侗族、苗族、瑶族山民。逢五逢十，他们都相邀着担着山货到枫林镇来赶场集，然后把需要的日常用品买回去。在黎阳县，枫林镇场集是最热闹的一个场集，枫林镇也是除了县城之外最繁华、富庶的小镇。良子他们出来，先在十字街站了一下。这是枫林镇的中心，也是最热闹的地方，枫林镇赶场，就是由十字街向大井街、北门街、鼓楼街、黑山庙散开去的。这一天不是场集，又正是下午二三点钟的时候，十字街上并没有多少人，除了供销社门前有人在闲坐外，就只有这三个少年拉着手在十字街心无聊的四处张望。这时有两只狗追逐着跑过来，到了十字街心也突然停下来，互相亲热、舔舐，然后就在良子他们脚边交配起来。三个少年见到了，便牵着手，把正在交配的两只狗围在了中间，还一二三、一二三的喊了起来。街两边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并大声的喝彩。他们不管人们是向他们喝彩还是向狗喝彩，反而一二三、一二三的喊得更起劲了。在他们的喊声中，两只交配的狗惊慌起来，拉扯着从他们的脚缝里跑出去，他们随在狗的后面，一步一喝彩的朝鼓楼街走去。那个时代的乡村，不会为少年们提供任何玩乐，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引起这三个失学少年的兴趣。后来他们用母亲给的钱买了一包烟，一人一支叨在嘴上，然后就来到了镇西的粮管所的晒谷坪上。这里实际上是枫林镇的车站，从县城开来的班车，无论是就只到枫林镇的，还是顺着亮江河到洪洲镇，溯着亮江河到洛香镇、水口镇的，都要在这里停靠。少年们没有地方可去的时候，就常喜欢到这里来玩，一是这里宽宽的晒谷坪可以让他们自由的奔跑，做各种各样的游戏；二是看人们挤班车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有时从班车上下来的城里人，也会让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想在晒谷坪上做一个单腿碰拐的游戏，即每人弯起一只脚来，用另一只脚颠着在坪子上来回跳，用拐子去互相碰，被碰倒的就算输。那些年，枫林镇的孩子们都喜欢做这个游戏，有月光的晚上，晒谷坪上会有上百的孩子在玩碰拐。他们约定，花狗和良子个子小，做一边，老桶个子大，不容易撞倒，一个人做一边。但当他们把脚弯起来，单脚颠第一个颠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游戏是那样索然寡味，一点玩的兴致都没有。他们三人几乎是同时把用手挽住的脚放下来了。他们不去进一步想为什么突然不愿玩这个游戏了，只是觉得玩这个游戏也还是无聊的。而事实上，是他们已经长大了，这几个月来的劳动锻炼，他们已经开始具有大人的心态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已经顺着那个顺水漂去的橡胶皮球一起流到不知哪里的水域去了。

 

　　这时候，一辆从黎阳城开来的班车正停靠在晒谷场边。从车上下来几个城里人打扮的青年男女，他们一人提着一个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印有香港字样和摩天大厦图案的提包，戴着他们还从未见过的墨色眼镜，穿着在枫林镇还没有人穿过的茄克衫，有两个穿着裤管很小的黑色牛仔裤，当时，枫林镇人还不知道这种裤子就是著名的牛仔裤，而称为细管裤、细脚裤，另两个则穿着开口很大的绛色喇叭裤，宽宽的裤口象一把扫帚样的从车上扫下来，最后下来的是一个姑娘，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风衣是敞开的，胸前的红色毛衣看去特别鲜艳，毛衣很紧的束在身上，把一对鼓凸的乳房衬托得更丰满了。他们一下子就被这几个城里人吸引了，立即围到车边，用惊奇而又羡慕的目光望着。如果套用今天的时髦语说，那是三个少年第一次看到那么酷的城里人。在当时，不仅此是这三个少年围了上去，而是所有在晒谷坪上的人都不由自主的朝这几个城里人看，另几个来看车的青年人也随着他们，并还想试着和他们交谈。良子他们完全忘了刚才的游戏，跑前跑后的围着这几个酷呆了的年轻人转。最初的新奇过去之后，良子就把目光集中在他们衣服裤子的式样上了。他凑得很近的去看他们的裤子，尤其注意裤管的大小和喇叭口的宽度。良子还没有学会缝衣服，但他已经可以看出一点门道来了。他边看着这几个城里人的穿着，边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会缝城里人穿的牛仔裤和喇叭裤。

 

　　不知道这几个城里人是来枫林镇干什么的，当他们一在枫林镇的街上出现，就总有许多青年人围着他们，学着他们走路的姿势和甩手摇头的样子，甚至他们见到狗在交配，猪在阴沟里滚澡时惊惊诈诈的表情，也引起闭塞的枫林人的兴趣。良子坐在缝纫机前缝着裤子，但眼睛却随时注意着街上，等待这几个城里人从供销社招待所的房间里走出来，每当街上有一点小小的喧哗，他都要跑到大门前去张望，缝一条裤缝，往往要停下来好多次才能完成。母亲不知道良子是去看什么，只要良子一站起来，她就气恼的骂他，良子，你丢了魂了，一点点响动就往街上跑。良子对母亲的骂不以为然，而是捣蛋的向母亲做一个鬼脸就跑出去了。当这几个城里人出现在街上的时候，良子就一定要跑出去，前前后后围着他们转，他不知道是看他们的穿着还是看城里人特有的那种气派，但他喜欢围着他们这样转，他觉得看到这几个城里人有一种兴奋感，心的深处隐隐的有一种不能表达的冲动。这几个城里人每天早上都在供销社的饭店里吃粉，良子注意到他们用的都是那种带油的全国粮票，吃了早餐之后，他们就背着包，跨着相机出去了，太阳几乎下山之后，他们才一身疲惫的回到镇上来。那个时候，吴家粉铺，张家饭馆，梦仙楼，枫林酒家等都还没有，整个枫林镇就只有供销社开的这一家饭店。这几个城里人在吃粉的时候，良子就和另一些青年人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看他们，或者站在饭店的柜台边上看他们。整个饭店里就只有他们几个在吃粉，其他的人都是在看他们的。那时枫林镇人还吃不起米粉，只有城里下来的人和镇里的干部们才吃得起米粉，枫林镇人的早餐都是在家里吃的，都是头天剩下的冷饭，或是煮薯片、烧洋芋，有一小半的人家甚至还吃不上煮薯片，只能吃蕨粑。这几个城里人在枫林镇整整住了五天，走了之后，枫林镇人才知道，他们是上海的大学生，是来写生的，他们沿着亮江河走，画亮江河两岸的景色，画依山傍水而居的侗族村寨，画横跨涧溪的风雨桥，画村寨中高巍的鼓楼。

 

　　良子看着这几个留着长发，穿着茄克衫、牛仔裤、喇叭裤的城里人背着画板，提着提包登上了回城的班车。当他们乘坐的班车在排头坡的枫林那里消失的时候，良子的心里扑愣的闪过一个念头，他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念头，但他对自己突然有了信心，感觉到自己已经开始长大了。良子不知道他那一瞬间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事实上，是良子在这几个城里人走了之后，给沉寂的枫林镇带了一种变化。

 

 

　　6  现在良子也还坐在缝纫机前为人们缝制裤子，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穿着的西装裤子。春节我回家的时候，良子就缝了这样一条绒呢布的裤子给我，他说，我缝的裤子和商店买的品牌裤子差不多，你穿在城市里，人们一定看不出来。现在，人们只缝裤子了，几乎没有人缝衣服了，过几年，怕会裤子都没有人缝了。良子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就在一边，但母亲早就把缝纫店交给良子了，在良子的妻子琼珍也顺理成章成了一名裁缝之后，母亲就很少上机缝衣服了。良子现在有三个孩子，是三个男孩，都是正在往上长的时候。他们开着缝纫店，同时还自己种责任田，去年，在给三个都在上中学的孩子交了学费之后，良子突然觉得，靠这间缝纫店已经很难供孩子读书了。他打电话给随二妹在武汉的母亲，说他想把缝纫店关了，和晚叔一起到离枫林镇百余里远的双江去包一片山种茯苓。母亲不答应他关店，便从武汉赶过来帮他看店。良子对我说，迟早有一天，这店子要关了的。我或许是枫林镇最后的裁缝了。

 

　　但二十二年前，十四岁的良子是怎样的掀起了枫林镇服装史上的一场革命啊！

 

　　在几个城里人走了五天之后，良子找到花狗和老桶，说，我会缝喇叭裤了，你们要缝吗？花狗和老桶一直就想要一条喇叭裤，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得到。那个时候，整个枫林镇还没有一家卖成衣的服装店，就是黎阳城，除了有几家国营商店卖成衣服装外，卖成衣的个体商店也是屈指可数，而且根本就没有喇叭裤、牛仔裤之类的奇装异服卖。拥有一条喇叭裤就象文革时有一套军装样，是让人自豪和自信的。你真的会缝吗？你妈都不会缝，你莫哄我们。在花狗们的感觉中，良子才学缝几天的衣服，他们不相信良就子就会缝喇叭裤了。良子自豪的把脚伸出来，说，你看我穿的裤子是不是喇叭裤？花狗和老桶一下子就把眼睛睁大了，穿在良子一双瘦弱的腿上的，的确是一条喇叭裤，但良子还太矮太小了，宽大的喇叭裤穿在他腿上一点也体现不出现代神采来。他们象抚摸一条他们心爱的狗一样，蹲下来细细抚摸良子新做成的喇叭裤。许久，花狗啧啧的说，真是一条喇叭裤，就是喇叭口还小了一点，喇叭口要是从膝盖这里喇下去，就好了。老桶比花狗更急，说，有喇叭裤穿就得了，还要叫化子嫌米糙——良子，你帮我们一人缝一条。管它喇得好不好我们都要。 

 

　　第二天下午，花狗和老桶就一人有一条喇叭裤穿在身上了，他们三人是枫林镇最早穿喇叭裤的。母亲不知道良子是怎样会缝喇叭裤的，母亲其实还没有让良子缝过裤子，只是让他打直线的裤缝，然后自己再来收裆、上腰。按照一般的情况，要学会缝裤子，需要一个月左右，但仅仅才是半个月，良子不但自己会缝裤子了，而且还是自己裁剪的，还是枫林镇的所有裁缝都不会缝的喇叭裤。良子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就会缝喇叭裤了。跟着母亲学的那几天，母亲天天让他打直线的裤缝，他烦死了，一点兴致都没有，往往一条裤缝没有打完，他就坐不住了，但他不敢出去，怕遭母亲骂，就只能在堂屋里走来走去的，或者傍着案板站着，漫不经心的看母亲裁衣服。这时母亲往往会把他推开，去，去，把你的裤缝打完，等你把一条裤缝打得直了，能把一条裁好的裤子缝成了，我再教你打衣服，会打衣服了，我就教你裁衣服——有你学的。良子没有把母亲这话放在心上，心想反正是在母亲身边，今年学不会，明年学会，明年学不会，后年再学，总有一天要学会的。

 

　　但几个城里人穿着的喇叭裤，却把良子的兴趣激发起来了，他潜伏的缝纫的特长到了发挥的时候了。从粮管所的晒谷坪回来后，良子若有所思的在缝纫机前坐了五分钟。母亲从未见良子这样安静过，这样认真思考的表情，便大声的骂他，良子你发什么呆，几个城里人就把你的魂都带去了？良子没有应母亲，而是把手捏起来，紧紧的咬着嘴唇，眼睛里有一种坚定的光。他决定自己缝喇叭裤，而且是立即就缝。

 

　　在缝坏了一条裤子后，第三天，十四岁的少年良子独立缝出了了枫林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喇叭裤。

 

　　良子认为他当时缝的就是青年人爱穿的代表新潮的喇叭裤，但实际上，他悄悄的带来了枫林人观念上的变化，带来了枫林人的一场商业革命。

 

　　花狗和老桶有了牛仔裤后，天天穿着在枫林街上遛鞑，有意在那些特别想得到一条喇叭裤的青年面前炫耀，开始，人们认为是他们从哪里借来的，在他们的感觉中，嘴上的黄毛都还没有脱的花狗和老桶是不可能搞到一条喇叭裤的，但到了第三天，他们终于还是忍不住了。花狗，你们从哪里得到的喇叭裤？花狗和老桶用鼻子哼了一声，说，你们也想要一条喇叭裤吗？你们让我们跟你们玩了，我就告诉你们。他们递了一颗烟给花狗，你告诉我们从哪里搞到喇叭裤了，我们就带你们一起玩姑娘。花狗马上就把良子会缝喇叭裤的事说给他们。良子？良子会缝喇叭裤？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丁点的良子还是一个孩子。花狗和老桶指天发誓，说喇叭裤就是良子缝的，良子的妈都还不会缝。

 

　　当天，良子会缝喇叭裤就在枫林镇传开来了。

 

　　整整一个冬天，良子都在缝喇叭裤。那个时候，枫林镇一半的青年都穿喇叭裤，而他们穿的喇叭裤几乎都是良子缝的。每天都有人来找良子，整天在店里守着良子，看着良子裁剪，看着良子缝制，直到喇叭裤拿在手上了，他们才落心下来。那些二十五六岁的大青年都讨好的良子良子的喊，良子忙不迭的应着，不知道是谁喊自己，只是埋头裁着裤子，缝着裤子。十四岁多的良子被完全套在了缝纫机上，连上厕所都不敢蹲得太久，晚上，良子常常要缝到深夜，学校的熄灯钟早就响过了，但良子坐在缝纫机上下不来，，有好几人在店里等着要喇叭裤。看着良子投入而疲惫的样子，母亲既欣慰，又心疼，便丢下活路，帮良子缝制喇叭裤。良子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投入，他一整天一整天都伏在缝纫机上缝裤子也不感到累，也不感到难坐，有时甚至是连续坐三四个小时都不动一下。深夜，枫林镇已经深深的落入寂静中了，良子才从缝纫机上下来，躺在床上，他感到浑身酸疼，象散了架样，但第二天，良子坐在缝纫机上，又精神振奋，充满自信。母亲对父亲说，还说良子没有坐性，我看良子是天生做缝纫的。良子只管缝喇叭裤，钱则由母亲收，究竟得了多少钱良子也不知道，但这个冬天家中寄给我的钱比原来多了，父亲在信中说，寄来的钱中，有良子赚来的。

 

　　后来良子还学会缝牛仔裤，会缝裙子。枫林镇姑娘穿的第一条裙子，也是

 

　　少年良子缝制的。看着后生们一天天的找良子缝喇叭裤、牛仔裤，姑娘们也心动了，想让良子为她们缝时装。她们问良子，会缝紧身女西装吗？会缝裙子吗？看着一律梳着辫子，都还穿着蓝仕林布、花仕林布或者自己浆染的蓝淀家织布女便装的姑娘们，良子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责任感，他不知道是怎样一种责任感，但他感到不能拒绝这些姑娘们。少年良子是第一次正面注视这些姑娘们，缝纫店里生着一盆旺旺的炭火，给人一种很暖和、很温馨的感觉，姑娘们的脸都红润润的，映着柔和的光泽，显得生动而青春洋溢。良子突然觉得，姑娘都是很可爱的。这是良子在心中对姑娘们第一次产生一种爱的感觉。

 

　　开春以后，巧珍来找良子，要良子为她缝裙子和紧身女衬衫。这是良子缀学后第一个来找他的女同学。离开学校后，良子一直没有想到学校，也怕见到老师和同学们，老师们来缝衣服，良子总是想着法子离开。几个男同学追着要良子缝喇叭裤，良子就说学校不让穿，不愿意为他们缝。但现在巧珍却突然来了，母亲这时刚好不在店里，就只有良子一个人坐在缝纫机上。巧珍在门前犹豫了一下，轻轻喊了一声良子，就顺着门边趸进来了。良子抬起头来，巧珍已经坐在良子对面的缝纫机上，用一个成熟少女的那一份柔情对良子很有意味的笑着。良子还从来没有面对这样富于意味的微笑过，一下子有一种像被电了一下的感觉。巧珍，巧珍，你不去——去学校？这是良子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少女说话，而且这个少女就只隔着缝纫机那么近距离的有意味的望着他，良子感到心里有些慌乱，他不敢抬起头来，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看着良子的慌乱，18岁的少女巧珍的眼神和微笑就更富于意味了。她以一种矫情的姿态说，良子，你是师傅了，我要你帮我缝紧身衣，最有腰身的那种，马上就缝。良子原本是不敢答应她的，但看她风情的样子，少年良子一下子有了勇气，很顽皮的对巧珍点了点头。接着巧珍就站到他面前来，挺着高高的胸脯让良子量胸围。良子站起来，把软尺拿在手上的时候，内心的慌乱已经过去了。他突然觉得有点喜欢巧珍这种风情。他围着巧珍左右看着，但迟迟不动手给她量测，良子，良子，你看呆咧，还不快点给我量。巧珍故意扭着身姿，让整个身子的曲线更鲜明的突出来。巧珍，你长得肥胖，怪不得花狗说看到你舒服。我们的良子还不会说丰满这个词，也不知道性感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代，苗条的身材还不成为时尚，在枫林镇，白胖、壮实，是衡量女子美的最重要的标准。良子，你也油起来了。巧珍依上来捶打良子，良子感觉到，巧珍的翘翘的乳房就在自己的衣衫边跳荡，让他心里痒痒的。后来，在为巧珍量胸围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良子拿着软尺的双手久久的停在巧珍的两个乳房上面，他感觉到，有一种很暖和的湿气从巧珍的衣衫渗出来，让他的手有一种粘着感，内心也有一点点的晕眩。巧珍依着良子站着，她看上去比良子还要高一些。当良子的手落在她的乳房上的时候，她一下子怔住了，呼吸很快急促起来，她想屏住呼吸，怕起伏的乳房把良子的手吓跑，但越是屏住呼吸，呼吸越是急促，双乳更起伏动荡了。她感到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异性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双乳上，她有一种深深的幸福感。良子，良子。她不由自主的把良子的双手紧紧的贴在自己的双乳上。但懵懂的良子还没有完全进入这样的情景中，他还没有产生这样巨大的幸福感，他只想感受一下巧珍两个翘翘的奶子是软的还是硬的，好在花狗和老桶面前炫耀。当巧珍要把良子的双手压向自己的双乳的时候，良子却执拗的把自己的双手抽了回来。

 

　　这是良子最早的青春的萌动。后来，当巧珍出嫁到水口镇去的时候，良子感到有些遗憾，看到巧珍挺着两个肥肥的奶子坐上了来接亲的车子，良子突然觉得自己那一天应该好好的摸一把巧珍的奶子的。

 

 

　　7  良子会缝喇叭裤不但在枫林镇，也很快在亮江河一线传开来。每当枫林镇逢五逢十赶集的时候，其他村寨的青年们也成群结党来找良子，要良子缝喇叭裤，家中窄窄的堂屋里往往会挤上一屋子人，都是一些青年人。大家都良师傅良师傅的喊着良子，向这个还没有长成型的少年套着近乎。这反而让母亲的活路做不开了，为了不让良子太为难，母亲也常常丢下手中的活来帮良子。整整一个冬天，母子俩都在没日没夜的赶着活路。有时，整个枫林镇都睡去了，就只有我们家的灯还亮着，母亲和良子一人守着盏马口煤油灯，为偏远的枫林镇的追赶时髦的青年们赶制在那个时代尚还被禁止的喇叭裤、牛仔裤和紧身衣。

 

　　只要手上有活路在做，良子会把什么都忘记了。当少年们一群群的背着书包上学校的时候，良子正伏在缝纫机上缝着一条喇叭裤的裤缝，看着少年们追逐着从门前跑过，良子也会顺过去看一眼，但很快又埋下头缝他的裤缝了，少年们跑得太欢快的时候，良子心里会隐隐的有一种触动，这时他会停下来，望着外面白花花的阳光发怔，当少年们的欢笑声完全消失了的时候，良子也把目光收了回来，专心的缝裤子的喇叭口。良子差不多告别少年时代的所有游戏，负起和大人完全一样的工作和责任，花狗和老桶有时来找他玩，他都总是腾不开身，开始花狗和老桶还乐意陪着他说话，但总在店里那么呆呆的坐着，并且还不能大声的说笑，他们受不了，渐渐就越来越少到店里来了。良子并未在意他们来还是不来，没有空闲时间去想，良子总在想的，就是把手里积存的活路做完，活路做完了，他就轻松下来，就可以伸伸展展的睡上两天。我寒假回家来，看他常常在缝纫机上打哈欠，就笑他，他说，大哥，我会是世界上瞌睡最多的人，总象睡不够一样，要是有一种药让我少一点瞌睡就好了。我说，你不是瞌睡多，而是睡得不够，你比大人都还要睡得少哩。许久，他又问我，大哥，人要是不睡觉，你说行吗？我回答他，肯定不行，人不睡觉，会死的。他做了一个惊吓的表情，不敢做声了。又过了一会，他突然说，要是有人能发明一种把瞌睡储存起来的东西就好了，忙的时候，把瞌睡储存起来，留到闲下来的时候睡，一睡就睡几天几夜。听了良子的话，我感到又好笑又沉重。我们的少年良子已经忙碌得不敢睡觉了。

 

　　秋收之后，缝纫进入旺季了，良子和母亲的案头都堆着做不完的活路，缝一件衣服，往往要好几个场集才能得到，而缝喇叭裤的青年们又都性急，不能等那么久的场集，就常常一天天的到店中来守着良子，直到良子把他们的喇叭裤缝好了。一天，良子突发奇想的问母亲，我们可不可以象供销社样的，去进衣服来卖？这样，活路就可以做得开了。开始，母亲不把良子的话当作一回事，晚上和父亲讲到这件事，突然觉得良子提出的是一个好主意。良子也为他的这个想法变得兴奋起来，想象着开一间服装店的情形，想象着在场集上卖服装的情形。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开一间服装店。良子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已经是冬季，田地里的活路已经忙完了，人们彻底空闲了下来，场集也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变得人头簇簇的。但场集上卖东西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东西卖。我们千万不要用现在的乡镇场集来想象1980年的乡镇场集。那时我们枫林镇的场集不像现在样的还分有柴担市、牛马市、生猪市、肉市、菜市、成衣市等，一个场集就是一个大杂烩，什么都拢在一起，而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占据整个市场的，是四近乡民挑来的山货、土特产和各种自编自制的农具，各人蹲着守在自己的山货边，看人们在市场上来来往往。那时，贩运商品还被看成是投机倒把，看成是资本主义遭到批判，场集上最热闹、最拥挤的地方还是供销社，人们所需要的一应商品，只有供销社才有出售的，你要一把镰刀，或者一盒火柴，都要到供销社的商店去，个体摊点还没有出现，只有几个湖南货郎用油纸铺在地上卖一些小东西。但这样的场集在当时也已经是繁荣了，比起70年取消场集，人们只能在镇外空地上交易，随时提防干部们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抓起来游街示众的时代要好得多了，我们枫林人已经很是满足了。

 

　　良子是随一个叫老葵的老知青踏上去柳州的道路的。老葵是一个知青油子，在枫林镇什么事情都做过，因为太油了，哪个单位都不敢要他，他也就索性到处游荡。他去柳州买走私手表，答应带良子去要喇叭裤、牛仔裤，但要家里借钱给他，还要付他的路费。当时，枫林镇人谁也不知道到柳州是到哪里去打货，柳州也还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批发市场，商品交易还处在半公开半地下状态。虽然对将良子交给老葵不太放心，但为了锻炼良子，母亲也只好让良子随老老葵出远门了。柳州在枫林镇的南边，这是距枫林镇最近的城市，溯亮江河而下，由湖南通道或者靖州上枝柳线南下，经过广西三江、融安、融水，就可以到达柳州了，或者往南到黔桂交界的八洛河口上船，顺着都柳江到三江，由三江再坐火车到柳州，而到省城贵阳，则比到柳州还要远得多。这是良子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做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良子除了随母亲到过距枫林镇四十里的黎阳城两次之外，再没有到过任何地方，现在，他一下子要到一个他的感觉中非常遥远又非常新鲜的城市去了，而且是去做一件枫林镇从来没有人做过，也不知道怎样做的完全陌生的事情，这在我们的良子是多么的激动、兴奋，又多么的刺激、冒险啊。

 

　　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少年良子带着缠在裤腰带上的两千元钱，随着知青油子老葵上路了。

 

　　坐了四个小时的班车之后，他们在靖州城登上了去柳州的列车。这是良子第一次见到火车。当列车呼啸着昂然驶进站时，良子感觉到像有一座山摇动着、震撼着向他压过来，他感到自己是那样小，那样无助，无端的有一种恐惧感，他不由自主的拉着老葵向后退了好几步。老葵使劲拽着他往前推，大声武气的汹他，良子，你退什么退，往前走，往前走，什么都不要怕，往前走。不知是老葵推着他让他有了力量，还是车厢前拥挤的人群的裹携让他有了力量，在车站这个混乱而嘈杂的环境中，良子对自己的信心突然找回来了，他像一个常出门在外的老练少年一样，把大提包横挂在胸前开道，用双手不断的扒开周围的人，坚定沉着的抓住扶拦，猛力一跃，跳上了驶向一座未知的城市的列车。

 

　　良子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什么，但他已经坐在他命运的列车上了，他不能停下来。

 

　　三天后，良子由柳州进来的喇叭裤、牛仔裤、茄克衫、紧身衣已经穿在枫林镇的男女青年的身上了。良子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他们是由八洛河口赶最后一班开往黎阳城的车在口团岔路口下车的，由这里到枫林镇还有五里路，班车不愿绕进枫林镇去，而是直接开进城里去，老葵也要进城去，就只有良子一个人在岔路口下车。班车打着大灯向黑暗深处驶去了，把良子一个人丢在空寂的公路上。良子进了整整两个大编织口袋的衣服，每个口袋都有三四十斤。在柳州，良子是请人扛到车站的，但在这个岔路口，在这个没有行人走过，也没有车辆通过的岔路口，良子不知道他应该依靠谁，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自己。他先是在口袋上静静的坐了几分钟，看着越来越深的夜色，他知道不会有谁来帮助自己，他想哭一场，但哭完了，这条留在黑暗中的道路也仍然横在他的生命中，他仍然要从这条黑暗的道路走过。他觉得哭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件很幼稚、很没有见识的事。他紧了紧了紧皮带，躬下身子，一咬牙，把两个八十斤重的口袋担了起来，无畏的向黑暗深处走去。他不知道他歇了多少气，走在这条黑暗的路上也不知道害怕，也不敢害怕，只感到这条五华里的公路太长太长，长得象没有尽头一样，只感到自己的脚太软太软，每走一步都在打飘，都仿佛要摔倒，只感到肩上的担子太沉太沉，沉得把他的呼吸都压迫住了。每一次歇息下来，他都像一摊泥样滩在地上，但呼吸一回过来，他又咬着牙向前走。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就是累死也不能停下来。每走一步他都这样告诫自己，有时还哼着歌鼓励自己。用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良子终于走完了这条长得像人的一生的五华里公路，在晚上十点钟进了家。在大门口，良子嘶着声音喊了一声妈后，就连人和担子一起倒下了。父亲和母亲哭着把良子抱进了家。崽哩，崽哩，我的崽受累了，受累了，以后再不让我的崽受这个累了。良子软软的躺在母亲的怀里，轻轻的自豪的说，妈，我进了好多好多的衣服回来，带去的钱全部进货了，我一分钱都不打落。母亲怜爱的抚着良子的脸，泪水一滴滴的落在良子的脸上。良子感到，母亲的泪水和他的泪水一样，都是咸的。他把母亲的泪水和他的泪水一起咽下去了。

 

　　这个晚上，在吃了饭，回过力气来了之后，良子又和母亲一起清货到深夜一点钟。明天枫林镇场集，一定要把货清出来，才好在场集上买。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良子的成衣摊子在枫林镇的场集上摆出来了。这是枫林镇第一家卖成品衣服的个体摊子，而且卖的都是当时最时尚的衣服。衣服一挂出来，人们就围上来，青年们几乎不问价钱，就把衣服买走了。到了中午场集登场的时候，整个摊子被青年们围得水泄不通，连这节街道都走不通，大家像抢一样向良子买衣服。这个场集，父亲、母亲、姨妈、外婆、晚叔全都放下手中的事，来帮良子照看摊子。到了下午四点钟，还没有完全散场，良子的衣服就已经一件不剩了。

 

　　晚上，一家人围在马口煤油灯下为良子数钱。这一场整整卖了四千二百元钱，除去二千元钱的成本，二百元的费用，整整赚了两千元。两千元，两千元。母亲一边念着，一边摩挲着良子的小平头。许久，母亲欣慰的说，我们的良子真正大起来了，会为妈分担子了。良子一边手拿着一叠钱说，妈，我知道路了，也知道怎样去进货了，我一个人都敢去。明天我又去要货，下一场才有卖的。母亲抚着良子的脸怜爱的说，良子，你还小，一个人去妈不放心，又累，又担风险。良子狡黠的说，我不怕，就是我小，人们才不会注意我，也不会猜到我身上有钱，这反而还安全。停一会，良子又说，我原路去，原路回来，仍在那几家店子要货，他们都认识我了，要我还要去——我也答应他们，一卖完了就马上赶过去。父亲和母亲沉思着不做声。

 

　　第二天一大早，少年良子背着四千元钱，独自一人踏上了去柳州的旅途。

 

 

　　8  我放寒假回到家的那天，正是枫林镇场集。一进镇上，我就看见了摆在家门口的良子的成衣摊子。这是一个非常简易的售货摊子，用杉圆木棒做成一个支架，上面铺上木板，衣服就摆在木板上，支架两头插上竹竿，拉上绳子，样品衣服就挂在绳子上。赶场集时，枫林镇所有的摊子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赶场集，人们的摊子也还是这样的。良子站在摊子正中间，外婆和姨妈一个站在摊子的一头帮着照看，几个妹妹也在摊子边玩，母亲要忙着店里的缝纫，摊子就完全由良子一人看了。这时候正是开始上场的时候，赶场集的人正逐渐从各处汇集到场集来，场集也看着变得人头簇簇的，已经开始有人围在良子的摊子前了，良子一手拿着一件衣服，同时回答两个买衣服的人的问题。良子没有看到我，而是滔滔不绝的向他们推荐着衣服。这是我昨天才从柳州要来的，是最新的样式，城里也才开始流行，在枫林镇，除了我这个摊子，你们愣在别的摊子都不会买到这样好看，这样时新的衣服。价钱也不高，我差不多是照了本卖给你们的，如果再压价钱，生意就做不成了。你们不要的话，马上别人就会要去的，到时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站在人群后边，静静的听着这个刚刚十五岁的少年对他的商品的推介。良子没有看到我，他不会想到人群后边，会有他一年没有见到的大哥。这种新样式的衣服，我不敢进多，只进了几套来，怕我们乡下没有人敢穿，这是试着卖的，我怎么会喊高价钱呢？良子一边对他们说话，一边用眼睛巡来巡去的，看着别的人的情况，招呼从摊子前走过的人。这时他就看到我了。他嘿嘿的笑了一下，把还没有说出的话打住了。大哥，你，你来了，怎么不让，让我去接你。看着我那么欣赏的看着他，他一下子慌了，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也不管人们要不要衣服。几个妹妹早围过来，把我簇拥着进家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中说良子如何如何的会做生意了，我一直不以为然，我始终不能想象倔强而沉默腼腆的良子做生意的情景。但这一下子，我真正感觉到，良子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已经长大了。

 

　　整个一个假期，我都帮着良子看着摊子，我虽然是个大学生，也算是见过世面了，在学校里也可以和同学们侃上一气，但在做生意上，在把顾客拉到摊子前来买衣服上，我确确实实不如良子。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良子感觉得出谁是打算买衣服的，谁不是打算买衣服的，然后想方设法让他在摊子前停下来。

 

　　良子天生就应该是做生意的。

 

　　那个时候，良子不知道找钱来做什么，但他乐意这样去找钱，觉得这样快乐，有一种刺激感。他告诉我，每赶一个场下来，看到进来的货少下去少下去，晚上回到家来数这一天卖得多少钱，是最快乐的，做生意也就更有心思了。每一个场集下来，他都把钱如数交给母亲，连零用钱都不留，钱是他一点一点辛苦挣来的，不舍得乱花了，每一分钱都很珍惜。象良子一样的少年都还在学校读书，或者在家里闲着，成群结党的镇上乱窜，良子对他们不羡慕，也不眼红，而是乐此不疲的在他的生意上忙着。这时花狗早就不随他的表叔叔学修表了，老桶也不再随他的父亲去伐树，他们都闲着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都来找良子玩，但每次良子都没空陪他们。花狗说，良子，你白天要做生意，那晚上陪我们一起玩好吗？我们去校门口守下晚自习回来的女生，最有趣了。良子说，晚上我也没有空，我有活路要做。老桶就在一边直杠杠的说，良子你不够朋友，不象人。这时良子就软下来了，指着案板说，你们看我那么多的活路，怎么做得开，我不做，赶场要遭人怪的。良子的话还没有说完，老桶拉着花狗就走了。看着老桶和花狗相邀着朝着学校方向走去，溶入了越来越深的夜色中，良子的心里格登震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从心里滑落下来一样，但他们完全溶入夜的深处之后，良子心里又平静下来，缝纫机也踩得更快、更流畅了。

 

　　从良子开始，蛰伏在枫林镇人内心深处的商业意识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们在一个晚上突然悟出，经商原来是被允许的，不再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了。在良子的成衣摊子摆出的第二个场集，枫林镇一下子就冒出了许多摊子，有卖糖糕的、卖小百货的、卖农具的、卖鞋帽的，使整个场集变得热闹和有生气起来。大家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从哪个渠道去进来的货，但都较着劲在场集上比着，争抢着顾客。在黔湘桂交界的山地中，枫林镇是一个老乡镇了，最迟在清代中叶，枫林镇就设立了场集，有湖南、广西的客商在这里做生意，渐渐的许多人就把家安在了枫林镇，成为枫林镇人。我们家也是因为做生意而落户于枫林镇的。我的祖父年轻时由广西融安来到枫林镇做小贩，卖米粉、开客栈，收山货，外祖父是湖南人，也是年轻时由黎阳的另一个叫敖市的集镇迁到枫林镇来的，在枫林镇做糖糕生意。我不知道少年良子身上是不是有了祖父、外祖父的遗传基因，但在最初的几年，良子确实像一条鱼一样，在亮江河一线的场集中游来游去的，很是优悠自在。第二次从柳州进货回来之后，良子感觉到，单在枫林镇场集卖是不行的，还要到别的场集去卖，货才走得快。亮江河一线，各乡镇赶场集的日子是错开的，逢五逢十是枫林镇场集，逢一逢六是永从场集，逢二逢七是洛香场集，逢三逢八是潘老场集，逢四逢九是洪洲场集，亮江河流域一百里，每天都有乡镇在赶场集。

 

　　枫林镇场集散场之后，良子对母亲说，妈，我明天去永从赶场去了。

 

　　母亲还认为他是去赶场做玩，就问他，你手上接了那么多活路都不做完，还有空去赶场玩。

 

　　良子很委屈的说，我不是去玩，去摆摊子。

 

　　摆摊子？母亲一时间没有想过来，随即就笑了。一会，母亲又问他，你怎么去，没有车？

 

　　那个时候，运输还完全由国家经营，班车还非常少，除了几个大的乡镇有从县城开来的班车之外，乡镇间还没有开通班车，个体车也是几年后才出现的，人们出门主要是走路，就是去县城，许多人为了节省那八角钱的车钱和不愿去挤那挤得不能再挤的班车，而愿意走路去县城。

 

　　良子说，我骑单车去，把货放在后座上。

 

　　你骑得动吗？货要有好几十斤重哩！

 

　　我骑得动的，骑得动的。我骑车带人可以在公路上飞跑，怎么会骑不动？良子对母亲扮了一个鬼脸，做了一个夸张的骑车动作，差一点把母亲也冲倒了。

 

　　鬼良子，你的鬼名堂多哩！母亲使劲拍拍良子的手，笑了。

 

　　第二天，良子在自行车后座上驮一个大编织袋，摇摇晃晃的上路赶场去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他结婚做了父亲之后，他几乎就是在路上过的，每天都往返于各乡镇的场集间，如救火一般在乡镇场集的档期间穿梭着。由枫林镇溯亮江河而上，到最远的洛香场集，有七十里，顺亮江河而下到洪洲场集，有六十里，良子差不多都是当天往返的。每天天刚刚开始泛亮，良子就起来了，他把自行车扛出来，母亲帮他把包捆在自行车后座上，他推着车走了几步后，一仄身就跨上自行车去了，然后回过头来对母亲嘿嘿的笑了笑，便踩着车飞一般的向镇外驶去。这时候，枫林镇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还在清寂的黎明中发着怔，不知道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已经从他们的梦里冲出去了。

 

　　我现在在地方的一所大学任教，由大一到大四，看着学生们完成了从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是知识，是教育，是大学的独特的氛围使他们成长起来的，赋予他们承担责任、肩负使命、创造未来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有了大学四年的储备，知识的储备，观念的储备，能力的储备，品质的储备，信心的储备，在离开大学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很沉着、很机智的面对社会和自身了。社会为他们提供了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样化的成长的可能性，对于他们而言，走向社会，不是他们成长的结束，而是他们成长的开始。我们说大学生是时代的骄子，是社会的幸运儿，就在于他们成长的无限的可能性，在于他们成长的开始状态。成长着，是多么幸福，多么伟大的事件啊！

 

　　但追溯我的弟弟良子的成长轨迹，我突然发觉，在良子完成了由一个少年向青年的过渡的时候，他的成长却突然停滞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结束了。我不知道良子的成长为什么突然结束了，良子更是从来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当我们几兄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偶尔触及到这个话题，良子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命，是前生前世就注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永远也走不出的命。如果那一天良子不和花狗、老桶他们一起下河去游泳，如果良子那一天不坚决的要从学校退学回家，我们看到的又将是怎样的一个少年呢？我很难对良子的人生进行想象，良子更是从来没有去想象过。现在良子已经过了三十六岁，越过了他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三个孩子正在成长着，在枫林中学读书，妻子在家守着已经冷清下来的缝纫店，良子则正在距枫林镇有百余里远的一个叫双江的纯粹的少数民族地方的山坡上种茯苓，他是和晚叔、姑父等几个人一起买下那一片山来种茯苓的，白天，他们要砍树、挖树蔸、挖坑埋茯苓种，晚上则要分片在山坡上巡视，防止四近山民来偷茯苓。他们把全部的本钱都投入到这片山上了，这一片大山，这一片刚刚种下去的茯苓，维系了他们的全部的人生，他们把全部的希望，全部的心思都凝聚在这一片山上了。除了想着这片山野，想着刚刚下种的茯苓，良子什么也没有想。他很坦然、很顺驯的接受了他的命运。

 

　　其实，良子的成长一直是很顺利的，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但它就是突然就停止下来了，不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发展了，这是我面对的现实，是真实的存在。如果由我们的小说家来设计，由我们的电影电视导演来安排，由我们的记者或宣传工作者来报道，那我们的良子就一定不是一个现在还在山上种茯苓的农民，一定早就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一个发达的商人，一个有钱的社会名流。我们完全可以像我们司空见惯的小说、电视电影、新闻报道那样来编织我们少年良子的未来。良子在枫林镇的场集发展起来之后，觉得枫林镇的场集太小了，就到黎阳城开了一间服装店，渐渐的还在全县的许多乡镇开了分店，但黎阳城的发展毕竟是有限的，良子又感到不满足了，便到了省城或者柳州，从事服装批发业务。从此以后，良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他一边搞服装批发，一边办服装公司，自己生产服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