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杀手不太冷 magnet:故宫成炒作招牌 - 日志 - js20268 - 雅昌博客频道 - Powered by ...

　　北京故宫“建福宫会所事件”，似乎没有消停的迹象。

　　昨日凌晨，一直在披露“建福宫会所事件”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网友“不要脸爱面子”(下称“不要脸”)，突然转发多条其反驳者“揭露不要脸爱面子”(下称“揭露”)的微博。不少网友猜测，这位故宫“深喉”的微博账号高度疑似被盗。

　　也是在昨天，一位叫马彤的房地产商浮出水面，他被媒体指认为故宫“建福宫会所”的重要“操盘手”。

　　“深喉”账号疑似被盗

　　自称为原建福宫员工

　　疑似被盗后的“不要脸”的账号，昨天主要转发了其反驳者“揭露”的三个观点：

　　首先，“会员制”和“开幕式”是两个概念――“4月23日建福宫正式举行了花园落成及开幕庆典，并邀请了一些社会精英名流作为嘉宾”。

　　其次，并没有发展富人成为会员，会员制“只是作为一种设想和讨论”，“并没有上报到故宫”。

　　第三，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本应在建成后两年将使用权交还故宫，但至今“该基金会仍坚持驻留在建福宫不走”。

　　疑似账号被盗后的该微博称，“不要脸”发布的信息来源是：“买通了建福宫一个内部人员，雇佣了两名国际台记者在开幕当天混进会场，偷拍了大量照片，并盗取了远未成型的会员讨论稿，通过这些混淆视听。”

　　该微博还称，网友“不要脸”的真实身份为原建福宫员工“Li J小姐”。

　　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

　　已不再驻留建福宫

　　对于前述网上所披露的情况，早报记者昨天采访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原故宫宫廷文化公司员工。该员工表示，原公司市场部确有一位“Li J小姐”，已于今年4月底离职，但他并不确定她是否就是“不要脸爱面子”。

　　此外，昨天有知情人士向早报记者称，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设有一个“宴会部”，4月23日出席“建福宫会所开幕式”的人员邀请为该部门负责。该知情人士称，2010年4月，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曾就是否发展“会员制”进行讨论，但当时的结果是“未通过”。

　　早报记者昨天还联系故宫博物院方面，询问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是否仍驻留建福宫。对方称，与香港文物保护基金会对建福宫的共管已结束，基金会应已不再驻留建福宫，但不清楚是否基金会还承接了一些修复建福宫花园的项目。

　　此前，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发表微博也提及建福宫花园内部复杂的关系――“想想从一块平地到建福宫花园建成，我去过五次，每次都有离奇、诡异的事发生。最后一次是有人说建福宫花园修建全是海外华人的捐助，大陆企业家没有任何赞助。柳总，柳传志之后给所有参会者写了一封公开信。”

　　陕西一房地产公司老板

　　另据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两位主任曾先后担任“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副董事长；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则为“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组建；“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其第二大董事马超斌即为“建福宫会所”的实际主管者，有说法称他为“故宫一个大领导的亲戚”。

　　马超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做的是御膳房开发，在好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故宫，“建福宫不是我做的”，并且否认自己为故宫博物院领导的亲戚。

　　上述报道披露，陕西商人马彤为马超斌的“执行者”。报道称，“建福宫会所”筹建期间，马彤多次开着陕西牌照的红色保时捷出现。

　　早报记者查阅到的工商行政资料显示，马彤为“陕西金鑫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营业期限为2000年11月2日至2009年6月6日，注册资金3000万元。公司旗下有西安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金2500万元，开发了建筑面积23000平方米的、以公司名命名的“金鑫国际大厦”，并有配套的金鑫物业公司、房地产策划公司。

　　今年3月，西安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无新开发项目、名存实亡和不符合资质条件”，被注销房地产开发资格。公开的资料还显示，马彤原为陕西省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2008年去职，他另有“陕西金鑫拍卖行”。

　　长江商学院学员

　　去年曾进建福宫聚会

　　此外，据《南方周末》报道，4月23日并非建福宫第一次开门迎客。

　　报道称，2010年11月6日，建福宫花园举行了长江商学院第4期CEO班年会，组织者即为商学院院长项兵。报道引用匿名消息源称，此次年会是“陈义红为建福宫会所运营所作的预热”。

　　报道称，今年4月23日“建福宫会所开幕式”之后，建福宫花园正式运营――“延春阁作为展览厅，空间最大的敬胜轩被开辟为主餐厅，其他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等亦为小型宴会酒会所用”。报道还引述匿名人士的话称，“在会所开幕后几日的小型聚会上，当时在场者有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相关领导”。

　　故宫财路

　　一个见财起意的窃贼，一家内地香港合作的公司，一间并不为外界熟知的紫禁城宫围——三个表面并无实际联系的角色，却在一夜之间，让习惯于被公众仰视的故宫博物院，身处舆论旋涡的中心。

　　1925年，故宫博物院正式设立。在此后的86年时间中，故宫博物院在中国公众的心中，普遍被赋予了文化、文物、历史的精神特征。然而，这似乎只是公众熟悉故宫的一面；在不为公众熟知的一面，作为事业单位的故宫博物院衍生出了枝系庞杂，但却结构清晰的完整商业体系。这个以故宫文化历史资源为核心的商业版图，在悄然之间，已然存在超过20年。

　　一个命题接踵而至——故宫赖以经营的文化与历史资源归属全民，其经营收益的使用将如何被置于透明而公开的监管之下，这恐怕是决定着谁是故宫庞大公共资源的真正拥有者的重要命题。

　　位于故宫内廷西路西六宫西侧的建福宫，本来并不应该是一场风波的中心所在。

　　5月8日，故宫失窃。三天后，嫌犯石柏魁归案，案发地诚肃殿与建福宫相距甚远。然而，这并不影响在三天之后，建福宫因豪华私人会所而成为一场风波的中心所在。实际上，这场风波的种子早已种下。2005年，一家名为益诚投资的香港企业，进入了故宫博物院的视野，通过与下属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家香港企业获得了经营故宫历史文化资源的通路。

　　在故宫纷繁庞杂但却不失清晰的商业版图与脉络中，与香港益诚投资合作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厘清故宫的“财路”所在，建福宫或是起点，但却并非终点所在。

　　“港商”入局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设立80周年的华诞之年，这一年，故宫博物院开始考虑与一家企业合作。这家企业来自香港，名为香港益诚投资(下称“香港益诚”)，这家公司开出的合作条件是出资700万元人民币，与故宫博物院开展经营合作。

　　一位长期从事故宫相关经营活动的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05年以前，他并没有听闻过香港益诚，而北京的文化经营界，也对其董事长张群言知之甚少，“至少他并不是北京这个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香港益诚的全称为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据人民网披露其2000年5月26日已经宣告解散。但记者获知的资料则显示，该公司于2000年6月2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由张群言任董事长。该公司的设立期限于2005年届满未续。

　　张群言开出出资700万元人民币的条件与故宫方面寻求合作，他的香港益诚希望得到的，是故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的经营权。据知情人士回忆，当时香港益诚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经营方向，一是含有故宫字样、标志的各类专有名称和商标的使用权，二是在故宫内举办活动及其场地的经营权。

　　故宫博物院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反复权衡。“当时故宫方面认为第一种也就是商标和专有名称的合作较为保险，所以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只对商标和专有名称的使用进行了约定，而对于场地的经营，在具体工作中再行磋商。”

　　于是，故宫博物院同意其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作为与香港益诚进行合作经营的企业实体，双方于2005年订立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并注册成立了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故宫宫廷”)，根据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公司的合作期限为三十年，自经营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该公司由张群言担任董事长，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委派董志霜担任董事、副董事长，委派王凤山为董事，与香港益诚方面的欧建明一起，组成故宫宫廷的董事会。此后，由于董志霜、王凤山年届退休，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又委任仇凤琴、高建文分别接任副董事长、董事之职务。

　　在故宫宫廷公司中，香港益诚拥有75%的股权，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则占股35%。该公司总投资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700万元人民币，香港益诚负责100%总额为700万元的货币出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则授予故宫宫廷使用一系列带有故宫、紫禁城标识、名称的商标、专有名称的使用权，但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所被授权使用的无形资产，则不计入出资。

　　“当时被授权给故宫宫廷使用的故宫资源，包括‘紫禁城’和‘故宫紫禁城’的商标使用权、‘故宫紫禁城御膳房’、紫禁城御膳房的冠名权，以及‘紫禁城御膳房专造’、‘紫禁城御膳房监制’等专有名称的特许使用权。”前述知情人士称。

　　“定价”故宫

　　通过控股故宫宫廷公司，“港商”张群言终于敲开了故宫之门。

　　记者了解到，在双方签订的《中外合作企业经营合同》除去对商标权、名称专有权的使用授权以及经营特许进行了约定外，还特别强调， “如甲方(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没有能力协助乙方(香港益诚)及合作公司解决或处理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有责任出面解决”。

　　以“绑定”故宫博物院为前提，2007年前后，故宫宫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经营故宫内的场地以及活动延伸。记者了解到，故宫宫廷公司经营的故宫内场地主要包括漱芳斋、午门、建福宫和宁寿宫四处。而在4年之后成为旋涡中心的建福宫，只是诸多“内场经营”的冰山一角而已。

　　上述四地因所处位置、地位、条件不同，拥有不同的标价。其中午门的价格最高，4~10月的室外活动收费报价为30万元/小时；建福宫和宁寿宫的收费次之，分别为室内、室外20万元/半天。漱芳斋的室内活动报价，为20万元/半天。

　　按照故宫宫廷公司的销售政策，西方重要节日、纪念日在上述四个场地举办活动，将在定价基础上加收30%的收费。当场地支付金额超过100万元时，可以享受9折优惠、50万~100万元的额度为9.5折、50万元以下也可以享受9.8折的优惠。场地使用房在活动前15天需要提交预订，并签订意向合同，预付30%订金。而代理公司每场次则按照10%的场地费收取代理费用。

　　记者了解到，2006年10月6日晚，故宫宁寿门广场曾举办了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潍柴动力中秋之夜”的晚餐会活动，总计参与人数超过150人，持续时间约超过5小时。

　　而在2005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举行了《世纪典藏情归华夏——瑞典藏中国陶瓷展》。此次展览共展出181件(套)文物，展览结束后，18件瑞典收藏中国精美瓷器，由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 沃尔沃集团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在同年10月，沃尔沃集团卡车公司大中国区的客户大会在北京故宫奉先殿举行。

　　本次活动的服务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场活动以“紫禁城的新皇族”为主题，参会人的范围主要是辐射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的沃尔沃卡车集团的大客户群体，除故宫奉先殿的议程外，客户大会的行程还涉及泛舟颐和园、故宫宴会、长城试驾、欧式城堡之旅等活动。

　　“在活动中，场地方主要负责向故宫的活动申报，并提供活动期间的交通、电力、消防、安全支持、活动结束后场地的验收以及活动第三方公司的建议。”这位服务商告诉记者。故宫宫廷公司在对外联系活动的过程中，也作为案例将上述两场活动进行了推荐。而对于这两场活动，沃尔沃卡车集团、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均表示不便发表评论。

　　故宫 “平台”

　　熟悉故宫宫廷公司运作的供应商告诉记者，在经营收益的分配上，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明确公司设立前4年，不参与企业利润分红，全部故宫宫廷的经营收益均归香港益诚所有，用以抵偿香港益诚方面的全额货币出资。

　　“从第四年开始，也就是2009年开始，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才开始按照35%的比例从故宫宫廷公司的经营利润中，提取利润分红。”她说。2009年是故宫宫廷公司销售额最高的一年，全年销售收入473.16万元，其中服务业收入111.6万元，但其利润总额却为“-98.39万元”，处于经营性亏损状态，但销售额较2008年处于增长状态，而亏损额处于逐年下降状态。

　　北京中税庆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检报告书证实了这一点。该事务所出具年检报告显示，2007年，故宫宫廷公司的销售收入为349.19万元，亏损额度高达314.24万元，到2008年时，销售收入和亏损额分别为246.19万元和259.07万元。

　　对于2010年故宫宫廷公司是否盈利，以及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否开始从故宫宫廷获取分红收益，截至本报发稿时止，故宫博物院方面并未予以正面答复。

　　随着亏损与分红问题的出现，作为故宫宫廷公司“小股东”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开始浮出水面，而这家故宫博物院直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才是故宫商业版图的核心所在。

　　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前身是设立于1952年的故宫商店，经营场所设在故宫博物院内，首任负责人为王贵臣，此人系故宫博物院建国后的首批全职在编员工之一。

　　1984年12月，故宫博物院办公会讨论通过了对故宫商店的改革方案。次日，故宫商店更名为故宫服务公司。至1998年，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完成更名，注册资金总计124万元，其中固定资产55万元。2007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由董志霜变更为仇凤琴，此二人，亦先后担任过故宫宫廷公司的副董事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博物院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均由故宫博物院直接委任，并附有任命公函。对董志霜、仇凤琴的任免，亦均是通过此种方式完成。

　　一位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故宫博物院体系内，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的功能十分特殊，一方面，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被授权、拥有大量带有故宫标识、名称的知识产权，同时，该中心还拥有食品流通许可证、文化经营许可证等特殊行政许可进行自身经营；另一方面，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还是故宫对外合作经营的投资以及出资参股平台所在。

　　“中心”延伸

　　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故宫博物院的运营渐次展开。至2009年，这家注册资本仅有124万元、现金出资只有69万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外长期投资已经达到92.5万元。

　　记者了解到，除去与香港益诚合资成立故宫宫廷公司外，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民营企业合作，以控股地位成立北京故宫文化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故宫文化)。而该公司的营业收入，基本上稳定在4000万元/年的水平上。

　　实际上，在“港商”张群言入局之前一年，一名来自北京通州的商人王哲与故宫方面达成协议，其实际控制的北京喜力大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资12.5万元，与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共同成立“故宫文化”，该公司总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为货币投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占有该公司75%的股权。首任董事长为董志霜，后由仇凤琴接任。

　　“虽然故宫文化名气现在没有故宫宫廷公司那么大，但实际上却是投资或者出资的各公司中，营业收入比较高的一家公司。”北京市工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法人年度检验报告书显示，2007年~2009年，该公司的销售收入均超过4000万元的水平。

　　前述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成立之初，该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方向比较繁杂，主要是生产一部分与故宫文化相关的产品，而2007年仇凤琴接替董志霜成为董事长后，将经营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调整。

　　记者了解到，其调整的主要方向为增加了围绕故宫的文化产品开发、销售以及音响制品、出版物和家具、纺织品、字画的销售。同时还新增了三项业务，一是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二是展览展示，三是会议服务。

　　借助2008年北京奥运会，故宫文化的销售收入冲高至历史最高水平，当年销售收入4914万元。“据我所知，主要是依靠销售故宫有关的旅游纪念品获得收入。”前述长期为故宫提供服务的服务商负责人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自身亦通过经营获利。2009年全年，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销售收入1845万元，创下近三年新高，而其2008年的净利润总额，也高达1379万元。 

　　裙带收入

　　除去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为平台出资、自身经营所获取的收入外，故宫博物院尚有通过院外所属产权房屋出租、下属紫禁城出版社兴办公司等方式，继续获得收益。

　　5月19日下午，故宫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证实，故宫院墙外的某些不动产产权和管理权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本报记者此后又实地对景山东街、东华门一带的临街商铺走访，商铺工作人员亦均向记者证实，其经营场所所使用的房屋，系向故宫博物院租赁而来。

　　不过，对于租金水平，商铺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向记者透露。

　　除此之外，作为故宫博物院的直属单位，紫禁城出版社即单独出资200万元成立了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故宫传播)。记者了解到，其法人代表王亚民系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法人代表。而其办公室地点所占用的560平方米的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4号，故宫北门外东侧。其产权所属仍属于故宫博物院。

　　“2008年由于刚设立，所以没有什么收入，但到了2009年，也就是正式经营的第一年，还是比较有起色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称。据了解，2009年全年，故宫传播全年销售收入3570957元，利润接近60万元。

　　十分微妙的是，在故宫传播成立的2008年9月10日，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向北京市工商局提供授权书，同意紫禁城出版社出资成立公司使用“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名称。而围绕北京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以及周边裙带关系公司所产生的经营性收入，才是除每年超过5亿元的门票收入之外，故宫商业版图的隐蔽核心所在。

　　　　故宫内外，文物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零乱的底座和画框都当作资料堆放着。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故宫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十年之前被看作文物“垃圾”的“年年有余”鱼形宫灯，在十年之后被卖到了19.5万元。买家们的追捧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

　　资深古董商人吴恺(化名)头一回看到这批惨不忍睹的残件是在2000年前后。那年夏天异常闷热，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拿到一批疑似从故宫流出的“宫里货”，赶紧追过去看。但他很快被眼前的场景吓蒙了：垃圾，堆积如山的垃圾。凑拢了，尽是一片片的碎木头块，杯子垫，画框，柜子的断胳膊断腿，灯也是一大堆，七七八八攒成一团，看不出丝毫皇宫贵族的脸面。

　　那时吴恺的收藏观很传统，凡藏品一定得干净、利落、没毛病才行，否则，压根儿不敢买。后来赶上过年，收购了“垃圾”的朋友热情地指着其中两个脏兮兮的宫灯说，拿回家给小孩玩吧！吴恺连连摇头谢绝。

　　想起这桩失之交臂的买卖，吴恺有点后悔——10年之后，单是这款“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一对，就卖到了19.5万元。

　　被堆弃、辗转、围困在仓库里若干个年头不见天日以后，总算，这堆被漠视的“垃圾”扬眉吐气，成为21世纪一场拍卖会光鲜的主角。

　　2011年4月15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三楼展厅，“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拍卖会预展。这批残损的拍卖品共计559件，除去个别大件的佛像和牌匾，大多数是巴掌大的杯子垫、炉灰盖，也有画框、雕花的小木块，甚至一堆干得发皱的羊皮灯笼片儿。拍卖行描述如是：虽为残件，却“尤有古器物之特有沉静气韵”。

　　它们被分门别类，悉心陈列在鹅黄色锦缎衬托下的展柜里。展厅的加湿器比人高，徐徐吐出缭绕的雾气；各地的有钱人为它们而来，用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赏鉴每一寸肌理。

　　而在文人式的审美之外，北京保利的底气和买家们的追捧更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故宫”，这两个字在热得发烫的收藏市场里，是鎏了金的招牌。

　　“甩包袱”年代流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国内外的大型拍卖会上，几乎都会有故宫流出去的东西。这源自清宫旧藏的三次厄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溥仪在位时期的赏赐、拍卖典当和偷盗。那是皇帝都自身难保的年代，遑论文物。

　　但即使在和平年代，故宫藏品也曾陷入缓慢的流失。这缘于过去“甩包袱”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库房拥挤、狭窄。“完整的东西还没地儿搁呢，那点碎片谁顾得上？”北京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尤其当时北京大兴大建，出土文物很多，比如汉代、辽金的墓葬，相同的小陶罐好几百个，于是一般原则是，留足量，另一部分作为处理品号。

　　当时对“什么是文物”也模棱两可，甚至故宫本身，也一度作为“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象征”而存在。

　　那年月，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文物商业工作给了商业和外贸部门，希望通过出口一般性文物商品换取外汇，用来支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这时期文物的商业管理很是粗放，有时候，文物被论斤论捆地出售。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懂文物，“他忽然看见外边有故宫东西出售就急了，说这不行啊，就坐着车到处跑，收这东西又送回给故宫，说这是文物不能流失啊。”文博专家谢辰生回忆道。

　　部分是处理，部分是划拨，按照郑欣淼在《天府永藏》一书中提及，1954年到1959年，第四次文物清点中，先后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1954年到1990年拨给外单位的，有登记记录的文物共8.4万件另87斤1两。

　　为提高职工待遇，1970年代，故宫还曾向自己的员工处理藏品，比如3000套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

　　当时物资紧缺，其时家在故宫的梁金生(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处长)也分得了一套，他记得那领子是纯棉的，软和，正好拆了给小孩当尿布。三十多年后，2008年佳士得一场拍卖会上，清代八旗镶白旗棉甲带盔一套，成交价人民币11.5万元。

　　这些论斤处理、语焉不详的“非文物物资”，几经辗转，早已散佚到世界各地。收藏界将故宫这段粗放管理的历史，作为“捡漏”时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

　　北京保利四季拍卖经理李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故宫一般性藏品大批量流向民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是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因其地处北京的三间房乡，收藏界俗称“三间房”。

　　这些残品，据说便是10年前三间房清出的末等货。

　　“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三间房在北京东六环，搁外贸红火的七八十年代，地属远郊，除去懋隆的大库房，周围尽是农田。而现在，这里的地皮炒得跟“故宫的破烂”似的，周边的商业楼盘卖到了均价两万。

　　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薄政声表示，1970年代，故宫确实往三间房出过一大批货，能堆满一个七百来平米的仓库，无非都是残件，没盖的茶壶，没成套的杯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那阵买古董都是老外和华侨居多，整库地用外汇购买。当然，也不排除零售给个别钟情古董的干部，诸如“康生来买两块砚台，林彪买一块表”。

　　当时懋隆经营着外贸公司从全中国调拨来的文物，主要是重复工艺品和残次品。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公司，懋隆对一般性文物的称谓很是淡泊——“旧货”。每天一卡车一卡车的旧货出入，东西实在太多，最壮观的时候，瓷瓶太多没地方放，就摞了一人多高当围墙使；大垛里都是明清家具，拆的时候好多家具腿掉下来，于是周围就有了顺手牵羊者，“都使了腿儿去做木工活的刨子了”；有一次薄政声路过农田回宿舍，发现村里孩子玩的刀子都是库里的蒙古刀……

　　汇入仓库的这批故宫旧货，未加任何特别标注。

　　入库后，良莠混杂的旧货们会集体流向下游的加工厂，加工完整后返回懋隆再出售，卖给谁也不会有记录。“旧货”散落之处，早已说不清道不明。

　　懋隆的任务是盈利，而不是像博物院那样逐件清点和追踪。“比如我们把那些破板子发到加工厂，10万元一堆的东西，修了能值20万元，盈利了，我们的任务就完了。当时好多东西都剩在它们那儿，后来也不交给我们了。”薄政声说。

　　拿文物换外汇的历史，在1978年终结。1990年代以后，外贸没落了，懋隆改经营旧货为仿货，以前残余的旧货也在逐步出清。约是2000年前后，旧货基本就没有了。

　　“故宫把东西清给了三间房。如果当时不是给了外贸，不可能成规模地拿到。”李屾说，约是1990年代末，外贸公司破产，处理存量资产时，这些没人要的残件被闷包分堆卖出了。

　　“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

　　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北京保利的图录向故宫博物院三任文物保管处处长求证“京华余晖”专场拍卖品是否出自故宫时，对方均表示“不太可能”。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故宫”的拍卖品理解为商业时代的一场炒作。

　　“只能说，材料和做工跟故宫的类似，具体到这一件，我不能说这是故宫的。”针对这批拍卖品，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老处长梁金生谨慎地说。他家四代人生长在故宫，有“大内总管”之称。

　　梁金生表示，核实这批拍卖品是否自故宫流出，需要故宫的编号，“只要有这编号，我就能给你查出来。”早年名噪一时的“承德盗宝案”之所以败露，即是文物上确实标有“故字号”。2002年，一名故宫学者在认出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身上带有故宫标识后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发现该文物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故宫调拨到承德外八庙，自此，当地的文物管理员李海涛10年的监守自盗终于案发，被判处死刑。

　　这样的前车之鉴决定着拍卖行对于故宫标签的审慎态度；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直以来，这些残件并不属于文物序列。

　　2010年，耗时7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刚完成历史上第五次家底清查，此次清查将文物数量精确到个位——1807558件。数量陡增约30万件的原因在于，宫廷文物和生活遗存越来越为故宫博物院所重视，数十万古籍善本、帝后书画作品、未流通的古钱币等首次被纳入“文物”范畴。

　　但眼下，故宫仍处于“后文物清理时代”，确实有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

　　1950年代文物清点过程中，本着分类保管原则，许多文物都与其包装分离了。玉器进玉器库，器物和包装分开，剩一堆盒子。而这些配件本身不算文物，顶多进入文物的附件序列。这样的分类保管给今天的清点带来不少麻烦。“比如水杯子，底下有一座儿，按理说座儿和杯子不能给人家分开，后来往往是分开了，现在想找这座儿，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找不到了。”梁金生说。

　　故宫需要整理的实在太多。宫内宫外，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的底座和画框找不着主，都当作资料堆放着。梁金生看着拍卖会图录上的杯子垫说：“像这样类似的东西，我们这儿多极了。”梁金生指出，这回有二十多箱资料没来得及整理，“那些肯定都是碎的坏的，里头有大器，可能还有明代的，但都坏成两半三半了。”而在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在拍卖会图录和梁金生的亲历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他看到一块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说：“最近这两年发现几个顶柜，有房子那么高吧，整面儿都是这个。”

　　梁金生表示：“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啊！”

　　但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明清家具研究者看来，这559件残损的拍卖品大部分来自故宫。选材多是名贵的紫檀和黄花梨，雕刻和填金法“明显是宫廷造办处的手艺”。不少残件身上带着故宫的标识，诸如“乾隆御鉴甲”款，或者故宫旧时的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

　　百年与一日

　　而对于这个热火朝天的市场，凡是跟康熙、雍正、乾隆沾边的收藏，钱途大好。王炯(化名)是第一个把宫廷残品成批放到拍卖平台上的推手。

　　山西人王炯，2000年到北京工作后，平时爱到潘家园、北京古玩城随便逛逛。他偏好这类宫廷残件，东一个杯座西一个漆盒地买。买久了，也就买到根儿上，东西都在几个藏家手里。

　　约是四五年前，他看到吴恺曾经见过的那一幕。进门以后，从地上到天花板，有摆的有挂的有摞的，全是藏品。“原来从故宫搬出来什么样，在他家看到就是什么样”：它们长期被放在库房里头，许多年过去，就像结了一层白霜。木器表面有一层多年积淀下的“钢皮壳”，这是目前科技无法仿造的。

　　“感觉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尾巴，以后的人不会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王炯说。

　　他决定不能单是蚂蚁搬家把东西堆到这儿，还要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整体面貌的呈现。

　　4月16日，北京保利“京华余晖”拍卖会。这天周末，场子爆满。遇冷百年的残件突然尘尽光生，它们被一浪高一浪的人民币所抬举，混淆着那段氤氲不清的历史，虚虚实实，变成了收藏时代的一场飨宴。

　　一位上海的藏家，“冲着一块匾来的”——乾隆时期的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刻有帝王之征的五爪龙。无底价起拍，他打算花20万将它拿下。哪知只几十秒，场上竞价就远远把他的心理价位抛在了后头。挂匾最终成交价80.5万元。上海藏家默默起身走人。

　　角逐的人们你追我赶地报价。往往只在拍卖师左右顾盼、技术性停顿的几秒之间，价格就往上蹿了几十万。一个落款“停云馆”的如意云纹紫檀盒，巴掌大小，成交价115万。三两块雕花的木头块，亦能轻松过万。一位琉璃厂的年轻商人花了上万的价钱抢到一堆碎木头片，事后他有点困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快有下家。“总不能手里拿着这些黄紫残片，对着下两代说着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神话。”

　　至于它们的用途，有人说买了修复用，也有人纯属兴趣爱好，买个老配件回家去配老古董，还有人提点南方周末记者，“器物和配件互为佐证，买个配件，里边装个什么佛，朝代就由你去说了。”

　　现场卖疯了，559件拍卖品，最后成交率95.89%，成交总额4009.71万元。

　　作为市场的推手，王炯却认为故宫出品的价值仍旧被低估。“这些东西卖了都非常可惜，这类收藏不可复制，民间不可能再有了。”他预计下半年还会有一场类似拍卖，“但东西会少一半”。

　　于是这些残品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珍视，而此时，它们的兄弟姐妹很可能还在故宫的某个箱子里睡大觉。观察者认为，决定它们百年价值所在的，也许是资本的狂热拥抱，也许是文化意识的自然觉醒，又也许是数十年的颠簸后，幸存者已经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