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日本人吗:黑天鵝效應
黑天鵝效應
所謂黑天鵝，是指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它具三大特性：不可預測性；衝擊力強大；以及，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不如實際上那麼隨機，而且更易於預測。Google的驚人成就就是一個「黑天鵝事件」；911也是。作者認為，黑天鵝潛藏在幾乎每一件事的背後---從宗教之興起，到我 們個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0-1 【前言導讀】你所不知道的事
所謂黑天鵝，是指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它具三大特性：不可預測性；衝擊力強大；以及，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不如實際上那麼隨機，而且更易於預測。Google的驚人成就就是一個「黑天鵝事件」；911也是。作者認為，黑天鵝潛藏在幾乎每一件事的背後---從宗教之興起，到我 們個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為什麼要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我們才認得出黑天鵝現象呢？部分的答案是，在應該注意普遍現象時，人們長久以來卻習慣注意特定事件。我們習慣注意已經知道的事情，卻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們無法真正地評估機會；我們很容易將事情簡化、予以敘述、分類；而且我們不夠開放，沒能珍視那些能夠 想像「不可能事物」的人。
多年來，作者一直在研究我們是怎樣欺騙自己，以為自己知道的比實際上知道的還多。我們總是只看到無足輕重的事情，而大的事件卻繼續在你我的驚嘆聲中出現，並形塑著這個世界.....
談談鳥的羽毛
舊世界裡的人在發現澳洲之前，相信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個想法無懈可擊，因為看起來，這和實證現象完全吻合。看到第一隻黑天鵝，對一些鳥類學家（以及其他極為關心鳥類顏色的人）而言，也許是有趣的意外，但這個故事的意義並不在此。這個故事顯示，我們從觀察或經驗所學到的東西有嚴重的侷限，以及，我們的知 識不堪一擊。一個單一觀察，就能讓千萬次確認看到數百萬隻白天鵝所得到的泛化推論失效。你所需的只是一隻黑天鵝（而且，我聽說，相當醜）。○1
我把這個哲學─邏輯問題進一步推進到經驗現實（empirical reality），這個問題，我從小就沉迷其間。我們在此所稱的黑天鵝事件（Black Swan，英文大寫），為具有下列三項特性的事件。
第一，這是個離群值（outlier），因為它出現在通常的期望範圍之外，因為過去的經驗無法讓人相信其出現的可能性。第二，它帶來極大的衝擊。第三，儘管處於離群位置，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因為天性使然而去捏造解釋，讓這事件成為可解釋及可預測。
我們暫且打住，先整理一下這三要素：稀少性、極度衝擊，和事後諸葛（而不是先見之明）。○2
少數幾個黑天鵝事件就幾乎解釋了我們世界裡的所有事，從理念和宗教的成就、歷史事件的演變，到我們個人生活的元素。自從我們在好幾萬年前脫離了更新世 （Pleistocene）之後，黑天鵝事件的效應就不斷增加。這種事件在工業革命期間開始加速，因為世界從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而普通事件，就是我們研究、討論，並企圖透過讀報去預測的事件，卻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想像一下，在1914年事件前夕，以你當時對世界的瞭解來預測未來，這是多麼的沒用（別用你無聊的高中老師所灌輸給你的解釋來作弊）。你會想到希特勒（Hitler）崛起及後續的戰爭嗎？你會想到蘇聯集團驟然瓦解嗎？你會想到回教基本教義派興起嗎？你會想到網際網路普及嗎？你會想到一九八七年股市崩盤（以及後來更難預料到的復甦）嗎？時尚、流行、風潮、創意，和各種藝術流派與學說的出現，全都跟隨在這些黑天鵝事件之後。幾乎可以這麼說，你周遭的任何重 大事件，都符合這個條件。
這種結合低可預測性和大型衝擊的性質，讓黑天鵝事件成為一個大謎團；但這還不是本書所要關切的核心。我們傾向於假裝黑天鵝事件不存在，更強化了這種現象！我不是指你、你的喬伊表哥，和我，而是指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這些人一個多世紀以來，誤以為他們的工具可以衡量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並在此想法下運作。因為把不確定因素科學（sciences of uncertainty）應用到現實世界問題，已經產生荒唐的效果；我個人就親身在財務和經濟學上見識到這種現象。問問你的投資組合經理人，他對「風險」（risk）的定義是什麼，很可能，他會提供你一份排除了黑天鵝事件出現機率的測量值──從而，這份數字在評估整體風險的預測價值上，並不比占星術好（我 們將會看到他們如何用數學來裝飾學術上的騙局）。這是社會類題材所特有的問題。
本書的中心理念在於關切我們對隨機事件，特別是偏異值甚大者，視而不見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科學家或非科學家、高手或凡人，傾向於見樹不見林？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注意細節而非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儘管這些事件顯然有重大影響）？而且，如果你看懂我的論點的話，為什麼讀報紙事實上會減少你所吸收的世界知識？
我們很容易看出，生活是由寥寥可數的幾個重大衝擊所累積而成的效果。坐在你的椅子（或是吧檯的高腳椅）上，要辨識出黑天鵝事件的角色並不難。做以下的練 習。檢視你自己的存在。數一數重大事件，自你出生之後，在我們周遭所發生的技術變革和發明，並與這些事件發生前，你所做的預期相比較。這些事件有多少是按照進度發生？檢視你個人的生活，例如，職業選擇、或是和伴侶相遇、離鄉背井遠離母國、遇到的背叛、突然發財或突然一貧如洗。這些事，有多少是按照計劃出現 呢？
你所不知道的事
黑天鵝事件使得你所不知的事遠比你所知的事更為重要。考慮這點：許多黑天鵝事件可能因為我們預期它們不太可能發生而發生，並且惡化。
想想看
一個事件之所以發生，就因為我們認為不會發生，這不是很奇怪嗎？對這種事，我們有何種防護？不論你知道了什麼（例如，紐約市是恐怖攻擊最容易選擇的目標），如果你的敵人知道你知道，就會變得不重要。在這種策略遊戲中，可能的情況是，你所知道的事，可能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這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事業。考慮餐飲業中的殺手級「神祕配方」。如果配方眾所周知，則隔壁的人早就想出對策，而這個配方也將毫無特點。餐飲業中下一個殺手必須是當前餐飲業者不易想到的點子。必須和預期有某種距離。這種冒險創舉越是在意外中成功，競爭者就越少，而實現這個構想的企業家也就越成功。同樣的道理也 適用在鞋業和出版業---或任何種類的企業。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科學原理---沒人有興趣去聽無聊的事。一般而言，人類開創新事業的報酬，和大家的預期成反比。
考慮2004年12月的太平洋颶風。如果我們事先預期到了，就不會造成如此的損失---受災地區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居住，而預警系統也會適時發生作用。你已經知道的事，並不會對你造成真正的傷害。
專家和「虛有其表」
我們對離群值的預測無能為力，這隱含了我們沒有能力預測歷史的發展軌跡，因為這些事件都是變動不居。
但我們的一舉一動，卻好像是我們有能力預測歷史事件似的，或者更過分，好像我們有能力改變歷史軌跡似的。我們預測三十年後的社會保險赤字和油價，卻不知道我們連明年夏季的狀況都無法預測---我們在政治和經濟事件上所累積的預測錯誤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每次我看到實際數字時，都要捏一捏自己，以確定我不是在作夢。令人驚訝的不是我們的預測錯得有多離譜，而是我們竟然不知道預測錯得很離譜。當我們在處理致命衝突時，這點最令人感到憂心忡忡：戰爭基本上無法預測 （而我們竟然不知道這點）。由於人們對政策和行動之間的偶然連結產生了這種誤解，我們可以輕易地引發由挑釁的無知（aggressive ignorance）---像小孩子玩化學設備---所造成的黑天鵝事件。
我們因黑天鵝事件而沒有能力預測環境，加上普遍上，大家對這種事態缺乏瞭解，這表示，有些專業人員，雖然我們認為他們是專家，其實不然。根據他們的實際績效，在專業上，他們並不比一般人多瞭解多少，但他們的表達能力卻比較好---或更糟的，以複雜的數學模型來讓你看不清楚。他們通常打著領帶。
既然黑天鵝事件無法預測，我們就必須去適應這些事件的存在（而不是天真地企圖去預測）。如果我們專注在反知識（antiknowledge），或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則我們可以做許多事。這種效益有很多種，其中之一是，你可以盡可能地把自己暴露在（有利型的）黑天鵝事件中，僥倖獲利。事實上，在某些領域 ──例如科學發現和創業投資事業──來自未知事物的報酬大到不成比率，因為在典型上，你在稀有事件上的損失甚小，但收益卻很大。我們將會談到，和社會科學的想法相反，幾乎沒有任何的發現、任何引起注意的科技是來自設計和規劃──它們只是黑天鵝事件。
發明家和企業家的策略是盡量不靠由上而下的計劃，而是專注於大量的雞毛蒜皮小事，並在機會自動出現時，認出機會。因此，我不同意馬克思和亞當?斯密 （Adam Smith）追隨者的想法：自由市場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們允許人可以鴻運高照，這是來自積極嘗試錯誤的運氣，而不是來自技術報酬或「獎勵」。於是，策略是盡量去摸索各種事物，並盡量試著去收集黑天鵝機會。
學習去學習
人類另一個相關的缺陷是過度專注於我們所知的事；我們傾向於學習精確的細節而非整體。
人類從911事件學到了什麼？他們學到了有些事件會因為變動不居，而大部分落在可預測的範圍之外嗎？不。他們瞭解到傳統智慧具有先天上的缺陷嗎？不。他們想出了什麼？他們學到了避免回教基本教義派恐怖分子和高層建築的精確規則。許多人不斷提醒我，重點在於務實並採取具體措施，而不是把知識「化為定理」。馬 奇諾防線（Maginot Line）的故事顯示吾人如何受制於明確事物。法國人在一次大戰之後，於德國先前的入侵路線上建了一堵牆，以防止其再度攻擊──希特勒（幾乎）毫不費力地 繞過這道牆。法國人曾經是歷史的好學生；只是他們學得太精確了。他們太務實，也太專注於自身的安全問題。
我們並沒有同時學到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問題在於我們心智的結構：我們學不到規則，只是學到事實，而且只有事實。我們似乎不善於瞭解超規則（metarules，例如「我們傾向於學不到規則」這個規則）。我們藐視抽象；我們熱切地藐視抽象。
為什麼？在此，由於我計劃在本書其餘部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以完全不同的觀點來探討傳統智慧，並顯示傳統智慧不適用於我們這個現代、複雜，而且越來越遞迴（recursive）的環境。○3
但還有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我們的心智是做什麼用的？看起來，我們好像是採用了錯誤的使用手冊。我們似乎沒有用心智來思考和反省；如果有，今天的問題就不會那麼難了，但同時，我們也活不到現在，而我也不會活著在此談論這個問題──我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內省，而努力思考的祖先早就被獅 子吃掉，而他那不思考卻跑得更快的表親卻可以跑去躲起來。想想看，思考很花時間，而且一般而言，思考完全是在浪費能量，所以我們的祖先有一億多年的時間，都是當個不思考的哺乳動物，只有在人類史上的一小剎那，使用了這一向只用於完全不重要事物的頭腦。證據顯示，我們實際上的思考活動遠少於我們以為的情形 ──當然，除了當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
忘恩負義的新種類
想到那些被歷史不當對待的人就令人傷心。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或韓波（Arthur Rimbaud）等放逐詩人（poe苐tes maudits）為當時的社會所輕蔑，後來卻被大加讚揚，並用來強迫學童研讀（有的學校甚至以高中退學者的名字來命名）。哀哉，這種肯定來得有點太慢了，無法及時提供血清來救活這些詩人，或維持他們的羅曼蒂克生活。但世上還有許多英雄受到更嚴重的不當對待──這群可悲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英雄，他們卻救了我們的性命，協助我們避開災難。他們沒有留下遺跡，他們甚至在做出貢獻時，連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會記得因為某些我們所知道的因素而犧牲的殉難者，卻從未 記得那些貢獻不小，但其貢獻因素不為我們所瞭解者──只因為他們成功了。我們對放逐詩人的忘恩負義情形，和這種另類的不知感恩比起來，根本就不算什麼。這 是一種更惡劣的忘恩負義：覺得這些沉默英雄的貢獻沒有用。我將在下面的思考實驗中展示這種狀況。
假設有一名勇敢、有影響力、有智慧、有遠見，且堅定不移的立法委員推動一項法案，並於
這位推動立法要求鎖上駕駛艙門的人死後，並沒有人為他在公共廣場上設立雕像，訃文上也沒有以下簡短描述。「張三，避免911慘案有功，死於肝病併發症。」群眾有鑑於他的措施相當膚淺而且浪費資源，再加上飛機駕駛員的大力幫忙，可能早就把他踢出辦公室了。曠野的呼聲（Vox clamantis in deserto）。他會鬱鬱寡歡地退休，深深感到挫折。他死時的印象是覺得自己一事無成。我希望我能參加他的葬禮，但是，讀者諸君，我找不到他。然而，肯定表揚具有相當的激勵作用。相信我，即使是那些真心宣稱不相信肯定和表揚的人，即使他們把勞力和勞力成果分開，事實上，肯定和表揚還是為他們帶來一劑強心 針。看看這些寂靜的英雄得到了什麼樣的獎賞：連他自己的荷爾蒙系統也串謀起來，不給他獎賞。
現在，再來看看911事件。事件發生之後，誰得到了肯定？那些你在媒體上、電視上所看到，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以及那些試圖讓你留下印象，認為他們表現出英雄行為的人。後者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理察?葛拉索（Richard Grasso）這種人，他「救了交易所」，並因為他的貢獻，得到了一筆龐大的獎金（相當於一般人薪水的幾千倍）。他所做的事就是到現場在電視上搖一搖開市鈴──我們將會討論，電視是不公平的帶原者，也是造成我們對黑天鵝事件盲目無知的主要原因。
誰得到了獎賞？是讓我們避開衰退的中央銀行官員，還是「修改」前任錯誤，並且在位期間碰巧發生景氣復甦的官員？誰比較有價值？是讓我們避開了一場戰爭的政治人物，還是開啟一場新戰爭（並幸運地打贏了）的政治人物？
我們前面所談到的「我們所不知道事物」的價值，也適用同樣的逆向邏輯；大家都知道預防勝於治療，但很少人會給予預防行為獎賞。我們頌揚那些名留千古者，代價是讓有貢獻的人在史書上沒沒無聞。我們人類不只是個膚淺的物種（這個毛病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醫治）；我們是非常不公平的物種。
生活非比尋常
這是一本談不確定性的書；對筆者而言，稀有事件就等於不確定性。這看起來也許是個強烈陳述──為了瞭解普通事件，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稀有和極端事件之研究上──但我會在後面清楚地表達我的看法。研究現象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把異常剔除，而專注於「正常」。檢視者把「離群值」丟在一旁，而去研究普通的案例。第二種方法則是想，若要瞭解一個現象，首先必須考慮極端事件──尤其是它們如果和黑天鵝事件一樣時，會帶著異常的累積效果。
我不會特別去關心普通事物。如果你想瞭解一位朋友的氣質、道德，和格調，你必須去看他在嚴格環境測試下的表現，而不是在優雅的日常生活中的狀況。光是檢視一個人的日常舉止，你能察覺他的犯罪行為有多危險嗎？如果不考慮病毒和傳染病，我們能真正瞭解健康嗎？事實上，常態通常不重要。
在社會生活中，幾乎每一樣事物都是由稀有而重要的衝擊和跳躍所產生；然而，幾乎所有有關社會生活的研究卻始終聚焦於「常態」，尤其是在推論上所採用的「鐘形曲線」法所告訴你的東西，和沒有告訴你任何東西差不多。為什麼？因為鐘形曲線忽略了大偏異（large deviation），無法處理它們，卻給我們信心，以為我們已經馴服了不確定性。它在本書中的暱稱為ＧＩＦ，即「知識大騙局」（Great Intellectual Fraud）。
柏拉圖和書呆子
西元第一世紀猶太起義之初，許多猶太人的憤怒導因於羅馬人堅持把卡里古拉（Caligula）的雕像放進耶路撒冷的廟宇裡面，以交換在羅馬的廟堂陳列猶太人的神，耶和華。羅馬人不瞭解猶太人（以及後來的黎凡特〔Levantine〕一神教）所謂的神（god）是抽象的，包羅萬象，和羅馬人在談到神 （deus）時那種具有人形、過度擬人化的神完全無關。關鍵在於猶太人的神並不把自己授予象徵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同樣地，許多人為求方便而標示為「未知」、「極不可能發生」，或「不確定」的東西，和我的意思並不相同；它並不是一個具體而明確的知識種類，或僵化的領域（nerdified field），而是相反；它是知識之不足（或限制）。它正好是知識的反面；我們應該學著避免用為知識所造出來的詞語去描述其反面的事物。
我所謂的柏拉圖式思想（Platonicity），承襲哲人柏拉圖（Plato）的理念（和特性），指吾人錯把地圖當成土地的傾向，專注於單純而定義完善 的「形式」（forms），不論是物體，如三角形、或社會思想，如烏托邦（依照某種「令人信服」的藍圖所建造的社會）、甚或國家。當這些構想和清新的架構進駐我們的腦袋時，我們就會讓這些事物所享有的優先權，高於其他不是那麼優雅的東西──一些雜亂而漫無章法的東西（我將在本書中進一步闡明這個想法）。
讓我們認為自己懂得比實際還多的，就是柏拉圖式思想。但這種情形並非每個地方都發生。我並不是說柏拉圖式的形式不存在。模型和架構，這些是現實（reality）的知識地圖，並非總是錯的；只有在特定的應用上才是錯的。
其難處在於--
(a)你事先不知道（只有事後才知道）地圖哪裡有錯，以及
(b)錯誤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這些模型宛如可能有效的藥品，卻帶有隨機而嚴重的副作用。
柏拉圖圈（Platonic fold）是爆炸的外緣，在此處，柏拉圖式的想法和雜亂的現實接觸，而且，在此處，你所知道的和你以為知道的之間的缺口，大到可能引發危險。黑天鵝事件就在此處產生。
太無聊，沒什麼好寫的
據說，藝術導演盧奇諾?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要確認，當演員指著一個蓋著的盒子說裡面有珠寶時，裡面就真的要有珠寶。也許這是讓演員入戲的有效方法。我想，維斯康堤的意思還可能是來自單純的美學感受和求真的欲望──總之，愚弄觀眾的感覺總是不太對勁。
這是一篇表達原創構想的文章；既非他人想法的資源回收，也非他人想法的再包裝。文章是沉思上的脈動，而非科學報告。我要在此致歉，有些平淡無奇的主題，如果我覺得太無聊而沒什麼好寫的，而讀者也不會想讀，便會略過不提（而且，避開無聊，或許有助於濾除不重要的部分）。
光說無用。某些在大學裡上了太多（也許是不夠多）哲學課的人或許會反對說，看到一隻黑天鵝並不能讓「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原理失效，因為在技術上，這種黑鳥並不是天鵝，因為對他而言，也許白色就是天鵝不可或缺的性質。事實上，那些讀了太多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並撰寫評論維根斯坦文章）的人，也許會有語言問題很重要的印象。
要在哲學系裡出人頭地，語言問題也許很重要，但對我們實務界的人或是決策者而言，那是留到週末才做的事。一如我在「假學究的不確定性」那章所做的解釋，儘管它們在學術上有相當的吸引力，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這些優美的東西不具嚴肅的意義，正好和更重要（但被疏忽了）的事物相反。教室裡的人，未曾面臨在不確定 下做決策的實際狀況，不瞭解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即使是研究不確定性的學者也一樣（或者說，尤其是研究不確定性的學者）。
我所謂的不確定性實務可能是剽竊、商品投機、職業賭博、在黑社會裡的某個幫派做事，或只是單純的連續創業。於是我抱怨「沒用的懷疑論」（sterile skepticism），其論調就是我們無能為力，而且，我對過度強調理論上的語言問題也加以抱怨，這種作法造成許多現代哲學幾乎和這些人所戲稱的「一般大眾」（general public）無關（在以前，不管好壞，那些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無法自立，必須仰賴贊助者之支持。今天，抽象學科的學者靠的是彼此間的意見，不用外界的檢驗，偶爾還會發生病態的結果，轉而追求孤芳自賞的高手過招。舊制度不管有什麼缺點，至少會強制要求某些適當的標準）。
哲學家愛娜?烏曼瑪加雷（Edna Ullmann-Margalit）發現本書有一矛盾之處，而要求我修正黑天鵝事件的精確象徵，以描述未知、抽象，及模糊不確定事物──白烏鴉、粉紅象， 或是圍繞著鯨魚座τ的遙遠行星軌道上消失中的外星人（譯註：鯨魚座τ目前尚未發現行星，科學家認為，即使有行星，上面也不會有生物）。事實上，她逮住了我 的小辮子。的確有個矛盾存在；這本書是個故事，我喜歡用故事和小品文來展示我們很容易受故事和不當精簡的敘述所矇騙。
你必須用一個故事來代替另一個故事。象徵和故事遠比想法更為有力（嗚呼）；它們更容易記住，讀起來也更有趣。如果我必須追求我所謂的敘事學科，我的最佳工具就是敘事文。
構想來來去去，故事永流傳。
結論
本書中的惡獸並不只是鐘形曲線和自欺的統計學家，也不是需要用理論來愚弄自己的柏拉圖式學者。而是造成我們「專注」於大家認為合理事物的驅動力。今天，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所需要的想像力，比我們天生的想像力還多。我們缺乏想像力，還壓制其他人的想像力。
請注意，我這本書並不靠收集選擇性「佐證」這種惡劣的手法。根據我在第五章所說明的理由，我稱這種過度舉例行為為天真的經驗主義（na蒭齩ve empiricism）──挑選一連串合適的文章以拼湊成一個故事，並不能構成證據。任何尋求確認的人，將可以找到足夠的故事來欺騙自己──毫無疑問，還 有欺騙他的同儕。○4
黑天鵝觀念所根據的是經驗現實裡的隨機結構。
總結：
在這篇（個人的）文章中，我冒著被攻擊的危險來表達我的主張，反對許多我們的思想習慣，認為我們的世界乃是由極端、未知，而極不可能發生（根據我們現在知識所認定的極不可能）之事件所掌控──而我們卻把所有的時間花在閒聊、關注已知及一再重複的事件上。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極端事件作為開端，而且不把它當成例外來掩飾。我還做了一個大膽（而令人困擾）的宣言表示，儘管我們在知識上的進步和成長，或者說，由於我們在知識上的進步和成長，未來將越來越難預測，但 人性和社會「科學」似乎會串謀起來，掩藏這個想法，不讓我們知道。
章節地圖
本書的次序遵照一個簡單的邏輯；從能夠歸類為純粹文學者（包括主題和論述）排到可以完全視為科學者（只有主題，不包括論述）。心理學大部分安排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面；商學及自然科學大部分放在第二部的後半段及第三部。
第一部，「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的反圖書館」，主要談的是我們對歷史和當前事件的認知方式為何，以及這種認知出現了什麼扭曲。
第二部，「我們就是不能預測」，談到吾人在處理未來時的錯誤，和某些「科學」未廣為人知的限制──以及如何面對這些限制。
第三部，「那些極端世界（extremistan）裡的灰天鵝」，深入探討極端事件的話題，解釋鐘形曲線（即知識大騙局）如何產生，檢討自然和社會科學的想法，在「複雜性」這個標籤下鬆散地受到壓抑的情形。
第四部，「完結篇」，將會很短。
我寫這本書時所得到的喜悅超乎預期──事實上，下筆之後，思路就自然而然地湧出──我希望讀者也可以感受到這點。我承認，被侷限在活躍而交易頻頻的生活中 一段時間之後，我迷上了這種純理念的退隱生活。本書出版之後，我的目標是花些時間遠離各種公開活動，以便好好地靜下來想想我的哲學─科學理念。
註釋
○1
照相手機的流行，讓我能夠收集到許多讀者所寄來旅遊時所拍到的大量黑天鵝照片。去年聖誕節我還收到一箱黑天鵝酒（這不是我的最愛）、一捲錄影帶（我不看錄影帶），和兩本書。我比較喜歡照片。
○2
具有高預期機率卻未發生的事件也是一種黑天鵝事件。因為，就對稱性而言，高度不可能出現事件之發生，就相當於高度可能出現事件之不發生。
○3
此處遞迴的意思是指，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擁有越來越多的回饋迴路，造成事件成為更多事件發生的原因（例如，人們因為其他人買某一本書而去買那本書），於是產生滾雪球、反覆無常、而無法預測的全球性贏家通吃效應。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資訊快速流動，更加速這種傳染力。同樣地，事件可能因為不該發生而發生（我 們的直覺力是用來應付簡單原因、效果，和緩慢流動資訊的環境）。這種隨機性在更新世裡是不流行的，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遠比現在單純。
○4
為了支持某種論點，提供一系列已故權威雄辯滔滔的認同話語，這也是一種天真的經驗主義。透過搜尋，你總是可以找到某個人說過一段漂亮的話，贊同你的論點 ──而且，就每個主題而言，也可能找到另一個已故思想家說過完全相反的話。我所引用過的非尤吉?貝拉（Yogi Berra，譯註：Berra為洋基隊名補）名句，幾乎都來自和我意見相左的人。
0-3 【內容試讀】第五章：確認確認個頭！
我有許多證據──（有時候）白馬亦馬？──鞏固鞏固個頭──波柏的想法。
「確認」可能是個危險的錯誤，因為它已經在我們的習慣和傳統智慧中根深柢固。
假設我告訴你，我有證據證實橄欖球員辛普森（O. J. Simpson，在一九九○年代被控殺害他的妻子）無罪。聽好，前幾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當時，他沒殺任何人。我不是開玩笑的，我沒看到他殺死任何一個 人。難道這不能確認他是無辜的嗎？如果我說了這些話，你必然會打電話叫精神科醫師、救護車，甚至警察過來，因為你會認為我花太多時間在交易室或咖啡廳裡思考黑天鵝事件的議題，而我的邏輯顯示，我可能對社會造成立即傷害，必須馬上把我關起來。
如果我告訴你，前幾天我在紐約州新羅謝爾的鐵軌上小睡一下，並沒有死掉。嘿，看看我，我還活著，我說，而這就是躺在火車鐵軌上沒有風險的證據。不過，請考慮下面這段。再看一次第四章圖一；有人觀察了火雞的前一千天（但沒看到第一千零一天的震撼），告訴你說，直接地說，沒有證據證實大型事件，即黑天鵝事件， 有發生的可能。然而，你很可能就被這種說法搞昏頭了，尤其是，如果你沒有仔細注意其說法：他說，有黑天鵝事件不可能發生的證據。雖然這兩種主張，事實上有很大的邏輯差異，但在你的腦筋裡，卻顯得所差無幾，因此，這二者可以輕易地相互替代。十天後，如果你努力去回想第一種說詞，很可能你所得到的是第二種，不 正確的版本──證明沒有黑天鵝事件。我稱這種混淆為雙程謬誤（round-trip fallacy），因為這兩種說法是不可以互換的。
混淆這兩種說法，在邏輯上造成非常細微（卻很致命）的錯誤──但我們無法豁免於細微的邏輯錯誤，教授和思想家也不能特別豁免（複雜公式未必就是思想清晰）。除非我們非常注意，否則我們很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把問題簡化了，因為我們的腦袋經常這樣做而我們並不知道。
此事值得做更深入的檢驗。
很多人把「幾乎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回教徒」和「幾乎所有的回教徒都是恐怖分子」這兩個命題搞混了。假設第一個命題為真，百分之九十九的恐怖分子為回教徒。這表示只有約百分之○?○○一的回教徒是恐怖分子，因為回教徒超過十億人，而恐怖分子只有，譬如說，一萬人，約十萬分之一。因此，這個邏輯錯誤造成你（在不知不覺中）把隨機抽取一名（例如，十五歲到五十歲之間的）回教徒是恐怖分子的機率，高估了將近五萬倍！
各位讀者也許在這種雙程謬誤中，看到了刻板印象的不公平──美國都市地區的少數族群為同樣的混淆而承受痛苦：即使大多數罪犯來自他們種族的次群體，但他們這個種族裡大多數的次群體卻非罪犯，然而他們卻受到自己應該搞清楚的人的歧視。
「我從來都沒說保守分子一般都很笨。我的意思是說笨蛋一般都是保守分子。」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曾經這樣抱怨。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如果你告訴大家，成功的關鍵並不總是在於技能，大家會認為你告訴他們說，成功關鍵絕不是技能，通常是運氣。
我們的推理機器，是用來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並不是為了解決複雜問題而設，而在複雜環境中，一個命題在字句上做些微調整，就會產生顯著變化。想像在一個原始的環境中，會吃人的大部分是野生動物，和野生動物大部分會吃人，這兩個命題之間，並無重要差異。混為一談的確有錯，但幾乎是沒有影響。我們的統計直覺之 演化，並不是為了這些微妙變化就會造成重大差異的環境。
白馬非馬
所有的白馬都是馬。你看過馬。那隻是白馬嗎？未必，因為不是所有的馬都是白馬：在美國ＳＡＴ學測上答錯這種題目的青少年可能進不了大學。然而另一個人，可能在ＳＡＴ的測驗上拿到非常高分，但是看到和他一起走進電梯裡的，是來自不同區的人時，會感到不寒而慄。這種無法從一個情境自動地把知識和熟練度轉換到另 一個情境，或是無法自動把理論轉成實務，乃是人類天性上令人困擾的一點。
讓我們稱此為人類反應上的領域攸關性（domain specificity）。我所謂的領域攸關性是指，我們的反應、思考模式，和直覺，與事物所呈現的背景有關，演化心理學家稱此背景為物件或事件的「領域」（domain）。教室是個領域；現實生活則是另一個。我們對一則資訊的反應並不在於其邏輯上的價值，而是以其環境的架構為基礎，以及該資訊在社會情感系統上的意義。邏輯問題，課堂上所教授的是一種方法，現實生活上的處理方式又是另一種。事實上，它們在現實生活上的處理方式的確不同。
知識，即使在非常精確時，也常常不能導致適當的行動，因為我們傾向於忘記我們之所知，或是在不注意時，忘記了妥善處理的方式，甚至於當我們是專家時，也是如此。有人證明，統計學家似乎傾向於把他們的腦力留在教室裡，一旦他們走出教室，則會犯許多推論上的小錯誤。一九七一年，心理學家丹尼?康尼曼 （Danny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以不用統計學術語寫成的統計問題，拿來問統計學教授。其中一題類似這樣（我做了修改，使問題更清楚）：假設你所住的城市裡有兩家醫院── 一大一小。有一天，其中一家所誕生的嬰兒中，百分之六十是男生。這家醫院最可能是哪一家？許多統計學家（在閒話家常中）犯了相當於選擇大醫院的錯誤，事實上，根據基礎統計學，大樣本比較穩定，與長期平均值（在此是男生女生各百分之五十）之間的差異，波動應該比小樣本小。這些統計學家很可能在這場考試中把自 己當掉。我在當計量財務工程師期間，見過數以百計的這種嚴重推論錯誤，犯錯者為忘了自己是統計學者的統計學者。
另一個展示我們日常生活中，在領域攸關性上是多麼滑稽的方式，是到紐約市裡豪華的銳豹運動俱樂部（Reebok Sports Club），看看裡面有多少人是搭乘電扶梯上好幾樓之後，直奔踏步機。
我們在論理上和反應上的領域攸關性是雙向的：有些問題我們可以在運用中，而不是課本上，有所瞭解；有些問題則是在課本裡，而非實際應用上，可以清楚瞭解。人們可以在社會環境中不費吹灰之力地解決一個問題，但是當這個問題表達成抽象的邏輯問題時，則百思不得其解。我們傾向於在不同的狀況下使用不同的心智機器 ──即所謂的模組：我們的頭腦缺乏一部多功能的中央電腦，讓我們可以從邏輯法則開始，應用到各種環境，而全都同樣好用。
我曾經說過，我們可能在現實生活上而非教室裡，犯下邏輯錯誤。癌症檢測最容易見到這種不對稱性。我們來看看醫師檢查病人的癌症跡象；典型上，病人要做檢驗以瞭解是否已經治癒，或是「復發」（事實上，復發是個錯誤用語；這只是表示治療沒有把癌細胞殺乾淨，而這些未被偵測到的惡性細胞已經開始增生，失去控 制）。以目前的科技，尚無法檢驗病人的每個細胞以確定所有的細胞都是良性，因此，醫師盡可能精確地掃描身體以取得樣本。然後，她對她所未見到的部分做假設。有一次在例行的癌症檢驗時，我嚇了一跳，醫生對我說：「別再擔心了，我們有證據顯示已經治好了。」「為什麼？」我問道。「有證據顯示沒有癌症。」醫師 答道。「你怎麼知道？」我問。他答道：「掃描結果是陰性的。」而他還號稱自己是個醫生呢！
醫學文獻上用了一個字母縮寫字ＮＥＤ，意思是「沒有證據顯示生病」（No Evidence of Disease）。但從沒見過ＥＮＤ，「沒病的證據」（Evidence of No Disease）。然而，根據我和許多醫師的討論，甚至和那些發表過自己成果的醫師討論，我的經驗是，許多醫師會在談話中掉進雙程謬誤。
在一九六○年代的科學傲慢裡，醫師瞧不起母乳，視之為原始，好像醫學界的實驗室可以複製母乳似的──而不知母乳也許含有有用的成分，而這成分是他們的科學 知識所百思不解者──這是對沒有母乳有好處的證據和母乳沒有好處的證據的簡單混淆（另一個柏拉圖式思想的案例，以為當我們可以輕易地使用奶瓶時，餵食母乳「就沒道理」）。這種幼稚的推論，讓許多人付出代價：結果，那些在嬰兒時期不是吃母乳的人，在許多健康問題上的風險增加了，包括在某些癌症上，有較高的致 病機率──母乳中必然含有某些必要的養分是我們至今仍無法瞭解的。而且，餵母乳對母親的好處也被忽略了，例如降低得到乳癌的風險。
扁桃腺也一樣：割除扁桃腺可能導致罹患喉癌的機率增加，但幾十年來，醫師從未懷疑這個「沒有用的」組織實際上也許有醫師沒有偵測到的用處。水果和蔬菜中所發現的膳食纖維（dietary fiber）也一樣：一九六○年代的醫師發現膳食纖維沒有用，因為他們看不到其需求的立即證據，因此創造出一個營養不良的世代。結果，纖維可以降低血糖的吸收速度，並刮除腸道中的癌前細胞（precancerous cells）。事實上，由於這種簡單的推論混淆，在醫學史上已經造成非常多的傷害。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醫生不應該有看法，只有那種斬釘截鐵而封閉式的想法必須避開──這正是曼諾多圖斯和他的學派所宣揚的懷疑─經驗醫學：避免理論化。醫學已經有所進步──但許多種知識卻沒有。
證據
透過我稱之為天真經驗論（na蒭齩ve empiricism）的心智機制，吾人有一種尋求事例，以確認我們的故事或是世界觀的自然傾向──這些事例總是可以輕易找到。嗚呼，傻瓜只要有了工具， 什麼東西都可以輕易找到。你把支持你理論的過去例子拿出來，並視之為證據。例如，一名外交官會把他的「成就」，而不是失敗之處，展示給你看。數學家會試著說服你，他們的科學對社會很有用，他們會指出證明他們的科學為有用的例子，而不提那些浪費大家時間，或是更糟的，由於優雅的數學理論極度缺乏實證特性，而 導致一大堆數學應用，讓社會付出慘重代價的事例。
即使在測試假設時，我們也傾向於尋求證實假設為真的事例。我們當然可以輕易找到確認；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去找而已，或是找個研究員幫我們去找。我可以為任何事物找到確認，就好像倫敦的計程車司機，總是有辦法找到一條提高車資的路線，即使是放假日。
有些人進一步舉出例子給我看，說我們已經能夠預見某些成功的事件──其實例子還真不少，例如人類登陸月球，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成長。大家都可以針對本書，找出非常多的「反證」，最佳的例子是從新聞報紙預測電影和戲院的上映時間表。聽好，我昨天預測太陽今天會升上來，而太陽今天的確升上來了。
陰性經驗論（Negative Empiricism）
好消息是天真經驗論裡也有不錯的方法。我要說的是，一系列的佐證事實未必就是證據。看到白天鵝並不能證實黑天鵝不存在。然而，這裡有個例外：我可以知道哪個命題錯誤，但未必知道哪個命題正確。如果我看到一隻黑天鵝，則我可以確認並非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如果我看到某人殺人，則我可以確定他有罪。如果我沒看 到他殺人，則我不能確定他無罪。同理，可以用在癌症檢驗上：只要找到一個惡性腫瘤就可以證明你得了癌症，但沒找到惡性腫瘤，則不能確定地說你沒有得到癌症。
我們可以靠陰性例子來逼近真相，而不是靠確認來逼近！從觀察到的事實建立通用法則是個誤導。和傳統想法相反，我們的全體知識並不會因一系列的確認觀察而有所增加，就像火雞的例子。但有些事物我可以一直抱持懷疑，而另一些事物則可以很安全地認為正確無誤。這讓觀察的結果成為單邊的。就是這麼一回事，並不難。
這種不對稱性有極大的實用性。它告訴我們，不必當個完全的懷疑論者，只要半懷疑就行了。在本書裡，真實生活的微妙之處是，在做決策時，你必須只把興趣放在故事的一邊：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是一名病患是否確定得了癌症，而不是他是否確定健康，那麼，你也許會對陰性推論感到滿意，因為這對你所要的，提供了確定性。 因此我們可以從資料中得知許多東西──但不如我們所預期的那麼多。有時候一大堆資料可能毫無意義；而另一些時候，單單一則資訊就有重大的意義。事實上，一 千天不能證明你正確，但一天就能證明你錯了。
提倡這種單邊半懷疑論理念的人就是卡爾?雷蒙?波柏爵士（Sir Doktor Professor Karl Raimund Popper），他也許是真實世界裡的演員會去研讀並討論（雖然不像專業哲學家那麼熱中）的唯一一位科學哲學家。我在寫這段時，他的黑白照片就掛在我研究室的牆上。這是一位評論家約翰?維格納（Jochen Wegner）在慕尼黑送給我的，約翰和我一樣，認為波柏是「我們所知道的」現代思想家中，最偉大者──好吧，幾乎是最偉大。他寫給我們看，而不是給其他 的哲學家看。「我們」是經驗論決策者，認為不確定性是我們的戒律，而瞭解如何在不完整資訊下行動，是人類最高、也是最迫切的目標。
波柏針對這種不對稱性產生了一個大規模的理論，其基礎建立在一種稱為「否證論」（falsification，即證明錯誤）的技術上，用以區別科學和非科學，雖說這並非波柏最有趣或最具原創性的理念，但人們還是立即對這項技術吹毛求疵。知識不對稱性的這個概念，受到實務界的歡迎，因為對他們而言，這點顯而 易見；這就是他們經營事業的方式。被詛咒的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就像藝術家一樣，死後才聲名大噪，他在波柏還穿著尿布時，就提出了一版黑天鵝事件的解決方案──有些人甚至稱之為皮爾斯?波柏法 （Pierce-Popper approach）。波柏更有力、更具原創性的概念是「開放」（open）社會，這個概念，以懷疑論作為工作方法，拒絕並抗拒決定性的真相。他根據我在前 言中所提的論點，指控柏拉圖關閉了我們的心智。但波柏最偉大的概念是他認為，世界根本、嚴重，而無藥可救的不可預測，我將留到預測那章再討論。○1
當然，「否證」（即以充分的確定性主張某件事錯了）並不容易。檢測工具的不完美，也許會讓你得到錯誤的「否定」。發現癌細胞的醫生可能因為設備有問題而造成光學幻象；或是一名以鐘形曲線為根據的經濟學家，和醫生一樣受到誤導。見到犯罪的人證可能是個酒鬼。但有一點一直沒變：你知道什麼是錯的，遠比你知道什 麼是對的，更有信心。每一則資訊的重要性並不相等。
波柏引入了猜測和反駁的機制，其作法如下：你擬出一個（大膽的）猜測，並開始尋找證明其為錯誤的觀察。這是我們尋找確定事例的替代方式。如果你認為這件事很容易，那你就錯了──很少有人具有這種天生能力。我承認我也不是其中之一；我不是天生就會這個。
數到三
認知科學家研究過我們這種只尋求確證的天生傾向；他們稱此確證錯誤的弱點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有些實驗顯示，人們只把注意焦點放在安伯托?艾可圖書館裡已經讀過的書。對於一個法則的測試方法，不是直接去看法則生效的例子，就是間接地注意其失效之處。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否定的事例在建立真相上，更有力量。然而我們傾向於不瞭解這個性質。
就我所知，第一個和此現象有關的實驗是心理學家華生（P. C. Wason）所做的。他向受測者展示一個三項數列：二、四、六，並要他們試著去猜測產生這個數列的規則。他們的猜測方法是產生另一個三項數列，實驗主持人會根據新數列是否符合規則而回答「對」或「錯」。受測者一旦對自己的答案有信心時，就可以把規則寫出來（請注意，這個實驗和第一章所討論的歷史向我們展現 的方式頗為類似：假設歷史係依據某個邏輯而產生，我們只看到事件，看不到規則，但必須猜測其運作方式）。正確的規則是「數字從小排到大」，就這麼簡單。找出這個規則的受測者非常少，因為要找出正確的規則，他們必須提出一個從大排到小的數列（讓實驗主持人答「錯」）。華生注意到許多受測者的心中有個規則，但 他們丟給主持人的例子，卻是以證實自己心中的規則為目標，而不是嘗試丟出各種和他們假設相矛盾的數列。受測者一直頑固地要證實自己所抓出來的規則正確。
這個實驗開啟了一系列類似的測試，另一個例子是：受測者被問到，該問什麼問題以查出某個人是否具外向個性，據稱，這是另一種實驗。實驗結果，受測者所提出的大多數問題為，回答「對」就表示支持其假設。
但也有例外。其中一個例外就是西洋棋大師，根據證實，這些大師的焦點其實是放在每一手棋的弱點上；而相對地，生手則是對每一手棋尋求確認而非反證。但請不要靠下棋來練習懷疑論。科學家相信，下棋高手之所以是高手，因為他們不斷地尋找自己的弱點，不是因為練習下棋而讓他們變成懷疑論者。同樣地，投機者索羅斯 （George Soros）在下金融賭注時，會一直尋找證明他最先的理論是錯誤的事例。或許，這就是真正的自信：檢視世界時，不用尋找跡象以加強自尊心的能力。○2
遺憾的是，尋求佐證的想法根植在我們的知識習慣和言談中。考慮作家兼書評家約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的這段評論：「當朱利安?傑尼茲（Julian Jaynes）……猜測，直到西元第二個千年期後期，人類都沒有意識，只是自動遵從上帝的聲音，我們對這種理論感到震驚，但在種種的補強證據之下，我們不得不追隨這個卓越的理論。」傑尼茲的理論也許正確，可是，厄普戴克先生，知識問題的核心（以及本章的重點）是，世上沒有補強證據這種動物。
看到另一輛紅色的Mini Cooper！
下面這點，進一步展示了確認的荒謬性。如果你相信看到更多的白天鵝可以用來確認沒有黑天鵝，那麼，在純粹的邏輯基礎上，你應該也接受，看到一輛紅色的Mini Cooper應該可以確認沒有黑天鵝。
為什麼？只要考慮「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這個命題隱含了「所有不是白色的東西，都不是天鵝」。所有確認後面那個命題的東西，應該也確認前面的命題。因而，看到一個不是白色的東西並不是天鵝，應該帶來確認效果。這個論點稱為韓培爾（Hempel）的烏鴉悖論（raven paradox），這是我朋友，一名（思想）數學家，布魯諾?都拜爾（Bruno Dupire）有一次和我在倫敦做密集的沉思散步時所發現的──我們經常邊走邊談，竟沒注意到下雨了。他指著一輛紅色的Mini Cooper喊道：「看，納西姆，看！沒有黑天鵝！」
不是所有東西
我們不會幼稚到，因為我們沒看到某人死過，就相信他可以長生不老；或是因為我們從未看過某人殺人，就認為他沒有犯下殺人罪。幼稚泛化（na蒭齩ve generalization）問題並沒有四處危害我們。但這個歸納懷疑論上的小聰明，傾向於只用於我們在自然環境裡所碰到的事件，對這些事物，我們早已學會避免愚蠢泛化。
例如，把一個族群中某個成員的照片拿給小孩子看，要他們猜測其他未曾見過者的特質，他們有能力知道該選哪個特質做泛化。把一個體重過重者的照片拿給一個小朋友看，告訴她，他是哪一族的，並請她描述這一族其他人的樣子：她（很可能）不會妄下結論認為該族所有的成員都長得很胖。但在處理膚色的泛化時，她的反應 就不同了。如果你給她看黑皮膚者的照片，並要她描述其族人，她會假設他們都是黑皮膚。
因此，我們的天賦似乎具有特定而精巧的歸納本能，指引我們的路。偉大的大衛?休謨以及英國的經驗論傳統都認為，信念來自習俗，因為他們假設我們只從經驗和實證觀察中學習泛化，但實際情況和他們的想法相反，嬰兒行為的研究顯示，我們與生俱來的思考機器，讓我們能夠從經驗中做選擇性泛化（亦即，從某些領域裡選 擇性地取得歸納知識，但對其他則保持懷疑態度）。所以，感謝演化，我們並不單從一千天裡學到東西，而是獲益自我們祖先之所學──已經融入我們的生物特性 中。
回到平庸世界
但我們可能從祖先那兒學到了錯誤的東西。我猜我們也許遺傳到適合在東非大湖區（Great Lakes，我們可能來自此處）生存的本能，而這些本能，當然不適應現在、後文字時代、資訊密集，和具複雜統計特性的環境。
其實，我們的環境比我們（以及我們的機構）所能瞭解的還要複雜一些。何以如此？現代世界屬於極端世界，為稀有──極為稀有──事件所主導。它可能在成千上 萬的白天鵝事件之後，才出現黑天鵝事件，因此，我們必須把判斷保留起來，保留時間超過我們的預期。正如我在第三章所述，我們不可能──生物上的不可能── 碰到一個高達數百英里的人，因此我們在直覺上將之排除。但書籍的銷售，或社會事件的規模，並不遵從這樣的限制。我們花了遠比一千天還長的時間，才能接受一名作家沒有天分、市場不會崩盤、戰爭不會發生、某個計劃沒有指望、某個國家是「我們的盟國」、某公司不會倒、某券商的分析師不是騙人的江湖郎中，或是某鄰 居不會攻擊我們。在遙遠的古代，人類可以做遠比現在更準確且更快速的推論。
而且，今天黑天鵝事件的來源已經倍增，超出我們的評估本能。○3在原始的環境裡，黑天鵝事件僅限於新出現的野獸、新敵人，和突然的氣候變化。這些事件重複出現，足以讓我們對其產生天生的恐懼。這樣的本能，相當快就做出推論，然而「見樹不見林」（即專注在少數的不確定性來源或是已知黑天鵝事件的成因）的習性 卻依然根深柢固。這種本能，一句話，就是我們的困境。
【註釋】
○1
皮爾斯和波柏都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不對稱性的人。哲學家維克多?勃羅查德（Victor Brochard）於一八七八年提到陰性經驗論的重要性，如同經驗論者所主張的，這是經營事業的有效方法──古人間接瞭解這點。絕版書裡有不少驚喜。
○2
確認問題在我們現代生活中隨處可見，因為大多數的矛盾根植於下述的思想偏誤：當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一起看新聞報導時，他們在同一段連串事件中，看到不同的故事。同樣地，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各自看著相同資訊中的不同部分，而且永遠無法達成共識。一旦你的心理抱持著某種世界觀，你將傾向於只考慮證明你是正確的 事。弔詭的是，你所擁有的資訊越多，你越發覺得自己的看法順理成章。
○3
顯然，氣候類和地球科學事件（如颶風和地震）過去千年來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其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則已經不同。今天，由於經濟體之間的連鎖關係，及我們將在第三部討論的「網路效應」強化作用，地震和颶風和以前相較，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嚴重。過去只有溫和作用的事物，如今造成高度衝擊。一九二三年東京地 震造成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減少約三分之一。以一九九四年的阪神大地震做外插法，我們可以很容易推論，東京如果再發生類似地震，代價將比前幾次更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