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良个人照片: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
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
2011年06月11日07:52南方网熊丙奇我要评论(6) 字号：T|T熊丙奇 教育学者
中国青年报6月10日发表刘健先生的评论文章《对南科大的一些鼓吹适得其反》，文章指出，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以来，媒体一致为其加油鼓劲儿，按照朱清时校长自己的说法，舆论完全是“一边倒”的。但是应该看到，这“一边倒”也有盲目性，媒体为南科大的改革呐喊、呼吁，有时呼吁反了，而不自知。
媒体的盲目鼓吹现象，不仅在南科大的办学过程中存在，在我国其他大学的办学中，也存在——— 比如，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只是“象征性”地不参与学术决策，可很多舆论就赞扬道，这是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还比如，大学为筹资而成立与国外大学完全不一样的董事会，很多舆论就分析道，这是探索现代大学制度。而就是最近，还有不少媒体把深圳刚颁布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称为“基本法”，但客观而言，这只是行政规章，而不是法律，南科大要有的基本法，必须是通过深圳人大立法的《南科大章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拿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来说，目前的问题是“管评办”一体化，管理权、办学权、评价权全部集中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这造成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大学千校一面，因此，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就要打破“管评办”一体化，实现管理权、办学权和评价权的分离。简单地说，就是政府教育部门只负责学校的审批注册、依法监管；学校招生、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予完全由学校自主进行；学校的办学质量、学位含金量由专业机构和社会(受教育者和用人单位)进行评价。这就是分析教育行政部门行为的基点，有利于学校自主权扩大的做法，是积极的，而让行政管理的权力增大，则是退步的。但很显然，很多舆论的分析并没有以此为出发点。
同样，就现代大学制度来说，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是分析一所大学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接近现代大学的标尺。以此观察，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所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根本就不是什么现代大学制度，而南科大所提的管理制度，也距离这一制度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分析现代学校制度，需要基于一定的现实，但是，不能由于现实而曲解这一制度。
还有大学“去行政化”，不少舆论一提到“去行政化”，就认为是取消行政级别，然而，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包括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改革教育拨款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职业化和校长公开遴选、建立学术共同体推行学术管理、对大学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师生有无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的权利，有无维护自身权益的畅通渠道，如果没有这一渠道，去行政化就止于空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南科大的管理暂行办法，南科大的教师、学生有多大程度参与？
社会舆论对南科大的盲目鼓吹，提醒我们，大家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但需要进一步普及教育常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何为真正的教育改革，而不是对改革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总体看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行政主导的教育管理制度，与官员一样，很多人也有按行政思维思考问题的惯性，不知道大学拥有哪些权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哪些权益，所以不时会出现纠结状态，而我国有关行政部门也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利用”这种情况，成功地搞乱大家对改革的理解，其中很典型，就是高考改革。高考的地区不公平、加分腐败、冒名替考，是由行政一手掌握考试权、招生权所致，可老百姓却在呼吁加强行政监管，最后政府部门以公平之名，继续把这些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
由此可见，普及教育常识、推广教育改革理念，舆论任重道远。我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放权——— 拿教育部长袁贵仁的话说，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 在分析教育改革时，不能只看表象，而需理性分析其中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才能让改革的路径显得清晰，而不是模糊、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