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 绣金匾:学者：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核心提示:
孙中山并非对邓泽如等的担心毫不介意，他对共产党更不是毫无介蒂。孙在批语中讲得很明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陈独秀等并未与闻其事。陈等“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想要包揽与苏俄的交往，甚至想要阻止苏俄不与国民党往来，以便“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好在苏俄党人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受此等少年学生所欺。早就窥破其伎俩，并逼迫其加入国民党。可知“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他并且要邓泽如等放心，表示绝不会听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甚至告诉邓等:“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
中国现代史学家杨奎松说，你读的史料越多，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会把蒋介石看成是“反革命”，杨奎松告诉我们，蒋介石不仅不是个“反革命”，还是个“革命”狂人。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杨奎松还告诉我们，一向高举阶级斗争大旗的毛泽东其实也曾多次公开或者私下里讲到要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 “最近，由杨天石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丛书第一本《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出版。这本书由中国现代史学家杨奎松撰写，从国民党的角度深入论述了自1921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几次“联共”、“反共”，到最后国共内战的历史时间，深入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此前中国大陆关于国共关系的论著很多，但绝大多数是从共产党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杨奎松这本书被称为这类书里的“开先河之作”，因为他首次以国民党的角度进行研究与论述。作为历史研究，“公正客观”是第一要义。杨奎松的这本书，无疑为海峡两岸学者与公众客观看待国共关系史，开启了重要的一扇门，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只讲自己一方的道理，很容易把对方抹黑了事南方都市报: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写国共关系史，最大的局限在哪里？
杨奎松:简单地从共产党保存的档案来研究国共关系史，难免会形成自说自话的情况。因为共产党方面的档案所记载的多是共产党方面当时如何想如何做，以及如何猜度国民党，至于国民党在想什么以及国民党这样做或那样做从国民党方面看又是因为什么，肯定弄不清楚。如果在感情上和态度上也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历史，只讲自己一方的道理，就更容易一味地把对方抹黑了事了。这种研究的结果，很多时候连文献史料也无法准确地解读。
举一个我们过去所有谈国共关系历史的书都会提到的一个例子。1923年11月29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揭发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员，负责帮助国民党起草政纲党章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经常与共产党人陈独秀等集会，故他们怀疑“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进而认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之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对此，大陆几乎所有相关书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即说孙中山非常气愤，“亲笔在上书上逐条批驳”。但大家在引述孙中山批语的时候，却只引述孙中山解释为什么要鲍罗廷帮助起草这些文件的词句，却不引述孙中山尖刻批评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文字。给人印象，孙中山在这里表现了强烈的联共的意图和决心。为此，有的书还不分时间条件地点地举出时人回忆孙中山的话，说孙表示国民党人如果都不支持他的联共主张，他将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就更加强化了这种说法。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来读这段批语，就能够很清楚地发现，孙中山并非对邓泽如等的担心毫不介意，他对共产党更不是毫无介蒂。孙在批语中讲得很明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陈独秀等并未与闻其事。陈等“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想要包揽与苏俄的交往，甚至想要阻止苏俄不与国民党往来，以便“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好在苏俄党人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受此等少年学生所欺。早就窥破其伎俩，并逼迫其加入国民党。可知“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他并且要邓泽如等放心，表示绝不会听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甚至告诉邓等:“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
不顾史实，片面地解读历史，不仅会使读者距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而且还会持续地制造出一代又一代在历史认识上尖锐对立的糊涂读者。读的史料越多，越会发现虚假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毕竟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对你的观念意识是不是一种挑战？
杨奎松:我举一个例子:我当年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读到当年报上所载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诧异于一向高举阶级斗争伟大旗帜，从来反对妥协退让的毛泽东，何以会在报告里大讲如何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的问题。为此我曾不解地问过一位老教授，没想到他给我的答复竟然是:“这是斗争策略。”我紧接着问道:“那这不成了搞阴谋了吗？”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搞阴谋！”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当年读史料时确曾有过你所说的这种观念意识面对挑战的问题。因为那时长期所受的教育都是正统的，猛地看到历史上领袖的言论做法与我所得到的知识不一样的时候，难免会有理解上的疑惑。但是，做历史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要去面对历史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在相当程度上只要你肯用心去读第一手的史料，就不难逐渐有所发现。你读的史料越多，自然也就越会发现当今的宣传或教育有许多虚假的东西。即使你不去关心为什么的问题，你也注定会像我当年那样，会想尽办法去搞清楚:到底是那位教授讲的对呢，还是存在着其他什么原因？我的进一步研究使我逐渐发现，教授的答案其实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毛泽东当年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这些言论有些是公开的，你可以说那是讲给外人看的，是策略。但也有很多是在自己人内部讲的，说这些话也是讲给外人听的，是策略，就说不过去。再结合毛泽东在多年以后所做的自我批评，比如说抗战初期幻想改造国民党，后来证明改造不了等等，就会或多或少地看出，其实毛泽东也是人，也一样会有在不熟悉的环境条件下学习摸索的情况。我们既不能把他看成神，好像什么他都能未卜先知；也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心地阴暗的阴谋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算计自己的对手。
南方都市报:杨天石说过，他对蒋介石的研究受过反对和攻击，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杨奎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是不可理解的。连我们自己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何况那些不研究历史，更多地只是凭借个人经验和根据个人感情好恶出发来判断历史是非的普通读者呢？每个人的出身、教育、经历、学识及其生长环境都有不同，每个人的利益所在及其关注的重点也会有所区别，这些不同和区别难免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是非判断及其历史观，何况现在的教育宣传仍旧未着重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做调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现象。很难认为这是怎样的一种压力。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
南方都市报:即使在写“三二O”事件、“四一二”事件、皖南事变、四平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你没有花太多笔墨在事件本身，而是在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发展走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一直以来对不少历史事件人们的认识是否都存在误区？
杨奎松:我研究历史，一是注重还原，二是注重解释。在我认为还原不是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会更侧重于解释。我并非没有花任何笔墨去交待事件经过，其实很多事件我都做了详细的交待，比如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如果不详细说明它发生的经过，只是按照传统的大陆上一些史书的叙述，那就无法厘清蒋介石是否有意要制造陷阱消灭新四军军部的问题。相反，只有细致地交待清楚当时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才能一一证实我对事件发生原因的新的判断与说明。而有些事件我采取了简约的写法，比如西安事变，一来是我有专书研究这个问题，不必在这本书里大段去重复，二来是我所讨论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着重讨论的对象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非地方实力派，故不打算面面俱到。至于历史解读的误区问题，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年对国民党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一种大是大非的观念来进行的，不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你还注意对人物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书中蒋介石有相对丰满的形象:暴躁、任性、多疑、恪守传统礼义，有时候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痛哭”，你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蒋介石的性格。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杨奎松: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说到底都是人的历史。研究人的历史，不注重人的性格、情感、思想及其人所生存的环境等对人的言行举止的影响和作用，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地了解历史的由来与发生。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往往把历史空洞化，想当然地用阶级的理论或其他什么理论，把历史中的人仅仅看成某种符号，给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不是讲张三李四如何如何，而是以讲张三李四的名义，去讲这个或那个抽象的阶级或抽象的符号，完全忘了历史中的每个具体的人物其实都是不同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正是与这个或那个历史人物的个性或他的情感、思想或视野、经验乃至于职务、地位以及信息来源的情况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你提到的中山舰事件，如果换了是汪精卫，而不是蒋介石碰到当时那样的情形，我们就很难想象汪精卫会像蒋介石那样多疑和神经质，更难以想象汪会像蒋介石那样处理问题。国民党人也曾是极端的爱国者和狂热的革命者
南方都市报:这本书新发现的史料多吗？又有哪些新的观点和结论是与以往研究所不一样的？
杨奎松:所谓新发现的史料，可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指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史料，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还是海外相关学者，过去都没有注意到，是我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严格地说，这种史料并不是太多。二是指虽然过去已有出版或提供学者查阅，就史料所藏的档案馆，包括刊发的杂志或资料书人所尽知，但鲜有人利用，或利用者亦未能发现史料的价值或未能正确解读，这类史料则是大量的。
关于这本书中新的观点或新的解释，我想比比皆是。除了个别章节注重的是具体的历史经过，侧重于说明史实本身以外，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在做不同于以往大陆国共关系史的历史解读。像我上面提到的那则史料，就是我对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问题重新解读的一个很小的例子。透过我的解读，你会发现我们过去对孙中山“联共”（实为“容共”）态度的解释，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如果你从什么书上读到过国民党“老右派”，或叫“西山会议派”的情况，相信他们是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的话，那么你在读我这本书第二章的内容之后，相信你一样会发现你过去的认识大谬不然。同样的情况，如果你从小就把蒋介石看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话，你从我这本书的第三章开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仅不是一个“反革命”，而且还是一个“革命”狂人，甚至他相当一段时间里连思想都和共产党人非常接近，他与共产党人也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因为蒋介石后来成为反共领袖，我们就想当然地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蒋介石本身。
南方都市报: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国共关系史，有什么现实意义？
杨奎松:历史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政治或社会效益。但是，客观地研究、考察和叙述、说明两党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努力尝试着从国民党人的角度去解读国民党当年的那些历史文献与史料，从而去理解国民党人当年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各种复杂的考虑与原因，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应该让读者了解，许多国民党人当年其实与许多共产党人一样，也是极端的爱国者，甚至是狂热的革命者。他们当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不同时期所以会你倒过来我倒过去，不是没有原因的。两党所以会走上分裂、反目和你死我活的道路，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是一个我对你错的问题。多一些读者了解这一历史的复杂性，这个社会就会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仇恨与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