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鹤年女儿:伏尔泰辩冤,孟德斯鸠说法
伏尔泰辩冤,孟德斯鸠说法。
孟德斯鸠认为,历史的演变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能够控制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够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人民树立了当家作主人的心态,但是这种心态在一些自以为与世界接轨的自由派经济学精英的打击之下蒙受了苦难和耻辱,直至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民众屈辱的心态和贵族骄横的心态,在现代中国在所有的领域都在发生不可妥协的较量,一旦这种心态成为定式,中国未来的命运也大致可知了。
孟德思鸠说明: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的改变,可能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关心崔英杰案,引发人们思考的不只是城管李志强和摊贩崔英杰个人命运的问题,甚至不是李志强式的城管和崔英杰式的摊贩这两个社会群体的问题。它促使人们思考的是,现代中国是实现贵族共和政体,还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关于社会背景和制度问题的思考。
西方启蒙时代发生的一些事件值得现代中国人的参考。伏尔泰晚年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此时封建势力占领着法国的政权,宗教的斗争造成大批逃亡者。在伏尔泰的庄园内,就收留过上百户难民,他还经常为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卡拉事件即其中的一例。
始于16世纪的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经历了两百多年了。马克—安东尼自杀原因在于,时年28岁的安东尼的理想是做一名律师,但是出身于胡格诺派的家庭使他无法得到天主教徒的证明书。他又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笔钱从事商业,可是遭父亲拒绝,后因债务缠身,自觉前途渺茫,失望之余寻了短见。
宗教斗争的背景使人们以有色的眼光看待社会,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居然能够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但是这样明显的事实却无法改变法官们的判断。检察官迪库出庭替老卡拉辩护,律师絮德尔企图还事实真相。但是宗教成见已深的法官认为审判长滥施权力,律师无能,强力逼迫卡拉供出同谋,卡拉断然说:“既然没有犯罪,何来同谋?”
这个案件引起伏尔泰的注意,尽管在他看来天主教和新教都是无耻之徒。但是老卡拉的遭遇,激起了他捍卫信仰自由的热忱,决心为维护人的尊严向教会和司法当局的讨还公道。伏尔泰亲自调查和搜集证据,并在费尔奈与卡拉的两个被流放到日内瓦的儿子见面,根据他们提供的详情和见证人的反映加以比较,作出个人的判断。
伏尔泰以卡拉两兄弟的口供,揭露这起冤案,并且作为小册子散发,还把卡拉太太接到巴黎,以引起舆论的注意。
1763年年底,伏尔泰发表了著名的《论宗教宽容》,抨击反动教会的宗教迫害和专制政体的草菅人命。伏尔泰还为遭到教会迫害的19岁的骑士拉巴尔和年过半百的风水先生西尔旺申辩,使这冤案得到平反。
民生无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