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超级医神 txt:“中国模式”还能支撑“奇迹”吗

　　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经历了“文革”后经济几近崩溃的灾难、80年代民主浪潮的冲击、90年代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打击，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于那些预测中国注定“崩溃”以及接受或认同这种预测的人来说，中国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个“奇迹”。

　　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相伴随，国际社会在不断校正对于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从最早的“黄祸论”，到“威胁论”，再到“机遇论”，又到金融危机后的“救世论”。这种认识和判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

　　一系列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了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发生了明显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力明显提高。反映人民生活总体水平的一些数据也保持了良好的记录。

　　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领先的制造大国。这一个个头衔让许多国家大为惊叹。更加刺激世人眼球、甚至让人眼热的是，奥运会、世博会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各种解释

　　人们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希望找到“奇迹”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个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被看作是中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解释。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所提出的“北京共识”算的上是外国人对“中国奇迹”的代表性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经验。

　　面对上述解释，中国学界也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60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这种制度或许被解释为“中华政体”，具有民本主义理念、绩优选拔制度、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分工制衡”的纠错机制等优势；或者被概括为“平等与中性的政府”，具有“不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结盟且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平等地对待不同社会集团的制度优势；或者被界定为“新共和制”，具有“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太上皇制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五位一体”的制度优势。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创新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它实质上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就其“不断扩大社会与个人自主和自由的空间”而言，它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奇迹”只是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国际竞争中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在80年代东亚国家“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奇迹”不过是被指认为“政府主导”的“威权主义”模式的“东亚奇迹”的再现。

　　当然，也应该看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重视基础教育和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特征，如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模式，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革命”，大规模工业化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城镇化带动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发展进程等。总之，过去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奇迹”意味着在世界多样化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GDP)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既然“中国奇迹”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人权为代价，那么，与其说它是值得炫耀的“奇迹”，不如说它是特定条件下经济起飞的无奈结果。

　　少谈赶超，多谈问题

　　无视中国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认为中国有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具备的神奇力量会推动它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恐怕又过分夸大了中国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许多要素，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在许多人看来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模式”面临挑战。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正视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随着民众对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的难度会增加。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目前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需要进一步明确，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变目前的“中国模式”。

　　有人认为，“富强”和“文明”是两个概念。30年来中国的崛起仅仅意味着“富强崛起”，并不一定是“文明崛起”。也有人指出，“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如果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那么，在面对“中国奇迹”这个话题时，恰当的态度就应当是：少谈奇迹，多谈问题，少一点骄傲自满，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多一点锐意进取改革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

　　美国国力真相与变化轨迹

　　观察和描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需要全面的数据支撑、长期的观察、广阔的视野。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纳入尚不能用数据说明的重要维度    判断美国的综合国力变化，还需要把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加以比较。从与欧、日、中、俄、印的比较来看，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虽然从短期看许多方面还并不十分明显。

　　美国综合实力之国际对比

　　美国是一个极具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森林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人均可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五位，探明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五位，煤炭储量更是高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全球足迹网络2010年度报告》统计，美国整体的生态承载能力仅次于中国，远超过法、德、英、日、意任意一国，甚至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但同时，美国的生态需求也超过这些国家的总和，生态承载能力与生态需求有较大的缺口。以人均资源进口为标准，美国和中国大体处在同一水平，对进口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单就进口能源依赖度而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整体上不如俄、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但美国的情况好于欧盟和日本。 

　　从经济活动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时高居世界榜首。到2003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美国，美国退居次席，再后是日本、中国。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从2000年的30.7%下降到了2009年的24.3%。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23.6%下降到2010年的20.2%，预计到2015年还会进一步下降到18.4%。两组数据都揭示出这样一个趋势：尽管美国经济规模仍然在扩大，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正在缩小。

　　美国人均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35327美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47484美元。在这一指标上，美国在2000年时小幅落后于日本，在当前则小幅领先于日本；它还一直领先于欧盟，且领先的优势仍在缓慢扩大。相比于新兴经济体，美国依然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同十年前相比，优势在大幅缩小。例如，2000年度美国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印度的80倍、中国的40倍、俄罗斯的20倍，2010年时变成了相当于印度的40倍、中国的10倍、俄罗斯的5倍。从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看，大体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2000-2009年间，美国的出口额累计增加了60%，达到1.6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当于整个欧盟的出口量，也与中国的出口量大致相当。在如此高的出口总额下，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并不高。十年间，美、日、欧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均维持在一成左右，与俄、中、印“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看，美国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2000-2009年间，美国在任何单独年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都高于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及欧盟主要国家。外资规模除了反映一国的投资环境外，也能反映出国内投资水平。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私人储蓄开始小于私人投资，国内储蓄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其总的投资需求。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美国需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

　　在反映一国凝聚力的民众满意度上，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5年不足半数的美国受访者表示满意“国家的当前情况”。这一比例大致相当于同期英国、印度的民众满意度，虽高于法、德、俄、意等国的民众满意度(均不超30%)，但显著低于中国的民众满意度(超过72%)。调查还显示，2002-2008年间，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呈下降趋势，从41%一路降到23%，2009年民众满意度虽有所提高(36%)，但2010年又出现了下跌的趋势(30%)。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度不仅远远低于中国(2006年以来一直在80%以上，2009年和2010年都达到87%)、印度(2007年以来也在40%以上，2009年达到53%)等新兴经济体，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偏低的。

　　在就业问题上，尽管美国在2000-2008年间失业率从未超过6%，但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接近或超过9%，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关系民生的物价水平上，美国和欧盟在十年间大致维持了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既没有俄罗斯、印度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没有日本的通货紧缩压力。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08，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属于很高的，贫富差距是美国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顽疾。

　　2000-2007年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5%左右，但2008年突破40%，2009年进一步突破50%，2010年更是超过了90%。至于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在2008年突破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3%)，2009年更是达到或接近10%。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的赤字率在2010年虽有所回落但仍然接近7%，甚至到2011年也会超过5%。在国家财政状况方面，美、欧大致相当并优于日本，但逊于中俄。

　　美国综合国力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观察和描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需要更全面的数据支撑、更长期的观察、更广阔的视野。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纳入尚不能用数据说明的重要维度，例如制度维度、文化维度和历史维度。

　　在一些领域，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

　　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目前尚无国家和地区对美国构成严重挑战。从军费开支看，2009年美国维持了661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14国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一直从2000年的2.96%提高到2009年的4.68%。相比较而言，主要大国中只有俄罗斯维持过高于或接近美国比例的军费支出。美国现有的核武器数量仍然庞大，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估计，2011年美国实际布置的战略核弹头为1968枚，发射装置为798个。

　　常规力量方面，美国一直维持着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截至2010年6月30日，美国武装力量共计161万，其中海外驻军就接近30万，分散驻扎在数百个海外军事基地(高峰时达823个)。就太空探索能力而言，忧思科学家联盟的统计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发射卫星总数为651颗。其中，美国单独发射了258颗卫星，超过俄、中、法、德、英、意、日、印单独发射卫星的总和。

　　在科技发展方面，美国研发投入的总额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从版权与许可费的收入来看，美国高居世界第一；从发表的科技期刊文章的数量来看，十年间美国的科技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亦显示，在创新能力、企业的研发费用、科研机构的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每百万人口拥有的专利数量、产学结合能力等指标上，美国均名列世界前茅。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毛泽东“超美”时间表：启示与借鉴

　　胡鞍钢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该怎样将这段历史转化为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    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战略目标。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是如何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的？又是如何不断改变想法的？是谁刺激了毛泽东，又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是怎样从成功的预言走入盲目性预言陷阱的？后来他又是怎样走出这一陷阱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并预言中国未来的？

　　重读和了解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故事是我们学习决策最好的实际案例。无论是成功的预言，还是失败的预言，毛泽东都堪称为最伟大的预言家，我们都能从他老人家政治智慧中汲取历史营养，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

　　毛泽东首提超美：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

　　一个伟大民族总会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伟大领袖总是心怀伟大的强国梦想，这就是赶超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赶超美国。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只有五年多就首次提出中国赶超美国的国家目标。1956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第一”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不错，海岸线很长，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285万吨，到1996年超过了1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 

　　这表明，毛泽东关于中国钢产量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也会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的目标也会相继实现。毛泽东就是一个预言大师，如同他自己所言：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当时，只有毛泽东真正看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历史航行的“彼岸”，他所前瞻性地提出赶超美国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是比较适宜的，他所提出的赶超美国的时间表也是比较务实可行的。这是毛泽东独有的历史预见的伟大之处，但是也有他的知识的有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没有做科学的分析和论证，更多的是基于他的直觉和战略思维；也没有主动请教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更多的是基于他本人的思考和设想；更没有详细地说明“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是什么含义和内容，既没有类似于GDP经济总量的概念，也没有人均GDP经济个量的概念，也无法真正准确判断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和个量两个方面的相对差距，反映了他受到知识与信息有限性、不完全性的限制，在没有真正“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难免在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下，就会改变了原有的设想。

　　毛泽东为什么不断缩短超英赶美时间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设想和时间表，为此决意发动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实事求是走向主观主义，从正确走向错误，进而从成功走向失败。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上，苏联在最近的十五年内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美国目前的各种最重要的产品的总产量。 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他也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相当之长，绝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实现，因此赫鲁晓夫的“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急于求成”，而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还要“急于求成”，不久之后毛泽东还提出要比苏联的赶超时间表更快。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 当日，毛泽东便指示邓小平批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激进主义路线，以“高速度”为总路线的灵魂，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极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以大失败、大饥荒、大调整而告终。

　　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发动了“大跃进”，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中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和格局。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梦想和实践呢？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该怎么样务实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梦想？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1955年到1957年访问苏联前提出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和时间表，这是我们充分吸取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和历史教训的政治前提。那么我们该怎样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的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首先，减少盲目性，增加客观性。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因此，无论是地方负责人还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吹牛皮”，毛泽东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就需要领导人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真正认识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其次，不能自我否定，增加坚定性。本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花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但是一遇到赫鲁晓夫搞“大跃进”，花15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线(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主的发展，即使是在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都不必仿效他国，追随他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更需要自主决策，自主实施，既不受外部诱惑所改变，也不受外部压力而放弃。

　　再次，不能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就需要不断缩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就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衡量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差距呢？以1958-1972年期间中国粗钢生产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对比来看，1958年实际值仅相当于目标值的74.5%；1959年相当于46.2-51.4%；1960年为37.3%；1962年为6.7-8.3%；1972年仅为5.8%。这表明，主观目标值越高，脱离实际就越大，实际完成比例就越低。

　　最后，不能乱折腾、瞎折腾，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本来1955年国务院提出了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 这已经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毛泽东“还嫌太慢”，并视为“右倾保守思想”，急于求成、急于求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对此，李先念同志有过深刻的反思，198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十二年的经验时指出，三十二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他说，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再不要折腾。他首次提出“两个不折腾”：即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现在的党中央是不会再搞那样的乱折腾、瞎折腾的蠢事了，早已转向科学发展，但是不少地方负责人仍旧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大干快上”，某种程度还在搞“大跃进”，乱折腾、瞎折腾， 虽然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折腾，但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不仅是富有长远的战略构想，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历史预言。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成功实现“赶超美国”这一梦想，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中国而后实现这一设想奠定了现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和工业化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地追赶上来；进入21世纪，中国具有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机遇期，毛泽东的强国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崛起并赶超美国正在成为历史必然。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延伸阅读

　　孙中山：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孙中山在“中国在地球上为一最贫弱之国”的时代，要求“诸君立志”，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人都要有这项志愿。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他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他认为，作为世界最优秀民族一分子的中国人，一定要有驾于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的大志气。他说“因为我们的土地广，人民多，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乎他们之上。中国人所享的幸福，也当然在西洋人和东洋人之上。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希望大家从今天起，要立这种大志气。”

　　孙中山认为，学习美国，首先要学习美国的立国精神；赶超美国，必须要立国家和民族的大志向。1919年10月10日，他在《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中说：“我中国地大物博与美同，而吾国农产之富，矿质之丰，比之美国有过之无不及。劳力之人工，我即四倍于美国。我国所欠缺者，资本也、才能也。倘我能得此两要素，则我之实业发达，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使“地球上人类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这是孙中山强烈的使命感。孙中山还提出：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

　　邓小平：不提“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是于融入世界中领先世界，在“韬光养晦”中大有作为。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充分体现了他追求世界性大作为的战略气魄。他强调振兴中华民族，也是要实现中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振兴中华的含义，就是世界第一；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国要再度成为世界第一。

　　邓小平虽然在公开讲话和出版的文集中，没有提到“中国第一”、“赶超美国”的词语，但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冲刺世界第一的愿望无比强烈，他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第一冲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使中国离达到世界第一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的总体设计就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而进行设计的。他的总体设计是一个体系，内容丰富，包括：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一条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个奋斗阶段——三步走，从温饱、小康，到21世纪前50年实现富国强国梦；一个和平发展大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时就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资料收集：人民论坛见习编辑 张晓)

　　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新动力

　　唐任伍

　　中国经济问题何时能够超美？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与数据分析，公众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总体信心指数为73.11，处于信心较强区间。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持续高增长也面临着许多挑战，30多年制度创新的动力已经惯性疲劳，“人口红利”也已经无利可图，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要续写持续高增长的“中国奇迹”，必须寻找发展新动力，应对好各种挑战。    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的关键在于中国式高增长还能否延续。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过去三十年那样9%以上的年增长率，那么就有可能在2030年到来之前，世界经济版图将改写，21世纪的后半世纪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

　　续写“中国奇迹”的机遇和有利因素已初步形成

　　可以说，续写“中国奇迹”的机遇和有利因素确实已经初步形成。

　　一是中国已经积蓄了续写“中国奇迹”的能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国家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大关。积累起来的这一巨大能量的释放，完全有能力产生驱使这辆列车继续前进的巨大惯性，任何小于这一能量的力量很难使这一趋势逆转。

　　二是催生“中国奇迹”的制度模式，即“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既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又能够高效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集中资源应对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很强。中国政府的民主决策体系初步形成，整个官僚体系具有很强的执行力。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制度保障。

　　三是在“中国奇迹”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支撑这一奇迹的精神支柱，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焕发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强大精神支柱和软实力。

　　四是续写“中国奇迹”的社会结构已成雏形，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程度大幅提升，构建起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能够在社会变化的风浪中尽管可能左右摇晃，但绝对不会造成社会倾覆性的动荡，这是“中国奇迹”能够续写的社会基础。

　　五是续写“中国奇迹”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潜力逐渐形成。在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发展制高点的时候，中国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三位，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服务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高端制造业等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够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尤其是能够启动包括汽车、住宅、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在内的那些附加值较高和产业链较长的产品的大众消费，那么这个国家的增长将更少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从而大大地增强其经济增长的力度和持续期。中国的内需消费动力机制已经产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不仅成长最快、而且绝对销量最高的汽车市场。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进入和输出国，产业结构和消费市场成为续写“中国奇迹”的内生力量。

　　需要寻找续写“中国奇迹”的新动力源和引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从一个完全没有效率的旧体制中开始改革开放，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的潜力极大地得到释放，再加上中国加大了开放力度，加入了WTO等国际性的组织，全面融入世界，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市场，提高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能力。“中国奇迹”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奇迹”是制度创新的结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完整的案例。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增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催生“中国奇迹”产生的这些原生动力已经消耗殆尽，30多年制度创新的动力已经惯性疲劳，“人口红利”也已经无利可图，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奇迹”要续写，必须克服下列一些障碍：

　　首先，需要寻找续写“中国奇迹”的新动力源和引擎。作者认为，知识和信息经济社会，中国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获取上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制度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成为吸引资本、技术、人才最大磁力场。“中国奇迹”能否续写，就在于能否克服30多年来制度创新疲劳症，产生新的爆发力。因此，以政治体制创新为龙头的制度创新，包括安全而稳定的企业产权制度和有效的合同执行制度，具有自我创新能力的公司治理制度，具有对企业创新进行正面激励的市场制度，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既能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能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的劳动力市场立法，对地方政府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等，将成为“中国奇迹”能否续写的关键。

　　其次，“中国奇迹”能否续写，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成功地由要素数量投入的扩张转变为要素效率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2010年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9.5%，但消耗了22.5亿吨石油当量的能源，甚至比美国都高出了4%，钢、铜、铝、水泥等也远远超过了9.5%。按照这种指标等比例扩大计算，中国保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要的资源不仅自身无法支撑，就算全世界也无法支撑。因此，发展由服务业、国内消费和城镇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能源、环境的消耗和城乡差距，这是“中国奇迹”续写得保障。

　　最后，“中国奇迹”能否续写，需要有一系列持续性、革命性的突破和“巧实力”作支撑。“中国奇迹”的取得得益于中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知识革命、信息革命的机遇，续写“中国奇迹”同样需要中国自觉地创造出这种机遇，包括技术革命和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思想大解放。众所周知，中国的希望在广袤的西部和农村，诸如美国的崛起在西部开发、在城市化提升一样，中国西部的国土贡献率如果与东部接近，中国的农村市场如果发展到今天的城市一样，“中国奇迹”的续写何愁十年二十年。而西部崛起、城市化如果只像现在这样喊喊口号，没有实质性、革命性的突破，那么“中国奇迹”的续写就会大打折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