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后决定爱上你电视剧: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一)
毛泽东曾秘密要求苏军援助(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东三省,东北1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日本的统治之下。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的归属接收问题遂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为此,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东北争夺战。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提出:我们要“准备二十、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得到技术条件”即先进的武器装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背靠苏联与外蒙古。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足以看出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
17日,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部队,兴冲冲地派出一队骑兵赶往张北,准备与苏蒙军建立联系,以便配合作战。不料,这支骑兵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通报“家门”,就被大批呼啸而来的苏军摩托兵围住并缴械。带队的干部解释了半天,徒费口舌,对方一句也听不懂。又连比带划地折腾了半天,苏方才大体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苏军一位上校参谋解释说,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些着装五花八门、武器长短不一的人,怎么会是八路军。
八路军与苏联红军初次接触所产生的这段小小插曲,足以折射出双方当时关系的微妙特点。两军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但中共中央却深感庆幸,因为这一经历证明,苏军至少不反对与八路军接触。当然,为了不给苏军留下不良印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专门发布指示,要求所有需要与苏军接触的部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段时间要根据一两条消息来判断局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延安得到确切情报,苏联已经在与重庆政府缔结的中苏条约中正式承诺,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另一方面,来自前线的报告显示,苏军对八路军态度尚可,并愿让八路军担负其进攻的破路行动。为了抢在蒋介石的前面占领东北,毛泽东当即指示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同时紧急从各区调遣近十个团的兵力及一个干部团,开赴热河及东北,准备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夺取东北。然而,斯大林一封要毛泽东务必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使毛泽东的计划转眼间似乎又成了泡影。
毛泽东不是那种容易气馁的人。他很快调整了原先过于雄心勃勃的夺取大中城市的计划,指示原定派遣进入东北的部队暂时留在关内,在热河发展待机,干部可到苏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武装。不过,他的中心盘子仍然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即华北以我为主、东北由我控制,国民党只派行政大员象征性地接收。在这个条件下,蒋介石同意就谈,不同意就“准备坐班房”。毛泽东确实是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的。他明确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何鸣危险”以外,还没有过随便交枪的事。达不到目的,决不轻易妥协。
在前往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已经了解到中苏协定的条文中有苏联承诺不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的文字。如果苏联真的照此办理,再加上美国已动用各种现代化手段为蒋介石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调运军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机会和时间来争取东北呢?但毛泽东还是信心十足,为什么?他在政治局会上解释说:不要只看表面,“中苏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因为允许苏军留在东北三省,这对我们就是很有利的。他显然相信:外交是外交,党的关系是党的关系,只要不影响苏联公开的外交义务,他们实际上还是会支持我们的。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相信中共仍有机会争取东北。只是,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外交形势下,要善于运用谋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加上计算”。
毛泽东坚持至少派30个团
“计算”的重要性,在这时显而易见。在动身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与留在延安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等专门商量了争取东北的 办法。鉴于这时的外交形势是苏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两国都以此为界限,小心地不介入到中国内部事务中来,毛泽东估计苏联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也会同样谨慎。但谨慎归谨慎,从张家口地区苏军不反对与八路军合作的情况看,未必不可以采取大一些的动作。如果不去军队,光派干部去,要想抢在蒋介石前面控制东北,可能性很小。
毛泽东到重庆后,很快就了解到,由于中苏条约已有明文规定,东北问题不可能列入国共谈判的内容。对东北,除非抢占先机,造成既成事实,否则只好交给国民党。他分析所得消息,认定争夺东北仍有机会。特别是获知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意图后,他深信此举必会对东北苏军形成刺激,结果一定对中共进入东北有利。因此,他当即电告延安称:国民党去东北的三个军全靠海运,尚不知何日可到,苏军撤兵时间势必延长。且已知苏军只驻交通要道,我部队活动空隙甚大。他主张,部队及干部应加紧行动,趁苏军未撤前分散开入,并做长期打算,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以利将来。
这时,种种迹象显示,苏军囿于外交条约的限制,对八路军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继十二分区部队一度被缴械后,十四分区北进支队又因便衣装扮被苏军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缴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能否顺利进入东北,刘少奇似乎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信心。他于
毛泽东的雄心,几乎立即就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日本占领东北13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那里都已很少有影响。日本统治一垮台,东北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片权力真空,国共两党谁进去得早,谁就容易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曾克林部以及吕易部进入东北后都迅速发觉,那里的农村和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很好组织,收编伪军,动辄即可收得数千人,光是在山海关附近,很少几支部队就收编了伪军三个团又十五个“讨伐队”,并得枪上万。
于是,中央书记处不再犹豫了。
为了阻滞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造成东北优势,书记处还开始在华北部署察绥、长治等重要战役,打击可能威胁热察的国民党军,并命令李运昌部率五个团进驻由承德、山海关至赤峰、朝阳、锦州和沈阳一线,切实控制进入东北的陆上交通。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至此确定无疑了。
苏方鼓动中共争夺热察,毛泽东信心十足
就几乎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东北的同时,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曾克林部不仅开进沈阳,而且应苏军之请,在沈阳建立了卫戍司令部,直接负起了警卫沈阳的责任。
由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负责警卫整个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这反映出苏军在中国问题上本能的倾向性。实际上,尽管先前苏军碍于外交关系对八路军有颇多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共而反感国民党的。当时的不少报告都提到,苏军下级官兵固然纪律松弛,酗酒、搞女人,还纵容贫民哄抢日人财物;然而,苏军的政治意识深入骨髓,普遍尊重共产党员,重视工人,知道中国有阶级敌人,提到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许多人竖大姆指。如果能够让他们选择的话,他们肯定愿意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交给国民党。让曾克林部接管沈阳治安,就说明了苏军的这种心态。
不过,让八路军公开进入沈阳并负责警卫,苏军无疑是在冒重大的外交风险。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文献能够说明苏军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在当时的外交条件下绝非明智之举。因此,这种情势很快就告一段落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考虑,立即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克尼德涅夫中将要求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由于国民政府依据中苏条约的规定,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他们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这些联系。克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战略重心千万不要南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
克尼德涅夫将军的意见显然是来自莫斯科的。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重庆的苏联大使也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
苏方态度如此明朗,战略重心整个北移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刘少奇当即指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立即调整整个战略部署。
17日,刘少奇代表书记处致电毛泽东等,提出:“东北为我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中共军事史上那个十分著名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就这样提出来了。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部分南方根据地,将部队依次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控制热察,争取东北。刘少奇的解释是:“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