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香港现代教育:智识分子VS知识分子VS知道分子00
智识分子VS知识分子VS知道分子
这是一个充斥着“知道分子”的时代。知道分子代言人、知道分子人物榜、知道分子年度词典、知道分子阅读时代……知道分子日益喧嚣。甚至有人大声发布《知道分子宣言》,有“我们从此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是知识分子,我们是知道分子”,有“我们可以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未来必将是知道分子的天下”,云云。某地晚报还辟有“知道分子”专版,推广了知道分子的概念,“误杀还是谋杀”之类,是其标题。
从智识分子,到知识分子,再到知道分子,这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蜕变的缩影。据说,“知道分子”这个新名词是王朔创造的,这个写痞子的著名作家,当初发明这个名词词组的时候,是拿来嘲讽知识分子之有知无识的,而今一批所谓的知道分子,全然忘了那初衷——或者,竟是不知道的罢!
某时尚杂志推陈出新,两年前将知道分子作为“新概念”隆重推出,于是不少“知道分子”验明正身、趋之若鹜,欣欣然以知道分子自居,飘飘然以知道分子为荣。体制知道分子、讲堂知道分子、咨询知道分子、媒体知道分子、时尚知道分子……说是“知道分子”在许多领域中“露出他们可敬的面孔”,仿佛21世纪已经是知道分子世纪。
“知道分子只说别人要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这是知道分子的宣言,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知道分子无关独立、绝缘自由,
从最初的智识分子,到期中的知识分子,到现今的知道分子,历史的跳跃式“步进”,是值得我们低下头来,好好反思的。
曾几何时,那智识分子被逐渐淡化遗忘的时代,“知识分子”在屈辱的形象中凸显出来,甚至他们算不算“工人阶级”也成为争论的难题,最终都为好歹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而“自豪”。不需要智识的年代,知识也大抵是不需要的。而今知道分子泛滥,同样能够导致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的稀缺。
回首2004年的知识分子界,尽管有一家人物周刊评选出了50人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总体上乏善可陈。这家杂志概括的公共知识分子特质,为“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我看来,从更遥远的历史长河中回望2004年,可能也就是两个“分子”为知识界挽回了一点面子:一位是年轻的诗人马骅,一位是经济学家郎咸平。
郎咸平登高振臂,由是形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才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国企改革中还有如此这般的非公平,才使一些知道分子恨得牙关咬紧:原来人是可以这样出名的嘛!郎咸平得到“郎监管”的绰号、被誉为“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时,他自己却“智识”自己是个“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在一个年度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郎咸平,不好意思,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作为青年志愿者独身前往深山僻壤藏族村庄义务教书的马骅,在云南的一场车祸中,生命永远嵌入了奔腾的澜沧江。“知不务多,务行其所知。”马骅的行动,应该让那些满足知道、热爱空谈、畏惧现实、拒绝行动,日益萎缩畏缩委琐猥琐的各类“分子”感到羞愧。如果说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的话,那么,现今人文精神的缺失,“文化成了知道分子电视上空谈的文化”难逃其咎。
隐逸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活跃在荧屏上的知道分子,在2004年这个历史长河的点上,面对一些官员智识者有饿应该感到羞愧。你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由知道而知识而智识,是人的一种提升;由知道分子,而知识分子,而智识分子,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相反,由智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而知道分子,则是一种逆变,可怕的堕落式的逆变,对于个体的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更是这样。
在个体身上,有的逆变的发生很清晰。
“知道”之后,“知识”几何,“智识”几两?
智识分子艰难困厄不好当,知道分子舒服舒适够爽呆。智识分子不仅传播知识智慧,还体现社会良知公共良心,从心关注政治文明与公共利益,所以智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大抵不会优良。时务中的智识者,如果是杂志的主编,可能换人;如果是报纸的头头,可能抹掉;如果是丛书的策划,可能滚蛋。生存,还是灭亡?这是智识者的非逻辑困境。而知道分子就无此之忧,“你是风儿我是沙”地潇洒挥舞即可。
对知识的最高评价,不是弗兰西斯·培根的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而是华盛顿的切身感受:“在每个国家,知识都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为公共幸福而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这是智识者的必备条件。只有智识者,才是权力的制约者;只有智识者,才是社会的减灾器;只有智识者,才是公共幸福的创造者。缺乏了智识分子的独立与创造,文化社会的危机必然凸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