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地物业待遇怎么样: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李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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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忆 录
我现在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情况和主要工作，根据个人回忆并参考文献记载，作一简要论述。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我们党在1928年4月基本结束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面临着三种情况：
一是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加强了反动统治，使我们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据粗略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6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竞达三十一二万人。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都被打散或被打入地下。
二是革命力量逐渐恢复。我看过1928年6月30日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这个材料说，自宁汉反动后至党的六大，我们党领导过的重要罢工约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有31万至34万多人。同时，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的暴动约有94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34万多人(两广的数字未计入)。其中，有26处成立了县苏维埃，31处成立了乡苏维埃。此外，还有许多自发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特别是经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建立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到召开六大时，全国共有省委16个，南洋临委一个，特委37个，县委400个，市委36个，区委41个，特支138个。党员人数已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人上升到4万多人。这个数字是目前许多同志的一种估计。恩来在党的六次大会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说，全国党员人数为130194人，但他同时指出13万多人这是“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据历史文献记载，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发展到73万人。因此，在召开六大时，党员人数已在上升，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是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正确地澄清和解答，否则便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却要无产阶级来领导，怎样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问题，当时许多人还搞不清楚。加上陈独秀散布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彭述之鼓吹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天然的领导权，当时虽然对这些错误论调进行过批评，但没有从理论上完全弄清楚。六大前，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更搞乱了我们党内的思想。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当时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又如革命形势问题。当时到底是高潮还是低潮，沣多同志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再如在斗争策略上，当时是应该退却还是应该继续进攻?如果是退却，那么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不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在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性质，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迎击敌人的残酷进攻，领导革命胜利前进，在÷八七会议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规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500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500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仅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力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派五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至于六大的议程，决议规定为：国际代表报告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和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和策略；土地问题党纲；革命工会的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后来，由于情况的发展变化，代表产生办法和大会议程都有所改变。
到了1928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关于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上述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选举法进行选举。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究竟有多少，我记不准了。我记得的代表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刘伯承、向忠发、张国焘、蔡和森、关向应(共青团代表)、阮啸仙、周秀珠、霍锟镛(湖北代表)、刘义(湖南代表)、李子芬(共青团代表)、余茂怀、夏曦、李立三、邓颖超、张昆弟、罗明、杨之华、蔡畅、邓中夏、项英、罗章龙、王仲一、任旭、王风飞、黄平、王灼、杨殷、胡锡奎、毛简青、王藻文、华少峰、徐锡根、何资深、王若飞、唐宏经等人。上述名单中有些名字有待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证实，未能回忆出来的名字，也有待查证。
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二是没有让一些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并在党内享有声望的同志参加六大。关于这两条，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作的评论。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六大的组织准备工作。下面再说关于六大的政治准备。
早在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就指定专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缛草案》。11月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这一草案，提出书面的修改意见，同时要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和材料随时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以待六大作最后的决定。后来，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可能参考过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接着，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欠会议，通过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并经过斯大林等修改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六大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势、党的工作中心、党内所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等等，在这个决议案上都有阐述。
到了1928年4月12日，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为向六次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写成的。它叙述了1925年至六大前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阶段，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原则地提出党的五：顷任务，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一读。但是这个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估量，继续坚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坚持城市中心和加紧准备总暴动等“左”的错误。
对召开六大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由上海去莫斯科的代表，一般都是经大连、哈尔滨，在满洲里下火车，于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28年5月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瞿秋白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楚，据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里说，他是1928年4月30日“离沪出国”的。
秋白、恩来到达莫斯科后，继续为大会的召开进行准备工作。开会前，斯大林又找部分代表谈了活。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大会于6月18日下午正式开幕，7月11日闭幕，历时24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