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来料检验标准:中国应该向法国学习什么?

　　法国历史上就是欧洲大国，近代以来更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自然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管理经验。所以，当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发起革命时， 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在议会里提议给独裁者本阿里提供帮助，特别是在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

　　当然在法国生活久了，发现法国值的中国借鉴和学习的事情还真是不少。不妨一一道来。

　　第一法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而深入。学校里固然要学唱国歌和各种爱国歌曲，历史课则更是多加美化甚至歪曲。比如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进行全球殖民扩张。但历史书上却这样辩护：这是为了传播文明(如发展卫生系统、扫除文盲和和平);是为了用基督教教化异族;为了寻找资源(注意：不是掠夺，是寻找)。所以法国人不知道中法战争，更不知道火烧圆明园。2009因为巴黎拍买兔首、鼠首，引发全球华人抗议，中国民间甚至组成律师团来到巴黎。面对中法之间这样的大事，法国媒体不能回避，但却充满了技巧。比如，这两件文物的来历，法国具有世界性影响和权威的大报《世界报》用了这样一句话：这两件文物是被西方联军偷来的。不知内里的，大概还以为是美国偷窃，然后卖到了欧洲吧。

　　2008年，围绕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在法国引发激烈争论。法国权威的历史杂志出版了奥运特刊，回顾了上百年的历史。不料，它可以详细的介绍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发生的为了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荷兰、瑞士和西班牙退出奥运比赛。但却只字不提因为英法入侵埃及，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样拒绝参赛。

　　这样处理历史，法国自然永远是“自平博”(自由、平等、博爱)的形象或者用自由派的用语就是永远的“伟光正”。真的是如同《1984》这本书所言：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所以，当有人问如何化解中法因为西藏问题发生的冲突和不快时，答案则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法国像对待本国历史一样尽情美化中国的西藏历史，只要事实求是就完全足以，以免直到现在许多法国人都认为1959年以前，西藏都是在实行民主制度呢(我在法国看过几乎所有有关西藏的历史典籍，其绝对主流都不认为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行使主权的史实都被忽略。记录当今十四世达赖坐床的记录片，出席者只有英国代表的身影，而绝无中国代表吴忠信)。

　　和平时期，爱国主义主要通过体育比赛来体现。在法国，只要有一名运动员或一个项目在国际比赛上获得金牌，法国总统必发贺电，必在总统府亲自接见。媒体则更是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必称之为民族英雄----北京奥运会时，中法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只要法国队员有夺冠机会，记者必通宵达旦守候在该队员家中。而中国，顶多会由主管体育的官员发个贺电。或者由国家领导人对整个代表团发个贺电而已。假设李娜法网夺冠发生在法国人身上，其享受的光环和荣誉远非中国所能比。

　　2011年3月，我曾陪同法国一个大学代表团访问山东。不用说，自然选的是法航。但令我意外的却是当我们在等待登机时，一个学生对他们的老师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什么法航航班却使用美国的波音飞机?为什么不是空客?”。老师楞了楞，说不出话来，我则震撼的无语。应该说，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比法国差的可是太远了。尽管如此，当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为改变一百多年的殖民影响，在学校进行适当的爱国教育，竟然还引发了争议。

　　第二，法国的舆论控制十分的高明。法国貌似新闻自由，但却有三条人人皆知、人人自律的红线：国家利益、政治制度、政治正确。任何媒体可以抨击国家的政策，但不得否定现行的制度。如果是涉及国际事务，一律国家利益置上。政治正确则是指不能谈及种族、排犹或者为纳粹辩护。除此之外，还不能冒犯国家领导人。

　　2004年， 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于法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国的支持，从而将中法关系推向少有的高潮。当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巴黎时，巴黎警察对所有抗议的人群均强行处置，甚至不惜动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国境外的媒体称为法国的耻辱。(不仅媒体，警察局也一样。巴黎警察局拒绝了支持达赖集团的一些组织要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游行的申请，但仅仅两天之后，就批准了在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门前支持格鲁吉亚的抗议集会申请)。法国媒体之所以无视事实，就因为这符合国家利益。

　　哪么如果有人不慎冒犯了以上诸原则，会有什么后果呢?2008年，记者无疆界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很不幸的触犯了国家利益：他在中法这场冲突中跳的太高，结果几个月之后，他就以健康原因为名辞职，从此在法国消失的无影无踪。还有一位媒体人得罪了现任总统萨科奇，结果被所在媒体除名。他不服，告上法庭。法国不愧为法制国家，他竟然也打赢了官司，获得大笔赔偿。于是他也办了份报纸。结果他既无法拿到广告，又无法获得新闻线索，很快就倒闭了。还有《巴黎竞赛报》刊登了萨科奇前妻和情人的照片，导致不少的相关责任人被撤职，被除名。有了上述人的下场，哪个媒体还不自律呢?违反政治正确的下场更惨。2010年8月19日法国历史学者文森•雷诺阿(Vincent Reynouard)因为发表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而被关进了监狱(中国的茅于轼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全盘否定、人身攻击，却安然无恙)。

　　2008年，一位留学生在华人抗议现场当场演讲，轰动中国(后来还成为北京奥运火炬手)。他后来用法文给《地铁报》写文章(这是一份免费报纸)，终于有一天被刊用。但第二天这位编辑就打电话告诉他，由于上司的批评，这位编辑以后再也不能用他的文章了。

　　法国这种潜移默化的政策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2009年，我陪同一位法国的校长接受北京一家知名网络媒体的采访，当时中法关系不好，这家媒体提供的问题清单便以此为主。不料这位校长立即拒绝：我不可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法国，当然也不便批评中国。可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到海外参加会议，则个个胆大的惊人，毫无顾忌。不知道是中国言论更为自由和宽容，还是他们自恃有西方撑腰。

　　我也曾和法国不少学者有过私下交流，当谈到敏感话题时(比如民主的缺陷)，他们都先声明只是个人意见，不得对外透露。本人《中国的制度何以优于西方》曾不知被哪位支持者译成法文在网上广为流传，这些法国学者看后只能私下里对之表示赞同。这种禁忌甚至扩大到谈论其他国家。我曾问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法国学者，为何印度如此落后，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但法国媒体却极少批评。这位学者回答的很是无奈：因为它是民主国家啊。

　　还曾有国内的学者希望我能询问一下法国的学者对欧元的看法。结果不管是我认识的，还是委托朋友联系的，对方的回答一律是：鉴于此问题目前太过敏感，不便回答。

　　法国有一位----从台面上来看，这大概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一位----正面肯定中国的汉学家，今年其最新的著作却被出版社多加删除。

　　所以，以法国的言论空间而论，如果贺卫方、何兵、茅于轼等人如果生活在法国，他们早就被政府重重修理了。

　　不过法国的学者总体上是有一点非常需要中国的学者特别是自由派学习的：即国家利益置上，而不是理念至上。一位汉学家有一次这样回答和一位中国人的争论：你之所以是错的，因为你的行为违反了法国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废话。希拉克就曾这样声明：非洲国家哪些可以合作，哪些不可以合作，这取决于这些人是否忠于法国在非洲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否认这一点无疑是虚伪的”所以当七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博卡萨在中非称帝时，尽管被所有非洲国家所唾弃，拒绝参加加冕仪式，但法国却欣然前往。而博卡萨在任何时候都称戴高乐为“爸爸”。

　　法国对媒体的控制不仅高明而且手段多样。萨科奇上台之后，规定国家电视台晚上八点以后不许播放广告，所缺资金由政府补助。这不仅讨好了私营电视台，更把国营电视台牢牢的控制。毕竟市场经济下，谁出钱，谁就是老大。不妨看看台湾的《中国时报》，自从被在大陆投资的旺旺集团收购之后，发生了多么明显的变化啊。至于一些独立报纸(指非政府、非财团控制的媒体)，如完全由全体员工持股的《世界报》则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2010年《世界报》连番报道萨科奇选举时的政治献金丑闻，引发政治打压。虽然事后不了了解，但也令《世界报》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将更为谨小慎微。

　　法国对本国的媒体有着高明的管理，哪么对于驻法国的外国媒体又是如何呢?2005年，巴黎北郊发生大规模骚乱后，面对许多西方记者的夸张报道(法美关系由于伊拉克战争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法国政府专门召集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道歉。(事实上最不实报道来自中国的轻描淡写，当时中法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法国政府却根本不在意----实是很乐意----中国的不实报道)

　　其实，法国的言论现状，就是在海外生活的所谓异议人士也心怀不满。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海外异议人士吴葆璋先生发表在香港著名刊物《开放》杂志2007年7月号(81—83页)关于西方 新闻自由的评述。他在《萨尔科奇如何对待共产中国》一文中讲到：“在法国，媒体的独立，连法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老板们全从占领市场角度处理新闻，看待记者。他们毫不隐晦报道方针‘我们绝不在中国当局不喜欢的问题上多说什么。’哪些由于触及敏感题材报道真相而被驱除出境的记者，往往是灰溜溜地返回总部;老板们首先认为这名记者给他惹了麻烦”。当然吴文发表的时间正是中法关系尚处于蜜月的后期，因此不乏过激之词，但其对财团控制西方媒体的批评却是颇有见地。但大家注意的是，这位吴先生也只能把这样的观点用汉语、刊登在香港的中文刊物上。如果是用法文，则绝无可发表之处。就是在他曾经供职过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即使用中文，也不会刊登出来(不过美国的第一夫人就可以有更大的发言自由。2008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的夫人劳拉在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网的《福克斯周日新闻》专访时，发表了如下评论：“如果你要问我媒体公不公正，我的回答是不公正，完全不公正。”)。

　　这里，还要借此机会提一下台湾。台湾新闻自由度高居亚洲第二位(2007年则超过日本和美国，居亚洲第一)。但是调查显示，台湾媒体只得到百分之一的公众信任。美国《洛杉矶时报》则评论说：台湾媒体“从过去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

　　西方经常批评中国是党国(party—state)，如果按它们的逻辑，西方也不过是Two parties state或者multi—parties state。它们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两党之间或者多党之间的自由而已。

　　当然，中国对外宣传上确实存在硬伤。比如法国的网络是和电话、电视捆绑在一起的。可以收到全球各地的节目。但唯独中文电视节目要收费(包括CCTV4、凤凰卫视)。但某邪教总部在北美的《新唐人电视台》却可以在法国免费收看。这不等于是把宣传阵地拱手让人吗?

　　第三中国要向法国学习怎样吸纳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才。这方面，中国的差距实在过大。社科院可称中国各级政府的智囊，在国事上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但就是这些群体，要么需要到地方上寻找课题以解决经费不足，要么接受外国的基金会资助，从事研究。连经费都无法足够保证的话，且不说是否能够进行专心的研究，其对制度的认可性都会打折扣。所以社科院出现张博树这样的人并不奇怪。他可以到国外大展“言论自由”，更不惧除名----国外的钱多的是(法国之所以出不了异议人士，和他们离开这个体制无法生存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全球各地支持中国的声音，中国往往并不在意，也不会有多少实际性的支持。充其量只是对哪些反对中国的声音加以抵制或者反对罢了。这个起点实在过低。反观法国，不要说有人支持法国，只要反对中国的人士出现，都会多加声援，多加关照。如果能够来到法国，则提供政治庇护。至于公开支持法国政策的群体，则采取来访、交流、短期学者的方式加以邀请。以今日中国之实力，之所以远逊于法国，并非力不济，是是不为也。

　　在社会管理方面，最后法国还有两点十分突出。尽管本人不认为中国一定要向法国学习，但可做参考。一是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控制。曾有一位华侨在旅法几十年后，申请加入法籍。在面谈时，对方询问他为何参加左翼学生运动。这位老先生一头雾水，实在想不起什么时候参加过此等活动。后来，对方出示了一张照片：1968年5月，法国爆发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五月风暴，而此位华侨正站于一边观看(所以本人在法国只敢用汉语写写文章----法国人都看不懂，也从不参加这等游行活动。2010年的华人大游行，本人也只是在现场观看，拍照后写评论文章而已)。当然，这位华侨是外国人，法国有关方面对他进行监控是情理之中，但对法国人也同样如此。前总统希拉克就是一例。1950年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发起全面禁止核武器运动，同时呼吁支持者签署斯德哥尔摩宣言。他在大街上在几名法国共产党员的鼓动下签了名。不料这个举动竟被记入他的档案。而他本人后来在宣传此宣言时也被警察带走，通知父母对他好好管束，不许再做违规的事(尽管法共一直是合法政党)。后来由于此事，希拉克在参加军训后却被排除预备役士官生的行列，他甚至申请去美国的签证也备添麻烦。后来，希拉克只好通过他的老师，以私人关系联系到一位将军，把他的材料从档案中取消，才算了解。另外法国电话窃听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就是总统也不例外。密特朗总统就对当时的总理希拉克讲：我早就不用电话谈事情。

　　二是对民意的灵活处理。虽然西方从理论上宣扬民选政府是尊重、遵守民意，是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在高达62%的民众反对的情况下，国会强行废除死刑。而废除死刑一直被美国视为法国违反民主的例子。 2005年法国公投表决欧盟宪法，结果被选民否决。后来，等到表决修改后的里斯本条约时，法国不再采取公投的方式，而是不顾民众的反对通过议会表决直接通过。2010年，面对无法持续的模式，萨科奇强行推行退休制度改革，虽然引发长达数月的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和游行，仍然强行通过。这些做法，则和民意的非理性有关。比如法国民众并不了解欧盟宪法，仅仅是出于对执政党的不满，就决意否决。再比如，明明国家再也无法承担高昂的福利，不得不削减，但只顾眼前的民众自然不会接受。政府则除了违反民意，别无选择。

　　总之，法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能维持全球大国的地位，和它巧妙、严密、灵活的社会管理手段密不可分。虽然西方的许多东西不能照搬，但还是可以借鉴。毕竟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称：西方还是代表了今天人类的文明。哪我们就向他们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