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学毕业时，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序幕全面开启。任法官三年之后，最高法启动以调解为诉求的“能动司法”，他也因而成为中国第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法官”。他以每年逾千件的办案量，以逾八成的调解率，无错案的纪录获全国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一个月前，他获评东莞第一法院首届“专家型法官”，一周前，他当选为东莞市第十届“十大杰出青年”。他叫梁振彪，一个专家型的社区法官。

    他跨越了中国法院法官“职业化”到法官“大众化”司法理念的转变，他模糊了法官“精英化”还是“大众化”的争论，他试图以“职业法官”的素养，以“社区法官”的低姿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法官”融入基层。同时，他追求成为一名专家型的法官。

    开庭前的掌掴纠纷

    6月28日下午4点18分，东莞寮步法庭二楼，副庭长梁振彪像平常一样，在开庭前跟原被告聊天。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对结婚三年的夫妇，但现在他们想通过一场官司来切断这个关系。

    聊天刚刚开始，妻子突然侧身，挥手，一巴掌掴在身旁的男人脸上。男子摸着脸大叫：“你敢打我！”

    梁振彪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手一个将扭在一起的两人分开，他的水杯被扭在一起的两人弄摔在地。茶水泼在《法官的尊严》一书上。

    等在走廊外两方的近十位家属也围了过来，骂声、叫声在法院的走廊里响成一片。原本下午4点钟要开的庭，不得不临时中止。

    梁振彪走出办公室，来到男方家属面前，几个高出他一头的男人嚷着“她凭什么打人，我们也要打回去”。梁振彪劝他们“好合好散，先心平气和解决问题”，将男方亲属从西边的台阶带到一楼审判庭，待他们情绪平复后，让他们先回家。做通了男方家属的工作后梁振彪又折回二楼办公室，从法庭走廊的东端送走了女方两位家属。

    他再一次折回办公室，已是下午5点。他从挂着“全国办案标兵”红绶带的衣架上，取下黑色的法袍穿上，拿起桌上的水杯，猛喝了一口水后，一阵风似的来到一楼，原定的庭审一个小时后在那里继续。

    这是半年前获全国法院系统“办案标兵”、寮步法庭副庭长、社区法官梁振彪一年1000宗案子中普通的一个。

    “基层法院会面对好多这样的纠纷，当事人对法律不了解，对法庭没有足够的敬畏，大吵大闹，偶尔有之。甚至骂得比这还凶，甚至把法院的凳子掀翻的事都有。严格来讲，法庭可以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将冲击法庭的当事人拘留，但这些人多数是乡里乡亲，机械地按法条来办，只会让矛盾更激化。解决实际问题，有时候就是社区法官优先要考虑的。”梁振彪说。

    在梁振彪自己看来，“会做群众工作的要求不高”，就是首先要听，不要轻易打断他们。此外，细节也很重要，让他们坐下来，给他们端杯水，有时候，一些底层的当事人，受了伤害，有一肚子的火，一来你就跟他讲法条，他根本听不进去”。

    他面对的是非诉业务，是家长里短的纠纷

    2009年3月16日，梁振彪成为东莞牛山社区的一名社区法官，也是中国社区法官制度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

    2008年王胜俊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强调法院的“人民性”，提出“能动司法”的理念，要求法院重点推进三项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化案件调解，注重矛盾化解。一个以法院为中心的大调解格局应运而生。

    往社区派驻法官，也是东莞第一法院顺应最高法“能动司法”的一种探索。作为首名社区法官，梁振彪在那里多数时候，他面对的是非诉业务，是家长里短的纠纷。

    2002年梁振彪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东莞法院系统时，他的理想更多的是“职业法官”。那一年，中国法院“法官职业化”进入一个节点时段，更多的人认为“职业化”将是未来法院的改革方向。尽管业内人士认为，肖扬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司法的归司法，让行政的归行政，让法院心无旁骛地专事审判。但其“所做的这些现代法治中的常识性安排，却难以实现”。很快，“法官职业化”改革被评价为“脱离中国现实”的司法改革。

    在梁振彪领命到牛山社区时，他的任务就是“从源头上根本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密切与社区居民的关系，以让居民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司法工作，让他们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增进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

    尽管在不少学者看来，马锡五式的审判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建设，但做了两年社区法官的梁振彪认为：社区法官更重视解决问题的实效。

    最终法院还是会从调解的泥潭中拨出来

    但即便是一名法区法官，梁振彪还是希望自己是一名“专家型”选手。

    1998年，19岁的梁振彪考进中山大学法律专业。那一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启动了包括“法官职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2002年7月，梁振彪自中山大学毕业的当年，“中国法官们卸下半个世纪有着专政色彩的肩章大盖帽，换上法袍用上法槌。中国法官们正在从里到外变得更像真正的法官”。

    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东莞法院政工人事科相中的梁振彪未能成为一名法官，而是一名给法官“提供服务”的法院行政人员。2003年，梁振彪通过司法考试，次年获得法官资格。虽然2006年3月才走上审判台上。但在此此前，他已翻阅了2004至2006年的东莞两级法院两万多份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归类。

    梁振彪认为，现行体制下，法院还是党领导下的一个解决纠纷的机构。是以解决问题为优先诉求。作为一名基层法官，他仍将按职业化的要求来打造自己。他相信，随着社会发展，专业法官的角色会更加凸显出来，诉前调解这样的事情最后会交给民间的解调力量或者第三方专业的调解机构去做，最终，法院还是会从调解的泥潭中脱身出来，以裁判案件为主。 南都记者 秦鸿雁

    他人眼里的梁振彪

    助手眼中

    这个一脸笑的书生能不能镇得住人

    在法院断案三年之后，2009年3月梁振彪被任命为牛山社区的一名“社区法官”。牛山社区的调解员、52岁的李熟棠成了社区法官梁振彪的“助手”。

    第一次见到梁振彪时，李熟棠心里打鼓，“这个一脸笑、架副眼镜的书生，能不能获得村民的信服？能不能镇得住人？”在他心中，法官是一个很庄严的形象，可眼前来的这个年轻人一副“笑面佛”的样子。

    但一个月后，李熟棠不再称“梁法官”而改口“阿彪”了，“阿彪不摆架子，他肯听人说，有耐心解释，也不怕人家骂，与当事人面对面时他从来没有凶过。”

    李熟棠说，“在农村工作，也一定要这样，脸孔要是像坐在法庭上那么庄严，拿块惊堂木拍一下，确实会让大家敬而远之”。

    不仅李熟棠，牛山社区里好多前来找梁振彪咨询或者请求调解的村民们，后来对梁振彪的称呼也直接是“阿彪”。

    共事一年下来，李熟棠认为这个白面书生是“武艺高强，双剑合璧。把专业的洋办法和我这个土办法结合得很好的法官”。

    李熟棠对社区法官的理解是，“他们能让居民不跑冤枉路，就地立案，就地办理。像有些劳动争议案，有时候工厂有意为难，一拖就是一年，打个官司下来，钱也不会多赔，但耗了当事人的时间”。

    虽然有“笑面佛”的外号，梁振彪在社区断案也不总是事事都顺，跑到果园去找当事人来开庭，各种的经历都有。

    当事人眼里

    他说服人的理由比别人多一些

    今年1月24日凌晨5点，林洪新被电话吵醒，租他厂房的香港老板“跑了”，这老板已欠了他四个月房租，共计20多万元。8点多，几十家供货商率100多人围住厂房，200多个被欠薪的工人在厂里大闹，表示不发工资就要去堵路、游行。

    当天上午9点多，梁振彪和同事抵达现场。

    “为了控制局面，政府要求林洪新垫付工人的工资，但是林洪新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人也很无辜。“老板已拖欠我20多万房租没有付，还要我再垫付工资？”最后他咬牙提出“垫付工人工资可以，但要打五折”。但工人代表不接受。

    梁振彪在做了工人代表工作后，来到了林洪新的面前。

    “如果工资打五折他们就要去游行，事情的影响更大，到最后吃亏的还是房东。”梁振彪劝林洪新，“如果你补足他们的工资，可以早一点把机器拍卖掉，早一点把厂房租出去，把之前的损失补回来。”

    垫付工人工资，九折。林洪新妥协。这是经历过七次“走佬”事件的林洪新垫付工资比例最高的一次，但他接受，因为“梁法官说服人的理由比别人多一些，他很有耐心，像是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院长眼中

    他是大众化和专业化的结合体

    东莞第一法院院长陈斯认为，梁振彪不单是一个“社区法官”，他是大众化法官和专业化法官的一种结合体。这是未来法官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陈斯眼里，梁振彪“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典型。他历经了法院的两个时代，而这两个时代的诉求都在他身上得以实现”。一个月前，梁振彪和其余另外六位法官获得东莞第一法院首届“审判专家型法官”称号。每年他还会给自己选定一个课题方向，进行调研。

    在陈斯看来，梁振彪的不同在于，除了理论上的不断积淀，在社区的实践中“他比别人更耐心地倾听来自基层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沉默的声音。他解决了的绝大多数案情简单的纠纷，是非曲折清晰，但这些都是要面对来自底层的人，在相当多的场合，要放下架子，不能扮高高在上的法官的架子。多数工作还要走群众路线。”

    “在基层办案，有时难以回避维稳的压力，没章法可循。”陈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