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王gs125报价:文化大革命40周年 吴德

　　吴德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中参与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活动，并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也参与全程。
 
　　作为当事人，吴德见证了文革的整个发展过程，文革结束后，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文革、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认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配合其发动文革，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彭真、刘仁被打倒之后，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且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从而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灾难性事件。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吴德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而毛泽东却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旁边的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吴德发愁。1966年10月，吴德又找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说明：“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在当时党纪国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实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吴德在中共内部地位的确立，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坠机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吴德在1972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1973年，吴德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发生矛盾，但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迅速投向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主旨的群众性“四五运动”。当时，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在广播中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四五运动”之时，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称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这足以看出吴德善变的立场。
 
　　之后，吴德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但是随着华国锋的逐渐失势，吴德也于1978年12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吴德被选入中央顾问委员会。1995年，吴德病逝于北京。
 
　　吴德简历
 
　　吴德，河北丰润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致力于在唐山地区发动工人进行罢工等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开滦矿工举行起义，参与创建冀东抗日联军，坚持在河北东北部进行游击战；
 
　　1940年，任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德长期在晋察冀边区一带工作。
 
　　1949年，出任唐山市委书记。
 
　　中共建政之后，任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之后调任东北。1952年升任天津市市长，1955年又升任吉林省第一书记。
 
　　1955年至1966年，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
 
　　1966年至1978年，历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是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曾当选为中共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8年12月，因“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被免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
 
　　1980年2月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同年4月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5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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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视器，一直看到监视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和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