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嫁良缘续ii燎越追凶:文人对香文化的贡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2 20:25:16
                                                                                                                          文人对香文化的贡献

  中国香文化第一次跃进性的发展出现在西汉时期。其中,以汉武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起了主导作用,王公贵族对香的大力推崇直接带动了对香的使用。但是,香之所以在后世能发展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艺术品质,则应归功于历代文人。

  文人对香文化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香文化尚在萌芽状态时,文人们就广泛介入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推助。

  在《易经》里找到的关于香的蛛丝马迹:

  在《易经》里由两处谈到香:其一是《周易筮仪》:“置香炉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炉南,日炷香致敬。将筮则洒扫拂拭,涤砚一注水,及笔一、墨一、黄漆板一,于炉东。示上,筮着齐洁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其二《系辞•上传》:“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上古《易经》的时代里,不只是实际焚香以祈求上界神祗指示日常的行事,而且香气这种功能的感受也被提升为人们品格行为的指针,由此可知中国“香道”的源远流长。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志典籍中,有很多记载都反映了文人对香的推崇。如屈原在《离骚》中的精彩咏叹:“扈江离与辟燕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椒专佞以慢稻兮,木杀又欲充夫佩帏”。

  另据东汉蔡邕《琴操》所述,相传孔子在从卫国返回鲁国的途中,于幽谷之中见香兰独茂,不禁喟叹:“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遂停车抚琴,成《漪兰》之曲。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海的木本香料尚未传入北方,所用只是兰蕙椒桂等香草香木,但文人对香的情感态度已得到了清晰的展示。

  其二,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将焚香视为雅事。

  如孟子曾言:“香为性性之所欲,不可得而长寿”。孟子不仅喜香,而且阐述了香的道理,认为人们对香的喜爱是形而上的,是人本性的需求。再如朱熹,对香也甚为嘉许,还写有《香界》一诗: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洗光风;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花气无边熏欲醉,灵芬一点静还通;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

  古代“学界”对香的这种高度的肯定态度既确定了香的文化品位,保证了它作为“雅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品质,同时也把香纳入了日常生活的范畴,而没有使它局限在祭祀、宗教之中,这对香文化的普及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其三,文人们广泛参与香品、香具的制作和焚香方法的改善。

  许多文人都是制香高手,如王维、李商隐、傅咸、傅元、黄庭坚、朱熹、苏轼等。苏轼即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新和印香银篆盘香”的记录。仅文人们配制的“梅花香”配方,流传至今的就有四十三种,“龙涎香”则有三十余种。

  文人们不仅烧香,还要烧出情趣来,烧出意境来,烧出学问来。从杨庭秀的《焚香诗》中可见其大观:

  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似纸;

  不文不武火力匀,闭阁下帘风不起。

  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今有香不见烟;

  素馨欲开茉莉折,底处龙涎示旃檀。

  平生饱食山林味,不柰此香殊妩媚;

  呼儿急取蒸木犀,却作书生真富贵。

  整个文人阶层都广泛用香,从而带动了全社会的用香风气。

  从魏晋时期流行熏衣开始,文人们把用香视为风习,把爱香当作美名,唐宋以后风潮更胜。虽然其中也不免有很多附庸风雅之辈,但文人的这种积极态度确实影响带动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不仅是民间,官衙府第也处处用香,甚至接传圣旨和科举考试之时也要专设香案。

  香料贸易及制香业随之也更加兴盛,香文化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元明清:香文化的繁盛与普及(作者:无住)

  及至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香文化也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步入了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

  宋代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比唐代更为繁荣。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往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的物品中,香料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常被称为“香料之路”。)

  宋朝政府还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类似于现在的海关),专门负责管理进出口贸易。当时市舶司对香料贸易征收的税收甚至成为国家的一大笔财政收入,足见当时香料的用量之大与香料贸易的繁盛。宋朝政府甚至还规定乳香等香料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自交易。

 

  宋代之后,不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居室厅堂里有熏香,在各式宴会庆典场和上,也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焚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挂佩,在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作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时,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则多设香斋,不仅用香品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一同鉴赏品评……

  从宋代的史书到明清小说的描述里都可以看到,宋代之后的香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这一时期,合香的配方种类不断增加,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香印(也称“香篆”,用模具把香粉压成特殊的图案或文字,在很多地方香印还被用作计时的工具;宋代之前就已出现)、香饼、香丸等繁多的样式,既利于香的使用,又增添了很多情趣。

  宋代之后,

  与“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开始流行起来:不直接点燃香品,而是先点燃一块木炭,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木炭上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再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如此慢慢的“熏”烤,既可以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味的散发更加舒缓。

  在这一时期,香在医药方面的应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以及苏轼与沈括合著的《苏沈内翰良方》等书中都有许多专门的记载。

  到明朝时,线香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关于香的典籍种类更多,尤其是周嘉胄所撰的《香乘》内容十分丰富。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很多关于香的记载,例如:香附子,“煎汤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

  《本草纲目》不仅论述了香的使用,而且记载了许多制香方法,如书中所记:使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这一制香方法的记载还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线香的文字记录。

  在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瓷器。宋代烧瓷技术高超,瓷窑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炉)的产量甚大。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另有创新。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底,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宋代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瓷炉虽然不能象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宋代瓷炉却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在元明清时期,开始流行香炉、香盒、香瓶、烛台等搭配在一起的组合香具。

  到明朝宣德年间,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国库的大量金银珠宝一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宣德炉”所具有的种种奇美特质,即使以现在的冶炼技术也难以复现。

  对宋元明清的文人来说,香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苏轼出神入化的咏叹,到《红楼梦》丰富细致的描述,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对香的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而且从苏轼、曾巩、黄庭坚、陈去非、邵康节、朱熹、丁渭等人写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香不仅渗入了文人的生活,而且已有相当高的品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香也不单单是芳香之物,而已成为怡情的,审美的,启迪性灵的妙物。如苏轼的《和鲁直韵》、朱熹的《香界》:

  《和鲁直二首》

  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

  不是文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香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

  《香界》

  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洗光风;

  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

  花气无边熏欲醉,灵芬一点静还通;

  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