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房屋交易中心:庚子赔款是一笔难以算清的心酸账

庚子赔款是一笔难以算清的心酸账

文@金满楼

在《辛丑条约》谈判中，赔款的多少和如何赔偿的问题，是当时最实实在在、也是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一个问题。

列强当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俄国和德国为首，他们都企图从中国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赔款；另一派则是英国和美国，他们主张担心过高的赔款会损害中国的市场购买力，从而损害到他们的在华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因此主张从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情况出发，将赔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杀鸡取卵”的错误。

1901年3月22日，英、德、法、日四国公使组成一个“赔款委员会”，以负责调查中国偿付赔款的财源问题。随后，该委员会邀请了一批在华的“中国通”来提供咨询，其中包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科第等人。在这些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交的意见书最为详尽，后来《辛丑条约》中关于赔款问题的规定，基本上是来自于赫德的意见。

此时的赫德，已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近半个世纪，他对清朝财政的了解，使得他成为了当时中外交涉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使馆被包围期间，当外国媒介都以为他葬身北京的时候，赫德一直很安全地呆在英国使馆里并默默思考战后的问题解决。作为“瓜分中国”政策的反对者，赫德在使馆解围后呼吁列强尽快结束战争；而作为老派的“中国通”，赫德提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主张，几乎为后来的和议定下了调门。

在接受“赔款委员会”的邀请后，赫德乘机拿出他精心策划的赔款方案，其中主张赔款分年摊付，以海关、盐厘、常关作抵，关税提高到切实值百抽五等等，这些意见都在后来被采纳。赫德的“赔款分年摊付”方案，是在对清朝进出年项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做出的，实际上是把战争赔款转化为长期债务。另外，赔款以关税作担保，这样既加强了赫德在中外各方中的地位，又维系了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对于列强来说，赫德的方案能够使自己稳妥的获得巨额赔款，当然也乐于接受；而在清廷看来，赫德的方案既杜绝了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危险，又避免了中国被瓜分的危局，因此对赫德这个“自己人”也是感激不尽。

至于赔款的数额，列强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采用了一个未经核算却又意味深长的数字，四点五亿两白银。这个空前的巨额勒索，是以按中国当时人口四亿五千万平摊，每人一两，共计四点五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从1902年到1940年）。这笔巨款连本带息，总数近白银十亿两，这几乎相当于清廷当时年财政收入的十二倍（据估算，赔款数额为列强在华损失的十倍到二十倍）。

庚子赔款可谓是对国人的有意侮辱，老太后的一时糊涂，但列强的板子却实实在在地打在大清每个子民的屁股上。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庚子赔款的实际意义在于每人罚款白银一两，列强也确实有意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受到赔款的存在，同时也让这个国家的国民蒙羞受辱­---而列强们却将之视为中国走向文明的代价。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并没有完全承担全部的赔款责任，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中国少付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各国的退赔。而在这一赔一退之间，国际交涉纷纭复杂，道义、良知、强权、均势，各种力量、作用和影响，在近代国际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委实一言难尽，心酸自知。
　 最早和美国政府交涉退款的是驻美公使梁诚。梁诚是广东番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1875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12岁。1878年，梁诚进入麻省安度华学校及安姆赫斯学院就学，后因中美“交恶”而提前回国。回国后一直在清廷外务系统里任职。庚子事变后，醇亲王载沣依照《辛丑条约》赴德“谢罪”，幸好有梁诚交涉得当，才免去德人要求载沣向德皇下跪的有意侮辱。

1907年，梁诚向美国当局提出核减赔款的提议，当时也得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同情。但不巧的是，海约翰随后突然去世，退款一事曾一度偃息。不过，在梁诚的努力下，后来他又争取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是那个以“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而闻名的老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事情又有了转机。

1907年底，老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授权退还中国已多赔的庚子赔款，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后于次年生效，首次退赔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是用于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学堂之用，第二次退款则作为发展教育文化之用。除此之外，美国人还在中国兴建了12所教会大学，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

说句公道话，当时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与其他侵略国的确有明显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所持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立场，与其“平等、公正”的建国理念及“民主、和平”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是相一致的。也许美国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但客观上来说，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还是有益的。
　　1909年，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的雏形），地址就设在皇家园林之清华园，并开始考选留学生赴美学习。1911年初，在游美学务处的基础上，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由此派出的留美学生达一千多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清华从创建伊始，其年度预算都是由美国的庚子退款作保障的。

当年清华学校毕业走出去的留学生，如竺可桢、侯德榜、金岳霖、茅以升、叶企荪、梁思成、王力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

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于1917年8月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宣战，于是在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战败，《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一战后瓦解，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的奥匈帝国赔款。

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其中包括了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921年，美国带头把尚未偿付的庚子欠款全部退还。美国的退款对各国均发生示范作用，各国竞相效仿。1924年，法国退还庚款；1925年，比利时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同年，荷兰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其中指定用途：65%的退款用于水利事业，35%的退款用于文化事业；1933年，意大利退还庚款。

在列强当中，惟有日本的退款波折很大，争执颇多。庚子事变中，日本获益多多，对赔款的退还却不积极、不配合，于情于理，都很难说得过去。事实上，在庚子年中，日本所受的影响很小，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当时的义和团并没有把日本人当作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待，但日本在事变中却出兵积极，其目的是为了在列强面前显示自己的国力，并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其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军队攻占天津后，抢银23万余两，在通州又抢银12万余两。攻占北京后，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从户部银库抢走近300万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大量的绫罗锦缎，并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抢走所有的仓米和银两。据统计，日本抢劫的物品价值共计367万余两。

日本的抢劫，都是有组织的军队行为，其抢劫的对象都是清政府的官衙，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交给日本中央金库193万两，占总额的66％，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也许正因为如此，日军才较少去骚扰民间，而俄、德、英等国士兵则多从民间抢劫。

不仅如此，日本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占中国庚子赔款总数的7.7％。后在各国纷纷退赔庚子赔款时，日本态度消极，始终坚持以庚子退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间，其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但此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中国无一团体申请日本的退款补助。1936年以后，庚子赔款则全部用于侵华战争。

节选自新书《这才是晚清：帝国崩溃的三十二个细节》（三峡出版社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