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皮肤科哪最好:郑也夫在北大深圳研究院的演讲 （３）

问 答

　　问：有人说，要少读书多思考，您认为跟您的思想有冲突吗？

　　答：圣人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们了嘛。“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大概要读多少本书，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你们读书没有进入高度亢奋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读书少，如果你读书已经痴迷了，可能才谈得到不要读过了头，读与想要匹配，还是孔子那句话：“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读书离饱和程度都差得远。但读书有没有一个最佳数量，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是属于中等程度的一个人，我读起书来是很疯狂的，比如我在这儿呆了一个月，读书已经超过３０本了，我现在每天去图书馆，一次借两三本。这３０天过手了一遍《史记》，过手了半部《汉书》。但我始终觉得我不适合于读太多的书，比如说要是我读了陈寅恪先生那么多书，我可能就傻了。你得看自己记忆的容量，但我觉得同学们中多数人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什么时候一个月读了３０多本书。我在这就没碰到几个同学跟我交流书，比如关于消费课程方面的书。没有，见不到这样的同学。

问：您分析了中国人不喜欢读书的原因，但分析原因没有多大启发性。如果读书是快乐的，我觉得您的重点应该是说读书有哪些快乐，引导人认识他原来认为不快乐的读书事实上是快乐的。

　　答：这个事我没有必要鼓吹，没有必要做广告。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滋味，你要尝一口。而过去光让你吃苹果了，我说的是你要有选择自由，先要摆出另一些品种的水果。喜欢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是一种吸引与被吸引。我向你讲半天梨子也很好吃，描述那滋味，有用吗？

　　问：您强调读书的数量，但未详细说到读书的结构，即博与专的问题、兴趣与专业的问题、精读与细读的问题。还有，书指什么？包括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吗？

　　答：不包括。问题问得很好。我前面说了，我们专业化走得太早了。国外的教育不是这样的，国外教育中跳槽、换专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认识自己的兴趣事实上是有过程的，特别是我们的中学教育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格，那时候同学们没有东张西望的余力，没有慢慢发现自己兴趣的空间，而后就盲目地进入了专业，而这个专业又过于强化。另外还有我们社会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早期的阅读是应该博杂，而后“专”是没有问题的。日后你要以这个专业为饭碗，名缰利锁之下，你岂能不专？你不要评职称吗？你不要在专业里发文章被同行承认吗？所以专的事情是不用发愁的事情。没有绝对真理，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在一定时空下发生的，我这种观点就是在今天这种时空下产生的。在今天这种时空下还用提倡“专”？

　　问：您觉得做学术不是一件最奢侈的事情吗？您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您身边学生的生存状况吗？

　　答：做学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觉得对国家、个人来说这是两件事情。在很多硕士阶段的同学犹豫要不要读博士时候，我都会综合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我不希望一个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同学去读博士读得那么苦，很多年也不能独立生活、赚钱。一个人的选择是很综合的事情，不应该自私，不考虑抚育自己的父母。对个人而言，中学毕业分流一次，你上大学了，有人没上；大学时候分流了一次，有些人工作了，你读研究生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生的奖学金又这样的微不足道，跟没有差不多，那样读来读去的话，你跟老同学比是最贫困的，心态就不好了。所以对个体，做学问毫无疑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这么大规模。这么大规模在干什么？其中很多人在忙生存，在骗钱。金圣叹曾写过一个对子，上联是：“真读书人天下少。”学术是一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 　　问：近几年，人们对一些经济学家要么成为“御用学者”，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有很多看法。您认为一个社会学者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和学术的自由呢？

　　答：你从经济学家开始问，我就从经济学家开始回答你。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一本书，严复翻译的是古文，《国富论》，经济学家是研究一个国家怎么富裕的，不是研究私人如何富裕的。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只帮助企业和自己致富，这是辱没了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问：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流行，您能评价这样一种现象吗？这种现象是否会影响学术的纯洁性？

　　答：我们每个人都是多种角色的结合体。比如你现在是个学生，也是一个家庭中的儿子，还是某些人的朋友。就我来说，有些人说我是个社会学家，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说什么都不要紧，学科划分都是件人为的事情，而问题是自然的，不是拿单一学科的知识可以透视的。我算个学者吧。除了学者，我还是个公民。我吃着学者的饭，但我同时还是个公民。我和别人一样在社会上生活，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喜怒哀乐，我有和别的公民一样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想法。我刚才不是说要从对日常生活的投入中去增长你的思考能力嘛。公共事务与学术天然地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人的研究与公共事务相距很远，但并不是没有关联的。这不要紧，还是有关联的，对于社会的良性影响实际上是存在的。

　　问：您说，学术只是解释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是什么能够支持一个学者将其一生投入其中？学者精神上的满足难道仅仅止于单纯的读书兴趣，如果不能成功地参与世界的改造，一个学者的价值在哪里？

　　答：循序渐进。先从能看懂的开始看，要是一点都看不懂就先放下。没别的好办法。

　　问：您知道在日本地铁上人们读的是什么书吗？

　　答：不知道。但我知道西方人在交通道路方面比中国人要明智，很多人自己先开车，然后换乘火车、地铁。他们因为知道每天要在车上度过几十分钟，所以他们通常是有备而来，不是偶然地读书，偶然地读报。有备而来跟偶尔为之就大不一样。

　　问：英国有句谚语：“有学问无阅历，不如有阅历无学问”。老师怎么看？

　　答：这谚语从中国语言里可以找到许多近似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还说过一句话，跟这句话更相似，“行有余而学文。”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重。我不是很看得起对世事没有什么感觉的书呆子。但是个人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亲历一段时间，而如果读过书就可以了解其他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这种经历跟你亲身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亲身经历是深刻的、直接的、全方位感受的，但是非常有限的，而读书，虽然不是直接的、亲身的，但如果你对上下五千年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与你切身的一小段深刻理解结合起来的话，你就挺厉害的了。反之，二者相背不能结合的话，你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你在你有限的时空里，游刃有余，你活得可以说有血有肉，对得起你的父母亲朋。但是我们人类是一种有历史的动物，不是生活在瞬间，我们因为有历史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也因为有历史、有文化积累而变得格外的智慧。所以你要完全离开了这些东西，离开了书，大概很遗憾。

　　问：您对大学的事情怎么看？

　　答：学术界的事情，走到今天已经令我失望到极点，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比如我曾经认为应该教授治校、学术民主化，现在我放弃了这个主张。十年前这么做还可以，十年后很多学校——我们学校还算好的——教授团已经污七八糟了，过半的人根本不可以当教授；还有拉帮结派的现象，一个系半数教师是首领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能谈什么教授治校了。如果一个系已经被大量不称职的人占据，你问我这个系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多院系都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的事情不能细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见林不见木，我们也可能犯见木不见林的错误吧。不能细看，包括教师，也包括同学们。同学们是最无辜的，不管你们犯了多么严重的过错，比如在我们课堂上，我的课上经常有三四个人迟到，这是我在北大人大都是没有感受过的。这事也不全是同学们的错，对不对？你们都长这么大了，怎么这样啊，还不是一些教师给惯出来的。比如于老师那天跟我说，北大毕业的一个天才少年，正在香港读书，前几天来看他。于老师跟我说这孩子上他的课呀，一次都没来过，然后考试不知道怎么的，考了个第四名，真有天分。我说，他一次不来你还给他分啊？要是我早就叫他滚蛋了。他不来上课就是教师们惯出来的，我这个课迟到还算好呢。这堂课过了３０分钟一个同学刚来，下堂课还是这样，讲过几次没用，下次还这样。你是在侮辱你自己，还是在侮辱我呀？我在美国念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所以我说细处不能看，细处真的不能看。我们是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神圣感。我在这里呆了五十多年，我看到了我们社会的若干细部，就这样我们能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获得领先地位？当然这不影响我们看到自己有起色的地方，是吧？可能外面的人更能看到，因为外面人会跟你以前比。但是内部人看到很多细节是无可救药的，是悲哀的，有什么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