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电焊焊接长度:“中产阶级”数量迷局：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

“中产阶级”数量迷局：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708 次点击1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kaidiyakaidi 于 2011-8-4 16:05: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经济风云
　　政府先是抢夺了手握镰刀的农民，然后抢夺了手握锤子的工人；当一部分人富起来后，政府又开始通过高房价收割中产阶级……

　　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而言，无论是时尚传媒还是普通百姓眼中的“中产阶级”概念，往往就是与 “白领”及“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群体。参考“总路线”，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大概是“小康”的代名词，是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时尚化而已。而如果再考虑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特别是生活质量，“中产阶级”是否更像指称“温饱”，非常值得商榷。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无穷的问题。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社科院：10年后中产阶级将占城市人口半数

　　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2011城市蓝皮书》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已达2.3亿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近四成。据预测，这一数字在2020 年将达到47%左右，届时，我国将首次出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取代目前的“金字塔”结构。

　　蓝皮书指出，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其中，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

　　近年来，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始终是城市消费的主力。分析中等收入阶层的花销账单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一直在33%至35%之间，远低于中低收入阶层；而可以彰显身份、引领时尚、体现生活品质的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以及居住等方面的花费，在“账单”中的比例较高。

　　智库：2020年中国将有7亿中产阶级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向前，中国中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到了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这一数字将达到7亿。

　　其实这个“积极的展望”了无新意。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举行新闻发布会，预计到2020年，全国一半以上人口进入中产阶级，这个比例结合202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5亿人的预计，差不多也能得出7亿这个数字。

　　“7亿中产阶级”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借助偷换概念得出的“预谋”，今天看来，很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玩笑。

　　“中产阶级”数量的迷宫

　　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 元之后，高达三、四亿之多的新兴中产阶级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按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刚够维持低水平生存，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因此，这一结果意味着98%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贫穷。

　　最重要的是，每月收入3500元(约650美元)的人口只有2400万人，让全世界的一个颇为热闹的研究课题与媒体话题——“中国中产阶级在持续壮大、中国已形成橄榄型社会”一下漏了气。

　　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加上世界银行的“全球中产阶级”20美元日消费上限，在此范围内，即成为“亚洲中产 阶级”。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不过，亚行将中国中产阶级又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3 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这一报告中的数据受到中国国内普遍质疑，因为即使将那3亿多底层中产剔除，中国还有5亿多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国内媒体大呼中国人“被中产了”。

　　大概是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与标准上还不够混乱，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在亚发行公布中国有8亿多中产阶级之后的三个月也来凑热闹，提出对中国中产下定义需要一个硬指标，即年收入1万~6万美元。文章称，以此为标准，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3亿多，大于美国的总人口数。

　　中国在贫穷与富裕之间飘忽

　　政府以往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估计不足，极度夸大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外国那些研究机构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公布的数据无非是跟着中国官方的调门凑热闹。

　　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与灰色收入。既然是“灰色”的，这些钱自然会被漏统，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可以在阳光下晾晒的国民收入表上。按中国现在的物价水平，月收入3500元在中等城市仅够生存。从实际购买力来看，要加上为数不少的灰色收入才能支撑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购买力。

　　中国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外人的猜测数量。这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按胡润统计，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只有96万人，如果这一富豪群以千万元级占主体，其消费很难将中国变成全球坐二望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吸引全球超1/3的奢侈品牌来中国开店。

　　中国中产阶级是如何被蚕食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而“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19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的成长。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经济改革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19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他们不是财富创造者，而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同样面临更为巨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改革缓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是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补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的低水平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各级政府总是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中国，工会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而是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还是无望。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来源：财识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