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阎罗王怎么杀: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纪念抗战和抗战胜利60周年，感悟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东方智慧——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九月九献给毛泽东）

非常喜欢黄济人先生一本书的书名：《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书名不仅任何时候都洋溢着胜利者的王者之气，而且很能体现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东方智慧。在此借用了，谢谢黄先生！。

值此纪念抗战和抗战胜利60年之际，笔者向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期间殉难的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和烈士们，无论他（她）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抑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用血泪记录了那段屈辱的历史，更是他们用勇气和生命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抗争。然而，真正有意义的纪念绝不仅仅是痛惜血泪和哀悼生命。追寻和感悟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探究失败和屈辱之因，求索觉醒和胜利之路，才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做的，也是殉难的同胞和牺牲的先烈最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近年来，听到许多关于发动战争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必然中的偶然机会，甚至是制造的机会的言论。笔者认为在很多时候，这些言论对于一般战争而言是没有错的，特别是列强间或者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厮杀和掠夺式战争。譬如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譬如我们的野心勃勃的日本邻国，为了蚕食和掠夺中国所制造的无数次借口或曰机会，诸如“9.18”、“1.28”、“8.13”、“7.7”等等事变，不赘述。当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且不说已经久远的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理由，即便在最近，日本右翼分子西部迈还说：中国和朝鲜遭受日本侵略是由于自己不争气，所以遭受侵略是活该，日本并无道德上的责任。

尽管每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国际法理论奠基人雨果•格劳秀斯早在17世纪就痛斥寻找借口发动战争的国家：“我看见现在奉行基督教的各国，战争的放肆虽在野蛮国家亦认为可耻。只要有所借口就开始战争，或者一点理由都没有就开始战争；战端一开便把神法和人法一齐丢开，好像人人都有肆无忌惮地触犯一切罪恶的权利。”然而直至当今世界的许多场战争，又有哪一场战争不是在寻找理由、借口和机会的前提下打起来的呢？！譬如近些年来常用的“人权高于主权”。历史证明，无论国际法老鼻祖格劳秀斯还是国际法本身，都不能阻止用理由、借口和机会发动战争。既然不能阻止，那就防止。孙子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必须反思日本帝国主义何以能够蹂躏近、现代中国。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谈起“跑日本”的经历：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跑，军队也跑。这时，家里有女孩子的母亲最紧张，自己的小脚跑不动，就让闺女们往脸上抹锅底灰跟着别人跑，鬼子们要找花姑娘啊！……军队跑没影了，老百姓只能跑到自认为还算安全的乡下或别的地方。但这些地方也不得安生，那些地痞民团乘机敲诈。没办法，只好去领良民证，再回到被鬼子占领的家乡当亡国奴。……至于老人们说的他们所见的鬼子们更为残忍的轰炸、烧杀、奸淫和抢掠，特别是残杀婴儿，此处就不赘述啦。（主要是不愿意再叙述）偌大国家，偌多国民，何以让弹丸小国的鬼子兵肆意践踏和蹂躏？！

为此，我们不应该否认当时的国民经常表现出来的，令世人难以理解的一盘散沙的国民性。譬如，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指出，国人的国民性是“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自我主义。他说：“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

梁漱溟老先生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有一段话可以佐证费孝通先生的看法：“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淡薄，使外国人惊奇。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役中，巴黎晨报记者行经上海不甚远的地方，看到一切如无其事然，不禁大为惶惑，莫名其妙。”距《中国文化要义》出版48年后的1997年，中国留日学生方军在他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个留学生的札记》中叙述到：鬼子兵的后代镰仓说，“据父亲讲，1937年12月南京大战后，离城不远村子里的农民居然拉着牛下地了。那么多同胞被杀，连首都南京都让人占领了，近在咫尺的中国人如此麻木不仁，实在让人费解。……”鬼子兵不知中国，当然费解。其实费老早就给出了结论，这就是影响至深的推己及人，从而使人们远离国家利益的儒家伦理。但是，儒家伦理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因为它还有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当时的老外还有一种判断，请看2005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汉奸：一个令人痛恨的历史词汇”。文章说：从1932年3月成立的伪满洲国到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仿佛一簇簇“恶之花”，出现在正在经受侵略者蹂躏的中国大地上。在他们助纣为虐的统治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万人坑。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的伪军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惟一一个伪军数量与侵略军队数量相差无几的国家。关于汉奸在中国出现的原因，英国侨民柯林斯曾写道：“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或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做出辩解的理由。”

正如英国侨民柯林斯所说，国民党军队中有诸多抗战英雄，譬如“1.28”事变中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以及第 十九路军的抗日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譬如“7.7”事变中奋起抗战的第二十九军，还有血战台儿庄，血战昆仑关等等。那些战斗之惨烈，那些壮士之勇猛，常让笔者泪流满面，敬佩之情不能自已。笔者去过昆仑关，当地老百姓到现在还自发祭祀那些捐躯的英灵。祭祀英灵的老百姓会告诉你，当时啊，血水把昆仑关稻田里的水都染红了，死的人太多了，真惨啊！到现在，一些阴冷的日子还能听到那些冤魂的呼啸呢！

当然，还有那些因为坚持抗日走向中共，最终被老蒋处决的杨虎城将军、黄显声将军和吉鸿昌军长们。吉鸿昌军长临刑时在刑场的沙地上留下浩然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真是英雄无比。“7.7”事变时驻守宛平城219团的英雄团长吉星文是吉鸿昌的侄子。毋庸讳言我对他们满怀敬意的感受，无论他们是否，或者曾经国民党。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地，笔者也有无比感慨。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说老蒋们不抵抗，不爱国。然而无论怎样比较和论证，他的抵抗和爱国都与老慈禧和李鸿章别无二致，亦即贵族抗战、或曰权贵抗战、或曰精英抗战。他们当然不愿意亡国，因为亡国会损害他们因国家而拥有的既得特权。但是，他们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是可以妥协的。譬如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协定》，其中就有中国取缔抗日，和十九路军换防的条款。甚至可以偏安一隅，像南宋王朝。正如马基亚维里在其著名的《君主论》里所说：“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更敏锐，常常能够自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对了，精英们常常把这种妥协称之为理性，至于老百姓命运前途将如何，那就可有可无了。

在精心算计的利益权衡指导下的抗战，有时候真是匪夷所思。譬如“决堤抗战”：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以为可以马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由此可见他是真抗战真爱国，此处绝无嘲讽之意。于是他把20多万中央军调集徐州战场，试图和鬼子在徐州决战。但是，在机会主义战争理论指导下的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聚积人民反抗力量的持久战，也错误估计了他的嫡系爱将的作战勇气和作战能力。譬如，当国民党6个军12万人已经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时候，老蒋的爱将桂永清、黄杰在日军突围炮火的打击下，竟然弃守而逃，使得土肥原转过来追击中国军队。仓惶之中，蒋介石只好决定用黄河水阻挡日军的进攻。1938年6月9日上午8点，随着几声巨响，滚滚黄河水从花园口夺堤而出。然而此前，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同时也为了嫁祸于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严密封锁了消息。决堤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这次决堤造成的洪灾淹死和饿死了89万人，河南、安徽、江苏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而日军攻占武汉的计划只推迟了3个多月。

说些不是题外的题外话。花园口决堤的危害还不仅仅于当时，著名的黄泛区就是这次决堤的“杰作”。据笔者对拐卖人口犯罪的调查，河南籍人贩子大多出于黄泛区。犯罪嫌疑人家属对笔者说，“都是泥浆地啊！一下雨，泥浆就没了脚，没法儿种地啊。”不明白何为泥浆地？回家问对这一带非常熟悉的老父亲。老父亲说，现在好多了，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过黄泛区的时候，泥浆都没到大腿了。没办法，只好把很多马车和马车拉的炮都丢掉了。之后查资料：解放后，共产党为了治理黄泛区，建立了不少国营农场。……

此外，还有极荒唐的“焦土抗战”。此处不赘述。笔者只想说，这种大规模的以牺牲底层人民身家性命为代价的抗战，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或许也正因为此，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战场最后只能转移到缅甸，尽管缅甸战场也有可歌可泣的抗战勇士。然而，有勇士不等于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南宋有岳飞，明末有袁崇焕，但是生不逢时，只能是英雄末路无限悲怆。岳飞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为此，精英们又可以谓之为愚忠了。只是在现在为了一些目的，譬如，为了降解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作用，精英们暂时还不会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将士说成是“愚忠”。但是，保不齐多年以后精英们会不会否定所有的抗战。上世纪90年代，一位笔者认识的大学教授对日本应该对侵华战争认错很不以为然，他说：“总让人家认错，谁受得了。”还有一位军事院校毕业的年轻军官认为，如果前苏联不进行卫国战争，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关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有多种说法，譬如，决定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综上所述，笔者不敢苟同，包括蒋介石的老朋友——美国人可能也不敢苟同，否则他们不会贸然发动朝鲜战争；譬如，决定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笔者认为，原子弹还只是加快抗战胜利速度的外因，而非决定性的内在因素。让我们看看经过深刻反思的对手怎么认为：

笔者曾在《毛泽东的人民观》一文引用和叙述过下面这一段话：西方战略学家这样评价中国式的战略思维——“由西欧大陆学派的战争哲学和军事学培育起来的欧美军队和日本军队，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惊慌失措，归于失败。这似乎是面对西方与东方的根本不同点和距离出现的惊慌失措。……这里存在着堪称为由孙子一直传到毛泽东的中国战略思想的睿智。”转录下这段评价的人，是先为外交官后为学者的日本人伊藤宪一。他曾师从基辛格。日本学者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正是这个骄傲的日本人在他的著作《国家与战略》里，不仅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等等著作的论述，还将毛泽东的战略誉为“以弱胜强战略”，并总结出该战略的三原则：第一，不是拘泥于局部利益，而是纵观全局即“把握全局的战略”原则；第二，抓住人心，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与敌作战即“动员人民的战略”原则；第三，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游击持久战的战略”原则。他说：“孙子和毛泽东的思想都有‘把握全局的战略’原则的精髓。弱国中国之所以能战胜强国日本，可以说是由于中国真正懂得了这种全局性矛盾的道理，而日本则不理解。” 如此骄傲日本人能够如此认真细致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除了他本人的才华和学术人品外，那就是他对对手的胜利心悦诚服了。

伊藤宪一在他的著作里说：“中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即1938年，毛泽东高声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的等等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实现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唯有他的这篇讲话，可以说才是宣告人类历史新阶段将要到来的宣言，即唤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觉醒。毛泽东在讲完前一段话后又继续说：‘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之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大霉头。’使游击战成为可能的主要因素就是动员人民。”“……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进一步详细地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试想，此时的中国老百姓还会是逃难的老百姓吗？！当然不是！

抄录到这，笔者想起当年在中国的日本战犯，以及这些战犯对于战败现实的诸多不服，口口声声要再打一次赢回来。但当他们学习了《论持久战》以后，就不得不说：再打一次也一样输。写到此，笔者不由得大呼一句：哇！实在是太酷了！这就是兵家鼻祖孙武子至今都不过时的战争或曰和平的最高境界：“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这就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就是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东方智慧。

笔者由衷地认为，战争的真正胜负在战争之外。所以值此抗战和抗战胜利60年之际，谨以重温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东方智慧，反思大师们痛彻心肺的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的肆意妄为和摇尾乞怜的危害，或许还可以反思，今天的改革牺牲了哪个阶层的老百姓的利益？当然，这是题外话，题外话！纪念所有在抗战中被涂炭的生灵，纪念所有为抗击日寇付出的生命，纪念民族的灵魂——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