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 马宏玉贪:《现代化与人和自然的矛盾》

一、内容简介
本书从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角度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像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一切现代化后果的产生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与人、与自然、与人身心的矛盾；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是西方价值中产生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个性主义和进步发展观；从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本身，从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估一切传统价值，技术发展不是最终出路，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作者满怀希望地指出，东方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但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能够发挥其价值的人类影响之前，不得不按照现代范式迎头赶上；东方价值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拯救价值和新范式的基础，而建立一种广泛的东方价值联盟对东方和人类都具有深远意义。
本书从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与《中国不高兴》的呼应，但主要是从价值层面来分析东、西方以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从全球和整个人类的背景下来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增强我们对东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信。
作者长期生活在西方，曾游历欧美诸国，并在阿拉伯国家和印度作过深入旅行考查，专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和祖国发展，具有独特视野和感受。
二、关键词：现代化、西方价值、生态灾难、精神危机、东方价值
三、目录
一、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
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三、分析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四、现代化以人为代价
五、现代化以自然为代价
六、现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为代价
七、现代化与科技崇拜
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九、现代化与市场崇拜
十、现代化与全球化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一、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各主要文明，包括印度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文明，因自然环境的不同，一直按照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运行，各自独立，相安无事，在总体上是平静和谐的。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尤其是1750年工业革命以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信仰与科学之间，技术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都发生了巨大的裂缝，西方文明开始占了上风，西方价值开始主导世界走向，各种文明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人类的自尊遭到空前的打击。
从殖民地扩张到全球化发展，从传播“福音”到推行“人权”，西方一直都在以理性的名义，以自由、民主、平等的名义行使“神圣的使命”，并将这一切当作是“白人的负担”。今天，西方价值已经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一幸免。
所谓价值是指不同文明中那些原初的取向，是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力量，是决定观念、思想、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和社会走向的特质，它是由特定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形成的。文明主要是有价值支配的，不同的文明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萌发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价值，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一种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成为当今世界一切事物的价值依据和法理依据，所有的制度、法规，所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按照这种“三位一体”来设计和安排的，可以说，现代化始于技术和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成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的确立。
西方文明的强大武力威胁，已迫使其它文明放弃自己传统和价值，耗费主要精力来应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摧毁了这些文明的价值体系，改变了这些文明的基因，造成了各种思想的混乱和文化的对立。而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中纵有无数天灾人祸，改朝换代，但发展变化始终是缓慢而平静的，因为文明的范式没有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改变，人类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人对于技术和资本的基本态度没有改变，科技和商业活动尚未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持续的、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资本扩张尚未形成，“竞争”“发展”“创新”等这些价值尚未作为社会的主要价值。今天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西方价值使技术和资本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成为认识一切问题的起点和终点；人僭越了创造者的位置，成了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商业和科技成了社会价值的核心；各种经济活动和科技活动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经济关系成了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全都在从事与商业和技术相关的活动；整个现代社会只剩下两样东西——科技和商业，其它一切要么被科技消解，要么被资本吞噬。科技和资本既是经济，也是政治和文化，更是哲学。其后果造成各种意义的丧失，以及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混乱——因为商业和技术只会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欲求和动机。现代范式的所有方面不是来自历史经验，而是来自市场和科技的变异，现代生存方式是以欲望为动力，以物质为指向，以增长为目的，以发展为“善”，人们正不惜一切的追求变化。现代价值在发展与进步，富有与美德，努力与成功，财富与幸福建立必然联系的同时，颠覆了时空的概念，改变了人的认知习惯，使因果失效，使阴阳颠倒，使长幼、尊卑、贵贱失序，使神圣被奚落、崇高被嘲笑，使万物失衡——西方价值已将整个人类引入歧途！
人类文明的一些终极价值以及各个文明的核心价值，现在都已经完全从属于进步、发展、效率和创新的现代价值，最终都归结于技术和资本，世界已经不存在任何神圣、超验的信仰，一切都被唯物主义化，一切都被科学化和市场化，一切都成了科学和经济的附庸。而唯物主义盛行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斩断了与精神世界和生前死后的意义联系，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的无穷兴趣。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只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上，社会的主要精力全都用于了各种不必要的生产和不必要的消费，是消费使我们更快地生产，是生产使我们消费得更多，整个社会除了拼命地生产和消费外已别无目的，人生除了挣钱和花钱外也别无意义。
而导致资源和生存环境灾难的正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类秩序与和谐真正构成威胁的正是西方价值中的“竞争”“发展”和“创新”，因为这些价值服从的是科技和市场的本性，而市场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以市场和科技导向的。现代化使特定地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成了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成了世界秩序，而全球化只是现代化的扩大和加速，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极权主义，它不仅把西方的生产方式强加给广大传统国家，而且还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甚至宗教信仰强加给其他国家，从根本上剥夺了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今天，人们都是从西方来看本国，从现实来看历史，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史已经被写成了欧洲史、西方史和白人史，人类过去存在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正在同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一道快速消失，大千世界只剩下一种价值、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化在本质上就是理性化、西方化，是所有民族国家不断在器物、制度和观念上，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效仿西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正在伴随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在加速消失。世界在表象上变得越来越光怪陆离、缤纷多彩的同时，在本质上正在同质化，越来越趋同于以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科技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范式。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已被确定为“物质财富就是人类幸福”，既然物质丰富程度可以被客观测定，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幸福感也是可以计量的，因此，幸福也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经济增长已被作为国家进步的衡量标准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依据，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已成了全人类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被归结为GDP，GDP等于国力，经济增长等于人类发展，而这些指标又被简化为各种货币单位，最后被完全简化为各种数据，GDP崇拜甚至只是一种数据崇拜。不幸的是，许多经济统计数据的持续攀升与人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是矛盾的。在西方所谓的“全球幸福指数”中，排在最前的往往是经济和技术落后，但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保存较好的国家，而作为世界经济和科技强国的美国反而排在后面。
从西方基督教的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引申出来的进步观和发展观已经成为今天的“普世价值”，而现代性正是始于进步观、发展观的确立，现代化已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扩张体系，它倾向于将一切可能发展到极致，发展本身被作为目的，为何发展反而并不重要，即便是徒劳甚至破坏也在所不惜。一切“变化”都被认为是“发展”，一切“发展”都被理解为“进步”，当西方这种线性发展的进步观取代了传统有节制的循环观，现代化的发展便一发不可收拾。由西方价值确立的现代范式也注定会使人们在摆脱后，很快就会将财富用于奢侈，以及各种无谓的竞争。现代化、城市化并不是一种理想，也不是一种选择，而只是一种必须接受的严酷现实。
现代范式所追求的无限发展创新，在源头上暗合了西方文化本身特征和倾向：建立在理性思维和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以追求“绝对真理”和“最终答案”为世界观，以二元对立的否定之否定为方法论，它所信奉的各种价值都只是为了本身的否定和完善，因此，西方的哲学需要不断发明新的观念、概念和术语，需要不断被取代；西方的文字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词，英语词汇最近已突破100万单词，随着各种新的事件、物质和概念的不断出现，每年的新词汇仍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西药需要不断发明新药，淘汰旧药，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西药产生以来，因严重的毒副作用，已有90%以上被淘汰，全世界每年因服用西药而导致的失明、失聪、脑中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器官功能衰竭、癌症甚至死亡的人不计其数，现在每天都有几十种新药问世；西方的法律种类和法律条文需不断增加，既有法律永不敷用，跟西医一样，法律专家越来越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了，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代法律陷入了一场约束与违法之间无止境的竞赛；……西方的机械、文字、医药和法律都是西方文化基因的表达，包含了深刻的价值隐喻，代表着一种极端和放纵的倾向。
而东方文化中的超越性特征也成了东方文化走向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暗喻。从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中抽象出来的东方哲学基本概念如“因果”“轮回”“阴阳”“五行”等等，由于是从整体、变化和关系来看待事物，因此，在时空上适用于一切人、事、物；中国的文字完全不需要创造新字，汉语具有无限的构词能力，运用已有的文字，通过不同组合即可表达任何新的物质、事件和概念（汉字的总数约8万多，现代汉语用字仅10000左右，常用汉字只有3500）；中医的基本手段（望、闻、问、切）和中药的基本种类（植物、动物和矿物共计约1.2万种）确定不变，常用中药不过400种，一个老中医一般也只用100多种，而最常用的仅几十种，但辨症的方法多种多样，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随机应变，集预防、治病、养生一体；东方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维持和调节，靠的是一种内在的强大而神圣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而不是靠外在的那些繁复累赘、无限增加的法律条文；……东方的文字、哲学、东方的传统农业和医学也都是东方文化基因的表达，包含了深刻的价值隐喻，代表的是循环和节制的倾向。
东方智慧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这些宇宙法则和终极价值决定了传统范式是一种循环的发展，有机的延续，生生不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东方智慧不是强调发展、创新，而是追求顺应、循环、和谐，它概括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本质关系，成为几千年来东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指南。
而西方的科学技术进步虽然实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和对自然的统治，但却加深了人类社会的劳动异化，导致造成异化的现代制度（尤其是产业制度、管理制度和科技制度）的发展，使人类完全陷入物役。传统的实用技术曾经使人类一直保持适度发展，而西方现代科学却造成人类的突飞猛进。人类所面临的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精神失落等都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后果。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与整个人类、与整个自然、与每个人的身心在根本上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了人与人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人的身心分离。
在物质取向上，今天，无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富人与穷人已经越来越一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西化的不同途径而已。现代通讯技术有助于消除专制、促进民主；全球化迫使集权国家对外开放；新的经济形式可以增强国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国家主权基金）；政府干预扩大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美国政府为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注资以及接管“两房”）。全球化正在整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功能，使得那些曾经是各自鲜明的特征，如社会主义在分配上更公平，资本主义在生产上更富有效率等通过相互借鉴，融合成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形态的色彩正在淡化，意识形态的争论正在失去意义，今天，全世界的报纸、广告、电视、互联网和教科书都是与商业和技术相关的内容。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与极端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使兼具两者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正在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也正在社会主义化，真正决定现代社会发展的，其实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科技，如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现代生物工程和电子通讯，以及各种国际权威组织机构。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决定人的社会存在，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产力至上和技术至上主义，一种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归结于经济关系，所有的观念形态都成了经济形态的对应物，所有社会关系和观念形态的变化都取决于经济形态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本身也属于亚伯拉罕信仰传统，离不开西方价值的范畴和西方中心的思维，其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机械唯物论和机械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只是欧洲中心的一个版本，属于众多西方理论中的一种。而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和普遍适用的，且所有西方理论在有一点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欧洲的成功与亚洲的失败，而成功和失败都可以归结到宗教、种族、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和印度尚且还处于世界历史之外，非洲和拉美就更不足以为据。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主要是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之内的事情，重点是经济增长的途径，如欧洲发展的动力和亚洲停滞的原因，尤其是技术和制度因素带来的后果，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流露的是西方优越感和对东方的轻蔑，他只是用另一种西方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世界。马克思所关注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各种社会矛盾，而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身心间的矛盾；马克思所分析的现代危机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不是整个人类的精神的危机和生态危机。 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特别强调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解放。恩格斯更断言，尽管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科技发展也可以按几何级数增加，人类所能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恰当地运用资本、劳动和科学技术，便可以获得生产的无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述都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即有关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问题的，虽然其间闪烁了一些生态哲学的思想，但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更节制，而这种态度是由西方文化对自然的基本信仰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只是因为它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共产主义理想契合了中国的“大同”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契合了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对现代人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等，无论是改良的西方民主体系，还是资本主义的变体，都属于西方的价值范畴，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即都是西方线性思维、理性主义和进步观的产物，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这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其实主要是西方文化内部的矛盾，或西方文化内部矛盾在其他文化中的反映。在价值取向上，尽管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不符，但却无法阻挡西方价值的入侵，正在导致各种传统价值的分裂和传统文化的混乱。
同属近代西方价值产物的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过了一百多年斗争后，彼此都已经妥协，它们的界限正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全球化进一步缩小它们之间的差异，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使它们走得更近。资本主义将不得不放弃一部分陈见，政府将更多地介入市场，对各种垄断资本进行控制；社会主义也将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学到经验，更多的引入资本主义发展手段，从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成熟自信，世界经济反而有可能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得到大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结束，兼具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成为共同的发展方向，“生产至上”和“科学万能”已成为所有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属西方文明的不同形式，在物质取向上两种社会体制都是一致的，都强调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都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个人财富的增加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制（私有/公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只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上，资本主义表现得更加极端，它们把自己的自然环境保护得很好，却到其它地方不择手段来获取资源。
与现代性的后果相关的根本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价值和文化形态问题，所有现代性的后果都是价值和文化形态使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发展（东德、日本、前苏联）。相对于整个现代人类的困境，所有那些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争，都是一些零星的、外围的和次要的纷争，而这些意识形态的纷争，其实都是西方价值内部的纷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现代性内部采取不同形式而已。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前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都属于西方范式，它们成了当今世界一切合法性的依据，无论哪种制度的成功，都是西方价值的成功，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都会带来严重影响，其致命的价值缺陷在于其物质取向和线性发展。
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各种现代灾难归结于一些表面现象，如石油、金融、粮食、人口、专制等等，恰恰忽视了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根本原因——西方价值，现代社会的方向和动力主要来源于西方价值，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只是西方价值的实践方式。对传统国家和文明国家而言，现代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它与这些国家的价值理念和历史文化完全不符，尤其是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而言，社会主义也仅仅是一种明智的现实选择。因为各种形式社会主义的产生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修正和补救，以期克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它主要是基于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在追求物质发展和科技创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二致，二者殊途同归，全球化正使两者融合于共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今天，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已取得了绝对的合法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普世价值，功利原则成了评定企业效益乃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标准。
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给人带来的不是自然需求的满足而是各种欲望的膨胀，人类在近几百年里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还多，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财富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有足够的知识来满足人的健康长寿，有足够的智慧来指导人的精神生活，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从未处于像今天这样的危险境地。世界上多数地方正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而产能过剩的解决之道只能进一步刺激消费，许多产品都已进入批量复制和规模生产的阶段，以至于不得不将产能转向军备制造、太空开发和奢侈品生产，以维持经济发展和减少失业压力。整个现代经济都是建立在过度消费、过度生产和对人类未来的透支基础之上的。对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来说，除了钱以外，其实什么都不缺，但今天的人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财富，人类所面临的匮乏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分配不公，人类的主要智慧和精力不是用于消除不公而是相反，现代经济正在加深不公，全球化发展正在扩大贫富差距。
现代性发展的逻辑预设是，现在一定比过去好，未来一定比今天好，人的能力是可以无限发展的，经济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科技是可以无限创新的，由经济和科技发展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经济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解决。现代化的困惑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遭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处于同一层面，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史观，还是社会主义的进步史观都是西方的进步史观，都是指向物质和技术的。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蔓延，人类正因此而陷入深刻的恶性循环。各种现代危机无论发生在哪里，或以什么方式发生都应归结为价值的危机——现代价值的危机——西方价值的危机。
现代价值决定了现代化一经发动便无法停止，它必须保持高速运转，世界经济除了保持高速增长外，已别无选择，否则政权就不能维持，社会就无法稳定，要么迅速现代化，要么被淘汰出局，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不惜以人和自然的代价，整个人类已被现代性所裹挟。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一直起着刺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而现在，消费则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今天，经济的低增长已经意味着危机，经济的停滞更意味着大规模的抛售，以及整个社会的恐慌和动荡。而消费依赖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依赖于现代观念，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和大众文化正无时无刻不在引诱人们的消费欲望。
现代范式所建立的一切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技术秩序都是基于对人类已有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彻底抛弃，它充斥着知识、技术、信息和数据，但缺少的是精神、道德和智慧。现代主义用理智代替信仰，用知识代替价值，轻率的用最近200年积累的知识（主要是近代西方知识）否定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积累的各种历史经验和生存智慧，使大多数传统知识失效，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已经完全要由技术和财富来定义，而千百年来，作为传统社会主体的文化精英要么成为附庸，要么被排挤在外，整个世界正任凭少数经济精英、科技精英和政治精英为所欲为,而大众则被当作利用的对象。今天，许多重大国际事件都暗藏着各种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阴谋，整个世界都在跟着那些主流媒体转，没有人知道全球金融市场、股票市场、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背后隐藏的玄机，没有人知道许多世界性疾病是怎样产生和传播的，没有人知道各种生物技术、核技术和太空技术发展的真实后果，没有人知道各种致命灾难的真正原因，而多数人只会将自己的不幸于眼前的直接原因相联系，从而引发各种混乱和动荡。
现代社会关心的是经济增长本身和科技发展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和科技发展的后果，今天，根本不用担心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已经被商业和技术的完全覆盖，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资本和技术带来的后果，用什么办法来约束资本和技术的恣意妄为，因为资本和技术只会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不会服从任何道德和自律。人们对技术和资本的痴迷已如同小孩玩火，过去极少数人贪恋的游戏今天已演变成整个人类的狂热。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价值的改变，还有什么可以阻止，那怕只是减缓现代性灾难的蔓延？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现代化进程正在清晰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可怕事实，即现代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悖论——社会行为的日益理性化与人类整体经验的背离；社会发展总方向的偏离与各领域的日臻完善；人类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科技和经济的繁荣与文化和生命意义的枯萎；物资供应的日益丰富与人的需求越来越难满足；道德的失落与法制的日益繁复；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便捷与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现代医药技术的发达与它对病人带来的危害；食物的极大丰富与对身体的危害；预期寿命的延长与死于环境破坏人数的剧增；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家庭生活的瓦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亲情和互助关系的消失；日益增加的安保设施与对未来普遍缺乏的安全感；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与越来越少的社会良知；传统国家要么迅速加入现代化的不归之途，要么等待被掠夺瓜分，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规模庞大、能量非凡的新兴国家，要么成为强权，要么彻底没落；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与一切有益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关系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是矛盾的，而且是无法克服的，它在本质上是反自然和反人类的，这种趋势正在从各个方面将人和自然逼向绝境。希望得到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同时避免其精神缺失是不可能的，用现代化手段来克服现代化灾难反而只会加深现代化灾难，人类轴心时代之后各种繁复的学说从未超过先哲的智慧。
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领导现代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本身丧失了超越价值的指引，完全让位于市场和技术，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人性、没有精神、没有道德的百病丛生的混乱体系。现代化不仅颠覆了宗教，也摧毁了哲学和艺术，剩下的只是各种资本和技术的衍生物，以至于今天我们必须要从市场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宗教、玄学、哲学和艺术。今天的大多数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都已成了市场和技术的奴婢，都在为利益鼓噪，为灾难狡辩。每个人难道不可以这样来问自己——在一个技术和资本统治的世界，“自由”是否可能？在一个只有物质没有精神的世界，“幸福”是否可能？
现代化创造了一种以科技思想和市场理念支配的生活方式，它吞噬自然、扭曲人性，它是一个透支未来，不计后果的过程，而全球化正在加速它的发展，成为一场灾难的竞赛，其发展方向并不确定，没有人可以预测现代化发展的前景，因为引导现代化发展的市场和科技本身是盲目的。
“现代化究竟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理会这样的声音。现代化发展像飞奔的列车，但它既无人驾驭，又没有刹车，没有人知道它会奔向何方。
从文化的多样性考虑，西方文化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现代化的各种灾难的确是由西方价值中发展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进步观和发展观导致的。人类现代灾难是商业、科技与宗教、道德、艺术之间失衡造成的，是过度的物质主义和个性主义造成的，是商业和科技膨胀的结果，而没有宗教和道德作为价值核心的文化是危险的，人类选择西方文化作为发展方向，是人类文化的悲剧。如果说生老病死是个体生命的宿命，那么，现代化命运则是人类的宿命——因为现代化的趋势已不可选择，现代化的后果已无法逃避，人类的命运已无法改变。迟到的现代化社会正在重蹈先行现代化社会的覆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而能够避免的仅仅是一些次要方面。
从弗洛伊德和尼采开始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已经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的可怕后果，但他们武断地把各种现代化的后果归结为“文明的代价”，把西方的发展方式当作人类的发展方式，把西方的发展逻辑当作人类的发展逻辑，这其实是为整个西方文明开脱，因为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的文明基因是完全不同的，她们在运行的方式和逻辑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具有顽强方向性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是不会自己发展出一套像今天西方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就像人体本是自足的体系，自然本是自足体系一样，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是一种自足的体系，各自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其他文化的，每一种主要的宗教和形而上学也都是人类某种生存经验的总结，都强调自身的优越性，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完全经得起价值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的质疑，但今天，所有的文明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追问——哪种文化更有益于维护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己身心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要优于西方文化，因为她们都要比西方文化更有益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和谐。
技术和资本注定要成为人类的潘多拉魔盒，而打开这个魔盒的正是西方价值，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助长技术和资本无限发展的，现代性的困惑都源自西方。如果人类像其他物种一样也是一个过程，一种时代的产物，一个生命周期的话，那么，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化将可能成为他的终结方式，因为技术和资本在本质上是无法控制的，相反，人、社会、自然最终将被技术和资本完全控制。今天，真正统治这个世界的是被西方价值解放出来的科技和资本，包括掌握那些科技和运用资本的人。是科技的诱惑在推动科技的无限创新，是资本的魔力在导致市场的无限扩张，而在强大的技术统治和商品包围之中，人的天性必须适应技术和资本的本性，面对技术和资本的恣意妄为，人在根本意义上是无助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具有伟大智慧的文明将一切与技术和金钱相关的事物都视为是低贱的原因。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经济将成为毁灭的手段，而从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则可能成为毁灭的工具。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文明并非蓄意要摧毁其他文化，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毁灭这个世界，它只是顺从其内在的文化冲动而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而演化，但它带来的结果造成了整个自然和人类的突变，而西方社会本身也难逃厄运。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具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技术体系和社会体系，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精神负担。现代社会的繁荣与困惑，现代性的各种灾难性倾向都源于西方价值，而西方价值本身并不具备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今天流行于西方的所谓“生态主义”“环保主义”往往都跟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极左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分裂主义”“个人主义”“性解放主义”“女权主义”甚至“同性恋主义”相联系，只不过是另一种“时髦”，代表另一种“反潮流”，其本质仍属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消除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障碍不是技术和制度，而是主导现代化的西方价值。
我们已经无法从西方文化本身，从现代化范式本身找到解决办法，一切出自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范式本身的解决办法都是暂时的和自相矛盾的，我们必须同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共同来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创立一种新的范式。
人类已经完全被西方价值带入了危途，且越陷越深。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以及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各种生态危机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界限，它是无法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架构内，依靠科技、市场和制度来解决的，它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价值问题，是有价值发展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价值取向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价值取向决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安排。技术、制度、甚至意识形态都只在表层发挥作用，它们都只是一些实际操作，而在深层发挥作用的是价值。世界上西化的进程往往是这样：技术先来，制度紧随其后，意识形态接踵而至，最后是整个固有传统和价值的失落。
我们不应笼统的批判现代性、现代化和全球化，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反思，对现代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反思必须直指现代文明的核心和根源——西方价值，如果说当今的生态危机是科技和商业过度发展结果的话，那么，西方价值的推广则是科技和商业过度发展的思想基础。虽然自尼采以降的多数思想家都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提出了质疑，但还没有人对产生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西方价值提出过批判，正是西方价值决定了现代范式，决定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对西方价值的反思还必须追朔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因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如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科技至上和进步发展观都是从这个时候孕育出来的。整个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系都是按照西方价值设计的。现代性的原动力，包括它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来自西方价值。因此，在各种重建中，价值重建也应是一切重建的前提。技术发展不是出路，因为技术只能解决单一和分离的问题，重建价值才是希望，人类的出路在于如何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和新的禁忌，使现代价值受到有效约束，解决方案只能是价值的，因为价值决定思想，价值决定理论，价值决定行动。
二、扩张性是西方文明的本能
人的能量包括精力、热情、注意、兴趣、志向、理想和愿望等，人体的能量总是需要释放的，而释放的指向分为向内和向外释放两种。向内释放主要是将人的注意力、智慧、兴趣和情感引向精神和心灵活动，通过宗教、艺术和伦理生活来获得满足；向外释放主要是将人的注意力、智慧、兴趣和情感引向外部的物质世界和肢体活动，通过获取物质，扩大空间来得到满足。能量释放的两种指向成为不同文明的原始分野，经过漫长时间积淀为文明的不同基因，而价值就是文明的基因，它决定文明的特征和倾向。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方文化是内倾的，西方文化是外倾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属于前者的典型，西方文明属于后者的典型。
能量释放的两种不同指向不仅决定不同文明人民的个体特征，也决定其整体文化特征。东方文明将能量向内释放，发展出宗教、玄学、艺术和情感生活；西方文明将能量向外释放，发展出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东方以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心性文明为发挥人的智慧和精力提供无穷空间，在终极关怀上，有利于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平衡；而西方以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文明将人的智慧和精力引向对有限物质世界的无限追求，在终极关怀上，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间的冲突。
能量释放不同指向，最初主要是由食物，即食肉的多寡决定的。《大戴礼记》中说：“食肉，勇而悍；食谷，智而巧”。食肉多，体内热量高，更容易产生躁动和亢奋，需要更多活动，尤其是肢体活动来消耗能量，攻击性是各种肉食动物的共同特征。当人类还无法主动选择和控制食物生产时，环境的天然赐予，就成了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人类伟大文明的价值体系都是由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的，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脱胎出来的西方文明天生就富于攻击和冒险，而从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东方文明的鲜明特征则是内敛和求稳。西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牧业，食肉较多；东方文明所处地区适合农业，多以五谷百蔬为食。不同地域的物产决定其食物结构，不同的食物结构与其它自然条件一起逐渐沉淀为不同的生理、心理和气质特征，使各种原始差异得到强化。食肉多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喜欢吃带鲜血红肉的人，往往性格残暴，具有更强的内在冲动和征服欲望，这种欲望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占有，物质占有又可以发展成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创造发明。西方价值中致命的扩张倾向也与其食物结构有关，正所谓“起源即本质”，它既吞噬别人，又蚕食自己，各种获得性遗传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西方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冲动逐渐积累为整个文化的扩张冲动，个人主义的放大导致社会组织和国家权力的膨胀，个人主义动机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发展动力。西方价值中各个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西方的宗教是用来征服异教徒的，西方的知识是用来征服自然的，整个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理论、文学、音乐、美术和建筑都充满强烈的张力，包含了深刻的价值隐喻，而最能表现这种张力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道金斯的基因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尼采的超人学说和贝多芬的音乐，它们只能产生于西方价值的土壤，这种张力决定了它的行动方向，并注定了它要向外寻找出路，借助各种外在方式来表达内在冲动，而西方民族的这种攻击性也使他们更需要制度和规则来约束，以达到自身的安全和社会的平衡，直至发展出对制度和规则的偏好。
中世纪之后，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西方文化一旦摆脱了神性的束缚就变得更加狂野，西方文化所崇尚力量包括创造力和破坏力，西方文化所崇尚的冒险精神蕴含了与人和自然的全面对抗。西方价值的这种扩张冲动最初直接表现为争夺财富的战争，西方文化自来就颂扬冒险，讴歌战争，鼓励竞争，赞美死亡，“战争是人类进化的需要”，“战争使人保持崇高”，战争曾经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世界秩序，弱肉强食曾是国家间的行动准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从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传教、殖民、探险、贩卖非洲黑奴、屠杀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人、贩卖鸦片、殖民战争、世界贸易、环球旅行、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体现了西方文明那种按耐不住的扩张冲动。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西方价值的全球扩张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西方价值的攻击本能表现在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西方不能没有敌人，和平只会使它感到乏味，至于在哪里打，跟谁打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要有对手，如果没有，也会臆造出“假想敌”，它随时需要一个欺负和指使的对象，同时又需要一个同情和施舍的对象，扩张是西方价值的生存法则，冲突是西方价值的生存常态，攻击性和冒险性是西方价值与生俱来的天性，而这是无法避免又不能克服的。
当世界被西方将瓜分完毕，完成原始积累，需要和平来维护既得财富时，西方开始建立现代国际规则，但西方价值的扩张冲动本能没有改变，只是这种扩张冲动由“竞争”代替了“战争”。今天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安排，包括所有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在根本上都服从西方的理性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竞争”成了当今的世界秩序，效率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近代的科技和商业发展在根本上都是由西方文化的扩张冲动引发的，对竞争的嗜好，对效率的赞美，对商业偏爱，对技术的迷恋，都是西方文明中扩张冲动的不同表现。西方文化在现代化中表现出的种种优点，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恰恰是缺点。
西方文明在对其他文明的征服中已将其价值带到了各地，现代文明就是西方价值发展的结果，西方的进步历史观造成现代化与整个自然和人性的全面对立；西方的现代国家观念（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民主国家观念）导致了近代无数的边界纠纷和流血冲突；科技万能和市场至上带来市场和技术的无限膨胀。
从西方文化观念发展出来的各种现代价值，代表的是功利和权力。宗教和玄学因科技兴盛而式微，艺术与市场合流而沦为娱乐。因为上帝不在了，一切都成为可能，自然不再受神的庇佑，传统不再受天理保护， 今天的时代已远不止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比信仰丧失更可怕的是禁忌的丧失，而生活中各种禁忌的破除正在动摇人类一些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的基础，人类第一次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和没有禁忌的时代。
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体系脱离了宗教、艺术和形而上学的指引，完全陷入了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瘾。现代性不仅造成个人的物质迷恋，而且造成整体民族意识的疯狂（如德国、日本、美国），把战争后果仅仅归罪于个别战争狂人，实际上是在为它们的价值、它们的民族性和它们的文化开脱，近现代各种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主要是根植于这些战争发动国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心理，它们都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世界的各个部分都是紧密相关，盘根错节的，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超出了理性主义和现代科技达到的境界，但是现在，科技已成了满足贪欲的工具，市场为满足贪欲提供机会，而法制则使这一切制度化。科技的发展已到了失控的地步，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金钱和科技的力量正在掏空一切，而科技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使人类在背离自然和人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代化成了一场以市场和科技为手段的弱肉强食。
当人类完全丧失了禁忌和终极关怀，当科技把一切解读为物质，当市场把一切解读为利益，当西方价值成为世界的主导价值，所有的神圣都被亵渎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就注定了，各种灾难正相互诱发，又互为因果，而过去一切所谓的灾难还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正朝着越来越精微的方向发展，但却无法改变其本身的盲目性，在对人类自身和自然的整体认识上尤其如此，在生命的终极意义上令人担忧。
历史正在证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不足以弥补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将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现代西方文化的智慧与愚蠢一样令人惊叹，正如物质的过剩与物质的匮乏一样有害。现代化——多少灾难假汝之名而生！
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关系各种根本变化的反思，将引导我们彻底反思现代价值，重新评估传统价值，从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原初智慧，尤其是从东方文明所蕴含的宇宙法则和生命智慧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继续沿着技术和资本的思路去寻找答案，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发展创新，而是如何寻找禁忌的力量，重建信仰和敬畏。
三、理性思维是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
与特定地域和语言相关的分析思维倾向是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分析思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对待事物的方法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单独的而非全面的，微观的而非宏观的，机械的而非有机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冷酷的而非富于人情的。理性作为一种准则，不仅成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一种秩序。理性思维把一切直感、意会、冥想、顿悟逐出认知领域，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并成为各种伦理、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基础，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了是否“合理”而非是否“合情”，是否“科学”而非是否“道德”，连人生的意义、情感、价值、幸福等各种精神问题和性灵现象都未能免于被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理性主义神圣地位的确立，扰乱了生命秩序，颠覆了整个意义世界，使一切心灵和精神问题失去答案。理性主义不仅使特定地域的生存经验成为制度化的依据，而且已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依据。理性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从这个逻辑起点开始，现代范式的各个领域都是呈线性展开的，“物质的无限可分”和“科学的无限发展”，一直是西方的思想主流。理性主义倾向于将一切事物抽象为物质和符号，如同资本倾向于将一切事物简化为利益和效率。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必然导致世俗与神圣、精神与肉体的分裂。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被还原成各种基本要素，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夸克、亚夸克，细胞、染色体、神经元……。还原论不仅将物质从高级形式还原为低级形式，还将精神状态还原为物质状态，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心理和精神现象也被归为基本单元的运动，再根据这些基本单元的活动来解释整个社会、心理和精神活动，整体只是个体的总和。热只是一些微粒的运动；光只是我们感觉的反射作用；人只是各种机能的组合；意识只是神经生理过程的反映，只要掌握各种基本元素就能了解整个社会以及心理和精神的变化规律，生命的物质现象等同于生命本身，生命的组成部分等同于整个生命，生命被完全客观化和数据化；连食色也不例外，美味只是一些有关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素、蛋白质、胆固醇、微量元素和卡路里之类的事物；性爱也只是有关荷尔蒙、肾上腺素、黄体酮、精子、卵子、呼吸和心跳之类的事物。进化论更是在本质上把人与其他生物归为同类，其演化服从的是同样的规律，人的智力只是动物灵性的发展，人类的道德也可以还原为动物的快感或痛感，人与动物只是程度而非本质的不同。
分析思维带来了西方科学的繁荣，也导致了无限发展倾向，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分解、分割和分离——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与社会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离，灵与肉的分离。分析思维用对待物理世界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对待各种社会事务、人际关系、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
分析思维把外部世界、人类本身、包括人的智能、心理、语言都当作分析研究的对象，将世界拆为一堆散件又再重新拼合。它以自我为中心，以归纳演绎推理为根据，用“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的原则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对立：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真理与谬误”“逻辑推理与经验感知”“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是与非”“身与心”“新与旧”“美与丑”“天堂与地狱”“革命与反革命”“朋友与敌人”“战争与和平”“先进与落后”“发展与停滞”“东方与西方”“民主与专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科学与迷信”“智慧与本能”“理智与情绪化”“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现实与虚拟”……。事实上，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超自然的宗教信仰与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整个世界被理解为一个冲突的过程，一种极端的发展，一种无限的否定之否定，斗争则被认为是一种常态。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世界上，已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策和国际事务；而在中国，则深深地影响了“五四”以后的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
分析思维、理性思维忽视自然界整体的和谐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过渡性和中间环节，往往导致极端的倾向，带来各种形式的矛盾、对立和斗争。分析思维这种强调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而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正是造成今天人类和自然各种灾难的价值根源，成为整个人类走向未来的精神束缚。
理性主义根植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产生于十七世纪以哥白尼、笛卡尔、培根、牛顿为代表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从此，人类的权力中心开始由信仰转向世俗，由精神转向物质，其影响所及不仅颠覆了基督教世界的秩序，而且颠覆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随着理性对信仰优先性的确立，整个人类的超越价值被彻底打破了，一切都成为合乎逻辑和理性的冷酷计算。理性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将整个人类精神掏空，信仰被掏空，道德被掏空，文化被掏空，整个现代社会其实只剩下一副粗糙而肤浅的理性主义的空架子。
理性主义压根就没有把人看成是人，而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计划的工具，这种计划是要服从技术的逻辑安排的。理性主义所关心的与常识、经验、道德、传统和信仰根本不是一回事，理性主义所关心的是事物的对错、是非、输赢、利弊、成败和真假等，理性主义在根本上是反常识、反经验、反道德、反传统和反信仰的，它所挑战的不仅是自然界的平衡与和谐，而且包括人世间的真善美。
理性主义主张用思辨和推理来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识来观察、验证和解释自然，通过发展技艺和工具来扩大认识，而这些知识又主要是关于自然和商业的知识。技术的合理性成了经济的合理性，经济的合理性也就成了社会的合理性。理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是靠理性来确立社会制度，用理性来规范社会行为，用理性来控制人性和自然了。而所谓的理性只是针对一些具体行业、学科、专业而言的，它实际上只是有限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就人类、自然和生命的本质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而言，它其实是一种非理性，一种局部的理性和整体的非理性，这种理性主要是为各种利益服务的。西方理性主义使现代化陷入一种“合成谬误”和“整体缺失”。前者把仅仅对局部说来是对的东西，说成是对总体也必然是对的；后者则指具体方面样样完备，但整体精神空缺。
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西方的分析思维倾向和理性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各种形式的唯物论占了上风，从根本上把人引向了专注于物质的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自由、民主、发展、进步、效率等现代价值开始产生，科学知识体系、生产工艺、市场经济制度、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等现代范式开始确立，并形成强大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至此，西方价值的基本特征和西方知识的基本特征已经完全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愈显突出，即西方价值是一套完全矛盾冲突的机制，而西方知识主要是一种实用知识，是一套极端和琐碎的系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拓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而各个时代的所谓先进理论多来自于个别见解。
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除，导致了各种世俗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发展，商业和技术成为这些价值的集中体现，因为各种世俗价值和现代价值都是围绕商业和技术展开的。科技与资本的结合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资本扩张的本能，新的航海工具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失去超越价值之后，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追求变成了人的唯一寄托。历史唯物主义更导致各种形式历史决定论的产生，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
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使每个人都有权满足自己的欲望，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依靠激发个人欲望得到发展的，它将每个人都投入追逐财富和名誉的洪流。就连西方的宗教也不例外，它把以商业和技术为手段的谋利行为视为天职，把对技术和金钱的追求视为得到上帝恩宠，增加上帝荣耀的途径，而赚钱的多少则是对上帝奉献的大小，以及今后能在天国获得地位的高低，一切世俗的谋利活动都成了理所当然，命中注定。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认为人是所有价值的来源，自然是利用的对象，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人才有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整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人有权支配自然，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人对自然界不存在道德责任，征服自然是人类最大的幸福，社会组织形式是操纵的对象，——这一切成了人类现代所有成就的思想基础，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各种惊天动地的伟大实践。
科技和市场的膨胀已成了人类生态危机和人的全面异化的直接原因，而以西方理性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整个现代价值体系则是导致科技和市场的膨胀的根源。文化学者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中说：
“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或知识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规范、经营计算等具体的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
理性主义在产生之初，尚被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本身已被当成了目的，理性主义甚至已成为一种奴役。今天，理性主义的疯狂既不亚于当年宗教的疯狂，也不亚于当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疯狂，尤其是在科技和市场方面，而西方许多思想家把这种明明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疯狂说成是整个人类的疯狂，实际上是在为西方的“原罪”开脱。
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生活在感情状态而不是生活在理性状态的，是通过感性和经验来理解事物的。因为理性主义所能够发现的是非常有限的存在，理性主义所能够展示的是有限的可能性和确定性，理性主义更无法保证正义和德性，但今天理性主义却成了一切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来源，人们已不得不完全要用理性来思考，用理性来安排，用理性来判断，理性主义甚至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但是，我们用什么来证明理性本身呢？正如我们用什么来评估当今各种国际权威组织的价值依据和道德依据？
现代化即理性化，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已成为现代宗教的三个位格，它们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名目繁多的思想、见解、学说、理论，正在摧毁人类亘古以来的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尤其是那些涉及神圣和道德的内容是无法被现代理性的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证实的。当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从不同的侧面戳穿了千古神话后，人就成了物质，成了工具，成了机器，成了商品，成了市场，成了数据，人和自然的意义已完全丧失，整个现代社会只是一个符号的系统，而人除了一连串的数字外什么也不是。
以西方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具体领域的发展上越是理性、精微和繁复，在整体和本质上就表现得越是非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
“这个社会作为整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有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
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恣意发展，使现代文明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主义倾向。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外交理论以及整个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都是倾向于放纵而不是基于节制的。
现代危机的根源在于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结合已经取代了传统宗教而成为现代宗教，发展创新已成为终极价值，它们所产生的物质力量正在毁坏自然，它们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毁各种伟大的传统和人类价值，使民族国家同质化，这些倾向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强，一切都在追求更快、更多、更大、更新，其势如自由落体，这种趋势令西方文化本身也感到惊讶，而这一切都来自理性主义的误导，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人类一切现代成果和一切现代灾难的价值（思想）根源，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指出的一样，整个西方知识体系实际上都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构成的。
四、现代化以人为代价
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矛盾始终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永远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自利、贪欲和虚荣永远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冲动一直受到各种禁忌和敬畏的约束，一切伟大的宗教和传统对于与商业和技艺相关的活动都是心存介意并采取抑制的态度。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先是从思想上破除了各种禁忌和敬畏，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伟大实践，技术和商业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不仅扰乱了整个生物圈的自然节律，使人类完全生活在一个机械、化学、电子产品和合成材料的重重包围之中，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解构了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破坏了“一切社会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这就是家庭”（卢梭），造成了人类在终极意义上信仰、道德乃至性别的错乱。
现代价值的源泉是技术和资本而不是人，整个现代社会的运作所遵循的是机械的原理，人只是一种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一切行为都以谋求财富为动机，现代社会的生产安排和科层设计都是基于理性的原则、效率的原则和利益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本质上都是排斥人性的。技术的目的是创新，资本的目的是扩张，科层制追求的是效率。整个社会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工程师在操控，教师也只是从事思想铸造的“灵魂工程师”。科层组织能提高了效率，能带来了社会利益，但却损害了人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科层化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政体和意识形态，行政部门或生产企业，民主国家或集权国家，科层化都已成为必然趋势，科层化程度完全取决于现代化程度，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层化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层化程度。
现代生产方式将社会族群拆散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直接导致了各种互助合作生活方式的瓦解。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费孝通），科技人员成了圣徒，商人成了英雄，艺人成了偶像，直至整个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秩序的颠倒和人生意义的失落。
在现代化大生产和集约化经营中，人只是整个生产配置中的一个环节，即“人口要素”或“劳动力”。现代化生产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人与生产中其它环节和要素的最佳配置，社会被简化为若干各不相关个体的不定组合，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了彼此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在现代社会，技术、资本和科层制本身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强大的控制机制，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主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既是这些创造物的主人，也成了这些创造物的奴隶。
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是服从的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和利益原则，它迫使人远离自然，并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使人与其它任何人造事物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每个人都被训练成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看事，用商业的头脑来对人对事，整个现代社会除了商品和技术外什么都没有。生活在彼此隔绝的楼房加深了人的疏远；现代社会的作息制度使人缺少沟通的时间；现代生活的便利使人不必求人；现代生活快速的流动性使人难以深交；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使人不能专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人缺乏耐心；现代社会的残酷竞争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现代社会的自由使人失去责任；过度发展的个性主义强化了私心；漫无节制的获利冲动使人人变得势利；宗教的退场和道德的缺失使人无所顾忌；避孕技术扩大了性自由；市场和科技的神化使人轻视人本身；信息爆炸使人无所适从；现代通讯技术除了带给人肤浅、短暂和耗时更多的便捷外，还带来比没有这些通讯工具时更多的孤独，而使用这些工具最多的年轻人甚至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加孤独；从小生活在人造世界使孩子们告别童年的时间越来越早；家庭成员在一起渡过的时光越来越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溺幼轻老使长者失去尊严；你情人都一个人诉求作为人生理想；无处不在的商业引诱使人们想要的多不是真正需要的；经济独立使亲人之间只剩下名义的联系；市场的发达使人对物的依赖越来越多而对人的依赖越来越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人不择手段；对腐败的愤恨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嫉妒；享乐主义的蔓延使大众文化成了抚育孩子成长的精神食粮……
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城市成了暂时逗留的地方，一个公司成了一段时间里获取报酬的地方，配偶只是一段时间的生活的伴侣，家只是晚上睡觉的地方。现代社会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失去了一种天然的依存关系和安全感，“除了钱以外，什么都靠不住”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
生活在被技术和制度包围的世界已越来越令人窒息，技术和制度已演变为一种普遍的压迫力量，心理畸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异化已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它已超越了所有制和意识形态，成为现代社会共同的生存方式，而异化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程度。现代化即异化，理性即可计算性，合理化即物化，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进化，已成为一种普世的现代逻辑。
在今天这个全面商品化、技术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精神和灵魂却感受到了空前的压抑，人已经越来越远离其本质，越来越与自己的内心相隔绝。
现代社会已经使人陷入各种新的危险，以至于必须靠牺牲个人隐私来换取人身“安全”：摄像头、移动电话、个人电脑、全球定位系统、生物识别系统等现代设施正在实施对人的全面监控和全部笼罩，个人不再拥有隐私，隐私已像新鲜的空气和水，像安静一样稀缺。
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异化，而且是一种堕落，因为它在根本上是轻视生命的，科技只会把人视为客体来对待，而市场只会把人当作商品来对待。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人完全附属于机器和制度，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个人必须服从生产过程和科层组织的安排，使伦理道德沦为功利算计，使家庭、族群和社区等天然结合体日趋瓦解。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家庭一旦丧失，家庭已不再是社会细胞，个人成了真正的社会细胞，而个人主义的蔓延已成为各种内心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根源。正如热罗姆·班德在《价值的未来》中所说：
“在投机所支配的世界中，我们的道德或伦理价值概念越来越受到股票市场模式的影响。”
当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家庭、人际关系便失去了文化和社会基础，一切传统道德也丧失了尊严。今天，资本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正前所未有地激发人的欲望，必要习俗的丧失，社会普遍爱憎的颠覆已经动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节俭、贞洁、不再是美德，奢侈、通奸、堕胎也不再被视为可耻，自私自利被宣扬为富国强民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人的一切价值都由财富和报酬来决定，资本已经永远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生意义。因为资本将一切都商品化，将人也商品化，包括那些天然和神圣的道德，如婚姻、妊娠、生育、抚育、亲情、赡养等。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越来越受到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的冲击，人与人之间那种内在和天然的关系正在被外在和人为的商业关系、法律关系取代。“孝”的家庭伦理观念正在演变成责、权的西方伦理观念，家庭成员关系已被参入了客观、冷静的法律成分和经济成分，家庭好像只是一种经济互助合作组织。“夫妻婚前财产公证”，“父母赡养协议”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内在约束（道德、良知、禁忌）正在转变为外在规范(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而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再没有比人类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两性关系的变化意义深远了，因为它不仅影响到家庭成员，动摇家庭秩序，而且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在人口普遍老化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欧美和澳洲等地方，仅有的一点人口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靠对未婚同居和对非婚生子女的宽容来实现的。现代社会普遍的家庭危机既与西方文化中自由、个性和女权主义的张扬有关，也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有关，因为各种宗教都与家庭有着密切关系，传统宗教多是靠家庭来维持、继承和传播的。
相对于人类上百万年的进化史，人的生理构造、生理机能和生化反应跟古人并没有什么差异，用于维持健康生命所需的物质跟从前并没有太大不同；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人性没有什么改变，善恶也没有什么改变，善良一直与邪恶共存，自私、嫉妒、贪婪和虚荣始终与关爱、慷慨、同情和宽容相伴；相对于人的本质，今天人类的主要变化是他的欲望，现代性并不能消除人的邪恶本质，使人性升华，带来人类状态的根本改变，现代性扩大人的可能性，也放大人性中的邪恶。成为一个恐怖分子甚至不需要宗教和种族的理由。现代化可能使人变得更聪明和更有知识，但智慧和道德并没有提升，预期寿命的延长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增加。
人类主要文明在过去一直依靠其先哲创立的基本价值而生存，虽然其中发生过许多融合和变迁，最终又回到其基本价值上来，如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东亚地区的儒家伦理；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犹太人群中的犹太教等。人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生活在有信仰和有禁忌的状态，宗教作为一种伟大的创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信仰是一种高于理性的美德，信仰比理性带给人更多幸福，只有信仰才能解决道德指引和生存意义。而现代性破除了一切信仰和禁忌，现代性具有一种天然排斥各种传统和终极价值的倾向，传统价值强调的仁慈、诚实、顺从、虔诚、安分、斯文、同情、怜悯、怀旧、敬畏、感恩、孝顺、谦卑、勤俭、从容、礼让、忍耐等均与现代价值不符；现代价值强调的是发展创新，与现代性相适应的品质是能力、魄力、独立、果断、理智、冷静、进取、奋发、严谨、逻辑性、创造力、判断力、分析力、执行力等，只有这些品质才是与现代价值中竞争和效率一致的。现代性与人性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信仰的失落已造成了人生意义的真空，现代性切断了人类回归的道路，人已经不是自己，人类的本质已变得无法辨认。汤因比认为，个人中心的确立，在物质上是一种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而集体的自我中心比个人的自我中心更加危险，因为它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冲突和战争。
现代社会颠倒了人生的手段和目的，生产和消费成了生活的目的，而生活本身反而成了次要的。现代化也颠覆了人被赋予生命、时间和工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工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和生活本身；在现代社会，工作成了一种专门技能和谋生手段，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代价；在传统社会，时间是与生命一体的自然过程，无需刻意，而在现代社会，时间成了钟表的赐予，躲藏在钟表后面的是效率，时间被精确丈量和压缩，时间成了资本和金钱。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实现人生的价值，获得生活意义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消费和拼命地工作。李泽厚在《世纪新梦》说：“这个世纪末是一个无梦的世界。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此刻的游戏和欢乐。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魂灵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
工业时代使人沦为工具，信息时代使人沦为数据，现代教育从目的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分门别类的专业培训和技能训练，一种批量复制“工具”和“数据”的生产线，连人文社会研究领域都不例外。辜鸿铭说“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现代教育造成知识与文化、学问与教养的分离，现代教育已经与人格、情操、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完全无关。知识爆炸和智慧凋零已成为整个现代文明的精神特征。
现代科技和市场从不同的方向加深了人的异化，成为对人类巨大的破坏力量，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阻碍了人们通往民族文化和精神传统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对宗教的致命打击来自于科学，对道德的致命打击则来自于市场，因为科学关心的是物质和事实，而商业关心的是利益和效率，它们都与人的本质无关，因此，对于商业和科技如果不加约束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害的。有一首诗这样写到：
“如果生活充满烦恼和焦虑，长寿又有何益？
如果生命失去意义，进步又有何用？
如果地球不再适宜居住，发展的意义又何在？
如果没有自然，生命和智慧的源泉从何而来？
如果没有信仰和形而上学，没有艺术和情感生活，还有什么可以填补空虚？
如果不重估现代价值又怎能回到人本身？”
五、现代化以自然为代价
大多数传统社会与自然之间都有着某种协调的关系，都存在某种禁忌力量，成为对自然的内在约束，在那个时代，人类是自然的仆人和朋友。工业文明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改变了人类和自然的存在方式，导致了自然秩序和整个生命秩序的紊乱，地球的能量失去了平衡，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破坏了整个人类与地球的生命循环系统，而那些最具效率和最具创新发展模式对人类的未来恰恰是最具破坏和最危险的。由西方价值形成的现代范式不是心怀敬畏顺应自然，而是凭借理性征服自然。
现代化实质上意味着使人们占有更多的物质和更大的空间，而人类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与现代价值的无限发展观和进步观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占世界人口20%的西方国家消耗了世界80%资源，人类现代的各种生态灾难主要是西方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而现代化意味着西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普及。
欧洲人先是在欧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大规模地砍伐森林，开发大片的牧场和农田，继而是将现代农业和牧业生产方式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世界各地。十八世纪中叶，蒸汽机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工业的开始，从火力发电厂和冶炼厂的出现，到农药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到汽车的发明和普及，再到冰箱和空调的推广，人类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自然浩劫。其间经历过两个加速点，一个是二十世纪50年代，由于二战结束，世界经济和人口快速增长，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环境污染也随之扩大和加深，据估计，二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所造成的污染占目前全球所有污染的80%；另一个是二十世纪8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冲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都被卷入这个洪流，而中国和印度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以汽车和电力消费为标志的现代化，将大大加剧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新兴国家的发展正在释放巨大能量，其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环境破坏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困境雪上加霜。德国学者莫特尔曼指出：
“西方世界毁灭第三世界的自然环境，并且迫使第三世界毁灭它自身的自然环境，相反的，第三世界自然环境的破坏——如雨林的滥伐和海洋的污染——通过气候转变反扑到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率先死亡，然后是第一世界。穷人率先死亡，然后是富人。小孩先死亡，然后是大人。”
现代化不仅摧毁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经济，而且破除了各种具有节制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使各种发展完全失去约束。对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颠覆性影响主要产生于过去的500年，即西方价值向全球扩张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500年。500年相对于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史，只有8%的时间，但正是这短短500年所造成的人口爆炸和环境破坏，已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改变了生物圈的循环方式和人类的自然进程，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也是相违背的。
在现代社会，人是万物的尺度，金钱是万物的尺度，使用价值完全是服从交换价值，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利润而不是用途，人们关心的是投入与产出，竞争和效率迷恋使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急功近利。西方哲学思想从人类中心到西方中心和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必然要向外投射，导致对所有客体，包括对自然、他人和他族的占有和控制，并最终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攻击行为。按照现代文明的进步观和发展观，人可以无限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这使得人们对自然的索取变得有恃无恐，更多的消费，更快的生产已成为理所当然。由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威胁的根源。
人们并非存心要破坏自然的，而是受到市场和科技力量的驱使；西方文明也并非存心要毁灭其它传统文化的，而是受到自身强烈的内在扩张冲动的驱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是所有制，也不是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价值造成的，是由价值引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新加坡著名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认为，“西方已成为全球各种主要危险之源。”因为整个西方价值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构建之上的，它不是用心灵关照的方式来对待自然，而是用技术手段来对待自然，把主要兴趣和精力都用在自然的改造利用上。现代化与自然是矛盾的，现代化发展是以自然为代价的，现代生态危机是西方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必然后果，因为现代性内部蕴藏着巨大的毁灭冲动，各种现代化成果，尤其是高科技成果都在为这个巨大“堰塞湖”增加着势能。
1、人口爆炸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几百万年。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三次大规模人口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大约200万年前，由于工具的使用和制造，使人类能获得更多的食物；第二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畜牧业和农业的出现，人类可以有控制地生产更多的食物；第三次人口大发展出现在十七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目前世界人口还在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
人口爆炸是现代化本身造成的，现代化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三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现代化增加了食物，提高了医疗卫生条件，延长了预期寿命，使许多致命疾病转变成为慢性疾病，破坏了亘古以来的生死平衡，导致人口爆炸，并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后果，使所有人在生存空间上彼此都构成威胁。而预期寿命的延长并未使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得到提升，生活条件的改善正在被越来越重的精神负担所抵消——现代人并不快乐。个体生命的健康与整个社会的病态跟西方理性主义具体的理性与整体的非理性是一致的。
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消耗更多的自然资源，占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制造更多的污染，并引发为争夺生存空间（粮食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冲突。人类之所以在目前人口爆炸的情况下还能生存，甚至比过去生活得更好，是因为采用了一种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对后代不负责任的手段，这只会带来更深刻的恶性循环。
人口增长有赖于生产发展，生产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也扩大了对自然的开发和对环境的破坏。自工业革命以来短短两百多年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自然的污染破坏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环境破坏在规模、速度和程度上与整个现代化发展完全成正比，现代化将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却让人类付出人文和生态的代价，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除了带来绝对人口过剩外，还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现代化对效率的追求必然会排斥劳动力。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业产量剧增，而农业劳动力却大幅度减少，今天，在主要农业生产出口国，农业人口只占3%左右，而工业生产领域的人口也在快速减少，马尔萨斯主义只不过不过把人口危机预言得早了一点。
计划生育在今天已非常必要，但堕胎、绝育却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心理问题，超声波扫描仪技术的普遍应用，已造成人类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其社会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在一个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亲戚的社会，人将变得更孤独、自私、脆弱和心狠，计划生育既是一种违背自然的补救办法，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明智选择。
2、环境污染
自然界与生命体一样都具有自我平衡和修复机制，但它有一个度，一旦超出这个度将失去平衡，难以自我修复。今天，人类活动已无所不在，人类已把自然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度。环境污染已威胁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而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已经开始了无声的屠杀。
现代科学技术已扰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生物圈，现代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的报复，使人类朝生态毁灭的深渊又迈进一步。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每一项重要发展都是利弊参半，所带来的未知和潜在隐患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全球变暖、臭氧层消耗、生态多样性消失、酸雨、江河和海洋污染、森林消失、土壤退化、能源和矿藏枯竭以及其它生态变化，都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相对于整个人类的进化史，人的身体根本还来不及适应突然出现的各种环境变化，人的精神也来不及适应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大部分新出现的疾病都是因环境改变导致的，它们通过空气、水和食物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全球约40%的人口死亡都与环境破坏有关。
抗生素
二十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出现拯救了许多生命，人们曾自信地以为已经永远征服了各种传染疾病，所有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杀死。但不幸的是，更多的病毒开始改变它们的基因以对抗抗生素，今天，让医学家感到束手无策的病毒反而越来越多。
抗生素的使用不仅对肝、肾和肠胃等组织都有副作用，可以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食欲不振、恶心、肠胃不适、过敏、休克等，由于抗生素对人体和家禽家畜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抗药性，使原有的抗生素失效，除了给身体带来一定伤害外，并不能达到消炎杀菌的作用。而新的抗生素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会产生新的抗药性。人畜产生抗药性的速度远远快于抗生素研制的速度。据估计，开发一代新的抗生素需要10年的时间，而产生新的抗药性只需要2年的时间。
由于抗生素是注入体内直接杀死病菌，而不是通过增强免疫力来抵抗病菌，现在，人一出生就接种疫苗，一感冒就用抗生素，此外，全世界每年有2/3的抗生素用于畜禽饲养，因此，即使不直接使用抗生素，人们也会通过食物被动接受大量抗生素，对抗生素的依赖和被动接受，农业滥用抗生素正在导致超级病毒的传播，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抗菌素的使用，各种传染性疾病减少了，但非传染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却大大增加了，人类的免疫系统正在衰退，而各种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污染则是造成新型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加剧了生物的变异，人为制造和新的生物致病因子越来越多。从90年代起，几乎每年都要发现一种新的生物致病因子，“萨斯”和“甲型H1N1流感”即是全球性的新型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已证实，目前约有40种疾病仅仅在一代人以前还不为人知。自1967年以来，至少有39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新传染病正以每年新增一种以上的速度被发现，而半个世纪以前，人们关注的主要是霍乱、鼠疫、回归热、天花、斑疹伤寒和黄热病等六种疾病。而“超级细菌”的出现将有可能是人类重新回到没有抗生素的时代。
大量的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频繁的人口流动将使新发传染疾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传播的速度都要快，而新发疾病带来的危险将是全球性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防止新生疾病的传入。
农药
世界上有300万种昆虫，其中只有3000种是有害的，其余的则是无害或有益的，但使用农药（杀虫剂、除草剂）既杀死了害虫，清除了杂草，也杀死了大量其它的生物，包括生物链上各种相关的植物、昆虫、鸟类和鱼类，并将余毒残留在农作物、牲畜和水产品体内，最后通过食物进入人体，造成对人体肝、肾和肠胃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损害。
少数害虫和杂草会因个体变异产生的抗药性而存活下来，使已有的农药失效，然后会成倍生长。新型农药在发挥一定作用后，又会因存活下来的害虫杂草产生的新的抗药性而失效，如此循环往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我们几乎已经找不到完全不含农药的食物了，整个自然中的农药保有量已越来越高。
也许我们可以指望人也像昆虫和植物一样通过长期、大量吸收残留有毒化学物质产生的“抗毒性”来对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据报道，人类的确正在通过获得新的基因和能力加速进化以适应日益恶化的环境，这些能力包括代谢能力和抗病毒能力，但是人的生命周期毕竟比一般生物长，人类进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环境恶化的速度。因此，人类唯一能做的只是停止对抗，学会等待，等待更强的免疫功能的出现，等待新基因的出现，等待能够专门吞蚀和分解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的新生物的出现。
合成洗涤剂
由于合成洗涤剂的洗涤能力和成本都优于传统的肥皂和碱粉，因此，一问世便迅速在全球普及。合成洗涤包括人们经常使用的有洗衣粉、餐具洗涤剂、卫生间洗涤剂、地毯洗涤剂、金属洗涤剂、油污洗涤剂等。这些石化洗涤剂在使用时通常都随着其它生活废水流入江河湖海，造成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和海洋赤潮。目前地球的水质和土壤的污染中，有70％是来自于家庭所排放的生活废水。
此外，在使用各种洗涤剂时，这些洗涤剂中所含的各种磷化物、氯化物、硫化物等有害化学毒素可能通过毛孔或呼吸进入人体，经过一定积累将损害皮肤、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的功能，导致贫血、肝功能下降、不孕、癌症和畸形的发生。
化肥
化肥自问世以来，在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成绩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化肥用量剧增。但农田所施用的化肥与农药一样，能够被作物吸收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形成仅次于农药的主要人为污染源。
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包括：江河、湖泊和内海的富营养化；土壤酸化和土质板结；增加食品、饲料和饮用水中有毒成分（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化肥中的氮元素等进入大气后，可增加温室气体。我们今天农作物单产的提高，除了靠改良品种和过度开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结果。
化肥使用带来长远后果是使畜牧业和种植业彻底分离，造成自然循环的完全中断，在过去几十年，全球耕地退化程度已大大超过了人类在使用化肥和农药前的所有时期。
城市生活污水
城市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粪便、洗衣水、洗澡水、泔水及各种清洗废水。现代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是首先大区域收集污水，通过污水管网和相应的泵站输送到集中的大型污水处理厂，经过微生物好氧、厌氧及渗透过滤等处理后,再排放到江河湖海。在大规模的处理过程中，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如悬浮物、有机物、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硫化物、汞、镉、铬、铅、砷等虽已大部分被清除，但仍有相当部分残留在水中。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急增，城市生活排污量已超过了工业污水排放量，江河湖海中有害物的浓度持续上升。
城市与农村分离，带来人与土地之间物质代谢过程的中断，即便是工业化国家，这种代谢过程的中断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才开始出现的，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仅仅是近几十年来的事，而在过去几千年里，人畜粪便是农家最佳的有机肥料，泔水是农家上好的禽畜饲料。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双向的破坏，一方面它将本可以参加自然循环的物质倾入江河湖海，浪费了优质有机肥料，造成大量污染；另一方面又通过工业手段，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来生产化肥，施入农田后再次造成新的污染。
冰箱、空调
1930年制冷剂氯氟烃问世后，很快便开始在工业制冷、家用冰箱、空调、气溶胶、喷雾器等领域广泛应用。随着城市化的到来和家用电器的普及，冰箱、空调已成为现代家庭的必需品。科学研究已证实，氯氟烃是两种主要破坏臭氧层的人工产物之一（另一种为毒杀农田及粮仓昆虫和啮齿动物的甲基溴）。臭氧层能吸收紫外线，保护人和动植物免受太阳紫外线等宇宙辐射，氯氟烃中的氯原子对臭氧层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能分解吸收紫外线的臭氧，使臭氧层变薄。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会损害人和动物的免疫功能，诱发皮肤癌和白内障并破坏其它生态系统。
尽管空调的历史只有几十年，但现在人们对空调的依赖已经如同用锅煮饭，用壶烧水一样成为理所当然。中央空调更成了现代公共建筑的规范设计系统，使用中央空调必须密闭门窗才能保持内部温度，新风通常只占空调总风量的小部分，其余均为回风，循环空气容易使室内滋生细菌、病菌和霉菌。在室内装修和家具中残留的甲醛、苯、氨、氡等有害物质逐渐挥发后也都弥漫在室内的空气中，与漂浮尘埃和烟雾等悬浮粒子一起，导致头疼、气闷、流泪等空调综合症。
空调在夏天把热气排到室外，在冬天把冷气排到室外的特点，反映了现代价值只顾眼前和不计后果的特点。
计算机网络
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成为人们工作、学习、交往和娱乐的必备工具。自1946年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75年造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1986年互联网问世以来，计算机的强大功能正在彻底改变整个科研方式，今天，各种技术已经与计算机密不可分，人类能够在物质层面观察得更深、更远，大大加速了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电和蒸汽机外，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像计算机网络一样对社会的生产、生活，对人们的观念、心理、思想和意识，对个性、情感和人际关系产生如此大的颠覆性影响。没有人能够阻挡它的发展，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发展，它是一种巨大的可能性。
在社会关系上，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无限延伸，已经发展成排斥一切传统的计算机文化。网络社会特有的运行规则正在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所有的社会和个人行为都被纳入这个无所不能的虚拟世界，整个人类正陷入一种琐碎、肤浅而缺乏灵性的文化。在强大的数码技术统治下，对计算机网络和搜索引擎的依赖，正在使人们产生认识的趋同，并丧失思考、交往、阅读、书写以及各种动手能力。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们上反而无所适从，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人们好像什么都在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你无法从海量的信息中去筛选和鉴别，不知道从哪去获得真正有用和可信的信息。互联网虽然开创了一个全球大串联的时代，且已成为一种公共娱乐场所，但人们反而找不到真实的朋友，人只是不停地在无限信息中游弋穿梭。人的个性、灵性、情感正在被数字和符号侵蚀，成为网络的延伸和信息的载体。“人—电脑—互联网”的结合虽然比任何单个个人都更加聪明，但只是知识的增加，绝非智慧的提升。
在民族文化上，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加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和覆盖。据统计，目前在互联网络上，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其他语种的内容只占5％。在这场新的、大规模文化侵略中，世界已失去边界，西方价值正利用各种现代媒体和通讯手段长驱直入，名人、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影响已超过民族国家的意义。民族文化不仅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特有的技艺，而且正在丧失对民族文化的依赖，对传统价值的信任。金钱、计算机网络和民主政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三种世界性语言。
在生理上，因长期使用电脑，保持固定姿势，会接受大量电磁波辐射以及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和复印机等相关设备释放出的臭氧，容易产生厌食、头晕、恶心、耳鸣、眼花、失眠、心慌、气短、无力、心烦意乱、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反应迟钝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眼部疾患、颈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皮肤干燥发黄、下肢静脉曲张、神经衰弱、肥胖、痔疮等疾患。
在心理上，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开始了人类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大迁徙，人类的亲情和友谊正因此而变得更加淡漠，网络世界呈现的虚幻、新奇、自由、开放使人沉溺，网络世界正在变成一种心理依赖、精神寄托和逃避现实的工具。网络通过电脑终端与人交流，取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网友取代了朋友，这一切虽然带给人兴奋，但接着而来的是孤独和失落。沉溺越深，维持兴奋的时间就越短，失落和抑郁就越深，治疗网瘾甚至需要借助药物和电击。人们疯狂发送的那些微博、短信和电子邮件，其实什么内容都没有。网络游戏“开心农场”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它既能满足那些没钱、没房、没车的白领人群的精神需求，又能满足有钱、有房、有车但精神空虚的人们的需要。网络缩短了人的时空距离，却扩大了人的心理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和情感交流变成了人、机之间的冷面对话，习惯了网络世界的千变万化，人们反而对现实生活缺乏了兴趣。在网络时代，孩子了解的信息很多，但真正懂得事理却少，父母越来越难当。网络与其它现代通讯工具一样，用节约的时间来无谓地消耗更多时间。
互联网在设计上的分散型结构，没有中央控制点，使它天生就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新的社交网络工具如YouTube、Facebook、MySpace、Twitter、QQ等,由于不以固定网址向外传播，不会受到网络审查，正在成为各种网络犯罪、满足窥探欲、争夺世界话语权、甚至制造社会动乱的工具。少数国家为了争夺霸权正致力于将网络技术发展成为网络战，近期出现的“超级工业病毒”，宣告直接针对现实敌对国家工业程序的网络战已经开始。工业时代的罪致命战争是核战争，信息时代的最致命战争可能就是网络战。
手机
第一台移动电话诞生于1985年，如今，手机已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它不再是奢侈品和社会身份的象征，而成了日常生活用品，就像出门时要带钥匙钱包一样。新型的手机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它不仅可以用来通话，还可以用作笔记本、收发邮件和短信、上网、玩游戏、拍照，甚至可以看电影；此外，其它一些日常经济活动也可以通过手机这一智能终端来实现，手机可以取代钱包、银行卡、信用卡，甚至当作大门钥匙和家用电器的遥控器。手机的出现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手机是靠发射电磁波传递信息的，使用手机时，人体就成了天线的一部分，尤其是人的大脑和脖子，长时间通话，意味着长时间受到电磁波和无线电频率的辐射。手机电磁波辐射危害不断累积可能引起头痛、记忆力减退，睡眠失调，神经衰弱、心悸胸闷、头晕目眩、精神不振，影响人的正常细胞代谢，损害人体免疫系统和生殖系统，诱发脑部肿瘤，而肿瘤的潜伏期可能长达15年。
“手机依赖症”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心理疾病在人群中传播。人们已无法忍受没有手机的生活，只要一会儿不用或不能连线，就会感到坐立不安；如果偶然忘带手机，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只要一段时间手机铃声不响，就会感到若有所失；总有听到手机铃声响的幻觉；随时担心手机自动关机。
手机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虚拟伴侣，不可须臾分离，使人沉溺，它助长攀比心理和喜新厌旧的习气。手机加深了人的疏离，手机通话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电话和手机短信的普及，在学校已取代了传统的教师家访，在家庭则正在取代了亲人间的触膝谈心。在一些场合，手机更被滥用作与针孔摄像机、袖珍窃听器一样监视他人行踪的工具。跟互联网一样，手机已开始成为诈骗和性犯罪的工具。在许多地方，手机已经成为传播淫秽，毒害青少年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一切都服从简便快捷的原则，各种现代通讯工具大大促进了科技和商业的发展，但它实在是些浅薄和无聊的玩意，既没有赏心悦目，也无需深思熟虑，更不需要灵性和反思，人们除了立即发出和获得有关信息外，似乎已没什么东西可以交流，也没有什么值得交流了。
汽车
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汽车无疑是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汽车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魅力，汽车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生活空间，推动了现代生产的发展，加快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汽车文化，它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了西方的生活方式。
尽管如此，汽车却是人类近代最坏的一项发明，它比其它科技对人类的影响都更直接、更广泛和更深远。汽车崇拜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加快了人的生活节奏，同时也加深了人的疏离。汽车文化所造成的能源、土地、交通和污染危机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由于有了汽车，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到达过去那些遥远的地方，从而扩大了人对自然破坏的范围，可以说，整个现代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沿着车轮的轨迹展开的。
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保有量已超过6亿辆，并正以每年3000万辆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达到10亿辆，在美国，汽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驾驶者的数量。全世界汽车使用的石油约占石油总消费量的2/3；我国汽车使用的石油约占全国石油消费量的1/3。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127万人（每天3500人）死于车祸。
汽车尾气已取代煤烟成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在汽车尾气所含有上百种化合物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和固体悬浮物等对人体呼吸、免疫、血液、遗传等系统会造成急性损害或慢性中毒。汽车尾气已成为城区酸雨和光化学污染的主要原因。生活在城里人的肺已经成了“人肉吸尘器”，越来越多的人死于与汽车尾气有关的疾病，尤其是肺癌。而通过改进汽车燃烧装置、使用天然气、生物燃料、氢燃料所减少的污染还抵消不了每天新增上路汽车所排放的废气。
汽车交通噪声已成为城市环境的主要噪声污染源，如今在城市，安静已经与洁净的水和空气一样稀罕了。
道路建设永远赶不上车辆的增加，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车满为患”，汽车的高效便捷正在被过多的车辆抵消，汽车正在蚕食城市有限的绿地，从大街到小巷，再到院落，再到过道，直至被完全覆盖，无路可走。
人口的膨胀加速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工作的流动性，生活的变化，使汽车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大大推动汽车社会的发展；汽车文化在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体质和性格，导致身体功能和生命本质的退化；对汽车的依赖使人变得越来越急躁、狭隘和缺乏耐心。
所有现代科技的新发明都与速度、变化和效率有关，对于生命本质来说，它们给人催逼、压迫和不安。汽车尾气正在通过治理污染和医疗成本的提高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快速迈入汽车社会，汽车灾难其实才刚刚开始。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有限的土地需要精耕细作才能养活人民，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供汽车使用，汽车根本不是必需品。从人口、道路、能源、经济承受力等各种情况考虑，最适合中印、国情的应该是城市和城际公共交通系统以及自行车交通系统而不是轿车。但不幸的是，汽车在中印两国都已经成为一种支柱产业，成为一种经济增长手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汽车工业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而汽车工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威胁将不亚于房地产。
塑料
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围的世界，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塑料虽不像铅、汞、石棉、农药、杀虫剂等物质会给身体造成直接危害，但却会对环境和身体带来潜移默化的危害。
大量的废弃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农用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已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混在土壤中的废旧塑料难以降解，影响农作物对养分和水分吸收，流入水体的废旧塑料被动物吞食而致死。
塑料中的双酚A和邻苯二甲酸盐可能扰乱体内生物信号，改变人体激素，影响胎儿和儿童发育，导致乳房和前列腺的变异，增加患癌的几率。
塑料的生产加工耗水惊人，据估计，一只容量为1升的塑料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耗费7升水。随着瓶装水、桶装水及各种瓶装饮料的流行，不仅消耗了更多地的石油资源，而且增加了直接接触塑料的机会。
克隆
基因工程的发展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克隆，即通过基因复制，生产出原物的复制品；第二步是修改，即通过对基因排序进行修改，预防和治疗各种顽症和绝症；第三步是创造，即通过基因的增减、改变和重组，创造出“人造人”。现代分子克隆技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草图完成；2008年4月1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宣称成功培育出英国首个“人兽混合胚胎”。目前世界上已经开始了一场“人造生命”的竞赛。
克隆人计划的产生一方面是为了无排斥反应的器官移植，保护濒危物种，另一方面也是受各种经济利益的诱导。尽管现目前大多数国家只支持治疗性克隆，反对生殖性克隆，但二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治疗性克隆终将导致生殖性克隆。一旦生殖性克隆问世，人类的繁殖后代过程将可以不再需要两性共同参与，基因工程所改变的将不仅仅是解剖学意义上的人，而且还将改变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带来家庭结构、社会关系、身份认定，以及包括伦理、道德、情感、兴趣和审美等在内的一切人的固有特征的改变。
克隆技术能够在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人为的相互转移，加速人的进化，未来的人造人将可能是人、动物和植物的混合体，这种人兽杂交的试验现在已经开始，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将要突破，半人半兽的怪物就要出现，人类将面临被自己创造出的变种淘汰的威胁。
“人造人”完全是通过遗传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化学等增强手段来提高人的智力、记忆力、体力、情绪控制、性欲倾向，而不是通过精神途径来实现对人的超越。少数富人将凭借金钱和技术进化为新人类种族，这种新人类种族虽然具有各种人为的优越禀赋，但他们完全抹煞了人类生殖的偶然性和多样性，他们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生活习俗，变得连人类本身都难以认识和接受，并与自然人形成对立，对自然人产生歧视。
现代生物技术由于彻底打破人与动物之间，生与死之间的神圣界限（如冷冻术），深刻的动摇了一切人类固有价值的基础。科学家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当初上帝再造了亚当后，就是从他身上抽出一根肋骨又造了夏娃的。那些具有妄想狂和变态心理的科技精英完全把整个人类和自然都当作他们的实验室。将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不仅有悖于人类价值，有悖于人类的基本伦理和道德的原则，也是对人性的侮辱，是比乱伦更可怕的堕落，它表现出西方价值的歇斯底里，现代科学的疯狂和人类的自我作践。
转基因
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对农作物和动物的改良主要是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选择和积累优良基因的，而转基因技术是人为的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它物种中，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使被改造的生物的性状和品质向人类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基因生物实际上是一种人造生物。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培植成功；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晚熟西红柿在美国投放市场。目前在国际上，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已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毫无控制的转基因试验场。除了转基因作物外，转基因畜禽，转基因生物农药，转基因生物肥料也开始出现。不久，我们将找不到不含转基因的食物了。
目前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是自然界经过漫长历史进化而来的，它们是彼此长期选择适应的结果，是一个和谐稳定的整体，自有一套内在的运行规律，而作为外来物种的转基因生物由于其被人为赋予的竞争优势，有可能破坏整个生态平衡，一旦基因被改动，将引起一系列内部结构、功能和传递方式的连锁反应，从而改变人体的微观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宏观生态系统，完全超出人的控制，并且无法还原，导致一系列未知问题的产生。
经过人类筛选的外来强势基因，将因为比其它原生品种的优越性状而大量繁殖，导致自然界原有品种的灭绝，甚至导致超级病虫和超级杂草的出现，破坏生物多样性，扰乱整个生态系统。另外，由于转基因食物的历史太短，许多副作用尚不为人知，例如，转基因食物中可能含有某些毒素，引起一些过敏反应，造成某些营养物质的破坏等等。
现代生物技术正在成为一种生命操纵，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是对生命和自然的挑战，它鼓励人们继续逃避对生命和自然的责任：敬畏生命和节制，使人类陷入完全依赖那些具有致命缺陷和未知风险的新技术。但不幸的是，我们将不得不在转基因作物和粮食短缺、继续大量施用农药化肥之间做出选择，随着人口需求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和气候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国家而言，基因改造将成为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不仅将影响全球的粮食生产和贸易，而且会改变整个世界的粮食政策和粮食结构，转基因的幕后推手是跨国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世界粮食生产，使转基因食品与石油、货币一起成为西方全球霸权战略的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住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此外，转基因技术正在发展成一种战略技术，其危害将不亚于核技术，一些科学家已开始担心，能够毁灭一个民族的“基因武器”可能已经问世，或许“基因战争”已在暗中爆发，只是目前尚不为人知，因为少数全球精英和利益集团比常人更清楚，在西方价值指引下，按照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展，世界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的。
终结者作物育种
拥有转基因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利，在转基因作物中再加入终结基因，使这些作物种子胚胎发育后产生毒素，杀死发育后期的胚胎，从而获得不育的种子，将植物的生长锁定在一个特定的过程。
终结者作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将改变人类几千年来的生产和栽培方式，使人们不能再从收获的作物果实中留取种子了，而必须永远、无条件的依赖像美国“孟山都”和“诺华”这样的生物高科技公司来提供的“一次性种子”。
同许多现代高科技成果一样，转基因技术出现的时间不长（相对于各种作物成千上万年自然选择和环境适应的时间），从人为干预所表现出来的有利形状和品质中还难以发现其不良后果。但这些技术都是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在改变自然的逻辑和进程，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已令人担忧，那么，出于商业考虑的终结者作物育种技术则更令人恶心，它们是现代科技主义恣意妄为和功利主义不择手段有机结合的典范。
科技的承诺是危险的。
生物燃料
对能源价格上涨和气候变化的担忧，使人们已经开始了从糖和植物油中提取乙醇的所谓生物燃料，这成了绿色技术革命的一种新时髦，世界各地争相仿效生产和使用这种清洁能源。目前世界上的生物燃料主要是从玉米、木薯、高粱、棕榈、油菜籽、甜菜和甘蔗等粮食作物中转化而来的，生物燃料的推广将导致森林、湿地和草地的进一步破坏，加剧与人争地争粮的矛盾，推高粮食价格，使更多的人面临饥饿威胁。一辆汽车一天就要消耗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半年的口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批判生物燃料是“反生命的”。
新推出的以芦苇、蓖麻、麻疯树和野草等非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虽不会与人争粮，但仍会与人争地，在种植过程中仍会消耗能源，增加碳排放量，而由于这些植物多为“入侵物种”——对环境有害的莠草，它们可能蔓延开来，对周围的农作物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总之，使用生物燃料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无法抵消它所带来的其它危害，甚至比它准备替代的化石燃料对环境的破坏更严重。
从西方价值和现代观念来看是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发明创造还可以无限的列下去，不幸的是，它们对人和自然直接间接的破坏也都是相对应的，如影随形。今天的主流价值以及各路精英都是从利益出发来关注资源和环境，其解决之道都是要继续发展创新。如果抛开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讲节能减排，如果我们的生活空间还在不断扩大，消耗的物品继续增加，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各种环保用品，环保又有多少意义？以保护环境的名义破坏环境，生物燃料不仅反映了西方价值的逻辑混乱，反映了现代化与人和自然之间具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六、现代化以失去身心平衡为代价
自进入现代化以来，我们的思维已被理性主义扭曲，我们的灵魂已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侵蚀，我们的精神已被物质主义毒害。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文明倾向于无限释放人的各种欲望，这不仅带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也带来人自身身心间的对抗，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与物质失去平衡，人的身心失去平衡。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技术和商业，是有关财富的创造、聚敛、投机、炫耀和享乐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而这些东西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伦理生活是冲突的，在这个技术和商业的世界，无处不在的速度、效率、程序和规范带给人的使越来越多的紧张和不安。与现代性对自然的破坏相比，现代性对人类精神的破坏更加深重，宗教的退场，伦理道德的丧失已成为现代精神危机和各种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源。
现代化破除了等级制度，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普及使人人都不安于现状，不愿听从命运的安排，都想做命运的主人，“卡住命运的咽喉”，都相信有能力去实现任何理想，对成功的渴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但过高期望的落空，对失败的焦虑正时刻煎熬着大多数人，而在一个所谓机会均等的社会，在一个自由、平等和法制社会，人们甚至失去了为自己失败辩解的理由。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一种“英雄崇拜”“强者崇拜”和“名人崇拜”，现代社会不同情弱者，“不能实现名利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人生哲学，对身份的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痛苦的根源。全球化使人了解到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裕和奢侈，而无法实现的挫折感却使普通人随时受到羞辱。
“进步”、“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价值，它从各个方面刺激社会竞争，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和拼命花钱，使人人时刻都处于挑战状态，心力交瘁，而又身不由己，人们甚至会为自己的满足、松懈、得过且过而自责。现代生活抛弃了简单、从容和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拼搏。余英时说“今天西方的危机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虽然我们已经拥有比任何时候都多，但在感觉上却比任何时候都匮乏，大多数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是可有可无的了，但只要不能拥有与别人一样多，甚至超过别人就会感到不满足。这个时代的富足是因为我们把本属于子孙的都用了，而这个时代的贫乏是因为我们把祖先留下的都丢了。
现代性破坏了人与神的本质关系，使人失去意义和方向。因为没有了上帝，一切都成了可能，因为没有了上帝，人变得如此孤独。一些西方学者将现代社会的救赎寄希望于宗教的复苏，但是，科学已泄露了宗教的“天机”，市场又亵渎了宗教的神圣，用什么来恢复宗教的威严和崇高呢？
技术淘汰了那些手脑并用的工作，自动化、信息化正在带来劳动的终结，使人的大部分肢体闲置不用。利用机器、电脑和外地人才（海外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更加便宜、也更加必要，但与之相伴的是更多的异化，更多的“多余人”。
现代性破坏了人与家庭的自然关系，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女权主义”都在助长家庭瓦解。现代性使代际区分和阶层区分模糊，使社会关系被商业操纵，使长幼尊卑倒错，使内心秩序紊乱，使离婚、单亲、单身、同性恋成为时尚，而推动这些风气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为了追逐商业利益的大众文化、娱乐业和广告业。
在食物日益丰富，卫生条件日益提高的今天，精神压力、环境污染、营养过剩已成为许多现代疾病主要原因。“焦虑”已成为这个时代一种普遍的“神经症人格”，仅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就超过一亿，其中病情严重的更达1600万人，而造成这种“神经症人格”主要原因是价值、文化和社会因素，它来自现代社会的物役，人际关系的紊乱，无家可归的孤独，缺乏信仰的惶惑。越来越多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症、失眠症、颈椎病、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胃病、肥胖症、各种癌症等等都与现代人精神和心理的失衡有关，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导致的，许多现代疾病已成为流行病，有的甚至已发展到疫情的水平，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健康危机。
“职场监视”被越来越普遍的用作一种现代管理手段，公司用电子监视设备跟踪员工工作情况，给雇员带来巨大精神压力。兴奋剂广为流行，运动员为打破纪录而服药，货车司机为驱除睡意而服药，专业人士为增强智力和注意力而服药，学生为考取高分而服用各种提神营养品。
社会学、管理学用研究自然和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而以心理分析为代表的、五花八门的现代心理学，采用量化表格，问卷调查，标准测试，评分排序等试验和推理的手段来探测和解析心灵，抑郁被归咎于荷尔蒙的作怪。作为一种技术操作的现代心理学可能适合于一些个别心理病案，但无法解决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整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现代价值“把罪孽叫做‘社会偏离’，把邪恶称为‘心理病理’，把道德世界的问题变成医学概念。”现代心理学体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固有特征——孤立、静止、片面、机械、倒置、偏执和矛盾，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代人了没有宗教，没有了家庭，没有了自然，只能靠“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来安抚心灵。
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用隐喻来诱惑大众，使人沉醉于科技和市场带来的短暂快乐，失去对世界的真实感知。西方动画片中，那些不停闪烁的画面，快速激昂的音乐，尤其是迪斯尼乐园的那些惊险恐怖的游戏和好莱坞影片中的那些暴力场面，使孩子从小就养成亢奋、急躁和不安情绪。人们失去安静的乐趣和闲适的优雅已经很久了，人的情绪和心理已经随时被兴奋、刺激、拼搏、超越等时代精神所笼罩。现代社会的“过度文明”，使人人感到心力交瘁，而又心不由己，人们不得不把拼命工作所得的更多部分用来抵消健康和心理的损害，“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已成了今天快乐的源泉。
现代性与人的矛盾、现代性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现代性与人的身心的矛盾充满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现象——
提高效率与失业；物质生活提高与幸福感下降；人权意识增强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丧失；思想、言论和行动自由与整个生活方式的无法选择；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与环境恶化和道德沦丧；资源的有限性与生产、消费的无限制发展；提高生产、刺激消费与保护环境；伸张个性、扩大自由、废除死刑与预防犯罪；打击贩毒与酒吧文化和毒品文化的泛滥，传统毒品使用下降与合成兴奋剂的大幅上升；“电子眼”与“电子狗”；保护动物与残酷的现代化畜禽饲养；多吃少动与服用减肥药；生活的过度舒适与各种现代疾病增加；体力劳动减少与参加各种耗费大量能源和资源的室内运动和器械运动；节约资源与一次性产品和过度包装；传统的环保节能的交通工具与现代城市道路建设各种；汽车小型化、节能减排技术的运用、汽车文化的蔓延与汽车绝对数量的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汽车的推广与对交流电需求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对水电站、或电站级核电站的增加；推广洁净的太阳能与太阳能面板的多晶硅所需耗费大量煤炭和制造大量空气污染；治理污染本身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工业；……总之，现代性与人的矛盾、现代性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现代性与人的身心的矛盾无处不在。
七、现代化与科技崇拜
科学其实只是人类中极少数人为满足好奇心和特殊兴趣的社会精神活动，是人类众多的认知方式、思想形态和知识系统当中的一种。现代科学是以数学为基本语言，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认知活动，主要是关于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它并不比宗教、形而上学、艺术、传统医学和传统农业等其它文化形式优越，源于西方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只是一种地域性知识，倾向于将事物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其描述能力和解释范围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和有效性。而物质世界并非唯一真实的实在，现实世界只是各种可能世界中的一种， 宇宙间的确存在某些我们无法把握的力量，自然的真实本质也许是我们的理解无法企及的，它远远超过我们的经验，世间许多事物是科学无法证明也无需科学证明的，科学对于精神、灵魂、意识，尤其是四维空间以外的认识更加有限。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科学与其他各种文化形式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科学从来就不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在早期，它更倾向于一种思辨乐趣和审美欣赏。在中国，正统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对科技感兴趣的。但近代以来，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平等地位被打破了，所有的文化形式都成了科学的奴婢，科学技术已被制度化、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宗教，一种霸权。科学技术被视为人类的最高智慧，“进步”和“发展”被当作人类的最高价值，科技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人性、伦理和审美方面也不例外，人们已不自觉地要用所谓科学的观念和资本的观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宗教、道德和艺术的认知方式已被完全逐出了认知领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了唯科学主义者，科学知识成了人类唯一可靠的知识，只有那些能够被明确界定和精确计算的事物才叫知识，反之，则被归为邪说和迷信，科学方法成了获取真理的唯一可靠方法，科学技术具有无限的社会功能，发展科技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没有任何权威可以置于理性之上，挑战科学的霸权，除了接受它，并接受与它相关的一切秩序和安排已别无选择。
发源于古希腊，形成于近代欧洲的现代科学是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成就为基础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在其后的发展中，不仅被发扬光大，更成为无容质疑。但除了理性和科学本身，有什么可以证明它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呢？科学已经开创了一个用技术控制生命的时代，但对于意义世界却给不出任何答案。今天，人们对宗教的理解主要来自生物学家的诠释，对宇宙的理解来自天文学家的诠释，而对人的理解则主要来自医学家或被科学化了的哲学家的诠释。科学成了唯一的思想形态，技术成了唯一的话语，支配着人的所有认识活动，彻底扰乱了人的价值判断，导致了各种文化传统的毁灭。科学思维和科学观念通过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为常识，科学的日益社会化和制度化使理性成为习惯，而这一切的结果使人远离宗教、自然、传统、艺术、终极价值和人生意义。从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科学就取代了宗教，成为真理和判断事物的标准，科学家取代了圣徒，成为精神偶像，今天，人们对科技的迷信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对任何宗教迷信的程度。
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包括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可知和不可知的部分，而现代科学通过诋毁各种传统精神文化，包括各种宗教、神话、传说和玄学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造过程，现代科技对科技怀疑论以及其他认知方式的压制堪比中世纪教会对宗教怀疑论的压制。西方价值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摧毁了其它传统文化价值，最终也摧毁了自身价值中的那些神圣美好的部分。现代科技的意义被无限地夸大了，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指出：
“现代世界的伟大成就——实际上可能是仅有的成就，诞生在医学、药学、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领域，而机械工程、生物工程和电子工程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运用自然科学的目的、假设和程序取得的。”
现代科学通过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结盟得到迅速发展，并已经成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成为西方文明征服世界的利器。
科学一直被描述为“中立”和“超然”的，如果说科学是“中立”和“超然”的，那只是因为科技本身是盲目的，早期的科学家在主观上一般并非出于功利，只求一种纯粹思辨和好奇心的满足，他们既不关心所谓进步发展，也不了解所从事的活动可能带来的人文及生态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似乎是“中立”和“超然”的。如果科技仅仅作为个人兴趣或信仰也并无大碍，但科技一旦与资本和政治结合，后果则不堪设想，它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改变社会规则。今天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科技完全是世俗的，所有科技无不受到功利的操纵，在本质上都是为权威服务的，且具有排斥其它精神文化的本能，并将人类丰富多彩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形态整合为客观、理性和物质的倾向；科学使思辨转化为物质成为可能，科学与应用技术的结合成为物质主义的盛行的前提；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为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科学技术与现代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民主制度、管理制度）的结合则使功利主义理性化、合法化。即使是那些最奇异的设想，如制造时间，创造空间，超越光速，也都是为了对物质的更多获取和占有。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充当着种族歧视的根据，屠杀人类和毁灭自然的工具，今天的科技更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和社会统治形式，连科学和理性本身也成为了商品，科技正在丧失公信力，科技的神圣性越来越受到质疑。
最近，英国科学家涉嫌操纵气候变化信息被曝光，“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成了谎言！“气候变化威胁论者”震惊，“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暗喜。能够影响全球气候政策的国际权威机构尚且可以造假，转基因食品、克隆技术、生物燃料等等又何尝不能如此。在强大科技操纵的今天，无论是“气候变化威胁论”还是“气候变化怀疑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基因工程、克隆、生物燃料和太空开发，对绝大多数的民众而言，都是如此的无助，他们像洪水一样，既可以被引向这边，又可以又被引向那边。所有的技术都参杂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科技并不纯洁。
由于科学的出现，各种传统宗教的灵魂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构成的现代宗教，现代宗教的“三个位格”都受到理性主义逻辑的支配，共同作用于整个现代社会，而科学技术在三者中起着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是政治的，技术是商业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与技术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受制于科技。克隆人、网络技术、金融衍生品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在自由开放的环境里才可能出现。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者在利益和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服务于科学技术的，都服从技术的逻辑和秩序，它们是现代文明形态的三大支柱，缺一便不能成立。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科技发展主要是由一些特殊的兴趣爱好引起的话，那么现代科技的发展则取决于功利主义动机和进步发展的价值观，今天，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而科技和资本已成为现代价值的主要来源。知识已被完全商品化，成为资本的附庸和竞争的手段，各种商业利益正在深刻地腐蚀和分化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的动力也不像早期来自兴趣和献身精神，而是完全出于功利。许多科学家已成为商人，他们从自己科研成果中牟利，把自己的学术地位作为获取利益的平台，教授和实验室主任都被叫作“老板”，对研究项目夸大优点，隐瞒缺点，学术造假，以便获取更多的金费，他们已完全染上了商人习气。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灾难主要是在近200年里产生的，都是以科学的名义，以发展进步和造福人类的名义开始的，西方近代产生的重大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都具有颠覆性意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是优先用于战争，各种毁灭性技术无不出自科学家之手，20世纪无疑是科技发展最快的世纪，也是人类历史最血腥的世纪，无数生命毁于各种现代化战争。新兴国家在摆脱贫困后很快又迫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事，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诺贝尔不曾料到他的发明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一样，达尔文也未曾料到他的学说会作为许多社会灾难的依据。
每一项科技产生之初，都会给人带来希望，但结果都是利弊参半甚至走向反面。无论多么精密的科技都不能与自然和人本身的精密和谐相比，不能保证在未知领域、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安全、有效和平衡。事实上，所有的技术都会产生非平衡、不可逆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都会带来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都会影响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和谐和循环。人可以创造具体的科技成果，但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其后果的是无法预知的，科技犹如一个躁动的精灵，其方向、速度和影响是无法控制的，没有人知道科技将如何演进，我们只能在事后总结出一点科技发展的轨迹。即使是那些用于和平的科技也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遍布世界的核电站、核反应堆和大型化工厂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印度博帕尔农药厂毒气泄漏，日本福岛核泄漏都是偶然中的必然。任何科技的承诺是靠不住的。科技倾向于一往无前，永无止境，尝试一种可能又一种可能；推翻一种事物又一种事物；颠覆一种理论又一种理论；吞噬一片自然又一片自然。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某种凌驾于科技之上的某种禁忌，仅仅依靠科技本身来控制科技的后果是不可能的。现代科技自以为征服了自然，但自然的本质是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自然始终在通过各种变化甚至灾难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科技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总是想用它极其有限的认识去挑战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科技跟自然法则和宇宙规律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万物在自然状态是最圆满和谐的，而现代价值赋予整个人类社会的是一种机器的法则，它不是用顺从、适应而是用征服、改造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现代科技诞生以来的每一项重大发明都伴随着已知或未知、直接或间接、局部或广泛、短期或长期的隐患，科技的发展始终是以人和自然为代价的，生活在未来的人们并不会因享受更多的科技成果而更加幸运。如果说人类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的话，那么，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行为应该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而西方价值则应该负根本责任。今天，整个地球的表面已被弄得面目全非，人的本质已完全丧失。现代范式带来的技术垄断，已经形成了对人类的科技暴政；现代范式带来的环境破坏，已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由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危险的，现代范式的逻辑是用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靠科技来解决人和自然问题，这种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自证自辩。把科技的后果说成是“双刃剑”已经成了社会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时髦托词。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反人类和反自然的，它造成了人类和自然的突变，并可能导致人类和自然进程的中断。一方面，现代医疗卫生技术大大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延长了预期寿命，但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文化倾向于无限度的满足人的欲求，这使得所有人在生存空间上都已经彼此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及各种现代理念彻底摧毁了许多具有内在约束的价值体系（包括自然经济和文化传统），使现代科技走上了一条无法控制、不可逆转、不知去向的不归路。
科技和市场一样都具有极大的内在冲动，但其指向都是盲目的，没有善恶是非，但在传统社会，它们却受到由宗教、社会等级、伦理和艺术支配的主体价值的约束，在现代社会，它们得到西方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鼓励和纵容，“科技万能”和“市场万能”已经取代了“上帝万能”，科学成了终极价值，“科学以外无知识”。科技和市场将一切变成客体，变成材料和手段，在各种现代理念的鼓励下，人们正随心所欲的改变着这个世界，整个人类家园变成了车间和实验室。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完全受科技和市场支配的时代，进步、发展、创新成了当今一切社会存在的唯一理由和人生的唯一目的，人类已陷入现代化成瘾（商品成瘾和技术成瘾）而不能自拔，科技崇拜使人们将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发展，忘记人类在科技时代的真实处境，这种真实处境已经远非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的问题，而是有关经济模式的问题，有关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尽管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性并未改变，政治并未改变，攀比、嫉妒、竞争、仇恨始终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战争始终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消除战争只是人类的愿望，人类一直是将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各种与战争相关的事业。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消除战争，反而提高各种与战争相关的投入，工业化战争和高科技战争加大了战争的危害，放大了人性中邪恶。
在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化时代，保持一种“可控制”的战争状态,不仅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西方霸权的需要，也成了维持跨国集团生存和牟利的条件，尤其是那些银行、石油、高科技、航空和军工巨头们。现代战争成了展示最新科技成果和最新战争理念的游戏，通过科技创新，只要使用的是“环保武器”，打的是“绿色战争”，似乎便可以抵消战争的邪恶。今天的知识已成了权力的源泉，科技已完成了与商业和政治的全面结盟，技术正在演变成由少数技术专家、商人和政客操纵的“技术集权主义”和“技术恐怖主义”，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控制提供支持，比战争本身更具摧毁力的其实是科技。
科学一直被认为是崇高的，但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相关，科学成了获取自然权利的工具，科学不代表真理，更不代表终极真理，对科技和市场的崇拜都是源于功利主义动机。许多带着美丽桂冠的现代高科技，其实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兴趣和少数集团的利益，与大众无关。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通过经济、技术和政治的整合产生更深远的后果，整个人类正被越来越少的科技精英、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所操纵，而社会大众只是它们存在的工具，表现为受众、选民和消费者。
对科技的崇拜，使人们习惯于用理性主义来推论历史，用科学技术来预测未来，言必称科学，什么都拿来比附科学，什么都被归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被归为科学，“历史研究”被称为“历史科学”，“人文研究”被称为“人文科学”，“文字研究”被称为“文字科学”，甚至连中医被冠以“中医科学”。其实，科学与社会研究在目的、方法和程序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医与西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更是迥异。把中医与西医对应，拿中医去附会现代物理的“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都是“中医西解”，是对中医的肢解，把中医降低为学科和技艺。
中西医的差异源自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纠缠于“中医是否是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淫”“七情”“八钢”“经络”“穴位”可能还要过很久才能被西医理解，但中医早在现代西方科学产生之前早就存在了，中医始终是一种完整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超越于科学的、独立的认知体系，是一种真正的“人的医学”。而最值得西方骄傲的现代心理学只是一种特定地域、文化和人种的产物，缺乏其他文化背景和其他民族心理参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没有现代心理学之前，中国人主要是通过儒佛道来调节心理平衡的，儒佛道的思想要比现代心理学深刻和实用得多，其中包含了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保健机制和心理治疗机制，更重要的是，在宗教盛行的时代，在儒佛道的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精神障碍。
对科技的崇拜，使社会、文化的研究和写作中普遍流行一种逻辑化、格式化和数据化等实证主义倾向，言必称“西方”“欧美”“发达国家”，通篇罗列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和术语，用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来分析人文和历史现象，动辄就要用某种科技理论来诠释社会问题。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科学的概括。经济语汇和科技文风成为时髦，所有的学科都在效仿西方学术的写作风格：繁冗的空洞，精致的贫乏。对科技的崇拜，使人们把那些高科技犯罪（黑客、网上诈骗、网上盗窃）的人当成英雄来谈论，好像只要沾上科技便与凶杀、强奸、抢劫、贩毒在本质上就不一样了。
现代科技造成的知识爆炸使人无所适从，而太多的选择等于没有选择。各种媒体不停地制造大量垃圾，浪费了大量资源，在网络、电视、报纸、杂志到书籍中，真正有益和有效成分少之又少，不仅浪费甚至有害，它们的主要作用在于形成氛围，造成压力，逼人就范，就范于被少数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操纵的兴趣、时尚和思潮。
如果扣除那些既成的灾难，正在持续的灾难，正在形成的灾难，潜在的灾难和未知的灾难，现代科技对人类和自然界延续的意义是负面的，它正在加速将人类带向一个更不确定的世界。西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其实是“得不偿失”，一如现代化一贯的逻辑：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奴役，奢侈与贫穷，创造与毁灭并行不悖。美国宗教哲学家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里写道：
“当代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现代范式的后果从许多方面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这个星球并无裨益”。
大自然给人以启迪和慰籍，但唯物主义排斥人类各种超验的精神活动和灵魂现象，用科学的方式来界定一切事物，用技术的方式来处理一切问题。现代生活形态是一个完全人为的世界，技术破坏了大自然的神圣和美感，在人造的世界里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相信科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我们怀疑科学的意义和价值，至少，科学不代表“善”和“美”，也不代表最高价值，对人类和自然来说，比“进步”“发展”更重要的价值是“节制”“和谐”。
科技和市场盲目扩张的本质从未改变，而科技和市场对人类的影响则完全取决于价值，即人们对科技和市场的态度，西方价值对科技和市场的鼓励和纵容是造成今天科技和市场泛滥的根源，它使整个社会丧失精神价值的引导，完全服从现实利益的支配，将发展本身当成目的。科技是没有灵魂的，最善良的商人也无法做到诚实；市场是没有良心的，最有远见、最有责任心的科学家也无法预知科技的后果；而法制则将这一切合法化。西方人一直引以为骄傲的对人类社会的三大贡献——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存在本质的缺陷。历史将技术从仆人变为主人是一种宿命；世界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奉为终极价值是一种宿命；人类选择西方文明作为发展的方向是一种宿命。
八、现代化与制度崇拜
人是倾向于放纵欲望的，人的欲望需要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方式来调节的。道德、权威、习俗和舆论等属于一种内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随时随地都处于对善恶是非的主动判断和调适状态，具有深刻的敬畏和震骇力量。在“熟人社会”（传统社会、东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自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而制度和法律等属于一种外在的调节方式，它使所有个体处于被动约束和强制状态，在“陌生人社会”（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主要是靠这种他律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不再是宗教信仰，不是社会风气，也不是伦理道德，而只是法制。现代西方价值倾向于自由放任，法制只是对过度自由的一种反制；东方价值则倾向于自律，而自律产生于责任，对他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责任。东方社会原本用不着法律，道德和禁忌的力量就够了，因为法律不能制裁所有的罪过，而宗教和道德则适合预防和惩戒一切恶行，正所谓“西方人偏爱制度，东方人偏爱道德”。
现代化一方面消除了各种敬畏和禁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如宗教、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传统风俗等，使各种禁忌功能如道德、习俗、舆论等内在调节机制完全失效；另一方面，现代化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产生各种利益冲突的机会越来越多，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了现代社会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放弃道德约束和各种禁忌，这种舍本逐末的逻辑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物质，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社会的高效运转，实现劳动力、资源、生产、销售、流通、分配间的最佳配置。一切制度设计都只是服从效用的原则，各种组织安排都是为了配合物质生产，以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各种法律都是表达的资本和技术的理念和逻辑，是资本和技术的理性化手段，其合法性依据不是来源于正义和道德，而是来源于各种与资本和技术相关的因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一套为资本和技术服务的价值体系，不一定代表正义和道德。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只是这种工具价值的派生物，一种意识形态，推动自由民主发展的最终是市场和技术的力量。
现代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其基本原理是机械的原理，人是机器、社会是机器、一切都是按照机械的逻辑和规则来设计、安排和运作的。机械主义原理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现代制度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专业化劳动分工使所有个体沦为庞大社会机器的零件，成为社会一种组织和社会制度的附属品，与机械的属性一致；制度的日益繁复与物质的日益丰富和个性的愈发张扬一致；制度对人的异化和商品对人的异化一致。现代范式就是西方价值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作为一种适应技术和商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控制机制，无论是竞争性民主还是协商性民主，主要是通过数量和程序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民主的多数原则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被任何利益集团（包括机构、组织、民族、国家、强权）利用，民主只是另一种统治手段。民主可以是好民主，也可以是坏民主；民主可以带来公正，也可以用来混淆是非；民主并不代表真理，也不代表正义，甚至与是非和道德无关，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上的民主常常比专制更糟。历史上，民主被视为只适用于西方而不适用于他族和蛮族，大量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民主政府甚至不比其它政府更加和平，民主常常被用作制造混乱和分裂国家的工具，人权不是用来促进和平，而是用作攻击对方的武器，西方为了向他族输入自由、民主、人权，常常不惜兵戎相见。今天，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人权名义对其他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甚至只是为了展示新式武器和讨好国内选民。民主最终只与利益有关，支配民主的其实是一些现实原则和功利原则。而民主发展到今天，更成了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民主，成了资本和科技的民主。
在现实和功利原则支配下，现代社会管理阶层那种以技术和经济为主的知识结构已经控制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一般民众也已经完全陷入了科技崇拜和市场崇拜，科技和市场本身已成为操纵大众的工具，而民主这种投票机制也常常成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霸权或阴谋，在这种情形下，民主的“多数决”已经失去意义。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多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那些无是非、无原则的“吹毛求疵”“唱反调”和“对着干”都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希望看到对方的失败，其实并无明确的主张。民主选举常常令政治陷于瘫痪，因为政客们只关心自己的选举成败而不是国家利益。在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中，政客的声誉常常与妓女相当。德国在“纳粹”时曾受到举国欢呼，美国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对伊拉克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民主不是真理，民主也不是理想，民主仅仅具有一种功用价值。西方国家常常以“民主”“人权”的所有者自居，把“民主”“人权”神化成政治宗教，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来侵略别国，称霸世界。
民主的多数原则还可能导致信息、观念和利益的过度分散，加大社会成本，带来效率低下和社会混乱，甚至群氓政治。民主之于现代政治的金钱操纵（美国选举），民主之于市场经济的变幻（股市风波），民主之于现代科技的为所欲为（生物工程、太空技术），一切崇高的承诺都可能沦为愚民政治。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政治正在帮助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像中世纪的教会那样统治，像独裁政权那样运作。我们甚至怀疑：在严密的技术统治和重重的商业包围之中，自由是否可能？在各种强大的利益操纵之下，民主是否存在？
个人主义与民主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西方社会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夸大为人类最高和最后的存在形式，常常掩盖了其帝国主义的动机，而西方价值中反复强调的人权、自由也主要是为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服务的。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已经剥夺了人们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选择的权利，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现代化本身已经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政，在这种大背景下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都是苍白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纵容市场和科技膨胀；自由的泛滥，滋生放纵和享乐主义，而民主的泛滥，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它们正在摧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源泉——责任和节制；个人主义使整个社会因失去传统和信仰而陷入精神瓦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精心设计的无政府主义——自由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大规模转型，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但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们在价值取向上已经越来越相似，它们都高度关注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高度关注如何对自然有效地开发、改造和利用，高度关注如何激发和满足人的欲望来推动社会发展，而全球化使它们在发展目标和技术手段（操作层面）都走得更近了。它们的运作方式越来越相似，它们之间只剩下一些名义上的区别，如一些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以及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之间长期相互排斥，但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上却各有千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现代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经淡化，这将使它们能够得到更快、更有效的发展，它们对于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延续同样有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正对手已不再是它们彼此，而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西方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
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政治不是什么终极价值，没有民主政治同样能够推行现代化，如上世纪后期的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而健全的民主政治不一定能带来高速发展，如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如果现代化完全不可避免，那么，对多数传统国家而言，自由与权威、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也许是更好的现实选择。
今天，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成为一切现代制度崇拜的根源，人类除了民主政治、集权政治以及二者的结合物（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已没有别的选择了，现代制度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扩张欲望、攫取财富的堂而皇之的工具。
西方的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与技术和资本之间具有逻辑的同一性和历史的同一性，因此，对制度的崇拜实际上是对商品和技术的崇拜，某种制度被认为更合理和更有效主要是基于它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效率的崇拜，一切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新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成本更低、运作更有效；对制度的崇拜也成了对科技的崇拜，科技的发展有利于制度的完善，而完善的制度能够进一步推动科技的发展；对制度的崇拜使人们相信制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同时又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
现代社会一方面倾向于无限制的满足和纵容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用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恰恰把人撇开，把内心的道德约束撇开。每个人在名义上都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甚至在才能、情操、品德和气质上都与别人平等，以至于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同样的诉求，使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躁动和欲望，最终又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强制约束。
对制度的过分依赖也反映了社会的堕落，因为制度是一种强制力，对制度的依赖使人们放弃内在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内在调节（良知、道德、文化价值）完全让位于外在调节（法律、制度），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现代法律制度主要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原罪”预设，基于对人的不信任，基于诚信与良知的缺失，因此只能委托作为第三者的法律和制度来调节。现代法律制度是一种强制体系，一种操作规范，一种与商品一样的异化力量，它把人降低到物的水平，把人当成物来对待。一方面，现代制度对人的约束和安排如同人操作机器和给电脑指令一样，人已经沦为社会机器的部件，人正在被日益繁复的法律制度完全束缚；另一方面，丧失自律后的人总会尽量钻法律的漏洞，“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永远只会是越补越多，越补越宽，这不仅导致法律的进一步机械化和公式化，而且加大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
现代社会把人创造的各种工具都当成了目的，这些工具包括商品、技术、市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本身，而人本身反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不是生活本身。
西方企图强加给民族国家的那些空洞抽象的民主、人权、自由主要是出于价值偏见和文化偏见，这些东西往往是要以丧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自尊为代价的，甚至会导致整个价值失落和社会混乱。
现代西方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而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表现得更为有效，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给予的前提是，各种资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市场具有无限法力；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
近代西方文明的实质是技术文明，而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使科学技术得以实现和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倾向于激发人的物欲来推动社会发展，而西方的民主自由起着放纵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恣意发展的作用，现代性带来的一切自然和社会后果，都是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造成的，现代宗教已经迷惑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以西方为参照，用西方价值来看待一切传统，而这些人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
西方价值的物质取向先是被以“自由”“民主”“法制”的名义制度化和神圣化了，而现在一切又都被市场化和科学化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正在束手无策地被融入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对于各种现代化的后果，也只能依靠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按照现代性的逻辑发展只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看到，今天在上许多地方，当人们摆脱了政治暴政，获得自由、民主后，很快又陷入一个完全由技术和商品的操纵的社会，一种现代宗教的新暴政，遭受另一种压迫，一种灾难取代另一种灾难。社会动荡、经济危机和民族分裂正在耗尽这些国家脆弱的制度合法性。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按照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制定的各种国际法、国际标准、国际条例所依据的主要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崇拜，对社会组织的崇拜，都是近代西方价值的产物，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放大，它导致人类近代史上各种冲突和战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即使是在那些被西方界定为“非民主”的国家，各种新闻和信息也从来没有如此丰富，互联网已成为开放的公众平台，普通民众拥有更多机会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来获取信息，在虚拟空间串联、组织、集会，以此来揭露腐败，监督政府，挑战权威和发泄不满，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传遍世界，而许多政府为了更有效的统治已被迫放弃很多控制，“网民参政”“网民议政”“网民监督”已成为趋势，必将大大加速全球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进程，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你就是想要逃避都逃避不了，如果不这样，民族国家便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需要，最后只能被边沿化。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面前，人们要么反而不知道如何获取有用和可信的信息；要么被制造海量信息的利益团体误导和操纵。
就中国而言，虽然重在现代化发展中每个方面都可能是例外，但根据与众历史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地区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过渡到到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开放政治权力，实行竞争选举，直至多元政治体制已并非遥不可及，但今天，真正令人担心的已经不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而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后果。随着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极大的促进各种西方价值、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现代范式的扩展，从而加深各种现代化的危机——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身心间的矛盾。
许多西方思想家将人类的前途寄希望于宗教的复兴，而他们所讲的主要是基督教复兴，但是科学早已摧毁了宗教的精神本质，今天，即便是那些更具震慑力量、更宽容的宗教传统也难以恢复了，所有传统宗教在今天已沦为一种政治工具或身份认同，除了功利价值，已不具有终极价值。
在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范式下，无论制度怎样转变和创新，无论科技怎样发展进步，都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从根本上讲，不是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只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只有价值的重建，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
九、 现代化与市场崇拜
市场经济是靠资本的本性来调节和导向的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就是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来配置资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它不仅具有强烈的垄断倾向，而且具有导致强弱分化的“马太效应”，市场经济就是对资本本性的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总是以人性和自然为代价的，它往往带来强大的社会消极状态和普遍的社会焦躁心理。
市场的逐利本性为科技的奇思异想提供天地，科技的实践精神把市场的欲望变成现实，一切事物首先是被科学化，然后再被市场化。科学技术成了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的首要制度。市场崇拜带来的是效率崇拜、速度崇拜、规模崇拜。市场经济先是都被意识形态化，而现在已完全被神圣化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它只能靠市场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对市场的完全放纵。
当经济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当市场成了社会的主体，市场便开始消解一切，将一切变成商品，使一切非分成为可能。“商品包装”“资本运作”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话题。从制造假药、假酒、假文凭到网络盗窃，从出售精子、出租子宫到贩卖核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各种倒买倒卖、投机取巧的行当。在所有商业化过程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教育和医疗的商业化对人类的影响更深刻了，社会良知和怜悯已堕落为赚钱的工具——教育的商业化使人们从发蒙开始便接受功利主义熏陶，而医疗的商业化则使金钱与生死建立了联系。
现代市场无所不能的满足人的需求，“需要乃发明之母”，只要需要就发明之，只要需要就制造之，只要需要就出卖之，连生命也不例外，如各种宠物，以及即将开始应用的克隆技术。市场通过刺激人的各种欲望，不断制造潮流和时尚来引领消费，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需求，诱导人们将欲望变为现实，将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再把这些需要变成符号，变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使所有的消费成为理所当然。任何商品一经问世，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立即被大量复制，然后被批量生产，就连那些慈善行为也只是为了背后的商业推广。
今天，市场的力量不仅控制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控制和支配着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大众在沉醉于消费快感的同时也使自己沦为市场算计的对象，落入市场设计的圈套。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带给人的反而是越来越不满足，市场反而使人们的物欲变得更强了，历史上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像今天这样对财富怀有如此大的期待；现代生活使那些用于维持健康有益生活的支出越来越少，而用于各种炫耀性的支出越来越多。
市场具有一种吞食一切和消解一切的功能。休闲本可以起到一种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但现代休闲方式不仅不能起到减少生产和消费的作用，反而成了高消费，成了加速生产的动力，它需要以更大的空间扩展为前提，以更多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大众休闲更导致了生产和消费规模的加倍增长，人们正不停地购买、旅游、运动和保健，拼命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这种高消费，消费的魔力像黑洞一样将所有人都吸进去。周还林和谢高地在《人类生存困境——发展的悖论》一书中写道：
“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作为一种再商品化的工具，其作用已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市场的统治。”
现代化发展必然会使许多财富增长用于弥补损失——身心健康的伤害，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疏离，环境的破坏等等，使社会财富增长中的有效成分呈递减趋势，人们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消除发展的各种后遗症，而过剩的危害并不亚于匮乏的危害。但是反过来，如果人人都去过一种简单而快乐，朴素而健康，节约而有益的生活，那么经济增长怎么办？技术发展怎么办？
现代市场引导人们把满足物欲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现代市场与科技结盟颠覆了以往的一切社会秩序和内心秩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使人完全失去节制。几千年来，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并没有太大改变，人生本不需要这样匆忙，但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本不需要这样过度发展，但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加速运行的轨道。
新产品带给人们的快感和维持兴奋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人们需要付出的身心代价却越来越大，伴随更多欲望和诱惑的是更多的紧张、更大的压力。市场把玩人与商品于手掌之中，人如同不停翻转轱辘的小白鼠，终日疲于奔命，但始终停留在原地，除了消耗更多物质，生活的本质并未提升。现代社会很多的消费都是不必要的，很多的劳动都是无用功，很多的生产都是无意义的，但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已陷入一种盲目的整体性自欺。
许多被市场列为“必不可少”的物品其实是一些虚拟，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汽车、空调、冰箱、塑料袋、手机、电脑、瓶装水、桶装水、餐巾纸以及其它一次性产品的出现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现在都变成了“必需品”，而所有这些产品的不良后果都被解释为进步的代价，最多被说成是利弊参半的“双刃剑”。现代市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巨大的破坏性表现为“必不可少”和“无可厚非”。
那些关于市场和科技预测和发展的高深理论，不要说对于人类的生存，即便是对于有限时间内变化的判断都是苍白的，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科技领域，都已经有太多的“出乎意料”和“测不准”。因为市场与科技都是盲目的，都具有一种内在野性和扩张冲动，倾向于驱使所有劳动力，吞噬一切资源，即便在高度组织化的今天，在整体和相互关系上，在发展的后果及其影响上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只要给它们机会，就会膨胀至毁灭，这是它们不变的本性，也是它们存在的理由，而由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化就是要摆脱一切传统价值对市场和科技的约束，使其为所欲为。
现代金融市场，尤其是现代证券市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反映正常的经济活动，它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服务，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那些所谓的“财务工程”“金融衍生品”“资本运作”，多是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通过复杂的包装组合的投机取巧。它们把风险分散到更多地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者身上，赢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输了则是这些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大量财富流入那些收益虽高但对社会无益的“金融工程”。创建公司不是为了发展和传承，而是为了上市或出售获利。美国的银行对金融和房地产的投资远远超过对制造业的投资，美国的实物贸易远远不如各种债券、股票、期货以及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贸易。在那里，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多少增长,他们从任何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都主要是来自债务的增加。市场经济从实体经济发展到虚拟经济，实际上已经从盲目便成为疯狂，而这种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经济模式正在被世界其它地方所仿效。
对暴利的追求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已经不满足于实体经济所获得的平均利润，而将其资本转入金融证券行业，堂而皇之地把金融运作当成掠夺财富的工具，金融市场将众多冒险者的失误酝酿成巨大的灾祸，暴涨之后总是暴跌，“无中生有”不可能长久，在金融市场，只有规则，没有道德，搏杀的结果往往只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美国的“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虚拟经济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以追求物质无限发展的现代实体经济已经令人担忧，那么完全摆脱实体经济，由未来预期收益决定的虚拟资产更是一种邪恶，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这些理念完全违背了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生活常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可以在瞬间产生，又可以在瞬间消失。
当节约成为“问题”，储蓄受到指责，整个社会经济需要靠人为的消费来维持，靠巨额的负债来推动；当超前消费、高消费、过度消费、铺张浪费通过大众文化和广告文化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个人追求和政府鼓励的生活方式；当信用卡、分期付款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工具成为社会制度的重要部分，什么都可以刷卡消费，一切“节制”的机制已被完全冲决，所谓的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股票危机就成为注定的了，而最终的解决出路还必须靠进一步刺激消费、扩大消费，哪怕是浪费也比市场萎缩和消费停滞好上百倍。即使在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的今天，“能源环境”也主要被看成是一种新的商机而不是一种救赎，“绿色技术”和“生物技术”已成为另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次高投入高回报的博弈，“能源创新”只是为了加快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环境本身。
一切现代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在根本上都是西方价值的危机，而一切所谓的科技创新和制度（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创新，只会成为新一轮物质发展的加速器，加速奔向现代价值预期的方向。
传统社会满足的是人的需求（如手工时代和耕读时代），现代社会追求的是人的欲望；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是节制，现代社会价值核心是放纵；传统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自发的逻辑和内在的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遵循一种人为的逻辑和外在的秩序；在传统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传统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约束，而在现代社会，市场与科技受到各种纵容。
失去内在和天然的传统价值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野性。西方价值追求器物、制度和观念上的无限发展，以实现对人和自然的外在超越，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各种内在精神的超越，这是西方价值与其它传统价值的主要区别所在，也是西方价值危害所在。
传统上，社会主义在财富分配上更公平，人与人的关系更平等，而资本主义更富于效率，在政治上更加自由，但市场和科技的发展正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差异，整合两者的不同功能。在对于市场和科技的认识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日益趋同，两者都高度关注于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
所有的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了经济决定论者，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已远胜于政治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人类已陷入对市场的制度性依赖。全球化的冲击，以及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相似，如今，两者正通过不断借鉴和渗透，共同开创一个新的风险社会。文化是制度之母，使两者走向一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物质取向，而那些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上的争论，包括政治体制、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争论都已成了西方范式内部的争论，苏联和东欧都属于西方文明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与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异事完全不同的。
今天，所有的民族国家现在都被纳入了由西方价值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和科技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本质已完全改变，世界已完全落入市场和科技支配的西方文明范式。
十、 现代化与全球化
作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全球化是主导世界的西方价值鼓励和纵容资本和技术发展的逻辑后果，西方的跨国公司、金融巨头或政府组织纵有天大的能量，也只能推动而不能设计或策划这场运动，因为资本和技术的构成、关系、变化和影响是远远超出西方的所谓理性认知的，西方国家纷纷将工厂前往中国既非中国的阴谋，也非西方的恩赐，全球化只是资本和技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表现。民族国家从此将完全服从基于西方经验的全球市场和现代科技的支配，从科学理论到生产技术，从产品设计到消费方式，从企业经营到社会治理，从机构设置到社会科层组织安排，从教育、医疗制度到财会、金融、保险制度，从个人观念到社会时尚，无不打上西方的烙印，非西方社会将处于更加被动的接受地位。全球化再次表现出西方文明强烈的文化扩张冲动，西方价值的扩张性与资本扩张性完全一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已被裹挟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被整合到全球设计、制造、流通甚至制度和技术创新之中，民族国家纷纷争先恐后地抛弃自己的传统转向西方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变成了新兴的工业国，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边缘化，全球化正在整合和分裂整个社会，而占全球2/3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的加入，正在大大加速全球现代化的进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以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水准为目标，并在更大规模上重演西方在过去100年发展的历史，能够避免的地方是有限的，这是由现代范式的逻辑所规定的。
这个世界根本不可能负担人们都过西方那样的生活的，但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是要把人们引向这个方向。全球化不仅通过贸易、金融、科技、通讯、媒体、运输和旅游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到世界各地，也将一些局部的疾病（如艾滋病、禽流感、甲型流感），局部的经济危机（如房贷危机、金融危机）迅速扩大到全球，使弱势群体更容易遭受各种灾难的打击，而最可怕的是全球化实现了西方价值在全球的“无缝覆盖”，各种带有致命缺陷的西方价值已被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价值迥异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现代化后果提前一百年到来，今天的世界将更难想象？现代化使人类失去了保护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天然屏障——各种传统价值的核心——节制。世界已因此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它统一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已注定使所有人都要遭遇西方，而一切与西方价值不符的东西都被视为“问题”，由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人们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和暴政。当西方为征服世界而感到骄傲时，当西方把其它地方的现代化看作是自己的负担时，连西方自己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它带给世界的其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市场扩张
现代性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国的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到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现代世界经济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一切无不遵循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当今的贸易都是以富国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格、交易方式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三大国际组织，即国际基金货币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当今全球各种基本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立者、实施者、监督者和仲裁者，他们实行股份制运作方式，主要体现西方国家利益。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规则也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如国际航海法（IMO伦敦）、国际航海安全法（ICAO蒙特利尔）、国际食品标准条例（FAO罗马）、国际知识产权法（WIPO日内瓦）、国际汽车标准法（ECE日内瓦）等等，这些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本身已成了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和全球化的工具。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逻辑，它是由资本主义逐利本性决定的。世界每个角落都正被卷入这一洪流中来，不管你是否愿意或有无准备，都已经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一部分了；无论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已经被复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渠道直接间接的联系在一起了。目前，全球强50强企业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以上的生产、2/3的世界贸易、90%以上的对外贸易、75%以上的专利和技术转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了。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产业制度，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尤其是那些金融、贸易和信息产业的独立王国已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政治中心。
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竭力摆脱一切控制，包括与母国的关系，甚至不惜将先进科技转移到不久就将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国家。跨国兼并越来越多，政府权利正在萎缩，世界正在成为少数精英和寡头的天下，走向他们所选择的方向，世界精英统治的格局正在形成，所有国家正按照不同的分工形式（原料供应、产品生产、市场销售、技术附庸）纳入他们的全球版图，各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精英也已被西方“收编”而不自知，连政府都成了他们扩张的工具。在那些影响世界的所谓“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巨大的阴谋。
早期的跨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殖民扩张的方式掠夺外国资源，倾销本国产品，十七世纪初建立的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其掠夺方式主要是建立农场和种植园，开掘金矿、银矿，贩运香料、布匹、丝绸，贩卖奴隶、鸦片，从事海盗活动。从殖民结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公司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运作。现在的跨国公司则主要依靠上述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借助现代通讯和交通手段堂而皇之的向海外扩张，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正根据全球的原料、劳动力、产品市场和税率的不同分布随心所欲地游走于世界各地。
科学技术，尤其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为跨国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为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劳力、技术和资本配置，以及全球范围的生产制造转移，摆脱母国的控制，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货币和商品流动的主要力量，大量的跨国贸易直接在网上进行，以逃避巨额关税；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以各种投机方式来牟取暴利，通过互联网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从事各种货币和股票交易，这种交易往往与实际生产无关，且大大助长了社会的投机风气，使更多的实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实业资本带来的缓慢的平均收益，而希望通过金融资本来获得快速的暴利，即使风险极高也在所不惜。今天，在全世界瞬间流动的资金可达100万亿美元之巨，其威力犹如飓风，它可以摧毁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年的拉美金融风暴，以及当前这场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都是全球化和现代虚拟经济的必然后果。而目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反思还仅仅停留在如何应对、防范和控制等应急操作层面，远非价值的反思。
跨国公司通过工资套利和税收套利，使各国之间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争相引进外资的结果，使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资、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相似的比较优势，正在由于彼此竞争而形成新的内部矛盾，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过程中形成的认同。
资本主义逐渐通过跨国公司、现代科技、政治干预三种方式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和民族国家纳入其文明版图，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在三者中，跨国公司和现代科技具有本能的扩张冲动，倾向于无限发展；政治干预则通过人为力量推波助澜。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也是有巨大代价的，如完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减少政府干预，使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成为跨国公司予取予夺的囊中物。
全球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每个人都想有更大的房子、更多更新的电器、拥有汽车、外出度假；另一方面，由于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生产方式造成大量的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据估计，按照现行的市场和科技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仅20%的劳动力就足够了，另外80%的人将成为“多余人”，如何消化如此庞大的过剩人口，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压力。
在全球化带来经济的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成为一种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的普遍社会现象，中国已成了堪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据联合国最新资料统计，全球饥民总数达到10.2亿，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挨饿，发展中国家有两亿儿童营养不良，全球每6秒就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当全球的粮食已经供过于求，当我们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来消除饥饿，当全世界肥胖的人口已经超过了饥饿的人口，富裕国家人民因营养过剩而烦恼，需要花大量金钱来减肥，各种减肥产品大行其道，减肥公司应运而生，减肥产业已成为一个庞大产业，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却有相当多的人因缺乏基本食物，营养不良，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有，而西方社会的个别善举也只是一种施舍或交换，这一切都无疑是现代文明的最大耻辱。
在各种全球化后果中，没有什么比西方“肉食文化”的推广带来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了。畜牧业的大发展造成了大规模的雨林破坏、土地沙漠化、水质污染、水源和能源大量耗费以及粮食危机；生产同样重量的肉食消耗的资源和劳力比生产粮食要高7倍；世界上有超过1/3的谷物用于畜禽饲料；仅美国每年喂养畜禽的粮食可以养活8亿人；全世界4倍于人口的牲畜数量已经使牲畜产生的温室气体已超过汽车；现代动物体内所含的尸毒、残留的化肥、农药、生长激素、抗生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肉食已成为今天人类健康的杀手，许多癌症和疾病都与肉食有关。
全球化也使那些首倡全球化的国家本身也无法摆脱资本市场的支配，工资和福利的上升导致利润下降，使许多企业纷纷将生产转向海外。资本的冷酷无情使许多西方国家不得不降低国民生活水平，放弃传统政治对社会平等的承诺，不断减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和教育支出，政府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面临更多的金融危机，使本国产品缺乏竞争力，但政府这样做了，又会激发各种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面临挑战。
全球化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战争除了陆海空的军事对抗之外已扩展到所有领域，超越了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和伦理规范，粮食、能源、基因、网络都被用作威胁和摧毁对方的手段，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开辟为战场。而世界各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宗教的诉求，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诉求，一种对全球化的另一种反抗，一种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如果从全球资源和人类长远利益来看，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未必是坏事，它可能使更多的人关注分配、环保、身心健康等现实问题，反思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
（二、）全球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扩张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市场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现行国际关系的规范和规则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传播给非西方文化的传统和社会心理来巨大挫败，它破坏了这些文化的基因，使这些文化失去凝聚力，造成这些文化的中断和彼此间的对立，使我们变得不像我们。
各种文化和知识体系之间不存在价值的可比性，但今天，当我们谈论现代化或全球化时，实际上主要是指西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西方价值正在全球扩张，全世界都处于西方的概念和语境中，人们已习惯用西方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许多民族国家正在抛弃他们固有的价值和熟悉的生活，即使并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一切正在成为人们评头论足的标准。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不仅取代了各种传统文化，也消解了各种意识形态，导致整个文化的平庸、堕落和暴力倾向，并将西方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现代社会价值已变成完全的物质取向，全球化使得以科技和商业主导的文化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效率替代了一切传统价值，并直接导致各种功利主义社会行为的蔓延。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原则已成为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连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的出现更将人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消除了时空和风格的差异。
资本主义经济在过去强调的是生产，即如何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强调的是消费，即如何诱导人们高消费和超前消费。目前，全世界除了少数资源行业外，大多数行业都已进入了买方市场，而这些商品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成了可有可无，整个市场已出现产能过剩，但人们的欲望却反而越来越难以满足，对多数人来讲，除了钱以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缺了。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人为制造的需求来维持，这些需求并不是实际的需求，而是虚拟的需求，它主要是由文化引发的需求，这种文化便是西方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它表现为各种过分的自我强调、个性张扬和差异崇拜，将浪费作为必需，以病态为美。
现代社会完全受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支配。现代媒体通过各种手段展现富人和名人的生活，让人们羡慕和追逐，为所谓的拼搏奋斗、发财致富提供动力，各种广告在把别人的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崇尚财富，崇尚名人，崇尚成功，崇尚刺激——已成为现代社会风尚。没有人甘愿做一个普通人，“贫穷即羞耻，贫穷即犯罪”已成了现代社会的舆论标准，“经济增长指数就是幸福指数”已被普遍默认，这些无形的社会舆论压力正在时刻羞辱着每个普通人。
节俭、储蓄、量入为出等等这些与各种美德和自然相关的价值，也体现了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精神，但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是完全冲突的，在这个以借贷为荣的时代，如果人人都勤俭节约，量入为出，人人都过一种健康有益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科技的创新和转化就没有必要。
资本主义生产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名义，一切追求更多、更快、更新、更大、更有效、更有利。现代社会的所有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与物质有关的发明创造和生产消费上了，分期付款和信用卡制度无疑是最有效的两项发明，它大大的促进了消费主义风气的形成。
现代技术的发展本可以将各种产品做得更经久耐用，但现代生产制造和营销理念注重的是用过即扔和更新换代，以培养人们喜新厌旧的消费意识，最终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许多产品被人为的设计成更短的使用寿命，且不能拆换，不能维修，而这种设计制造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
现代世界观是个人主义的，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和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被标榜为理所当然的人权，受到各种法律保护。时效原则、投入产出原则成了一种时髦和普世价值，适用于一切事物的考虑和安排，如何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成了个人和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离婚成了妇女解放；独身、不育和乱交都成了个性自由；越来越多的人把事业、房屋、汽车、度假看得比家庭、孩子更重要，而这些倾向正在助长整个社会溺幼轻老的风气；现代城市弥漫的欲望和躁动，正引诱乡下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去尝试各种危险、刺激又不受监督的生活。
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是个灾难，全球媒体市场已被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所控制，通过它们，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西方的价值观正在覆盖全球，使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失去话语权。英语借助国际商业贸易和计算机发展成了世界语言，造成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和对其他民族语言的破坏，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英语内容占90%，法语内容占5%，其他语种内容占5%。除了英语以外，其它的世界语言的还有金钱、互联网、人权等等。伴随着超级市场、宾馆、飞机场、高速公路、巨幅广告、加油站、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现代化标志出现的，是各种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消失。
全球化成了一个模仿的时代，大众文化用强大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说教来影响社会，用各种手段来迎合大众，引导消费。衡量报刊杂志好坏的标准是“可读性”，衡量影视作品优劣的是“票房价值”“收视率”和“上座率”。今天的文化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培育人成长的，各种时尚和“快餐文化”成了人们的主要精神粮食，“拜金”“色情”和“暴力”则是其三大主题，充斥这个时代的是猥琐、庸俗和变态，整个社会只有娱乐，没有艺术，流行文化已成为日常生活，而广大消费者明知被欺骗却甘愿受欺骗。
西方文化的入侵不仅给民族国家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心灵造成巨大冲击，也使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怀疑，新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反传统的倾向，充满对自己传统文化和对固有价值的埋怨和自责，现代的、新的都是正面的、好的，一切传统的、旧的都是负面的、坏的，大多数传统社会正在经受一场深刻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错乱。
当商品、科技、制度、规范、组织充斥了整个社会，成了社会的主要价值，艺术已无路可走，如果艺术与市场和科技合流，便失去了真、善、美；如果艺术远离现实，便失去了实际影响和存在意义。传统艺术的土壤是自然、宗教和人伦情感，而现代艺术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异物，它的土壤是制度、商业和科技，毫无情趣、意义和诗意。
现代艺术不再表现美和神圣，不再给人以安静和谐，赏心悦目和心旷神怡，各种形式的现代艺术已沦落为科技和商业的婢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狂欢，一种恶搞，艺术已丧失了矫正人性分裂和心灵扭曲的功能。一把椅子，一张白布，一泡大便，一对用外科针线缝在一起的乳房，……任何东西都是艺术，什么人都是艺术家。当代艺术除了诱发邪念和刺激感官外什么都没有，它常常引起人们联想的是垃圾场和疯人院。工业文明摧毁了人类曾经有过的神圣、崇高和优美，现代艺术表现的是人的机器般的冷漠和荒诞。越来越少的亲情和宗教关怀，越来越少的闲情逸致和冥思妙想，消费主义成了社会的主要追求，物质享受成了人们的主要乐趣。人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同时，又与自己在精神上发生冲突。当人类精神和艺术的源泉的宗教死去之后，生活在理性主义阴影下的现代人，内心已不再有灵性，各种现代艺术形式都在表现同一种情绪——焦虑茫然，同一种节律——杂乱无章。随着肉食摄入的增加，酒吧文化的蔓延，各种现代娱乐成了宣泄过剩能量的方式。明星不是道德的楷模而是吸毒、乱性和偷税的代名词，娱乐圈往往是肮脏和残酷的地方。当代艺术没有特定的地理渊源，没有真正的文化特征，在与资本、科技、军事、外交结合之后，已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打击力量和生活意义的控制机制。它要摧毁的是一切固有的文化形态，消灭一切传统艺术，使全世界变成西方价值的附庸。
现代音乐不再是内心的情感抒发，给人精神抚慰，许多大型音乐会常常都与药物和酒精为伴，那晕眩闪烁的灯光，那巨大的欢呼场面，那硝烟弥漫的背景，那奇异的装扮，那歇斯底里的舞姿，那机器般轰鸣的节奏，那声嘶力竭的大吼大叫，那死去活来的表情，现代音乐成了一种发泄，具有与大麻相似的功效，且往往被插上“和平”“反战”和“绿色”的标签。所有的民族音乐在旋律、节奏和配器上都在竭力模仿西方，每个民族独有的音乐遗传密码——音阶、调式、音律现在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民族音乐都加上了西洋打击乐器来加强节奏。西方经典的传统的交响乐虽然充满征服的激情和扩张的冲动，但往往还具有某种优美和谐的旋律，而现代交响乐既无旋律，又缺乏和谐，形同那些创新的“书法”。
“迪斯科”也成了跟英语、计算机、可口可乐一样的另一种世界语言，它使民族舞蹈语汇黯然失色。民族舞蹈争相在动作、节奏和表情上模仿西方，尤其是那挑逗卖弄的舞姿；痉挛抽搐、咬牙切齿、横眉瞪眼的表情，那故作深沉优雅、伪天真纯洁和迷离恍惚的眼神；那娘娘腔、脂粉气，都成了当今的舞台和广告的主流和时尚。东方人本有自己的性格、气质和风度，东方人何需模仿西方人的举止、眼神和装扮？
现代美术已成为一种意淫，极尽各种荒诞和变态之能事，“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极简主义”“大地艺术”“概念艺术”“影像艺术”等等都是一些挖空心思的怪异，从毕加索开始，现代美术早已成了这个时代内心焦虑惶惑的写照。
现代服饰和发式成了人们直接表达对现代化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方式，世界各地的服装都在质地、款式、颜色和搭配上模仿西方。现代时尚的最大特点是鼓励各种怪癖——雌雄同体、异性癖、异装癖和中性化。现代时尚的唯一审美准则是“与众不同”。流行于中世纪白人上流社会的高跟鞋、丝袜、裤袜和长统袜已成为近代世界女性的标准穿戴，而露着乳沟的紧身衣和露出半截屁股的牛仔裤则成了当代女性的标准穿戴，难怪一位澳大利亚穆斯林长老形容那些衣着不端的女性是“没有遮盖的肉团，自找麻烦”。今天，世界各地女人身上都散发着“香奈儿”“克丽丝丁·迪奥”“宝格丽”“安娜苏”“卡罗琳娜·海莱拉”等欧洲香水的气味。时髦已经使许多人对自己与生俱来的长相和肤色充满自责，无视身高、体型、肤色和气质的差异，不顾自然和谐的起码审美原则，那些把直发烫成卷发，把黑发染成金发，那些痴迷于隆胸、隆鼻、隆唇、隆臀，甚至因美容而丧命的更是一种可怜的疯狂。
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那些充满躁动、刺激而又昂贵的西方体育和冒险运动。西方体育运动不是一种身心平衡的活动，它的那种挑战极限的精神已经违背了人的生理特点，尤其是那些冲击力大的运动，除了提高人的竞争意识和好胜心外，不是带给人健康，而是带来伤病。事实上，许多西洋运动的运动员并不比普通人健康，正如许多西医医生并不比普通人长寿！那些贵族化的体育运动（高尔夫、赛车、赛艇、马术、滑翔伞、器械健身等等）更需耗费大量资源和能源，早已超出了强身健体的意义，现代体育的发展主要是受名利思想的诱惑，成了一种商品，一种产业，一种时髦，一种高消费，一种政治事件和国家崇拜，已背离了体育精神，而这些时尚对那些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弊多利少。
人们怀疑人类还能打破多少体育纪录，以目前的进化速度来看，人的体能已达到了极限，人怎么可能比车跑得快？比海豚游得快呢？现代体育也属于一种现代范式，它跟现代社会的人口、经济和生态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它遵循一种线性的、加速发展的方式，而它们都正在接近极限。西方的竞技体育实际上是一种死亡竞赛，它终有一天会无纪录可破，而西方以挑战人体极限为目的竞技体育的终结，将会迎来以强身健体，身心健康为目的的东方体育的复兴。
东方式体育运动是一种民间的、群众性的活动，而不是贵族式的、高消费的活动，她不仅更适合东方的国情（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而且更有利于人类和整个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东方的体育几乎不需要任何资源和能源耗费，东方的体育多为徒手运动，只需要在大自然中，利用身体本身的重量，配以不同姿势、动作和呼吸，施以不同力量和速度，辅以简单器械，即可达到健身的目的。东方价值不是崇拜肉身，而是崇拜灵魂和精神，东方的体育不仅强身健体，而且修身养性，它是一种人与自然、身与心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各种东方的内功。
现代建筑的风格都是在刻意模仿一些怪异造作的理念，完全脱离了自然，割断了与历史、宗教和文化的联系，“功能主义”“经济主义”“形式主义”成了现代建筑的共同取向，“趋同”和“平庸”已成为现代建筑的共同特征。方言和建筑是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异域的两种符号，曾经，建筑中的每个细节如同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具有鲜明的风格，没有一座建筑是单调的，而现在，所有民族国家的建筑都已失去自己的灵魂，世界的各地的城市已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其历史和文化了。今天，无论你走到哪个城市，都觉得“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相似的楼房、相似的玻璃墙、相似的霓虹灯、相似的街道、相似的立交桥、相似的喷泉、相似的广场、相似的街心花园、相似的城市格局，尤其是那些商业中心。如果是在西方，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国家；如果是在中国，你很难分辨是在哪个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成了笼罩着噪声和烟雾的水泥丛林，到处是杂乱无章的覆盖物，而鸟瞰比平视给人更多的视觉刺痛。
现代建筑在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也只能靠一点拼贴来表达了，如给一幢方块建筑加上传统的屋顶，在柱式和线角上添上一点传统元素。即使是那些仿古建筑，也像是小学生的作文，全是一些堆砌的华丽辞藻，恨不得把所有传统元素都拼贴在有限的建筑身上，结果却显得既缺乏宁静，又缺乏质朴。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传统建筑都是某种文化精神的表现，隐含了美学、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都与周围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协调，充满了灵性，具有内在的宁静、从容和自信。而现代建筑只是工程的一部分。普遍使用的玻璃幕墙外观和平顶设计已经将那些最能体现个性的屋顶和窗户包裹起来，建筑的基本造型被简化为只是大小、高矮不一的立方体。许多所谓现代建筑为了张扬个性，刻意制造视觉上的所谓非对称、夸张、倾斜和扭曲，使建筑失去了起码的稳定、平衡与和谐。为了时尚每几年就要进行一次的装修，不仅耗费大量材料，而且制造大量污染。而那些东方城市甚至乡镇中滥用罗马柱、巴洛克屋顶、几何图案装饰的建筑显得尤其别扭，它们与周围人文和自然景观是如此的不协调。
城市化趋势和传统建筑的功能性局限使现代建筑的发展成为必然。采用玻璃幕墙以便获得更好的采光和隔热效果，平屋顶的设计，以便放置大量冷却和通讯设备。人们已经不得不都工作和生活在楼上了，只有现代化高楼才能容纳更多的人，这种趋势正引导人们建造世界高楼的竞赛，从香港中环广场大厦374米，纽约帝国大厦1250英尺，广州信兴广场大厦384米，广州中信广场391米，香港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420米，上海金茂大厦420.5米，芝加哥西尔斯大厦442米，吉隆坡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451.9米，台北101大楼 508米，迪拜塔828米……这种高度是否真的可以无止境地超越下去？世界高楼的竞赛只是表明了现代范式的特征和趋势。
到处是用洋名命名的建筑，曼哈顿国际社区，温哥华广场，格林威治广场，威斯顿联邦大厦，雅典国际公寓，比利华国际城，加州国际会展中心，罗浮广场，左岸国际，布鲁汀社区，爱丁郡院，塞特公寓，美洲花园……，无不反映了一种做作和文化失落。
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烘干机仅仅是为不影响所谓的“市容美观”和“社区整洁”，而每台烘干机所耗费的能源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城市园林中那些过分规整和几何造型的花木，市区大面积的草坪，都在刻意追随西方的审美观，而草坪比普通乔木和灌木造价高，在生态效应上又不如乔木和灌木，会耗费更多的水和人工，用于草坪保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远远超过草坪本身所能吸收的温室气体，仅仅是割草一项，全世界每年就不知要消耗多少能源，制造多少噪音。实际上，城市园林所耗费的大量水、化肥和能源都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气候变化。
商业用艺术甚至用宗教来包装物欲，用天真纯洁来掩饰贪婪，什么都可以成为时尚，然后用时尚来引导消费。各种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成为时尚，性倒错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代母受孕、借腹生子、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变性手术、身体穿孔、扩眼、纹身、节食都成了时尚；节能环保产品也成了时尚（靠消费各种各样的节能产品来节能而不是减少消费本身）；民俗只是被用来装潢门面，传统节日成了狂欢节和消费盛宴；怀旧被作为时尚，商家常常为追逐利润而制造怀旧；神秘也被作为时尚，商家为招徕顾客而故弄玄虚，如印度、西藏和埃及的旅游宣传，各种历史文化古迹都成了当地的摇钱树，所有的“古镇”“古街”都充满了商业气息。
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惑使我们有理由对当今世界的价值来源和合法性依据提出质疑，对当今世界的知识和权力中心进行反思。
它的祖先靠掠杀土著、贩卖人口和毒品起家；它可以以各种口实策划颠覆和谋杀；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和“颜色革命”；它的演员可以成为州长和总统；它的总统因通奸反能得到多数人民的同情支持；它多数的国民可以今天支持攻打这个主权国家，明天支持攻打那个主权国家；它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枪杀案和最多的监狱；……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从西方价值孕育出来的整个现代范式已经在所有方面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灾难还在加深，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各国领袖发出的警告：
“世界正处在重大灾难的边缘，……我不是吓唬你们，但我确实相信我们已处于临界点，……时间不多了，希望你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西方理应对于人类和自然的破坏负主要责任，也理应为整个地球的拯救做更多的事情。
十一、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确立的价值与整个人类、与整个自然、与每个人的身心都是矛盾的，它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的分离。现代化的发展正在使人类丧失终极价值，使各个文明丧失其核心价值。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不是所有制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价值的问题。各种现代危机，如人口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在根本上都是现代价值的危机。人类离开自己的本质已走得太远，商业和科技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发展创新已成为社会的首要价值，而这一切都是西方价值近200年来主导世界的结果。现代化，尤其是全球化正将这种具有致命缺陷西方价值带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的危机已放大为全人类的危机，而西方价值本身完全不具备这种免疫机制和修复机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和反思主导现代化的整个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我们能够用现代手段来克服现代灾难吗？
现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三者互为条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同对现代人类产生影响，即使要把它们人为拆开都不可能，只是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间上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可能，三者中缺少一项则整个现代化无法运作，西方国家借三者发展不均衡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和目的。真正令人担心的，不是选择不选择，接受不接受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用什么来制约技术和资本的无限膨胀？用什么来消除现代化带来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用什么来满足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用什么来安顿无数躁动不安的心？
今天，对不同文化价值意义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地域、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成了有关人类存亡绝续的事情。人类已不可避免要生活在西方价值影响下，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注定要遭遇西方文化，怎样寻求一种新的替代价值，如何使理性至上转变为道德至上才是人类的努力方向。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实质是西方价值主导的现代价值的危机，绝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是整个现代化的危机，危机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程度，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基本无关。因此，要减少环境破坏和精神痛苦就必须减少生产，要减少生产就必须减少消费，要减少消费就必须减少工作，要减少工作就必须减少物欲，要减少物欲就必须将兴趣和注意引向精神，改变由西方价值主导的一切现代价值，重新认识技术和资本的影响和后果，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义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个人生活的内涵，而不是寄望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拯救生态环境的希望将取决于改变现代价值的可能性——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类危险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将无法改变，正如现代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饮食、心态和生活习惯健康就无法保证一样；如果没有整体的超越，将不会有局部的超越；如果没有整体的获救，将不会有个体的获救；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文明转向，人类文明将难以为继，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整个现代文明是矛盾的、冲突的、不可持续的。但是，人类还有多少时间来补救？世界还能等待东方多久？东方还在多大意义上还是东方？
东方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希望，人类注定要转向东方，从东方价值中来寻找智慧，这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因为东方智慧是一种生命智慧，生态智慧，东方价值更接近自然，东方价值更有节制。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的宗教，东方的伦理道德和东方的生活方式倾向于与自然和生命的亲和友善，这种倾向是东方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指南。因此，捍卫东方价值就要捍卫东方价值的土壤——东方的生活方式，捍卫东方的生活方式就要捍卫东方的思维方式——循环的思维方式。东方最根本、最重要的观念，如因果轮回、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体现的是循环思维方式；而西方的基本观念，如理性主义、进步观、发展观体现的是线性思维的思维方式。而这将意味着当今一切主流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的颠覆。
东方文化是灵性的文化和内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和行动的文化；东方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内心为研究对象，西方知识体系主要是以外物为研究对象；东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好的顺从自然，西方文化认识自然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二者运用于实践的经典范例则是建于2200多年前都江堰灌溉系统与今天的三峡水利工程。东方智慧对以物质为代表的所谓进步不感兴趣，对致力于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没有特殊嗜好，对促进物质流通的商业始终心存疑虑。东方智慧认为，把人生的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颠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将索然无味。
东方文化完全不必从自己的历史中去搜索那些只言片语、细微末节来附会现代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东方文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本身的缺陷，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东方价值早就洞察到资本和技术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东方文明压根就不想发展资本主义。冯友兰先生认为，东方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东方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社会理想，自己的发展路径，自己的人生逻辑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东方价值对资本和技术具有一种本能的抑制。东方文明可以完全不需要西方科学，她本身是一种完善的文明体系，她的内部没有发展科学的愿望和动力，自然经济和各种实用技术足以维持它的循序渐进，如同中医和其他传统医学完全可以不需要西医，它集预防、治病、养生于一体，本身就是一种圆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现代世界的许多社会冲突，其深层原因都是价值引起的，是东西方价值矛盾造成的，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尤其是在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传统社会。如果没有西方的侵略，东方文明将仍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东方文明不会自己选择现代化道路，而这并不影响其整体的和谐，现代化与东方文明延续了几千年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不符。
东方在过去500多年历史中，在西方强大的武力和物质文化的冲击下，穷于应对，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回过神来。东方传统过去主要是在延续种族，维系社会方面发挥作用，随着东方的重新崛起，东方文化必将超越和升华，为人类的发展导向。人类要想走出困境，必须重估一切现代价值，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主导，吸收其它价值，包括西方价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种新的人类价值。季羡林反复强调：“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东方的有识之士应该有这样的眼光和抱负，东方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如果用西方价值来看东方，只会是误解，因为你无法用西方知识来解释东方智慧，所有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包括对传统社会的偏见，都是价值的偏见，都是用技术和商业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结果。现代化的成果主要来自西方知识，但走出现代化的困境则要靠东方智慧。东方的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和政治的复兴，东方的复兴主要是文化和价值的复兴。
东方国家无须为近500年来未曾产生过任何能够影响全球的观念和创造发明而自责，东方文明向人类贡献的是关于宇宙和生命的智慧，而现代社会的各种灾难正是违背这些伟大智慧造成的，现代文明的走投无路使人类注定要回到东方价值。我们不需要谨小慎微地替东方价值辩解，而应该理直气壮地用东方价值去开拓，从自身的过去寻找未来，从东方智慧和东方话语系统中去寻找价值依据和法理依据，对于未来，东方价值将是人类已有的、可参照的更佳选择。
东方文明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永远供无数即便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们倾其毕生精力施展他们的才智。缓慢演进的物质生活与无比丰富的精神生活、艺术生活和伦理生活，使东方文明从整体上——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呈现出最高的和谐和均衡。
在人生境界上，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儒家文化既重视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会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会人生，次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质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
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不是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一一对应和类比来体现的，甚至不仅仅是从文化的多样性上体现的，东方文化的人类价值主要表现在她的整体文化功能上，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例如，东方的实用技术，东方的自然经济本身就决定了东方的发展只能是循序渐进的。而西方的知识理性、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理性所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突飞猛进和漫无节制，西方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它从一开始就是把自然甚至人都当作客体来对待的。
文化的整体功能是天然生成的，它规定了文化的走向，并决定了“三大本质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东、西方价值的根本差异都是围绕这三方面展开的。从西方价值发展出来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与这三者多呈负相关，而东方价值和一切传统价值多与这三者呈正相关。西方价值的本质是发展，而东方价值的本质是节制，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生万物”和佛教的“众生平等”，其核心价值都是节制。节制是一种秩序和美德，节制产生于其固有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节制是通过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和生活方式来表达的。决定东方价值的人类使命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全球资源即将耗尽，世界人口早已过剩，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由西方价值导致的各种现代灾难，不可能从西方价值本身产生出解决办法，因为西方价值中缺乏“循环”和“节制”的基因。西方知识只能教人如何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东方智慧可以教人如何有节制的生存。在不改变现有价值体系，不改变现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解决环境状况是不可能的，技术解决方式始终隐含着新的、潜在的和未知的危险，技术永远只能遵循机械的逻辑，只能针对单一和分离的问题。
第二，如果没有人类精神上的觉醒，如果没有价值层面改变，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新的范式，整个地球和人心就得不到净化，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只会加剧。而东方有漫长的人文演化历史，东方价值的固有特征将给人类带来重要意义的启示，帮助人类走出西方价值的困境，为人类未来发展导向，而现代范式的各种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都注定只能是一种过渡。
第三，东方有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东方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和机遇，而她在现代范式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她不得不另辟蹊径。在近期，她将产生某种新的运动或模式以应对严酷的现实挑战，在远期，她将孕育出适合自身及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创价值和范式。东方的迅速崛起将对现代价值产生一种强大的渗透和覆盖。
没有一种文化是完美无缺的，东方文化也不例外，我们主要是从文化的整体功能来考察的，东方文化最受指责的弊端陋习，包括印度的种姓制、童婚、殉夫等习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战精神，中国的纳妾、裹脚、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等，但这一切都并不影响她在整体功能上，即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的身心之间的整体和谐。东方的“愚昧落后”主要是由西方价值定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主要是被“五四”后的西化思潮夸大和丑化了的，而西方价值中的那些致命缺陷，在早期尚不为众人认识，在今天仍被人为掩饰，而相对于西方价值对整个人和自然的巨大破坏性，东方的各种陈规陋习其实是次要的。
（一、）东方价值的整体观念和循环观
东方价值是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价值取向。东方价值强调人生、自然、整体、直觉、亲情、传统、权威、神秘、道德和艺术修养。东方文化中尽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冲突，但在总体上它们是和谐共存的。东方的智慧把整个宇宙万物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无比庞大而复杂的因果链团，自然界弥漫着包括人在内的无限生命，所有的人、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某种时空和意义上的联系。
宇宙中的基本法则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东方价值所体现的正是这些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并顺从这些法则来安排人生和社会生活；西方价值所体现的其实只是宇宙中的一些次要法则（包括那些最深奥的学说和理论），整个现代社会就是按照这些次要法则来安排和设计的，仅管它在局部的无比精确严密，但并不能改变它同宇宙中根本法则的矛盾，也并不能改变它同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
东方价值观察事物的尺度至大至微，至广至深，天人一体，万物一体。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和人文关怀，包含了对天、地、人、神的整体关照，以及由这些终极价值引申出来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整体认识。例如，印度文化最高境界是“梵我一如”，印度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中道、正法、苦行、布施、爱、喜、诚、非暴力、禁欲、同情、神即真理、智行统一等。伊斯兰文化思想本原为“认主独一”，阿拉伯文化的价值精髓包括，重视人的声望和价值，整体团结，强调人的社会关系，注重道德修养，主持正义公正，诚实宽恕，尊敬父母，关心邻人，同情弱小，仗义疏财等。中国文化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庸和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规范，如“忠”“孝”“仁”“义”“信”“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整体观和循环观是东方价值区别于西方价值的主要所在。因为不是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所以没有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因为不是物质主义，所以不尚竞争；因为不尚竞争，所以不强调个人主义；因为不是个人主义，所以注重家庭生活，社会责任，天下大事；……而中国文化更强调将所有的人和事放在整个天地万物中来思考，如同中医总是将任何局部疾患纳入整个人体和所处环境来观察一样。
而西方文明从源头开始，西方价值在世界观和人生观上，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始终都表现出一种矛盾冲突。古希腊神话中就充满了各种人神的对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人的价值得到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对自然的大规模宣战；弗洛伊德学说，展示了惊世骇俗的人的内心冲突；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永恒矛盾和阶级的对抗；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更陷入与大自然全面的对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导的整个现代文明不仅是一种行动的文明，而且是一种冲突的文明，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它与人和自然无法克服的矛盾，如果继续按照西方价值中的逻辑思维、理性主义、进化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来探寻，我们将永远找不出答案，而少数杰出西方思想家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不代表西方价值的主体。
从东方价值先天的整体观、循环观和有机观来看，万事万物在时空上都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所有生命的生存状态都是息息相关的，一切动物、植物都处于巨大生物链中的某个环节，个人、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的所有行为也都处于巨大的物质因果链和道德因果链中的某个环节；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周围的一切，这些影响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有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远的，有可能是当前的，也可能是将来的。因此，和谐比发展更重要，循环比创新更重要。这种观念是东方一切认识和判断的起点和归宿，它成为抑制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大观念机制。而西方价值的问题在于，它只承认事物之间线性的、单向的和机械的联系，否认事物之间的因果本质和意义联系。坚持西方价值，将永远无法摆脱人类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反思现代化必须首先抛弃西方二元论的知性偏执，反思西方建立在二元论上的一切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反思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与西方对待世界的态度截然相反，东方价值早已洞察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的局限，东方价值认为，历史的演进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人是精神动物，而不是经济和科技动物；主宰万物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意志，更不是科学，而是存在于冥冥之中的那些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人类的各种创造不仅存在时空上的局限，更存在意义上的局限，人永远无法达到自然的智慧与和谐，万事须以天理为法，以自然为师，天只可顺从，不可违抗，更不能征服。今天我们所推崇的“进步”，其实只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只是一种变化，变化只是一种适应，没有终极意义上的高下之分。西方价值正好相反，认为宇宙是有起点和终点的，历史发展是有目的的，历史在整体上朝着理想方向发展，而这种理想主要是西方价值的体现。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用西方价值来看问题，或者用文化来谈文化，用经济来谈经济，用科技来谈科技，都将成为没有意义的自证自辩，只有在更大的背景和参照系中去观察才有意义，而这个参照就是价值——哪种价值，哪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更有益？东方价值的整体关照和综合思维特征是它不致产生类似西方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一切现代性后果的根源。东方价值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各有侧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心之间的关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报轮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对西方现代极端主义倾向的一种根本反制。
（二、）东方价值的精神取向
东方文明曾蕴藏着大量现代科技的萌芽，但东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等各种精神活动作为其理想境界、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体的。东方价值通过宗教、神秘主义、玄学、常识、迷信以及各种实用技艺来与自然沟通，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的是神秘力量体验，艺术和伦理生活感受而不是现实参与。东方智慧深知，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生存环境的有限性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人的精力如果不是用于人格完善、道德修养、精神超越和艺术追求而是用于物质世界的无限追求，只会遭致自我毁灭和共同毁灭。梁启超说过：
“印度、犹太、埃及等东方国家，专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东方的智慧是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宇宙等终极价值的智慧。东方智慧的主要兴趣不是探寻物质的根源，而是追求人生和世界的意义。东方智慧把各种精神活动看得高于与物质和技艺相关的其它活动，并按照这种价值来设计社会秩序，安排社会生活。
东方的知识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是关于生活、人生和生命的知识，是关于心性和意义的知识，这些知识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将外在自我转化为内在自我；而西方的整个知识体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关于方法和规范的知识，是关于当前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能够被认识、被观察、被证实、被量化、被计算的。西方历史上虽有斯多葛、伊壁鸠鲁、蒙恬、斯宾诺莎、卢梭和梭罗等注重精神实践的传统，但他们并未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与西方对科学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关注相比，东方更关注的是形而上学。各种科学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都会过时，只有那些涉及根本问题的形而上学永不枯竭。东方的神秘主义将人引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而西方的科学主义则将人引向有限的物质世界。
东方哲学的功能主要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精神境界；东方价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断完善，而不是物质和科学的无限发展。西方文化缺乏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宇宙关怀，其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主要是为科技和商业发展服务的，其基督教理想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当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指的知识主要是科技的知识和商业知识，他所指的力量主要是财富和武力，而这些知识则成了西方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从这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归结为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就是一切知识。西方的理性、逻辑和思辨主要是为事实知识和实际需要服务的。深受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和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整个现代知识体系有着致命的缺陷。
在人生的价值上，儒家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道德和艺术方面，即注重现实世界，又关注形而上世界；印度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其精神取向更强，她更关注的是形而上世界，而不是现象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人生价值也是主要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人生价值主要表现在认知和宗教方面。东方价值的共同特点是重精神、轻物质，东方价值并不排斥物质，但对物质的要求是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生产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利润和积累，而是为了实际生活需要，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要服从各种精神生活和伦理生活。东方价值与西方价值中的发展、创新、速度、效率是对立的，与建立在功利和效率基础上的专业分工和专业训练也是对立的。
东方价值是有节制的，这是因为，第一，它的最高价值是一种精神取向，对人自身的控制远胜于对自然的控制，人生理想是追求人的完善，社会理想是达到和谐；第二，它存在一种强大的社会禁忌力量和内心敬畏力量，对自然的敬畏，对伦理道德的敬畏；第三，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秩序，因为东方智慧深知“科技自来偏执，商业原本贪婪”，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它使商业和科技无法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从而形成对商业和科技的有力制约。相对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东方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都是“无用之大用”，它将整个社会的能量、智慧、精力、兴趣和注意力都引向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现代性是对古代智慧的背弃，但现代化的困境恰如古代智者的预言。
西方思想界近期对生态的重视，只是出于未来生存环境的恐惧，远非价值反省和自我超越。而西方很多有良心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技术和市场上，没有看到在技术和市场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其实是西方价值。今天的整个世界已经被少数精英瓜分，真正控制这个世界的是少数利益集团，支配这些利益集团的是资本和科技，而决定资本和科技的则是价值，是西方价值孕育了资本和科技，是西方价值在引导资本和科技的发展。
当整个现代社会都习惯完全用世俗、客观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人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之后，人的丰富多彩的本质便被以各种现代化的名义掏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终极意义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种进步、发展名义包装起来的本能和欲望，人从此沦为机器和动物。现代化的所有灾难都是源于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的缺失，人的行为已丧失了任何规范的约束，而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无论是宗教的信仰还是世俗的信仰，都只能是一个肮脏、病态和行尸走肉的社会。
所有的宗教都认为，人是一种需要超越的存在，现实的物质世界是无法满足人的心灵渴望和终极关怀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对终极实在和超越的回应，都包含了无私奉献和执着追求，不同宗教只是不同地域的文化表达，其通向真善美的路径虽然不同，但她们殊途而同归——爱生命，爱他人，爱万物，具有相同的功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世界上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都包含普世价值，但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长期以来水火不相容，而其他宗教却多是宽容的，近年来佛教在全球的兴盛，主要就是因为她的和平宽容。宗教不应该是排他的，排他的宗教就成了政治。
人类都有一种需要宗教的共同心理，使人能得到寄托，得到倾诉，得到安慰。正是因为有对地狱的恐惧和对天堂的向往，因为有轮回的思想，因为有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因果律，人才会既受到内在威慑和约束，又永远充满希望。当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将宗教的“天机”暴露无遗，当唯物主义思想上了上风，把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给出系统的、逻辑的、理性的诠释，否定整个意义世界；当发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摧毁了人类各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当全世界的精英都把对宗教和艺术的兴趣转向商业和科技，整个人类生命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物质成了主要的兴趣来源，技术成了唯一的精神财富，禁忌功能彻底破除，宗教作用丧失殆尽，人类从此失去了平衡，历史出现了断裂，各种灾难接踵而至。
以逻辑、数学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现代科学技术拒绝承认一切超验的和不能被证实的存在，歪曲东方文明中直觉、内省和冥想的价值，贬低人与这些价值之间的各种意义联系，因为这些价值与道德、幸福、善良、宁静一样是不能被理性证实的。今天，能够有效抑制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扩张的东方价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蚀，而西方价值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伟大的印度文化所昭示的果报轮回思想对人的欲望和本能具有深刻的内在震慑和约束作用；它所宣扬的生命的永恒性带给人的是希望和责任，而现代价值按照唯物主义观点向人们揭示的“生命的有限性”，“生命只有一次”，在客观上鼓励人们放纵享乐和不负责任。泰戈尔说过：
“东方最高智者认为，为了任何特殊的物质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获得它，这不是我们灵魂的职能，……生命不是从任何需求而是从我们与无限者的密切关系中涌现的。这是我们在灵魂中拥有完美的原理。”
人类能量宣泄的方式只有像东方那样指向内部，指向精神，其危害才会最小，而如果像西方那样指向外部，指向行动，指向物质，将祸害无穷。西方价值对人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它对超越价值和禁忌功能的摧毁，人类现在的处境就是因为失去了超越价值和禁忌功能，才变得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克服异化的出路不在于所有制（公有制或私有制）而在于价值取向（精神取向或物质取向）。
（三、）东方价值的自然经济取向
农业与工商业绝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本性和逻辑，不同的范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生产的是耐用品，而农业生产的是消耗品，农业比工业对人和自然的伤害要少得多，因为农业比其它任何行业都更加注重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尤其是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东方价值的本质特征都是由农业赋予的。农业是安详的，农业所涉及的因素如土地、植物、动物、气候、季节、昼夜等倾向于自然的根本特征——平衡和循环；而商业和工业则是躁动的，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是机械、速度、效率、程序、规范，这些特征带来的后果是整体的无序。扎根于农业文明的东方价值，是一种对自然的心理眷恋和精神依赖，体现在制度设计和社会安排上便是和谐有序和顺应时势，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节制。只有东方智慧才真正理解了宇宙的真谛，并做出了符合天道的生活安排。东方的循环时间观与西方的线性时间观成了东西方价值的一个原始分野，这种时间观表现在生活态度上则是紧张急躁与从容悠闲。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始终存在，但在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各种传统文化价值都是具有内在节制的，因此对自然的破坏都可以通过时间来自我恢复。东方固有的经济是自然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更接近今天的所谓“生态经济”。尤其在中国，每个人一生消耗的物质都没有任何浪费的，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回到自然。吃剩的食物可以喂鸡、鸭、猪、狗（今天，这被西方认为是虐待动物）；人畜的粪便以及生活中的所有有机废物都会被搜集起来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大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小孩子再穿，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再做成鞋；各种生活用具都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废旧利用一直是东方生活传统，生产制造的理念始终是“经久耐用”，农业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了极高的生态循环境界。为了使不同作物互抑互利，民间普遍采用的轮作、间作、套作（禾豆轮作，桑麻间作），农、牧、渔互养，有机除草和施肥（草鱼、鲢鱼同池混养，稻田养鱼、养鸭）。但在今天，绝大多数可循环的人类生活的有机废物都不是流向本该去的地方（如农田），而是流向了本不该去的地方（如江河）。大量农田和绿地的消失，大量水泥建筑、水泥地面和柏油马路的出现，阻隔了天地间水分的自然交换，高温时，无法通过大地水分的蒸发来降温；低温时，又无法通过大地的水分涵养来保温；暴雨时，雨水不能渗入地下造成洪灾。
只有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与自然的修复才能达到基本平衡，自然的状态才是圆满的状态，她比任何人为创造都更具内在合理性，只有最高的智慧才最接近自然和本真。《汉书 货殖列传》中提出：“育之以时，用之有节。”早在白居易时代，他就认识到“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之不胜期间，则物必暴殄而财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说过：
“自然界能满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人的贪欲。”
由自然经济产生出来的是乐天知命的心态，而由这种心态产生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东方的智者认为，只有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可以给人带来安定，只有适度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只有可持续发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缓慢的发展，东方价值对资本和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抵制，自然经济是对商品经济的天然抗拒。人类未来发展模式的思路和逻辑，都只能从东方价值中去寻找。
东方的生产从根本上讲是服从于精神和道德，东方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由东方价值决定的，因为东方历史没有这样的逻辑，东方社会内部没有这样的动力，没有产生资本的土壤，今天在东方出现的现代化都不是来自内在的力量，而是来自外在的力量，现代化在东方只是对挑战做出的应战。东方从来就不缺乏技术和资本方面的聪明才智，东方对技术和资本的排斥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东方智慧深知，资本一旦形成就无法控制，技术一旦挣脱羁绊就会吞噬一切，它们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最终演变为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自我扩张系统。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侵略，东方社会自身不会发展出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东方社会将继续遵循自然经济取向和精神取向缓慢演进，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生产和生活，而这更符合东方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习性。
东方的方式是顺应自然和适应社会，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东方价值认为，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方式是顺从而不是改造。那些纠缠于“为什么东方社会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之类的讨论，那种苦苦地在自己历史中去搜寻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做法，完全是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用西方价值来衡量中国文化，成了各种西方理论的注解，显得既狭隘又自卑。东方人失去自觉已经太久，人们已习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构东方文化，用西方价值来诠释东方价值，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自己。
东方文明的所谓“保守性”和“封闭性”，在客观上是对西方价值扩张的制约，对技术和资本的束缚。如果不是由于东方价值对西方价值长期顽强抵制，如果不是由于东方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大大地抵消了现代化影响，从而推迟了全球的现代化的到来，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将更难想象，东方没有在西方之前产生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代化，对东方的现实是一种遗憾，对人类的延续则是一种幸运。中国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对外开放前，有30年处于封闭和停滞状态，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到1991年大规模改革之前，也有40多年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即使这样，全球范围现代性灾难的出现也仅仅推迟了几十年。保守的东方再也抵挡不住西方的冲击，东方的沦陷使世界从此成为了一个以技术和资本主导的统一体。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新兴国家和传统国家的发展，西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扩大普及，成为世界潮流，在完全不涉及整个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的前提下来谈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节能减排等，完全就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时髦，一种权宜之计，最后更成了一种自欺欺人。所有那些努力所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的速度，修复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就连最严肃的全球气候问题也主要被用作新的经济增长手段和地缘政治争夺的工具。
由于各种功利的考虑，许多更为现实，影响深远，具有操作性的问题却完全被人忽视。例如，所有城镇的人、畜粪便及各种有机废物都应被收集起来，就地处理，生产沼气，然后利用沼液进行畜禽养殖，沼液浸种还具有助长、杀菌和抗病虫害作用，或将沼液返回农田，以减少化肥的生产和使用，而不是排入江河湖海，造成污染，而所有这些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都不可能超过太空技术和各种军事项目。但资本是不会选择那些不能立即得到回报的事情的，资本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是否有利”，而非“是否有益”，这些行动本应由那些自认为“世界领袖”、“人类先驱”的国家带头来做的，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与这相反。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排放的，西方应做的首先是“赎罪”——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上率先做出努力，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然后才有资格跟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
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的灾难，是西方文明的扩张和过度开发的结果，许多天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经打破了整个人类的自然进程，扰乱了各个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摧毁了人类迄今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传统，造成了人类历史在短短几百年中的突变。现代化正在把人驯化为机器，除了物欲，人正在丧失其灵性、生机和本质。人从土地到工厂再到办公室这种所谓的“进步”其实是一种倒退。
用什么来约束市场和科技的盲目发展？用什么来抑制如此众多人口日益膨胀的物欲？在现代范式内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无论是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还是基于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的社会主义都无能为力，因为它们都是现代范式，同属西方价值，全球化使两者在追求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已越来越相似。
所有现代社会的主流观点都惊人的一致，都体现了西方一贯的逻辑：现代化带来的灾难只能依靠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许多西方理论都对现代化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忧虑，西方的非主流观点“零增长”认为，人类要免于加速走向毁灭，必须立即停止现在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改而采用“零增长”的发展模式，但这种理论对于当前的大势所趋，除了表达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美好愿望，并造成一定社会压力外，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现实影响。
要达到“零增长”，就必须实现价值和分配的彻底转变，因为这个世界的财富已足够多，所有的匮乏和贫穷都是由价值和分配造成的，所有的不足和需求也是由价值和分配造成的。“零增长”在人类延续和资源耗费上也许是能够对应的，“零增长”的观点是一种东方逻辑的回归，但目前尚不合时宜。
人类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以西方主导的价值取向（以物质追求和个人发展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不改变西方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占有更大空间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只会日益加深，而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价值的引导。
（四、）东方价值与现代宗教
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正在消亡，它们不仅放弃了对人和社会的话语权，而且还在竭力攀附科学，今天，我们所说的宗教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工具，而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与其说是一种宗教诉求，不如说只是一种文化诉求、种族诉求和政治诉求，它成了一种社会动员工具，一种文化偏向、种族归属和政治利益的认同标志，与这些宗教本身已经无关。西方价值扩张的结果，摧毁了一切价值和文化传统，包括它产生的母体——基督教，破除了一切禁忌。江河污染不足以形成禁忌，气候变化不足以形成禁忌，物种灭绝不足以形成禁忌，艾滋病不足以形成禁忌，金融危机不足以形成禁忌，核威胁不足以形成禁忌，基因武器不足以形成禁忌……。人类普遍具有的宗教情怀已完全被现实的物质追求取代，人类第一次生活在一个没有禁忌、没有信仰、没有理想、只有欲望的时代，一个完全由资本和科技支配的时代。今天，基督教在一些东方地区的流行（菲律宾、韩国、香港），不管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原因，还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都主要是一种现代的符号，一种西化的时髦，它既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无关，也与这种信仰本身无关。
现代化已经埋葬了所有传统宗教，但没有信仰人是无法生活的，今天，世界上原属于不同信仰的人们，都已悄悄地皈依或改宗，共同信奉一个以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三位一体”的现代宗教，而全球化和互联网成了现代宗教最好的“传教士”。现代宗教的三个位格涵盖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每一个位格都是助长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发展的，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商业和科技本身就是直接与物质相关的社会活动，民主政治虽然不是直接的物质活动，但它为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创造条件，大大增进和推动了商业和科技发展。传统宗教是内心活动而不是外部行动，是精神体验而不是外部实践，是启迪、寄托和思辨，也是生活本身；而现代宗教只是一种世俗的功利主义知识体系，一种宗教的替代品，其基本取向是物质，它带给人的只有物质欲望和现实追求，没有任何神圣和超越，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现代宗教使人既不寄望天堂，也不畏惧地狱，人人都只坚信“生活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人生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
就像传统宗教共同体曾是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中心一样，今天，由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新“三位一体”构成的现代宗教共同体已成了当今政治思想和社会行为的中心，它不仅充当了今天的世界宗教，也成了当今世界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一切哲学思想，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甚至艺术理论都成了现代宗教的诠释，凡是不符合现代宗教的都会遭到打压。
现代性与节制、现代性与责任都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同西方的世俗化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都是代表的西方价值。市场之于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之于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之于唯物主义都有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当世界上多数精英和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剩下的一切纷争和对抗只限于技术和方法的操作层面了。
西方的所谓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不应该发展到今天这么多人口，因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无法供养如此众多人口的；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市场有所限制，因为市场是不讲良心的，市场的本性就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对科技有所约束，因为科技是没有灵魂的，它不能预知其后果，更无法保证只用于人类的福祉，科技的本性就是要无限膨胀；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设法限制人们的无限欲望，彻底改变现有的生存的方式，因为除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现代性的破坏力量，但现在不要说任何改变，就连任何减缓的迹象都没有；如果现代化是理性的，就应该抛弃可能毁灭人类延续的现代价值，代之以宗教、伦理道德和艺术主导的精神价值，代之以自然经济主导的有节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只能达到某些学科、专业、领域、行业，它完全不同于东方那种天然的整体关照和生命体悟，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导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个学科、专业、领域、行业无限发展的极端主义倾向。人性中的许多邪恶是由市场引发的，科技虽然不直接带来邪恶，但它与商业结盟可以助长和放大邪恶。科技和市场的原理无疑是严明的，但科技和市场的本质却令人怀疑，而科技和市场的方向更令人担忧。
人在根本上是缺乏理性的，人类要走出现代化困境，避免灾难，不能依靠西方的那种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只能依从一种天然的、内在的、有节制的文化价值的引导，人类的希望在于这样的价值能否确立，东方价值将给人类以深刻的启示。东方的因果论和阴阳五行观念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信仰基础，最接近自然和绝对实在，其震撼和威慑力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宗教。东方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整体功能上更有益于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身心之间的和谐，因为东方价值是从最宏大、最长远、最根本的维度来看待人和世界的。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各种文明的争论，包括对现代文化、对自身文化以及对其他文化的评价，都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而不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参照的。人类要想摆脱技术统治和市场垄断，必须超越西方价值，使工具理性转向道德理性，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重建世界价值，重建国际秩序，重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五、）儒学价值的当代意义
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是排他的，而儒学则是一种宽容、温和、中庸的人生的哲学，它既非绝对精神，也非绝对物质，既非完全宗教，也非完全世俗，而是两者的统一，“物我一体”，“天人合一”，一种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是内在的、人性的、有节制的和可操作的。在东方文化中，伊斯兰文化比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无上，但较难实践，而种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宽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最高的社会道德原则，也是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识；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儒家追求和谐，西方追求发展；儒家哲学是一种信仰，一种体悟，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哲学和人生哲学，与建立在概念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西方哲学完全不同。人们之所以指责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应该为近代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的落后负责，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现代价值格格不入。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一直是以道德代替宗教，以礼俗代替法律，中国虽没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国人的灵魂却能得到安顿，因为中国人过的是一种世俗的生活和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成为一种连接生命过去和未来的精神纽带，给人以寄托。世俗生活使中国人安静随和，从容不迫，得过且过，安贫乐道；心灵生活使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有所依归，在艺术修养上有所寄托，从而获得内心的充实和平静，通过内省、静观、禅思、冥想、坐忘、玄览和感应而得道。
在中华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佛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但它们都是一种形而上学，又都是一种生活指南，它们相互补充，圆融一体，既有日常生活的道理和方法，又有思辨和超越；既世俗，又神圣，在本质上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思想侧重于伦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思想侧重于物理和生理，强调人与天的和谐；佛教则重于心理，强调人的身心和谐。儒家鼓励人进取，道家给人以宽慰，佛家教人放下，儒、道、佛的历史结合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空间，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会矛盾得以缓解。
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价值和现世价值，尽管儒家把利、欲看成社会混乱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质，也不排斥食色。儒家文化是有节制的文化，她教人知足常乐；儒家文化是快乐的文化，它没有“原罪”的压抑，也没有地狱的恐惧，整个人生被视为一个自然圆满的过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满责任感的文化，仁、义、礼、智、信都是强调对他人的责任；依照儒家思想制定的法律是基于情理观念，而不是权利观念；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和而不同”表明她有足够的自信。儒家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世界，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对家人、家乡和国家的责任感。
儒家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本是和谐的，人和社会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是和谐的，理性必须服从天启。和谐就是有序，伦理道德是人类的秩序，阴阳五行是自然的秩序。人的价值暗合的是自然的价值，社会的法则暗合的是自然的法则，就如同时之春夏秋冬，月之阴晴圆缺，海之潮涨潮落，草木之荣枯，动物之生死。儒家的最高价值是中庸和谐，她与西方极端主义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钱穆）
中国人生活的常态是乐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财富和张扬个性；中国社会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发展和创新。传统社会的“耕读”思想即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概括。“耕为本务，诗礼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君子不器”，因为财富只被看成作是保持尊严和完善自身的手段，人们普遍追求的生活是舒适但不必豪华，俭朴而富有情趣。科举制度使人人机会均等。比财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美满、道德修养、人格魅力、琴棋书画、生活知识（中医、养生、风水、花鸟虫鱼等等）。清淡平和，闲适散漫的生活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这种生活遗风，如今我们只能从上世纪生活过来的老先生身上才能找到，他们成了伟大传统的最后承载者。在这个忙忙碌碌，蝇营狗苟的时代，他们的人格、气质、风范、仪态，尤其是那种内在的厚道、谦和、从容、质朴和安详的气质令现代人不胜感慨。
儒家学说充满生命情怀、生命气象和生命智慧，她教导人如何过一种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林语堂说：
“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明显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谐的社会关系”
整个中国社会的支持系统是家庭，而整个价值的支持系统是伦理道德，而现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西方的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与家庭相抵触的。
“仁、义、礼、智、信”既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社会一切制度的基石，其内容比西方的“自由”“人权”观念要广泛得多；“温、良、恭、俭、让”是中国社会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其含义也要比西方的法治观念深刻得多。而这一切不仅仅是伦理道德，还充当了宗教和法律的作用，是个人和社会行为自我节制的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不是治国方式的差异，而是文明程度的差异。儒家的政治主张是重德轻法，教化胜于管理；“养民”胜于“权利平衡”，秩序、繁荣、安全、和平胜于自由、平等、正义、权利。梁漱溟先生认为，“旧日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第一不是靠教会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国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说是靠道德习惯”，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内在约束（道德、廉耻），而不是外在约束（法律、宗教）。刘宗贤、蔡德贵在《当代中国儒学》中指出：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制重要，责任比权力重要，人际关系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
儒家强调的是一种和谐的等级秩序，和谐的等级赋予社会以意义和秩序，而绝对的自由平等使世界丧失意义和秩序；和谐的等级秩序是流转和开放的秩序，它不同于印度的等级制度是世袭不变的，而这种变动和开放的机制就在于普遍实行的科举制度；和谐的等级秩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更符合人性、顺应自然，而社会和万物的自然本性就是和谐有序，不是削高填低，整齐划一；和谐的等级秩序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和高尚；和谐的等级社会才能避免过度竞争，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安其名，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和谐的等级秩序既包括社会的等级——对家庭、家族、社区、国家地位的认同，也包括内心的等级——每个人对尊、卑、贵、贱的认同；和谐的等级秩序既是外部的调适，也是内部的平衡。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靠的是“内圣外王”的思想，即内在的伦理道德和外在的社会等级，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都是伟大自然秩序的社会体现。
儒家精神与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三个方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都是冲突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对现代商业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内在制约。万事万物都有其天然本性，如时间之无始无终，一去不返；四季之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循环往复；男女之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物质之热胀冷缩；商业之本性就是贱买贵卖，投机取巧，这是它存在的理由和不变的本质，因此，历来的主流价值都是对它保持警觉。
中国文化像水一般柔弱而强大，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吸收能力、消化能力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同时又具有顽强的方向性。儒家深厚而坚固的价值体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其间虽有兵荒马乱，改朝换代，但社会的基本价值未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身心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说：
“中国人凭籍容忍的美德，对于无法吸收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巧妙的应付办法，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让余留的部分与本国产物和平共存。因此亿万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纳了外国的思想文化，成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处，互不干扰。”
中国文化的宽厚包容来自于内在的强大和自信。东亚的崛起，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在客观上也是一种对西方价值的遏制。儒家经典是对整个东亚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倾向和行为规范的概括和指导，大多数东亚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
“内敛”是儒家文化的一种本质特征，其哲学思想、传统观念和生活态度中都没有扩张的倾向，几千年的历史主要是采取一种守势。而所有的保守主义都包含着一种稳定的机制，其核心则是节制，因为“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怀疑主义、多元主义、传统主义和悲观主义”（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凯克斯），保守主义是对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包括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极端主义倾向的制约，保守主义和中庸思想包含的是智慧。中国文明没有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紧张对立，没有宗教战争，也没有对外扩张掠夺的历史。中国人修筑万里长城是为了防范外来入侵；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没有用它来生产枪炮；中国人发明了罗盘，却没有用它来航海远征；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去掠夺财富、建立殖民地；即便是最近的三次越境战争（朝鲜战争、中苏战争、中越战争）也主要是为了突破苏联和美国的包围。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主要是通过其价值的自由传播，通过其哲学、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来实现的。
世界并非越现代越好，人并非越现代越有智慧。现代人可能更聪明，但不能说现代人更富于智慧。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而是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余英时认为，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共同发展起来的是，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溺幼轻老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这不仅给传统社会带来巨大冲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
西方企图把它们那些带有致命缺陷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世界，不仅说明了西方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尤其是对西方价值正在给整个人类带来破坏缺乏了解，而这些灾难最终也会殃及到他们自身。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但是，用什么来统一呢，如果统一到西方价值上去，将无异于加速人类的毁灭；如果统一到“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世界，可能推迟人类毁灭；只有统一到以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界，人类才有希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价值的本质是放任，而东方价值的本质是节制。
未来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应该融合一切人类价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为通约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乐见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负有为人类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国的崛起只会为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而不是带来威胁，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因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内敛、柔静和节制，而不是谋求政治和军事霸权。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对周围乃至整个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证明了这种价值的历史合理性。真正能够打消世界疑虑，让西方放心的恰恰是中国内敛和求稳的文化特征。
现代化不是东方擅长的游戏，机械科学不是中国文明的实质，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适度开放和竞争可以学到有益的东西并保持一定活力，但过度开放和竞争则可能有害，甚至丧失取得的成果。中国在近代的每次历史性选择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图存保种”，都是中国文化基因的表达。中国在现代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依附西方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中国的大幸；中国在当代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而没有模仿苏联，转向欧美的资本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大幸。所有这些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最高意义上体现着历史的延续性和中华文明顽强的方向性。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是政治制度的成功，归根到底，是伟大“中庸”智慧的结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主要是盲目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的后果。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复兴”仍然是这种“图存保种”和“基因表达”的延续。
具有独特价值、悠久历史和众多人口的中国，在现代发展的每个方面都可能是例外，面临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比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其最大优势来源于传统的权威政治，来源于近现代的历史遗产。近30年来大多数西方预言家根据西方的经验和西方模式对中国的预言都是误判。历史证明，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各种西方的人造理论都不适合中国，中国终究会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性格来运行，这种历史逻辑和文化性格便是中国的世俗精神和实践理性，所谓的“中国模式”便是这种世俗精神和实践理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坚持自己的方向，既博采众长又不盲目照搬，没有与西方体系完全融合，反而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开拓空间，不仅能在独特的国情与世界外部条件之间做出更现实的选择，将来还可能在重大制度的创新上做出更符合东方精神和儒家文化的设计和安排，而中国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结合，将可能能成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崛起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大国的崛起的意义，中国的崛起将更主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崛起，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崛起，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崛起。
中国无疑是现行国际制度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主要是拜时代之恩而非西方赐予，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需继续与国际接轨并按照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行事，但我们必须要做出各种战略性规划，为东方价值和中国意识的全球化做准备，而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排序并不是中国的主要目标，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大同”思想，同情弱小的悲悯情怀，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事原则，决定她在将来必然有所作为。伟大东方智慧与现代知识的结合将使中国成为未来世界的知识中心、参照体系和思想源泉，就像西欧曾是近代世界的知识中心，美国是现代世界的知识中心一样，而西化的中国则只能成为次等文化，早在20世纪初，辜鸿铭就说过：
“洋人决不会因为我们歌曲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中国的魅力将远不止于权威政治与自由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导向的有机结合，中国魅力将主要来自于她的文化和历史说服力。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不仅是在全球经济中的GDP份额，新的产品和技术，新的行业规范，甚至不仅是一些国际议程、世界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最终贡献给世界的是她的价值、思想和观念，这种伟大变革的进程可以描绘为：民族国家——原创价值国家——范式国家——人类新文明国家。中国最有资格领导世界的还不在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在于其文化价值和历史经验，中国将成为人类新范式和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人类必须重新定义“进步”的内涵和“发展”的模式。中国重返世界中心不会像西方那样通过武力来强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而是凭借她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综合实力来实现这种自然的回归，这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因此，大可不必在意所谓“G2”或“东亚共同体”之类的刻意安排。
此外，中国将要贡献给世界的还包括与未来人类生活越来越密切的中医理念，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医的成果。中医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丰富的治病经验，她既是前现代医学，又是后现代医学。中医特有的先验气质和超越内涵，更使她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她所参照的是整个生命共同体，而不仅仅是器官、组织、肢体甚至人体，她所传递的是整体医学信息。
中医检查和治疗疾病的逻辑思维是注重原因，而西医检查和治疗疾病的逻辑思维是注重结果；中医是成熟、完整、系统的理论医学和临床医学，她首先是人学、生态学，其次才是医学，而西医仅仅是一种医学，其微观、局部和还原论特征使其只能作为一门与生物、化学和物理平行的学科。西医的缺陷远远不止于西药普遍的毒副作用，整个西医所遵循的“还原论”思想必然导致人的医学被还原为生物医学、生物化学、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生物因素决定论”必然导致“只见疾病，不见病人”的结果，忽视精神、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致病和治病中的作用；医疗和商业的结盟必然导致药物和诊疗手段的滥用，新药生产技术层出不穷，医疗费用越来越高，社会财富的耗费巨额，造成“过度医疗”和“医疗匮乏”的两极分化；舆论对中医的挑剔和对西医的袒护不是出于对中西医本质的认识，而是出于崇洋和自卑。
中医终将超越只具机械唯物秉性的西医，西医的诊疗技术终将服务于中医整体的观念、平衡的观念和天人合一的观念，辅佐中医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中医必须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医不能科学化，科学化的中医将不再是中医，如果真有所谓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体用”的结合，即以中医为“体”，以西医为“用”，坚持中医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吸收西医的个别诊疗手段和技术，否则只会将中医弄得面目全非，丧失中医的精髓。完全依赖临床治疗高科技投入的西方医疗体系必须转变为面向大众、以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体系；生物医学必须转变为人文医学，对抗医学必须转变为和谐医学，才有可能走出现代医疗的误区，摆脱世界性医疗危机。自“五四”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医遭受了毁灭性冲击，流传几千年来伟大的医药传统正在消亡，医疗的重心不是在预防、保健和养生，只是在治疗，而人口老化，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压力日益增加，将使国家财政不堪负重，中医理应在整个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逐渐发展成为国民健康保障系统的主体。发展中医已不仅仅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能源、粮食和教育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医常识应纳入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之列，学习中医不仅可以增加学生预防、保健和治病知识，使中医融入日常生活，还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黄帝内经》与《易经》和《道德经》都应被尊为中国人的圣经，因为她是一种自然天启和生命直觉，她所包含的“术”可以拯救人类的健康，而她所包含的“道”可以拯救人类的精神。如果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世界上唯一存活的传统医学最终走向消亡，那将是整个人类的不祥之兆。
中华文化的伟大传统尽管在近代遭到了重创，尤其是“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市场化”的冲击，但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中国人虽丧失了他祖先的俊伟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无论如何还有一点不同处。”两百年的西学东渐和西风洗礼，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五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没有改变。作为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伟大文明，她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她广阔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她巨大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她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经验，她宽厚平和的气质，她无数次的绝处逢生，她异常强大的同化力量，她广泛的影响力，她散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她巨大的生产规模和消费市场，这一切一定预示着某种特殊的使命。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朝鲜的“东道西器”都包含了伟大的东方智慧，她既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自信。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就失去了民族精神，失去了民族精神就失去了民族生命，失去了民族生命就失去了这个民族存在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必须固守文化底线，保住自己的“精、气、神”，为人类保存拯救价值，这个“精”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气”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这个“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原创理念和核心价值。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成为欧美的现代化，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理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有一天中国变成为另一个美国，无论她有多强大也都是一种失败，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更加暗淡。
儒家文化的伟大复兴将有助于在新时代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确立，对大陆内部，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西方神话的破灭，可以用儒家思想来整合社会，填补信仰真空；对海峡两岸，可以用儒家文化作为两岸统一的思想基础；对全球华人，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写道的那样：“华夏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在这方面，新加坡政府1991年颁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很好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确立社会核心价值，构建和谐社会的参考。
在现代话语中，除了在艺术上可以给西方带来某些启发外，中国始终都是他者和负面例子，中国给外界的印象往往都是贫穷、愚昧、专制、暴政，一切与西方有关的都是“新的”“进步的”，而一切与东方相关的，都是“守旧的”“落后的”，对西方来说，中国要么是同情施舍的对象，要么是怪罪指责的目标，即使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好感，也往往只是些猎奇。
中国的崛起将使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不能继续保持被动应对的局面，而应该突破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的重围，利用和平手段去影响世界，通过各种宣传来改善形象，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世界对中国的接受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中国的媒体不仅要成为中国的喉舌，还应成为新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东方的喉舌，用东方价值来宣传自己，用东方话语来参与世界对话，而不是西方价值和西方话语去解释自己，为东方价值的全球化造势。一方面，要主动出击，把西方的问题拿出来“说事”，尤其是在人权的双重标准、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历史积累、有害的生活方式、种族歧视、各种丑恶社会现象、国际霸权等问题上，深刻揭示西方价值给全人类带来的危害，让他们学会如何平等的与中国、与东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如定期发表美国人权报告，公开发布对西方的信用评级；另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向世界传播东方价值，以配合东方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以及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建，使之与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相匹配，把经济优势扩大成为战略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如果说中国在近代多数时候的选择都是出于被迫和无奈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已经有条件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来做出判断和选择，西方价值的方向终将会把人类带向毁灭。
由于中国近30年的发展超出了西方人的想象，甚至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已经出现了在文化和价值宣传方面的严重滞后，对外文化和价值传播本应先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以便给外界一个精神准备，以至于被西方看成是一个“暴发户”，这种发展的失衡和滞后将给中国今后发展带来更多阻力和不利影响。西方受到的心理冲击正由惊异而生失落，由失落而生羡慕，又羡慕而生嫉妒，由嫉妒而生仇恨。“中国威胁”已经甚嚣尘上，中国在海外并购连遭失败，华人在海外频频遇袭，国外各种敌对势力一直在寻找破坏中国的机会，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国软实力的不足。以BBC和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早已经覆盖了全球，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根深蒂固，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然无知，西方的偏见不仅来自西方的官方，更来自西方的民间，而民间的影响则主要来自主流媒体的暗示。
除了硬实力外，今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终是要靠对她的价值的认同，以及由价值产生出来的思想、观念、规则、制度的认同。中国需要加强各种软实力资源的培育和传播，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对外文化宣传，向外界传送真实的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
第一，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核心和历史本质，可以考虑由国家组织对各种传统经典的大规模外文翻译，向全世界招募各语种的一流翻译人才，就像当年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那样，利用各种现代化传播手段向外展示，包括各种简易通俗读本。使“国学”超出中国和实用主义的范畴，上升为一种人生理想和世界理想，为人类未来提供思路；使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是一种精神取向，其基本特征是“内敛”和“自修”;中华民族具有极高的智慧，过去这种智慧主要是用于各种与精神和伦理相关的事物,现在她有足够的底蕴将这种智慧转向各种现代化发展上来，但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重利轻义、贫富悬殊、溺幼轻老、挥霍浪费等与中国文化是根本矛盾的；中国文化的社会理想是“大同”和“兼济天下”。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中国发展的猜忌、担忧和恐惧；
第二，为了开辟更多渠道对外交流，应加强与世界各地华人商会、华侨联合会、学生会的联系和交往，增进与世界各国当地华文媒体的合作；
第三，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不同层次的非政府组织，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动员社会力量来应对各种国际社会的挑战，向外界的敌对势力传达更多民间的反击声音，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大的因应空间和回旋余地，更有效地发挥民间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使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的基石；
第四，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和社会资源来扩大对外宣传，国家可考虑逐步恢复实行双重国籍，吸收更多的优秀华人回国效力，使他们能自由往来于中外之间。广大海外华侨和留学生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源，他们是最好的对外交流桥梁和文化传播使者，他们对自己文化和祖国始终有着天然的依恋和忠诚，可以在价值传播上发挥积极作用。
第五，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派遣体育教练、农艺师、中医和汉语教学自愿者，并给予他们以国家荣誉，鼓励民营企业到海外发展（坚持控股和本土化），扩大接受外国学生的数量和范围（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专业），这不仅可以为受惠国带去实际帮助，增进中国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消除潜在国际威胁，扩大国际发展空间，而且是一种最好的东方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将中国传统中的人本主义（“仁”），世界主义精神(“大同”），宽容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等真正最具普世性的价值带向世界。
第六，加强对全球区域和中小国家问题（事务）专家的培养，这些专家不应仅限于外交层面，而应该真正成为对所在地区和所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和社会生活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以便为国家制定全球战略和区域政策提供切实的参考，为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华人安全，处理突发事件，制定应急方案提供可靠依据，这些专家可从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中选拔培养。目前这种“重西方轻东方，重大国轻小国，重富国轻穷国”的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状况需要改变，否则将影响中国全球战略平衡，造成许多国际地缘政治资源浪费，使国家利益不能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
人类受西方价值的桎梏已经太久，世界已经窒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我们回归自身逻辑和自身价值成为可能，人类将因此而开始一次伟大的文化和价值突围，中国未来的一切合法性依据将主要来源于自身价值，而不是西方价值，既非欧美之西方，亦非苏俄之西方，彻底改变“五四”以来的理性偏执，回归中国思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评价“体用结合”的思想，她具有伟大的历史洞见，也包含卓越的政治智慧，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
（六、）东方价值与人类未来
地球不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是现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有权批判导致整个生态圈走向毁灭的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各种现代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的危机、以及基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危机的扩大，尤其是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更增加了人们对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质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从现代范式本身，从现代价值——西方价值中找不到任何办法，如果上天还能给人类机会，人类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寻找人类生存的价值依据，改变西方价值来主导人类发展的方向，伟大东方文化的复兴将给人类带来希望，而中国的崛起将作为遏制西方价值扩张的主要力量。
历史总是按照合力方向发展的，在过去500年里，一直是朝偏向西方的合力方向发展，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整个现代社会的范式，所有的规则，包括制度、法律、标准都是根据西方价值确立的，它们主要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道德观和审美观。这种范式和规则不仅与传统民族国家的利益相冲突，而且也是与整个人类的利益相冲突的。西方价值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人类危险的根源，身为西方人的汤因比认为，西方文化对整个人类来说，“在物质上是个灾难，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东西方价值的冲突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地缘政治问题，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走向的问题。今天，整个人类和整个生物圈已不堪承受现代范式的发展，各种危机的加深必将催生出新的游戏规则。全球化已经开始改变世界的格局，而当前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加速世界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开始减弱，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淡化，整个西方除了那些让人们沉迷于物质和技术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除了那些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外，已没有什么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了。精于计算、长于离间的盎格鲁撒克逊权谋也已力不从心，西方的智慧已经用尽。而西方的个别远见卓识无法改变西方的主流，历史的合力将会偏向东方，这将是一种命运使然和历史的轮回。世界将不得不以那些原初的智慧和古老的真理作为指向，融合各种有益的西方工具价值，朝着东方价值主导的方向发展，开创出一种斩新的人类生存范式。在人和自然的终极意义上，东方拥有更多的智慧。
在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西方已利用其强大优势不仅仅支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而且还支配着世界舆论，今天，人们对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的认识都主要来自于西方价值，而往往忽略了西方价值给许多传统国家带来的混乱和冲突，西方的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学说，西方殖民主义给许多民族国家带来的边界纠纷和历史负担。今天，所有关于阿拉伯国家的报道也主要来自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常常把“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为宗教信仰和高压统治，甚至将“恐怖主义”归结为精神病学和犯罪心理学的范畴。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国家人民真实的处境、感受和想法，许多人已经潜意识地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很深的偏见，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要知道，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一直是对中国看法最积极、认可度最高的地区。中国切不可盲目跟从西方的“全球反恐战略”，落入西方思维和舆论的全套，混淆是非和敌友，损害与广大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中来寻找处理各种国际关系的价值依据和法理依据，珍视和维护自1949年以来在反霸权历史中形成的国际声望和领导地位，由西方主导的一切现行国际规范、议程、法律和制度只能作为参照。
从一种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来看，各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包括所谓的“恐怖主义”，实际上都是对现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明明是为了争夺石油霸权而进行的罪恶的“石油战争”，却被精心伪装成令人同情的“反恐战争”，并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共识”。“恐怖主义”被人为夸大，却避而不谈“恐怖主义”产生的真实原因，把主要是西方尤其是美国面临的威胁夸大为全人类的威胁，从而转移注意，分散精力，离间传统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箭双雕，正中西方下怀。
当人们在寻找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不断遭受各种混乱、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罪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国家的代理，他们为各自的尊严、公平和正义而抗争。而世界舆论的附和，以及民族国家的人民对西方一致的倾慕，对彼此的轻视，除了证明西方舆论的成功外，更加深了这个世界的不幸。
世界上各种伟大的传统都在遭遇西方现代文化的共同挑战，尽管把经济和科技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人生的全部是违背东方价值的，但是为了摆脱西方的剥削压迫，东方国家已不得不加快现代化发展，在取得世界的话语权之前，东方国家只能被迫接受各种现存的制度、规范和议程安排，大力发展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外交，才能在现代范式上赶上西方，从根本上取得与西方在各个层面上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才能在观念上影响世界，重建一个以东方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其他有益价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导人类发展。对东方国家来说，强国既是免遭西方侵略和奴役的唯一途径，也是将来改变现代价值和现代世界秩序，最终改变人类走向的必要前提。我们欣喜地看到，由于石油的重要性，伊斯兰世界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全球化和当前的金融危机将加速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上的成功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以及整个价值影响的扩大，这种趋势已经演变为21世纪初世界地缘政治变革的两种主要力量。
科技不会放弃无限创新，市场不会停止无度扩张，现代化进程不会因各种灾难减缓步伐，人类不可能从现代价值本身找到出路，西方智慧已经用尽，人类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新的范式，新的世界秩序。这些努力可以包括：1、改变现有这种由西方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改变现有这种加速贫富分化的分配方式（在现有的利益格局和分配模式下，穷人无法分享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成果，但却必须承担这种飞速发展的后果，即环境恶化和社会动荡，他们没有享受的份，只有买单的份）；3、重新确立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不以物质满足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而以内心感受和幸福指数为主要依据；4、将人从物质生产和消费中引向各种精神生活中去，用宗教、艺术和伦理生活来满足人的欲望；5、为了缓解过度竞争和社会紧张情绪，社会应引导多数人过一种普通和健康的生活，而不是出人头地。
破除了各种禁忌之后，人类已获得了现有的一切，在一个完全没有禁忌的世界，人类还将走得更远。人类新价值的形成将有赖于新的禁忌力量的出现，禁忌之所以必要，因为人始终怀有巨大的欲望，如果没有新的禁忌力量，再先进的技术，再有效的管理，再多的投入都无法拯救人和自然于危难，而在新的禁忌力量产生之前注定还要经历一个更加痛苦的过程：西方价值将继续扩张；对物质消费的兴奋到厌倦尚需时间；以汽车和各种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将加速发展，以通讯、金融、贸易为代表的全球化将继续蔓延；水、空气、土地及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将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垃圾围困；各种食品将全面污染，能够放心使用的食物越来越少；各种技术造成的威胁将加剧扩散；各种自然资源将濒于枯竭；各种生理、心理疾病以及各种新生和人为病菌剧增；超级细菌全球蔓延，所有的抗生素彻底失效；精子质量下降，不孕、不育、流产和怪胎成为地球上各种生命的普遍现象；无所不在的机械、化学和电子产品已令人窒息，……只有各种巨大的灾难才能重新使人认识人类的渺小，科技的脆弱，重新唤起人类的敬畏，新的禁忌力量才会出现，人们才会抛弃西方价值，回归平衡和循环的价值。重新服从像“因果报应”、“阴阳五行”这些最具威慑和震撼的禁忌力量的支配。与西方各种繁复冗杂的理论学说相比，人类和宇宙间那些真正最重要的道理其实是简单明了的，所谓“大道至简”。
人类的延续将注定要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东方价值演变为人类发展的主导价值将取决于：第一，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否以及何时能够在现代范式上超过西方，而在这之前东方国家能够发挥的价值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第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保持极其宝贵的东方价值，东方的崛起必须效仿西方，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使东方丧失自身价值，陷入现代化困境，重蹈现代化覆辙。
东方国家需要唤醒其沉睡已久的自主意识和优秀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东方国家一旦失去东方价值，如果中国变成了西方的中国，印度变成了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国家变成了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不仅无法最终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而且整个人类都将失去意义。东方国家在近代社会一直在进行艰难的制度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与其传统价值和历史文化相关，而在节节败退中仍始终坚守着固有价值。今天，东方国家在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捍卫东方价值，坚守东方价值本位，为人类保存拯救价值，以便将来在全球重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而如何寻求一种现实的平衡，正在考验伟大的东方智慧。
为了迎接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励和互相支持，不仅有利于东方国家的人民，也将是人类的大幸。中国不仅需要加强与印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外，更应该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盟，获得价值上相互鼓励和支持，以适应多极世界的需要，进而使东方价值形成一种世界潮流和人类方向。
在现代意识形态之外，中国与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如果中国能与印度、阿拉伯世界建立起价值联盟，将远远超过经济甚至政治的意义，任何基于利益原则而结成的经济联盟、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都只会是暂时的，也不符合冷战后的时代潮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发展，只会招致更多的反对和围攻，而基于相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结成的价值联盟则将是长久而有益的。东方价值联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形式，不需要固定形式的组织、机构、章程，它主要应该成为一种价值上的理解和支持，以及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上的呼应和默契。
迄今为止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在现代范式上，在西方价值内部的斗争，而随着东方的崛起，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东西方价值的冲突迟早将会到来，西方已经开始为丧失优越感而恐慌。在正形成的多极世界中，美国和欧盟在种族、宗教、历史、文化和现实利益上本身就存在一种天然的利益和价值联盟，一旦有机会，美国和欧盟还可能与俄罗斯和拉美建立一种“泛西方价值联盟”，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渊源，而俄罗斯的贪婪和残忍从来就不逊于西方，中国跟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远不如俄罗斯跟西方在价值上的一致性的。
如果将来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的另一极，必然会与西方国家在各个层面的利益和价值上产生冲突，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寻求更广泛的价值支持，以抗衡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价值，在不同层面上拓展合作空间，包括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直至价值的层面，而价值上的支持将比其它层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更加广泛和持久。中国与印度和阿拉伯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不仅在过去的遭遇，以及当前和今后的根本利益上，而且在历史和文化的深层价值上更加接近，更有理由结成价值盟友，促进整个东方的融合，而中国与西方永远只能作为利益伙伴。西方价值联盟早已形成，今天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当他们与其他传统价值发生冲突时，总会群起而攻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对西方的接近和超越必将遭致更多的围攻。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日本能够重回亚洲，并最终成为“东方价值联盟”的一员也是有益的。“东方价值联盟”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尽快制止西方价值的蔓延，使人类发展回到理智的道路上来。
从西方价值产生出来的发展创新、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价值正在把人类引向绝路，西方许多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人士对人类前途提出了各种希望，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重建一种世界宗教，二是寻找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世界的统一只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问题在于：
第一，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种一神教和人格神教，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种族属性和排他性，科学已经彻底摧毁了各种的传统宗教的本质，宗教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今天，用什么来恢复它的神圣和威严？从哪里去寻找失落的意义世界？这种理论的背后隐含了文化霸权的议程，在本质上仍在宣扬白人救世的神话；
第二，所谓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种技术适度、规模较小、可循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来代替现在这种高科技、高效率、大规模、不可循环、不可持续的现代经济模式，这些模式包括“零增长”“有机增长”“全球均衡”等等，它们类似人类曾经有过的“手工时代”和中国的“耕读时代”。“手工时代”采用的是英国学者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间技术”和“小规模”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需求而不是为积累；“耕读文化”是精神取向，适度发展，循环经济，精神与物质的均衡发展。但是，今天我们从哪里去获得这种转变动力和价值支撑？整个世界已经被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毕，如何能使他们放弃既得利益？
第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从何而来，是依据实力还是依据价值？总之，西方学者的这些设想最终脱离不了西方价值和现代范式的局限。
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不仅是乏味的，而且是危险的。重建价值就是要重建人类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内心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础上重新确立各种社会契约，包括伦理契约，政治契约，文化契约和环境契约等等。个人和社会的过剩精力如果不能通过非功利的途径（如宗教、艺术、伦理生活）来消耗的话，就必定会寻求功利和竞争的途径来宣泄。
东方价值中最具人类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想包括:“因果轮回”“阴阳五行”“泛神思想”“天人合一”“家庭本位”“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上帝的确已死，但人们大可不必因上帝之死而过分悲观，因为因果轮回还在，阴阳五行还在，这种天道信仰要比其他任何人格宗教信仰要强大和可信得多，它是稳定而恒久不变的，是万物的普遍属性，是宇宙间一切存在、运动、变化的高度抽象和最终原理，适用于各个时代，高于一切人为法律和社会权威，可以作为未来世界的价值源泉和信仰基础。信仰的统一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统一，道德统一和政治理想统一的前提，而今天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都具有极大的时间和地域局限。因为：
第一，所有宗教都是特定人群的话语体系，而科学已经摧毁了一切传统宗教赖以存在的基础，从哪里去寻找失去的意义世界？如何才能使人为的秩序服从自然的秩序？而上述思想却摒弃了传统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突破了独一神、人格神的文化局限和种族局限，避免了具体宗教和传统宗教教义的纷争，具有最大的合理性和包容性；
第二，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一神教多是基于人们的假设，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和宇宙法则才是无限因果序列直接和最终之因。历史是无目的的，历史只是朝着合力的方向发展而已。这种思想揭示了宇宙和人生的最终本质，涵盖了物质与精神、人和自然的所有方面，支配着万事万物，是宇宙和人生的总规律，具有极大的震慑力量，也暗合了现代生态思想，它不因你不相信而不起作用，也不因你敢于违抗而不受惩罚，它们永远是冥冥之中的终极制约力量，新的神圣、敬畏和禁忌将由此产生；
第三，它反对迷信和宿命，强调平等和责任，个人遭遇和社会后果都是自己造成的；
第四，它涵盖了人性的普遍本质，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差异，其权威来自人类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禁忌力量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因为“世界的神秘总是公之于众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家苏珊·桑塔格）
第五，只有这些思想才能对资本和技术构成禁忌和震慑；
第六，今天人类所受到的各种自然报复（人口爆炸、环境破坏、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和精神报复（前所未有的孤独、焦虑和痛苦）本身，都是现代人类极端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思想的深刻表达。没有一个社会能离开信仰和道德而幸存，没有信仰的生活，无论多么富有都不能摆脱悲惨的境地，只有信仰而不是商业和技术，甚至不是哲学才能給人慰藉，只有信仰才能维持一个文明的健康与和谐，而这些思想本身将足以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
现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虽具备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报应、轮回思想、泛神思想这样一些内在、神圣和震骇力，而这些超自然的法则无时无处不影响着每个人和整个世界。东方价值必须对现有的一切价值和秩序做出重大修改，一种基于人类共同的现代化遭遇和普遍的生存困境，以东方价值为主体，结合其它文化价值优秀部分的新的人类价值将会作为未来人类价值的基本方向。东方智慧与西方知识的结合可能是人类未来的唯一出路。
中国能够在中东地区长期与各个彼此敌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表现出极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国与各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均衡发展，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整个世界的重心正在东移；但中国的整个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缺乏平衡，表现在过分侧重于西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与广大第三世界朋友在感情上越来越疏远，同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仅限于道义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缺乏文化和民间，尤其是价值层面的深入联系。社会上充斥的是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和绘画。而自己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这无疑是一种悲哀。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大花园中的鲜花绿叶和小草，互为价值和意义，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中国应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引进和介绍广大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作品、思想理论、哲学著作、电影、音乐、舞蹈以制约西方文化的扩张，抵消西方生活方式的侵蚀，加深同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提高中国在海外的认可度，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文化基础和价值支撑。
随着全球化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由资源和市场形成的国家利益正在把中国带向世界各地。与印度相比较，目前中国在外交和战略上的国际处境要困难得多，中国一方面被赋予过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又被许多国家视为今日的对手或明日的敌人。尤其是在西方，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希望和恐惧。因此，中国需要一种均衡的全球视野和大战略来配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多极世界的形成，必须坚持政治、经济、文化并重，真心诚意地开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相互交流，”而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否则，很容易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这不仅将损害国家的现实利益，也将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同时，有悖于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
中国的发展要得到国际体系的接受，首先需要获得周边国家的接受。中国应本着大国的心态来对待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韩、越的关系，更应本着价值的终极考虑来对待与印度的关系，运用传统的智慧来化解现实矛盾；此外，中国与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建立的信任和友谊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倍加珍惜和扩大这种传统影响力，防止这些地缘战略利益的沦陷。西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离间的机会，一切不利于中国的因素都会被西方利用，所有的邻国都是西方拉拢的对象，所有的“异议人士”和“分裂主义份子”都是西方收买的对象（尽管西方在骨子里对这些国家和个人充满轻蔑）。因此，中国与任何周边国家的不和，都只会使它们更容易转向西方，而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尤其具有深远意义。
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和印度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可能最先获得重大突破，因为按照现代范式的发展，中国和印度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最大，如人口、资源、生存空间等都在接近极限，能源已成为中印生存和发展的致命弱点，如果没有重大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其生存和发展都将难以为继；此外，中国和印度具有伟大的生命智慧和漫长的生存经验可以借鉴。东方价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将成为今后我们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依据。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环保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合作空间，并可能成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的伟大的历史机遇，而最先取得突破的将可能是几千年来一直呵护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如果能够幸存，将会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拯救价值，为人类的身心健康发挥作用。
中国与印度拥有最伟大的智慧和传统，在价值上最接近，天生具有一种内敛而非扩张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临现代化的共同挑战（人口、气候、粮食、资源、能源、环境污染等等），在未来都会遇到相似的历史抉择，都负有影响人类走向的使命，彼此的合作已超出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中印不应成为是竞争对手，而应成为合作伙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都应该为整个东方的重新崛起和为彼此的成功感到鼓舞而不是相互猜忌。
遗憾的是中印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缺乏深度，更缺乏世界战略和终极价值考虑，双方都被一些次要的问题困惑，彼此猜忌，正陷入冷战的边缘，而这些问题又主要是西方制造和遗留下来的。中印两国像一所精英学校的精英班上的两个最优秀的同学，他们都很杰出，但彼此又都很清高。两国之间缺乏了解，两国人民除了只对西方感兴趣外，都缺乏对对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兴趣，而普通中国人比普通印度人对对方抱有积极看法的人更少。而占世界人口1/3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将使双方耗费额外的精力来牵制和防范对方，其结果只会被西方利用，给西方增加砝码，为西方提供地缘政治优势，增加中印双方的外交和军事成本，抵消双方的实力，这将是东方的悲哀，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不幸。
中国和印度完全可以避免对抗，重蹈西方大国崛起的覆辙，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将考验两个伟大文化传人的智慧，我们对两个伟大民族的和平崛起和携手合作怀着极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