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立医院东院:【人物】十年一觉萍絮梦，赢得青史芳达名

本文节选自帕特里夏·博斯沃斯（ Patricia Bosworth）9月出版的《简·芳达：一位公众女性的私人生活》，特此致谢原作者及合作译者斯眉。

图为1964年简·方达在《艳情轮舞》中的剧照。

73岁的简·方达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却仍然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多种角色：引领好莱坞的先锋、百老汇名演员、国际影星、百折不挠的政治活动家、体形完美的企业家、作家。她不断地改变自己，为了得到认可，为了爱、为了做一个成功的母亲而拼尽全力。她正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缩影。

而她一生中的转变还要从1963年说起，当时她离开了好莱坞，躲避了父亲亨利·芳达的光环笼罩，来到法国，与导演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合作一部名为《欢乐屋》（Joy House）的电影。

在这部戏中，与芳达演对手戏的是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一位男星——阿兰·德龙，当时正是他英俊潇洒的巅峰期，而且传言还说他和地下组织有来往，这样的大银幕合作可能会激起芳达对法国的好感。不过，刚到巴黎时，芳达还是开始担心。即使已出演过6部电影、4部百老汇音乐剧，她仍然无法流利地讲法语。更不必说她孤身一人背井离乡，要背负独自打拼的压力。幸运的是，她参加了法国当红演员和歌手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同妻子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办的沙龙，很快适应了环境。

抵达巴黎的前两周，摄影师和记者们到处追踪芳达，引用她那一口逗人捧腹的法语和蹩脚的俏皮话。而到了第二周周末，当芳达出现在新闻发布会和电视屏幕上，帮助宣传《欢乐屋》时，她一夜之间成了法国街头巷尾的名人。

未满一个月，法国《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就将芳达请上了自家封面。一位评论家毫不吝啬地赞美她“皓齿含贝色，金发拨涟漪”。这位亨利·芳达的美丽女儿俘获了法国人的心。简不明白为什么媒体不停地将自己同法国性感代言人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相提并论。她说：“我一点都不像芭铎，她也根本不像我。”

此言不虚。简的确性感，但她体形纤瘦，轮廓分明，是典型的太平公主，而芭铎丰满撩人，毫无威胁，没有任何风险。有人大胆设想，在床弟之事方面，芭铎可能就像个无辜的孩子，而简的风格是一种略带轻蔑的魅惑。简从前的一位情人说：“要提醒下，小心，她可能会弄疼你！另一方面，她又很渴望爱情，可能会吞了你。芭铎不会有这种气场。”

那一年的12月21日，简的法国经纪人霍斯格为给她庆祝生日临时举办了一场晚宴。这顿晚餐只邀请了一位客人——以发掘芭铎而走红影坛的导演罗杰·瓦迪姆。霍斯格这么对简说：“我想你们俩可能合得来。”她知道瓦迪姆给简准备了一部电影：《艳情轮舞》（Circle of Love）。这部影片改编自奥地利剧作家施尼茨勒的《轮舞》（La Ronde），故事发生在古代的维也纳，是一出阴错阳差的性感喜剧。瓦迪姆希望利用简在大西洋两岸声名鹊起的势头让这部电影一炮打红。除了经纪人撮合，瓦迪姆本人温柔又礼让的方式也吸引了简。霍斯格回忆瓦迪姆：“他的魅力无法挡，他本人就是放电高手。”她感觉瓦迪姆已经迷住了简。果然，简后来也同意担纲《艳情轮舞》。

几周后，瓦迪姆路过épinay制片厂，和他在那里的一个朋友让·安德鲁（Jean André）去喝酒。安德鲁当时是《欢乐屋》的监制。突然之间，门开了，简冒着大雨飞奔进来，浑身湿透。她那时在旁边的摄影棚拍片，一听说瓦迪姆在附近的酒吧，戏服也没换就披了件雨衣跑了过去。

23年后，瓦迪姆在自己出版的《芭铎 德纳芙 芳达：我与世界上最美的三位女性共度的人生》（Bardot Deneuve Fonda: My Life with the Three Most Beautiful Women in the World）中这样写到芳达当年那一幕：“她的胸脯在起伏···她看上去那么美···她的眼睛那么亮，她猛地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就这样站在我面前。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爱上她了。”

两个小时不到，两个人就回到了芳达住的酒店，情不自禁地紧紧相拥。瓦迪姆后来写道：“我已经半褪下她的衣衫，我们就要在沙发上亲热，这时候她突然打断了我，跑进浴室。一分钟后她出来的时候已经一丝不挂，倒在床上。我脱去衣服，也上了床。但就是那么突然，我一下子没法进行下去了。”

此后三周，瓦迪姆都萎靡不振。他这么描述：“简那时候对我好有耐心，我都搞不清原因。她从来没有拒绝我和她睡在一起。我的问题顽固得难以想象，真是让我吃惊。最后，有一天半夜，魔咒忽然解除了。我自由了，又成了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们在床上呆了一天两夜。”

“简那年24岁，还没有破茧成蝶。我只比她年长十岁。她在寻找能引导自己发现自我的新路。”

后来那头几个月是简到那时为止最快乐的日子。2002年，她告诉笔者：“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爆炸了。瓦迪姆给了我太多太多。相当多。他在性这方面重新唤醒了我。”她可以把自己交给瓦迪姆。他非常了解女人。

瓦迪姆1928年1月26日出生，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一位俄罗斯外交官。他的童年是在土耳其和埃及的各个使馆度过的。1937年，父亲去世后，一家人住到了阿尔卑斯山的法国区。那时候，德国人还占领着巴黎，瓦迪姆开始上戏剧课，写剧本、小说和歌曲，还当上了《巴黎竞赛报》（ Paris—Match）的记者。

1950年，碧姬·芭铎闯入了瓦迪姆的人生。芭铎那年还是个15岁的女学生，喜欢动物，梦想着做芭蕾舞演员。她刚刚上了Elle杂志的封面。“芭铎对做爱有极其强烈的兴趣，”，瓦迪姆“有时她会举着一面镜子，就为了看清楚我和她做爱，好像仅仅肌肤之亲根本不够。在我动身去旅行以前，她要我给她拍照，有些是裸照，有些不是。她像着了迷一样，需要别人围着她转，爱着她，把她每个一闪而过的念头都放在心上。”

芭铎的父亲曾经阻止她见瓦迪姆，她以为自己失去了瓦迪姆，就闹着去自杀。1952年12月，两个人结婚了，芭铎还差些天才满18岁。《巴黎竞赛报》报道了他们的婚讯，因为芭铎已经是这家媒体的宠儿。在芭铎演出的一部电影中，她上穿着一身可爱的比基尼，从层层波浪中浮出水面，在镜头前将美好的身材展露无遗。

婚后，瓦迪姆继续在《巴黎竞赛报》工作，也开始进入电影圈工作，并且开始写电影剧本。一切都是为了打造芭铎的计划，那是一个丈夫的超级梦想。据托马斯·基尔南（Thomas Kiernan）的《简：简·方达密传》所述，芭铎21岁那年，瓦迪姆拍下她的半裸照，发给那些有天赋的星探和制作人。以后3年里，他让芭铎在9部电影里陆续露面。

有一次，瓦迪姆读到一起案件的报道，说的是一个年轻女孩先后做了三兄弟的情人，三个男人都被她杀死。这给了他《上帝创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一剧的灵感。“我想表现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她的行为举止像个男孩。她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性和道德方面的罪过。”

这部电影开拍了，大部分场景取在阳光斑驳的圣特罗佩海滩。拍摄期间，有传言说芭铎和男主角让·路易斯·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真的在镜头前做爱。瓦迪姆没有去平息流言。很快，芭铎承认自己和特兰蒂尼昂有染，瓦迪姆接受了事实。他对记者说：“激情是芭铎的解药。她被激情控制。”1956年11月，《上帝创造女人》在巴黎上映，不久就在全球获得巨大成功。观影后，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预测，这部影片将翻开法国电影的新篇章，就要成为“化石标本”。芭铎会将电影引入一个新时代，她代表着拒绝传统的独立女性。这类女性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性生活。

瓦迪姆一直充当着芭铎的导师。即使他后来爱上了20岁的丹麦模特安妮特·斯托姆伯格（Annette Stroyberg），与芭铎离婚，他还继续给芭铎策划电影。1957年，安妮特生下了瓦迪姆的第一个孩子纳塔利亚。

而后，安妮特和瓦迪姆结婚了。瓦迪姆也让安妮特成了明星。安妮特首先演了一部吸血鬼题材的电影，然后又出演了书信体小说改编的《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一片。1959年，《危险关系》公映没多久，安妮特就投入了顶尖香颂歌手萨沙·迪斯泰尔（Sacha Distel）的怀抱。迪斯泰尔此前还是芭铎的爱侣。按托马斯·基尔南书中所说，瓦迪姆还把自己愤怒地和迪斯泰尔通信的内容公之于众。这也让瓦迪姆花花公子的名声越来越响。

简·方达与瓦迪姆在《游戏结束》（La Curée）一片拍摄中
到了1960年，瓦迪姆有了标致的新情人——17岁的凯瑟琳·德纳芙。他发誓要让德纳芙变成和芭铎一样的大明星。两个人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下子黯然分手，一下子又轰轰烈烈地复合。德纳芙生下了瓦迪姆的第一个儿子克里斯蒂安，主演了瓦迪姆执导的《乱世姐妹花》（Vice and Virtue）。他们闹个没完。瓦迪姆认为，德纳芙做电影演员越来越成功，但人就变得越来越难相处。正如他所说：“我很轻易地被她吸引。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人里面总有一个人必须得说是，否则就要出局。”

《欢乐屋》一拍完，简就在巴黎玛黑区Rue Vielle-du-Temple街的一栋16世纪大楼里租了一间豪华公寓，瓦迪姆搬进来和她同住。虽然他们一起看朋友，去夜总会，一块去玩，但最开始大多数时候还是各住各的。同居后他们发现住在一起并不容易。因为简睡得早，瓦迪姆喜欢熬夜，通宵和朋友在酒吧高谈阔论。

简努力去接受瓦迪姆的生活方式，她发现那简直一团糟，而且没有人情味。简在自传中说：“瓦迪姆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生活观，一切精明、嫉妒的迹象，或者对组织和架构的欲望都表明你是个小资。他可以几个星期都不洗盘子，任由脏盘子在洗碗槽里堆得老高。”

而在基尔南的传记里，瓦迪姆是这样回忆的：“她没法放轻松。身边总有些事要做——工作、预约、电话···从一开始，围绕她的墙就很高，它们是个城堡！”

简希望瓦迪姆不要喝那么多酒，尤其是和他最好的朋友克里斯汀·马昆德（Christian Marquand）在一起的时候。马昆德是一个高大英俊的演员，和马龙·白兰度关系亲密。他经常去简住的公寓，也经常请白兰度喝酒。瓦迪姆的第一个儿子就起名叫克里斯汀，白兰度的一个儿子也以克里斯汀命名。皮特·曼森（Peter Manso）的传记《白兰度》中说，瓦迪姆和克里斯汀在一起时会说着悄悄话，痛快大笑，经常相互取笑对方的性能力。他们会有针对性地暗示一些同性倾向，让人大吃一惊，也会彼此互寄有提示性的卡片，简当然会看到这些卡片。过了一阵子，她也接受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这种深厚友谊，因为那就是瓦迪姆真实的另一面。

简最喜欢瓦迪姆的一个地方是，他从来没有完全长大。简说：“他是个不错的父亲，对孩子绝对有耐性，很舍得花时间。”他会编故事，给女儿纳塔利亚讲的长篇故事能连讲几周。他画的画也像出自孩子之手，线条简单，颜色丰富，很感性。他曾经画过芭铎、德纳芙和简的一张三联肖像，其中简的头像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位置。纳塔利亚说：“简是我爸爸一辈子的爱人。”

到了《艳情轮舞》准备上画的时候，简的法语实际上已经很流利。瓦迪姆喜欢她说话的声音：“她的嗓音深沉又很细腻。”他们两人会从公寓直接去拍摄现场，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才起床。瓦迪姆脱下夹克，简在他嘴里放上一支烟，替他点上，这期间两个人低声细语，情话绵绵。

在排练时，瓦迪姆一个劲要改变简分析剧本里每行对话、每个手势的习惯。他在传记里说：“这里面缺少一样东西：真正的自发性。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得到一个结果：让她对自己的外表和内在有信心。”瓦迪姆会态度温和地给她建议，然后让她照着做。简发现，就这样让瓦迪姆把自己摆在他想要的位置有一种“性快感”，这是让他“发号施令”。

瓦迪姆会时不时地展示下他希望和简搭戏的男明星莫里斯·荣内特（Maurice Ronet）在戏里要怎样拥抱简，这时他就会把简抱在自己怀里，深情地吻她。看到了这一幕，谁都会注意到，简比从前在屏幕上表现得更温柔、更感性，人显得更漂亮。瓦迪姆也察觉到了这点，他为自己所见到的兴奋，开始构想两个人可以合作的种种影片。

瓦迪姆觉得，简那些需求反差很大，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神秘。他希望展现这种神秘感。为此瓦迪姆想到一条妙计：为简量身定做一部电影，让她可以尝试角色扮演。因为他发现简在角色扮演中有发挥创造性的空间，简那时既扮演着他的情人，又扮演着自己两个孩子的后母。她努力在自己的多面角色中寻找一种身份。瓦迪姆认为这正中要害，尽管简已经有了一个身份，但那是她极力想摆脱的——亨利·芳达女儿的身份。

许多朋友很快催促瓦迪姆拍一部片子，不仅要让简，还要让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其他女性一起演出。这个点子没有成为现实。不过，在《艳情轮舞》拍摄期间倒是发生了一件趣事，与瓦迪姆曾有过往的重要女演员都没有错过这次闹剧。

按瓦迪姆的说法是，有一天，他给演员示范在一场打斗中怎样从窗户边掉下来，自己不小心失去平衡，摔到摄影棚的地上，摔坏了肩膀，疼得在地上打滚。安妮特·斯托姆伯格那是刚好路过拍摄地，顺道来问候他。见此情景，她立刻跑上前去，跪在瓦迪姆身边。简听说瓦迪姆出了事，跑出更衣室去安抚他。

正巧凯瑟琳·德纳芙在旁边的摄影棚排戏，听到瓦迪姆的消息，她也飞奔而至。

救护车开到时，简、凯瑟琳、安妮特都上了车。凑巧那时碧姬·芭铎开车经过制片厂。保安要她给救护车让道，说瓦迪姆是要抢救的病人。芭铎跳下自己的车，也挤上了救护车。

看着四张美丽女子的面孔都贴在自己身上，瓦迪姆回忆说自己充分享受了那个美妙无比的时刻。

他听见芭铎焦急地小声嘀咕：“他整个人都摔青了啊。”

和瓦迪姆在一起的那些年，简取悦他的朋友，几个小时都没有一句怨言，甚至还给芭铎做饭，是个无可挑剔的小情人。简真正伤神的还是瓦迪姆个人的财务状况。虽然接连写剧本、绘画、作曲，但他几乎身无分文，已经入不敷出，好些年都没有交过税了。

简的母亲在她幼年时自杀身亡，留给了简一笔15万美元的遗产。她在回忆录里写道：“瓦迪姆不理解为什么我没有痛痛快快地把我妈妈留下的大部分钱给他，他觉得用这笔钱就可以请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度假的地方，帮他一起写剧本。开始我很害怕，就说我得考虑。可过了一阵，我又开始觉得我太小气，所以就让步，给了他这笔钱。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瓦迪姆是个赌鬼，他这种嗜好就像强迫症，他拍片和休假的地方经常都选择那些方便来回赌场的位置，或者是选在很靠近赌场的地方。我不知道这种赌瘾是不是像戒掉酗酒、像治厌食症和暴食症那么困难。我继承妈妈的很多财产都这么随随便便地被他赌钱输光了。”而且，简还掉了瓦迪姆欠下的所有债务：“这花了我五年时间。”

1964年2月中旬，简飞到纽约，为《纽约星期天》（Sunday in New York）做一系列宣传，这是她在美国拍的最后一部影片。简的一位朋友回想时说，她身穿一条迪奥的裙子，全套皮尔·卡丹的配饰，看起来很时髦，而且心情平和，信心十足。别人说，瓦迪姆在利用简，可这话反过来说也适用。她在利用瓦迪姆寻找一部分自我。

回到法国后，简买下了一座占地3英亩的破旧农场，离巴黎37英里。之后三年里，我就在这里翻修农场，开始慢慢请进来一些活蹦乱跳的动物——四只鸭、两只兔子、四只小猫和五条狗。

简和瓦迪姆经常外出旅游，他们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冬季去圣特罗佩海滩度假，夏季就带孩子去波尔多西面40英里左右的阿尔卡雄海滩，一家人在那里的小旅馆住一阵。纳塔利亚后来回忆：“站上沙丘，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最漂亮、最长的一段白色沙滩。”他们还总开车出游。纳塔利亚说：“我爸爸会把车开得飞快，简就唱起‘牧场我的家’这样的歌。克里斯蒂安和我会跟着一起唱，扯着嗓子唱到我们喘不过来气，然后边嚎边笑，因为我们的美国口音听起来太可怕了。”

那期间，《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的制片人给简寄来剧本，请她出演女主角拉拉，男主角已经定下由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扮演。可简婉拒了这个邀请。因为电影主要取景在西班牙，要到那里拍7个月，她不想离开瓦迪姆那么久。

瓦迪姆倒是鼓励她去拍低成本的《女贼金丝猫》（Cat Ballou），然后她又决定接下另一部影片《凯德警长》（The Chase），因为这部片子能让她有机会和马龙·白兰度以及导演阿瑟·佩恩（Arthur Penn）合作，这两位都是职业演员训练组织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的成员。

图为1966年简在马利宝海滩。
拍这部片子的时候，简在马利宝租了一间海滨公寓。拍摄过程中，简有不少闲暇时间，她就趁此机会给瓦迪姆介绍自己在好莱坞的朋友——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保罗·纽曼（Paul Newman）、杰克·莱蒙（Jack Lemmon）、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还有她的童年好友布鲁克·海沃德（Brooke Hayward）。海沃德的母亲玛格丽特·苏利文（Margaret Sullavan）是戏剧、电影演员，和亨利·方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和简的母亲一样，她也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简拍摄《凯德警长》时，海沃德已经嫁给了摄影师丹尼斯·霍伯（Dennis Hopper）。

这所海滨公寓也是女演员西蒙·西涅莱（Simone Signoret）、伟大的香颂歌手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等法国演艺人士的聚集场所。电影是大家谈论的永恒话题。简喜欢躺在天台赤身做日光浴，即使是白兰度和马昆德这样的好朋友登门，她也完全没有发觉。丹尼斯·霍伯时常在那里拍照。纳塔利亚回忆：“有时，简就躺在那儿，瓦迪姆跪在地上，在她美丽的身躯上涂抹防晒油。”一次，有位女客人完全被这种浓情蜜意的感觉打动，她也跪下身，结结实实地吻住了简。

瓦迪姆后来很快投入编写《游戏结束》的剧本，它改编自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小说，讲述一位富豪的年轻太太爱上了自己的继子。瓦迪姆说这将是他为简而写的一部杰作。晚上从《凯德警长》片场回来，简会去厨房里，陪瓦迪姆站着，看着他煮鱼，搅拌沙拉。瓦迪姆也会在这个时候跟她讲自己剧本里的场景。

他继续教简了解各种各样的领域，从历史、政治到艺术。简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受过教育似的，渴望知识。当然，她也非常爱他。

那年，阿瑟·佩恩家里来了一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的筹资人。公民权那是刚开始成为好莱坞的主流思潮，业内的一些巨星也参与其中。白兰度请简出席了SCNN的一次会议，会上有些青年工作者讲话。他们谈到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捕杀狗、滥用枪械。那些“生活在个人圈子以外的人”表现出冷静非凡的气度，这打动了简。从那时起，无论去到哪里，简会自愿去SNCC在当地的办公室，写信请求募捐。“如果当年没有马龙，我也不会参与这些。”她这么说。

据基尔南的传记，《凯德警长》开拍时，瓦迪姆不得不飞到巴黎，做一些制作《游戏结束》的牵起准备工作。而简那个时候就郁郁寡欢，情绪郁闷。她打电话告诉瓦迪姆，说决定要马上嫁给他。

8月14日，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成婚，婚礼没有对外公开，只有两位新人的亲密好友出席：简的兄弟皮特和妻子苏珊，布鲁克·海沃德和丈夫丹尼斯·霍伯，克里斯蒂安·马昆德和妻子蒂娜，简的经纪人迪克·克莱登（Dick Clayton）、简在《凯德警长》一片中的搭档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答应不会发布相关报道的意大利著名记者奥里亚纳·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基尔南描写道，婚礼在沙丘酒店（Dunes Hotel）简的六房间套房举行。皮特·芳达弹起了吉他，一位身穿紧身蓝裙的交响乐团女小提琴家和他一起演奏着婚礼音乐。

瓦迪姆忘记买戒指，就借了好友妻子蒂娜·马昆德的给简戴上。可那戒指太大了，婚礼上简戴着觉得松松垮垮。瓦迪姆写道：“她的动作看起来典型就是在说‘去你的吧’。”事实上，简后来也承认，结婚时她对自己说“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做。”

与简相识没多久，瓦迪姆就向她解释说自己不相信忠贞不二。他一直希望两个人能像他朋友韦兰德夫妇那样。罗杰·韦兰德(Roger Vailland)是小说家、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按瓦迪姆的说法，韦兰德信奉，“若不能将一个人从占有感觉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性的高度上摆脱嫉妒，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关系。”韦兰德与妻子伊丽莎白有着开放的婚姻。一天晚上，两对夫妇共度周末时，谈到这个话题。

简听着他们三个人描述彼此的配对儿关系。伊丽莎白不但能接受罗杰的婚外恋，而且还为他介绍她觉得不错的年轻女士。

“如果你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做爱，你会吃醋吗？”简问韦兰德。

“这是完全不允许的，”韦兰德说

“为什么？”

“因为她就不会再爱我了。”

“真的吗？”简问伊丽莎白。 “是的，”她答道。“这不公平，”简说， “这不叫自由。”

“也许吧。但自由不会都是数学公式，”伊丽莎白坚持说，”而且，我们很快活。”
最后瓦迪姆建议简，他们两人也照此“配对儿”。 “与简生活三年后，”瓦迪姆写道，“我相信这种方式是基于相互诚实的性自由。我会把一些女伴带回家——有时候直接在我和简的床上纵情云雨。我没要求简分享我的这种游戏；我要她成为同谋。”

简认为，在两性交往中，无占有欲（即性自由）撕裂了彼此的亲密关系。她痛恨瓦迪姆的“配对儿”思想，但却保持沉默，让这种行为合情合理地存在，用它来交换瓦迪姆赋予她的情感安全。“我不想孤身一人，”她写道，“我仍然认为，尽管痛苦，支持着我活下去却正是他与我的关系。”所以，当他从巴黎最讲究的克劳德夫人妓院(Madame Claude’s)将一位身材高挑、满头红发的高级应召女郎带回家时，简并不表示反对。她写道，“我……将表演中的技术和热情都投入到做爱三人组中” 在他们婚姻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做爱三人组一直在持续进行着，甚至在他们拍摄瓦迪姆最富想象力、最具讽刺意义的性幻想影片《游戏结束》时，也未停止。

简随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流韵事，她把这些事讲给他听。据瓦迪姆说，“后来，简也会做出回应，承认她有了投入他人怀抱的欲望。我吃醋了，但并不害怕，因为她对我也毫无保留。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最终接受她的性自由时，她正从决定我的身边离开，逃离我。”

一天清晨，纳塔利亚走进他们的房间，发现爸爸的床上有个奇怪的女人。简在浴室。“我扭头离开了，”纳塔利亚说。“我差不多九岁。我什么也没说，简也从不说什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承认，那段年月的生活简直糟透了。”

简渴望拍一些有意义的影片。8年间她参与了15部影片的拍摄，但除了与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合拍的《辛辣人妻》(Barefoot in the Park)外，没有一部片子让人印象深刻。“她献出了一切，”简在演员工作室(Actors Studio)时期的导师和情人、至今仍帮她读剧本的安德雷亚斯·沃特西亚斯(Andreas Voutsinas)说，“但是，当瓦迪姆让她拍摄《太空英雌芭芭丽娜》(Barbarella)时，她推辞了出演《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和《魔鬼怪婴》(Rosemary’s Baby)的机会。”

起初，制片人迪诺·德·劳伦提斯(Dino De Laurentiis)写信邀请她主演电影版的法国漫画《太空英雌芭芭丽娜》——一部带有软色情的科幻影片。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和碧姬·巴铎(Brigitte Bardot)都已谢绝了这个角色。瓦迪姆从废纸篓里把信拣出来，读完惊呼，“太棒了！”

几分钟之内，他就在脑海中将简设想成芭芭丽娜，公元40000年太空时代冒险家的形象。芭芭丽娜的使命是拯救宇宙，坐在粉红色飞船中，从一个星系飞往另一个星系。一路上她经历了种种离奇的性冒险，几乎丧命。最终，她发现一种新的做爱方式：性交。

图为1967年，瓦迪姆在改动简的芭芭丽娜戏服。

尽管简最初并不喜欢对芭芭丽娜这个角色的构想和性格设定，但她对瓦迪姆唯命是从。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合作，甚至在录制开场曲的时候，简都要用慵懒的姿态表演脱衣舞，在镜头前玉体横陈，活色生香地飘来荡去好几分钟。

1967年8月，这部片子在罗马的电影城(Cinecittà Studios)开拍。因《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一片跃上事业巅峰的特里·索泽恩(Terry Southern)与瓦迪姆及其他几位作家负责剧本创作。约翰·菲利浦·劳(John Phillip Law)扮演芭芭丽娜的盲眼守护天使；安妮塔·帕里博格(Anita Pallenberg)饰演同性恋女坏蛋；马塞尔·玛索(Marcel Marceau)饰演教授；克劳德·道芬(Claude Dauphin)饰演地球总统。简曾希望亨利·方达出演总统一角。但她询问时，亨利·方达的反应是，“我必须脱衣服吗？”他确定了不必这样做，但仍决定选择其他影片。后来他说，“简一生拯救的烂片比任何女演员都多。”

拍摄结束后，简和瓦迪姆将返回在罗马郊外古阿庇亚大道(Via Appia Antica)租住的古老别墅。他们与约翰·菲利浦·劳共同租下它，宾客络绎不绝，从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到琼·贝兹(Joan Baez)都有来访。

巴克·亨利(Buke Henry)当时正在罗马为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撰写《22条军规》(Catch-22)的剧本，晚上偶尔也会到别墅来。“我听说有狂欢、迷幻药，还有很多毒品。但他们从未邀请我，我很想去。”他印象最深的是简。“我会进去，一直盯着简，她太不可思议了，那么美丽，遥不可及。修长的双腿，浓密的金发，好性感。简生来就是电影明星。”

《太空英雌芭芭丽娜》一杀青，瓦迪姆就带着简到法国阿尔卑斯山的梅杰夫滑雪度假。“我三十岁生日后一周，确切地说是1967年12月28日，我感觉到，”简写道，“我知道它来了，然后就告诉他，我们的做爱产生了不同的共鸣。”

怀孕一个多月后，她开始流血，得知必须卧床一个月才能避免流产。而后，她得上了腮腺炎，妇科医生建议堕胎，因为这会给胎儿带来危险。她和瓦迪姆决定要这个孩子。

在床上静养时，她开始观看法国电视新闻对越南战争的报道。“我看到……美国轰炸机造成的破坏？……有时轰炸学校、医院和教堂。我惊呆了？…… 如果我反对这场战争，街头游行的美国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8年4月初，简的前任继母、亨利·方达的第三个妻子苏珊·布兰查德(Susan Blanchard)来到巴黎，探望简待产的身体状况。那时简已经觉得好多了，可以跟苏珊外出走走。吃饭时，简经人介绍，认识了19岁的美国士兵、越战反对者迪克·佩兰(Dick Perrin)，这是她首次与强烈反战的美国军人交谈。后来，佩兰给了简一本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所著的《边水村庄》(The Village of Ben Suc)，书中描述了一个越南村庄被美军破坏的经过，并告诉她，“读一读，你就会理解。”简不但读了这本书，还开始让每一个自己认识的人读这本书，大多数人（包括瓦迪姆）的反应让她震惊：这事我们多年前就知道了，你干嘛费心管这些？

她希望做些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想。但做什么呢？她想到回故乡参加反战抗议，但又想到了瓦迪姆、正在装修的庄园和即将出世的孩子。她给西蒙·西涅莱谈到这些打算，后者没有催促她，也没有劝她改弦更张，只是告诉她，“时机成熟了，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办。眼下，回去为宝宝做好准备。”

9月28日，简生下一名健康的女婴，取名叫瓦妮莎。简的情绪大起大落，前一分钟为成为母亲而心花怒放，下一分钟却会筋疲力竭、失落沮丧。回到庄园，早有一位名叫多特的英国保姆等在那里，简以泪洗面，哭了一个月。她写道，自己当时不了解产后忧郁症，接着补充说，“我只是觉得我真失败——从生儿育女，到我对女儿的感情或她对我的感情，一切都与自己原先的想法相去太远。”

瓦迪姆与孩子相处很有一套，甚至懂他们的特殊语言。一次，瓦迪姆正给孩子换尿布、热婴儿奶粉冲兑的牛奶。这时《时代》杂志记者杰伊·考克斯(Jay Cocks) 恰巧来访。考克斯看到当时的情景，愣了一下，瓦迪姆笑起来。“这事我做得比简多，”他向记者解释说，“我们俩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男人，我是女人。”

1967年11月，《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电影中的性和裸露的文章，封面是简的半裸特写。文章的题目为“怎么都行：放纵的社会。”4个月后，《太空英雌芭芭丽娜》在世界各地掀起宣传狂潮，简出现在《生活》杂志封面，身穿宇航服、皮靴，手中一管巨大的手枪；她被宣传成“全世界最让人想入非非的女人。”

外界评论有赞有弹。多数人称其为光鲜的垃圾，但女权主义电影评论家莫利·哈斯克尔(Molly Haskell)说，“瓦迪姆想终结所有性符号，将简塑造成唯一的性符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空英雌芭芭丽娜》是电影史上的一道分水岭。瓦迪姆是真正的斯文加利式人物，就像冯·史登堡成就了黛德丽。在描述女性性行为方面，他超越了时代。”

当时，简痛恨将自己视为芭芭丽娜。“我好像没有真实存在，似乎我的声音是从耳朵里传出来的。”更恰当的理由是，她希望扮演一个真正有挑战性的角色。所以，当被邀请出演《射马记》(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中疲惫不堪、愤怒厌世的舞蹈选手格劳瑞亚一角时，她应允了。该片以贺拉斯·麦科伊(Horace McCoy)1935年的小说为蓝本。简写道，书中的马拉松式舞蹈热潮是一个比喻，用来指代“贪婪、被人为操纵的美国消费社会。”导演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邀请她参与剧本创作。“对我来说，这是等待已久的时刻，”简写道，“大好人西德尼不会想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简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她入戏太深，摄制间歇行踪不定，行事举止、说话腔调都跟格劳瑞亚一模一样。有一天她开车离开摄影棚长达几个小时，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还经常在摄影棚过夜，而不回马里布的家。“有的原因是，我想强化对格劳瑞亚无力感的认识，还有些原因是，不想回到瓦迪姆那里，”她写道。

拍摄持续到5月。波拉克把舞蹈耐力赛拍了一遍又一遍。在片中夸张的高潮段落，莱德·巴顿斯(Red Buttons) 倒在简身边时，她还在继续舞着，拽起他尖叫，“起来，你这老混蛋！走啊，该死的！走啊！”这种场面太折磨人了。

图见1967年11月芳达与瓦迪姆在法国，拍摄这张相片时，他们的女儿才出生不久。

拍摄结束时，简回到瓦迪姆身旁，回归了海滩生活，参加的午宴和晚宴也更多。席间她一边推着婴儿车，一边摆姿势拍照。她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专访。在与一名德国记者的访谈中，简有些走神，记者马上抓住机会问：“此刻你在想什么？”

“我正在想着离婚，”她回答。然后，当她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就笑开了。

事实是，过去她曾为瓦迪姆轻浮的生活态度着迷，感到快乐，现在这已经令她恼火。她厌倦了他的酗酒和做爱三人组。她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梦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并经历难以置信的冒险。瓦迪姆写道，自己现在已开始与简疏远了。“她在发展……摇摇晃晃地奔向未来，确定无疑地超越了我所爱的简。与新的简一同生活，我兴趣不大。”

在此期间，他们试图维持以往的生活，在纽约和巴黎之间短暂旅行。在曼哈顿，他们住在西23街时髦的切尔西酒店，经常出入马克斯的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一家位于公园大道南(Park Avenue South)的餐厅夜店。这里是喧哗热闹、烟雾缭绕之地，鲍勃·迪伦、詹尼斯·乔普林和滚石乐队常来用餐。马克斯最引人瞩目的客户是安迪·沃霍尔，他常和坎蒂·妲玲(Candy Darling)、维瓦和旗舰乐队的成员，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随行出入。

简被安迪·沃霍尔的一位门生所吸引，那人是安迪地下影片中的明星，名叫埃里克·艾默生(Eric Emerson)。他看上去像是金发天使，但据马克斯的常客说，他“根本没有道德。埃里克可以在电话亭里把人臭骂一顿后，再回来吸食兴奋剂，或在酒吧侃大山。”他很快成为令人瞠目的舞蹈高手。

一天晚上，有人怂恿艾默生邀请方达跳舞。她似笑非笑地答应了艾默生。大家都在围观他们共舞。简穿着迷你裙和芭芭丽娜式长及大腿的高筒皮靴，头发蓬松，看上去性感可人。一曲舞毕，她回到坐着看她跳舞的瓦迪姆身边。“E提出绑架我，”她告诉他。（在回忆录中，瓦迪姆用名字首个大写字母来指代这个年轻人。）

回到洛杉矶，简和瓦迪姆又与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 )和他的妻子莎朗·塔特(Sharon Tate)联系上，地点是影片《西埃罗冲动》(Cielo Drive)中宽敞的大出租房——本尼迪克特峡谷公寓（Benedict Canyon） ，那里有很多深夜派对。

按瓦迪姆传记所写，有天晚上，他看到简与杰伊·斯普林(Jay Sebring)一同走进浴室，后者风流倜傥，在洛杉矶有自己的美发王国，经营沙龙产品。他曾是莎朗·塔特的情人，在她嫁给波兰斯基后，两人仍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他们的调情被打断，”瓦迪姆记录，但简似乎并不在意。“我讨厌事情做到一半，”她说。

“简那天晚上特别漂亮，”瓦迪姆写道，“非常自信。蝴蝶已经从蛹中羽化而出。”

她没有为自己的小冒险保密，但很显然，她无意与瓦迪姆分享。“我不再是她的帮凶，”他写道，他感到“十分寒心。”

8月9日，在波兰斯基的家里，有孕在身的莎朗·塔特、杰伊·斯普林、咖啡店女继承人阿比盖尔·福尔格(Abigail Folger)，以及作家兼演员沃伊切赫·弗里克夫斯基(Wojciech Frykowski)被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 家族的杀人狂热分子残忍屠杀。塔特身上被捅了16刀，那恐怖的死状使简崩溃了。对简来说，谋杀象征着动荡十年的最黑暗面——性、毒品、嬉皮士、邪教头领、好莱坞的穷奢极欲。她突然想摆脱这一切。

在那个夏天，此后的时光有苦有乐。9月，瓦迪姆带着简和瓦妮莎去往圣特罗佩(St. Tropez)。他记得，天气极佳，但简烦躁不安。她一如既往地精神紧张，知道有些事错得离谱，她“尽力想做好母亲，却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做，”简在自传中写道。

10月，她决定去印度。她告诉瓦迪姆，“为了更好地了解自我和内心活动，”必须独自前往，但她其实是想避开丈夫和孩子。现实是，喧嚣的新德里令人沮丧。她对贫困有心理准备，却未料到目睹那么多疾病和死亡。

然后，她遇到一些在当地打井的和平志愿者，没有太当真，但也考虑过是否要加入这些志愿者的行列，但能把瓦妮莎带来吗？她没边没谱地乱想。最终回到洛杉矶后，待在宾馆房间里，她开始为是否离开瓦迪姆和小女儿而左右为难，并检讨自己在婚姻中的错误。但她像往常一样，又找到了借口；正在令她心烦意乱的，是她不再想与瓦迪姆一同生活的残酷事实，而且，她不知道如何当好母亲。“6年后，”她写道，“我才隐隐看到没有他，我自己会是什么模样。”

几个月来，她一直对朋友说，美国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她梦想成为其中一分子。但要怎么做呢？在这一点上，如果她能仿效某人的话，那就是白兰度，他是整个好莱坞态度转向激进主义的关键人物。他的事业有明显的个人特色，比如为抗议电影界丑化美国土著而拒绝领取奥斯卡奖，同时，为黑豹运动(Black Panthers)成员提供飞机票，资助他们参加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葬礼。白兰度建议简利用他的名望，为她信仰的所有事业吸引人们注意。“名声是有用的政治工具，”他说。

1969年12月中旬，《射马记》角逐奥斯卡奖。著名影评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总结道：“方达全情投人，屏幕上的女演员一旦成名，很少会这样做……（她）完全使自己融入这个孤立无援的病态女孩…… 不能释怀和信任任何人……简·方达使人理解了孤独者的自毁勇气，即便所扮演的是令人讨厌的角色，她的明星天赋仍能使人对其产生情感共鸣……简·方达很有可能将美国人的压力人格化，并像30年代的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那样，在70年代主导影坛。”她说的没错。

尽管简与瓦迪姆离婚，简后来也嫁作他人妇，但两个人始终保持朋友关系。当她在1972年凭《花街杀人王》(Klute)赢得奥斯卡奖，她认识到他给予了许多帮助，他把她培养成演员。她也这样对他表露了心意。由于共同养育瓦妮莎，他们经常联络，沟通近况。在多次婚姻中，瓦迪姆甚至一度从巴黎返回加利福尼亚，这样就可以离女儿近一些。简会和瓦迪姆共进晚餐，他破产时还会借钱给他。那时，她对越南和尼克松的观点使美国人对她的看法分歧严重，并被贴上“河内简”的标签。1973年，她嫁给政治活动家汤姆·海登(Tom Hayden)，并资助丈夫入主美国参议院和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夫妇两人出现时，既有人欢呼，也有人喝倒彩。瓦迪姆从旁观察着这对夫妻的关系，这样宣称：“整件事就像一部电影，简生活在其中。她在扮演大冒险中简·方达一角，汤姆是她的男主人公。”

简和汤姆·海登1990年离婚。10年后，她又嫁给了媒体巨头、亿万富翁特德·特纳(Ted Turner)，很少与瓦迪姆见面。

2000年2月11日，瓦迪姆在巴黎离开人世。几天后，简与他的朋友、女人和妻子，以及瓦妮莎，共同走过圣特罗佩的鹅卵石街道。身材矮胖、满面泪痕的碧姬·巴铎在场，但德纳芙没有出现，虽然她在巴黎参加了追悼会。瓦妮莎怀抱自己的孩子，现任瓦迪姆夫人玛丽-克里斯汀·巴洛特(Marie-Christine Barrault)看上去悲痛欲绝。

简的脖子上系着时髦的围巾，头发在微风飘散，穿着别致的芭芭丽娜风格的黑色皮裤和皮靴，大步走向墓地。瓦迪姆鼓励她要有自信、做自己。尽管悼念瓦迪姆那天她很悲伤，但看上去却不可思议地气势高昂。她已经离开特纳。她又做回自己，而且开始喜欢这种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