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检验

　　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2009年迅速扩散，并进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各国采取了各种金融援助计划、经济刺激方案来应对挑战，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还是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2%，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3%，发展中国家为1.2%。中国是个极少数的正面例外，虽然同样面临严重冲击，但在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后，仍保持了8.7%的增长速度。中国应对危机挑战所展现出的佳绩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一）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强政府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强政府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而无当，硬而无效的“全能型政府”，后者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能力薄弱的问题。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从而能够在矛盾尖锐复杂的转型期有效掌控社会秩序，应对内外挑战，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中国转型进程中，强政府的能力构建主要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1）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了国家制度的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激进变革导致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无序；（2）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既维系了中央政府的必要权威，确保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3）持续不断的政府体制改革优化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更新了官僚系统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也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制度化；（4）政府在学习、试验、危机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不断更新治理理念，积累制度知识，提高自身驾驭市场和治理社会的能力。强政府的能力演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结果（张慧君、景维民，2010）。

　　在前期的转型中，强政府对改革进程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掌控，使中国避免了前苏东国家在激进转型中出现的“制度崩溃”，确保了新旧体制的平稳转换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的强政府也同样展现出较为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能力。早在2007年次贷危机虽已爆发但尚未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就敏锐地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需要强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和预警，着力提升国家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抗击风险的能力。这种判断不仅源于对国内外时局的全面考量，而且也充分汲取了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具备了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因此，当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扩散并蔓延至实体经济之时，政府能够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并相应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首先，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两年内新增4万亿元投资），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及工业品下乡等综合性措施来带动投资和消费，以扩大内需。其次，通过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增加银行流动性，增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等措施来稳定国内金融体系。再次，推动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选择十个重点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振兴，支持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核心电子器件、核能开发利用、高档数控机床等16个领域推动技术创新步伐。最后，通过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扶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来确保民生。面对危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出台如此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刺激方案，以缓解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具备极强的决策能力、实施能力、动员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这种强大的政府能力与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政府囿于意识形态教条和内外政治压力犹豫踯躅、裹足不前，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只能吞下社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苦果。

　　（二）混合型经济的制度优势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色彩。萨缪尔森在新版《经济学》中把混合经济概括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国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物品的价格和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以调控总体经济。”这种混合型经济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公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层面，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郑永年，2009）。中国混合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如下方面：（1）虽然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很高，但非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由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在公用事业、重工业、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虽然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仍比其他国家低，如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3）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债券、股票和银行市场；（4）政府与私人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运行，并实施广泛的调节和干预；（5）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以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混合型经济显然不是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无论在微观领域、中观领域，还是在宏观领域，都存在过度的政府介入，这势必抑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产生诸如寻租、腐败等分利性活动，由此带来资源浪费和社会成本。然而，恰恰是这种西方视野中不彻底的市场化、国际化的独特经济体制，却在危机来临时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抗击能力。这与俄罗斯、中东欧等国家的全面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脆弱性同样形成鲜明的对比〖ZW（B，6”〗〖KG*2〗加入欧盟的10个中东欧国家被看作忠实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战略（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明星”。这些国家已形成了一种比美英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符合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原型的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体制。但本次危机中，这些国家却遭受到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的冲击。俄罗斯则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原理”，形成了一种以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为主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下，世界资源商品的需求和价格急剧下降，结果给俄罗斯经济造成沉重打击。〖ZW）〗。首先，政府对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必要管制，将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有效避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崩溃。其次，政府不仅可以使用一般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刺激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国有部门这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实施促进投资、扩大内需。最后，在30年转型进程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已经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特别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就使得中国沿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梯迅速爬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空前提高，从而避免了产业结构单一化所导致的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严重依附性。

　　（三）弹性社会的稳定器作用

　　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体制下简单、封闭、僵化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之中。这种变化虽然顺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也蕴藏着潜在的社会风险。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社会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有可能使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

　　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主要有两种传导机制：一是失业率的大幅增长、实际收入水平的急剧下降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满；二是信心崩溃所产生的连锁反映，使长期萧条和动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刘世定，2009）。这两种传导机制相互强化所引爆的社会危机，在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遭遇危机的过程中已得到明显体现。特别是民众对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危机表示严重不满，导致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甚至引发社会骚乱。而社会秩序的动荡进一步制约了政府的决策，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虽然也遭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但社会秩序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从而为经济的复苏创造了稳固的社会基础。这表明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强的缓解、吸纳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弹性和适应能力。这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质，而且与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具有密切关联。首先，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得到不断推进，但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当农村人口占据多数时，社会在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时的弹性较大，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城市部门。尽管在失业人群中农民工占据了多数，但他们依然可以返回自己的乡土，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其它小型的工业、服务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其次，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自身具备了缓解与克服危机的条件。特别是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使他们获得了抗击风险的必要资源、机会和能力。同时，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民众的理性化程度也得到很大提高，人们能够相对平和地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或偶然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从而更加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孙立平，2009）。最后，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处理危机和矛盾的经验更加丰富，技巧更为娴熟。政府不仅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确保增长和民生，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来引导民众的危机心理，重建信心。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面临的新挑战

　　前30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而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历史赋予“中国治理模式”重新审视自我，实现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契机。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客观、准确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那么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转型与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治理模式也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纵观世界历史，危机的爆发总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打破了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日益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整体在下降，而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迅速上升。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国际格局必然会经历一次重组的过程。总体上看，经济危机中能够受益的大多是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可以审时度势，不断积蓄力量，从而利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契机一举崛起，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中国而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并联合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参与后危机时代新世界格局的重塑，改变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使后危机时代逐步形成的新秩序更加兼容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在未来也将更多地面临着遭遇外部冲击的风险，甚至是来自西方大国的围堵和遏制。这意味着国际因素将日益成为影响中国转型、发展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如何在外部影响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在“后危机时代”挑战和机遇的博弈中确保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维系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将是中国治理模式发展道路上需要审慎权衡的问题。

　　后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面临外部因素的变化和调整，而且还面临着更为艰巨复杂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任务。尽管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仍处于初级市场经济阶段。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期间，中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继续深入推进各项尚未完成的制度改革任务，而且还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任务。实际上，这一过程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展开了，如今全球经济危机又不期而至，因此，转型深化阶段便与后危机时代的变革与调整阶段重合在一起，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转型与治理的复杂性。在短期内（3~5年内），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制度变迁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虽然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未来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以促进内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也将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会适度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更为重要的则是中长期内（10~30年内）需要深入推进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任务，以建立起一种各项制度安排协调运行，能够有效应对竞争压力与外部冲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面临着后危机时代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治理模式的不足和缺陷日渐凸显，主要表现在：（1）强政府悖论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虽然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政府的目标、体制、行为、功能等领域仍然存在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一些领域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过度扩张，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又存在着政府职能缺失的现象，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强政府悖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改进和提升。（2）市场经济模式调整过程中面临的新自由主义陷阱。全球经济危机充分暴露出以“无为政府+大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创新+全球化”为核心的自由放任型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这种市场经济不仅给以往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今天又显得十分脆弱。后危机时代以来，关于建立何种类型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已在全球展开，中国也需要对此作出反思。（3）利益结构失衡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势必打破原有的利益均衡，社会利益的分化重组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社会整体的利益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提高，但利益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却并不均衡。一些群体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另一些群体则成为失利者。这种状况不仅会对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带来风险和阻力，而且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障碍。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也再一次暴露出社会利益失衡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应。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分配差异、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都是导致内需不足的深层社会根源。而危机产生的失业、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等问题将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因此，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失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将使中国未来转型与治理的风险增大。

　　总之，在后危机时代，重建、变革、调整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旋律，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显然处于这一变革进程的前沿地带。面对内外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中国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走向持久繁荣的根本之道在于，发展与提升中国治理模式，使之成为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

　　三、提升中国治理模式的策略选择

　　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北京共识》一文中将“求变、求新和创新”看作是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特征。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转型模式蕴含着蓬勃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演进过程中，许多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发展和创新中得以化解。同样，支撑30年经济迅速成长并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后危机时代也存在着发展与提升的巨大空间。中国需要对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协调与构建，这就构成了中国治理模式提升的策略选择。

　　（一）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巩固与优化政府能力

　　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发展经济的责任完全让渡给私人部门，而是要建立两者之间协调互动的新型关系。政府的过度退出和能力削弱并不能自发创造出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只能导致市场的无序运转。尽管政府直接干预的范围要比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收缩，但其某些方面的功能则需要得到强化和重塑。

　　除了保障产权，提供法律秩序等公共服务以及实施宏观调控这些一般性职能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型经济体尤其需要强化政府防范、管理和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这就首先要求政府提高防控经济风险的意识。实际上，无论市场化还是全球化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给体制尚不稳固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内部和外部风险。这种风险仅仅依靠私人部门的自发力量是无法承担和克服的，政府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承担必要的责任。其次，需要改进和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与其他公共政策相比，监管是一种事前的风险防范机制。它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为国内外微观经济主体设定了必要的进入规则和标准，并通过对经济运行过程的适时监控，来克服私人主体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和社会公益的和谐一致性。在这方面，改革和强化金融监管体制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中国也不例外。最后，当风险和危机爆发时，政府必须及时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干预，不能盲目相信市场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错过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在本次危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面对挑战暂时放下新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教条，比较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援助和经济刺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危机带来的破坏。中国也及时出台了相关方案，并以其强大的国家能力为依托，成功实施了反危机措施，推动了经济增长。这些都为今后处理和应对危机，增进政府治理市场社会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进一步地讲，巩固和优化政府能力还需要中国深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强化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以化解政府组织制度、行为模式中遗留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为了化解“政府悖论”，克服各种潜在的“政府失灵”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制度改革，建立起一种“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法治是塑造善治型政府的基本构成要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它首先要求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来规范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自律机能，确保政府为全社会创建安全、平等和民主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在此基础上，使法律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虽然在前期的转型进程中，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府整体的法治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除了进一步强化法律体系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等综合性措施来强化政府的法治意识与有效实施法律的能力（俞可平，2008）。

　　政府法治水平的提高也将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坚实的制度保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浪潮中。这些服务大致包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产品。政府按照公民缴纳的税收和附带授权的责任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其要义在于将政府的核心职能定位于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市场和私人部门缺乏提供意愿或能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僵化的科层官僚体系，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即通过市场竞争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以企业家精神来塑造政府，加快政府行政技术的创新速度；通过分权和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以提高政府治理的透明度、责任性和有效性。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进入到一个攻坚阶段，它将实现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职能以及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国家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为注重社会领域的建设，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范围，提高供给数量和质量，从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构建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指出，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自足的，而是深深“嵌入”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任何试图“脱嵌”于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不会带来繁荣，而只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波兰尼，2007）。这意味着，有效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由人性化设计和塑造的社会规制性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不仅需要一个有一种权威的政府为市场设立规则并保护其运行，而且需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监督来为其平稳发展构筑坚固的屏障。国家、市场和社会不应各自为政，专注于自身利益，而应当相互协调，以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这要建立在“富裕、人权、社会参与和集体支撑”的社会保障网络基础上（Hellmann，2009）。

　　对于中国而言，建立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需要打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模式，充分利用三者的互补性优势，使之形成相互增进的“正和博弈”模式，从而走向一种更加完善的新型混合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持久繁荣。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建设。制度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中的，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就不会产生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原本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无制度环境的支持下，也会丧失制度的原有功能。因此，有一些政府规制需要强化，而另一些则需要精简。需要强化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加强有关支持公平竞争和促进良好经济秩序形成的立法和执法工作，提供必要的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市场的有效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与法律环境；需要精简的部分主要表现为改革现有的行政审批制度，缩减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打破部门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必要的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其次，需要继续深入推进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经济制度改革与建设，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综合运行绩效。主要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和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创建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完善商品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和规范其内在运行机制，形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起健全、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外贸、汇率体制改革，提高本国市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张卓元，2007）。最后，需要着力推动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以改变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主要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扶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政府采取的制度建设与结构调整措施将有助于建立起一种各项制度安排协调运行，能够有效应对竞争压力与外部冲击，并实现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完善，政府将对其职能范围进行动态化调整，逐步退出某些经济领域，让市场和民间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三）实施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培育和谐的公民社会

　　为了减少社会利益分化重组带来的风险和阻力，就需要政府对转型战略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以化解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为跨越转型鸿沟蓄积动能。首先，要创建一种利益均衡机制，以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分化问题。这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提供机会平等、实现公平博弈的规则，而且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来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财富、机会和能力等多个层面提高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的获益几率。其次，要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主要包括扩大中间阶层的比重，改善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状况，促进各个阶层之间的互惠交流，拓宽社会生存渠道，提高社会预期和信心（孙立平，2010）。最后，推进扶持社会的积极的公共政策，来消弭市场化带来的社会裂痕。这些公共政策主要包括：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住房保障、教育保障、缩小收入差距与反贫困、支持三农，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使它们相互配套、相互协调以实现抵御长期社会风险的目标。政府还需要强化自身的公共政策能力，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力求保证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面对日益多元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理性、开放并具备利益整合功能的现代公民社会，必然成为提升中国治理模式有效性的重要构成要素。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能够缓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种治理机制。它有助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能够塑造社会成员的自治与合作精神，减少社会对政府的过分依赖；它还可以孕育出丰厚的社会资本，增进信任、克服集体行动中的协调问题。这些优势都使得公民社会成为一种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利益整合，抵御和抗击社会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现实中，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总是如此理想。如果政府与社会没有采取一种有效的互动机制和构建方式，那么公民社会的无序型结构也可能加剧社会分裂，并削弱政府治理经济与社会的能力，这一点在前苏东转型国家得到了验证。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需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构一种和谐的公民社会结构。为此，政府要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政府不仅需要承认公民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公民和社会团体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激发他们的自主性与创新精神；同时，也要保持对社会的必要控制和指导，将公民社会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并且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消除社会裂痕，遏制权贵阶层对社会的掠夺，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效整合，增进社会团结。

　　四、结 论

　　30年的转型使中国传统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及社会互惠共生的现代治理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渐进有效调整成为支撑中国转型奇迹的制度基石。而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则再次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在面对市场化和全球化负面冲击时的治理有效性。这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1）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动员能力和处理危机能力，主动、积极、有效地实施反危机措施，从而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确保增长和民生；（2）混合型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控制了危机在国内蔓延的范围，并提供了经济复苏的内生性机制和强大动力；（3）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完善，造就了缓解、吸纳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弹性化社会机制，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后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治理模式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历史契机。把握机遇，实现自我超越，将会使中国治理模式提升到一个促进社会经济更为和谐、平稳、持续发展的崭新境界。这就需要中国在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坚持社会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为其治理模式变革作出重要的战略调整和策略选择：（1）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巩固与优化政府能力；（2）构建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3）实施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培育和谐的公民社会，为转型深化与经济的持久繁荣创建稳固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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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慧君、景维民，2010：“从经济转型到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0，2。

　　[德]Sebastian Hellmann，2009：“中国异乎寻常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状况下反复试验”，《开放时代》，2009，7。

　　[英]卡尔·波兰尼，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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