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举报平台12321:备课随笔之二：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17世纪 （东方与西方）
岳麓版第8课《欧洲殖民者的扩张与掠夺》第1目“葡萄牙、西班牙的早期殖民活动”在讲述完毕后，一般都会提出如下问题供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两个最早从事殖民扩张的国家，却没能在后来的西方强国名单中看到他们的名字？”
对这个问题通常的答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一开始就对其殖民地实行杀鸡取卵的短视政治。他们不像后来的英国，不知道怎样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那种有系统的榨取，也不知道怎样使殖民地从为宗主国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原料供应地，而是一味地贪婪地搜刮其殖民地的金银财富。同时，西、葡两国对于其殖民地的榨取，使得它们的半封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经济和社会重新改组成为不必要的了。因此，逐渐被后起的荷兰、英国、法国所赶超，并没有更加强大起来。”（摘自《历史必修二教师教学用书》 岳麓书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
诚然，这种回答是可以解释其中一些原因，但由此逻辑出发，又会使得学生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宗主国应该对殖民地进行系统的榨取（如荷兰在殖民活动中所做到的规范性与规模性） 第二、宗主国的社会制度在殖民扩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西葡所掠夺的金银财富没能为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以上几种认识，是我的课堂上，学生据此得出的结论，或许还有更多）反思这几点认识，至少有如下问题：第一、对殖民扩张的经济掠夺，尤其是以商业行为进行的经济掠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二、殖民活动就一定要与社会制度挂钩吗？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第三、大量的金银财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到的历史智慧）
带着这些问题，又去查找了一些资料，主要是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的第五章，其中所用到的全球视野，恐怕是我们在上课时必须要意识到的，历史是复杂的，切不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说明：本人只是将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段落摘录下来，这其中的段落诸位若想使用，难免会带有转手资料之嫌疑，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阅读这本著作，亲自从中寻找智慧吧）
人们对所谓的“17世纪危机”作了大量的思考、讨论，也作了某些分析。…… 因为这个危机包括根食歉收和饥荒、扶病机、以及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有证据显示，在从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纪的70多年间，在某些时候——但不总是同样的时候——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另外，戈德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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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和亚洲的情况看，（17世纪）地区性的或国家的危机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在该世纪中期就很快恢复过来，中国在17世纪末也恢复了元气。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了较普遍的衰落；但是尼德兰和英国却从中获利。
17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确实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它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而这种下降阶段通常持续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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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欧亚许多地方都遭遇到气候变冷、疾病增多、人口增长停滞或地区性的负增长、贸易停顿、货币供给困难等等问题。已经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备受困扰。这些问题引发了经济停滞、国内的动乱和政府的财政军事困难，结果是无力抵御满族入侵。1639年，日本限制长崎的对外贸易。虽然中国的对口贸易仍继续进行，并且实际上取代了其他国家的贸易，但是中国商人却不能应付他们在马尼拉的债务，导致了1640年两万华人被屠杀。供应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引发了中国南方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与此同晚恶劣的天气、严重的蝗灾、涝灾和旱灾也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农业。内外交困的政府变本加厉地征税，但是手头缺少白银和现金的南方人虚与委究、尽量拖欠。另外一个学者这样描述：1644年初，拖欠的军饷累积起来高达几百万两银子，而从南方运来的税款仅有几万两。帝国粮仓实际上已经空虚。…叫凉被围困时，御林军已经5个月没有关销了。…军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明朝）居然能维持到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阿特韦尔（1986：235）指出，日本缩减白银出o使得已经减少的产量能够更多地用于国内，日本在管理他们的对内和对外的货币体系方面比中国更成功。日本禁止白银出口，提升了白银的价值，再次使出口黄金变得有利可图；但是日本的白银出口也并没有停止。有一点阿特韦尔和另外一些学者没有讲到，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那就是，由于日本可以获得的自产白银不断增多，因此日本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通货，抵御金融风暴，而明朝政府则在这场风暴中沉没。
明朝政府先是亡于中国北方的起义，然后又被满族征服——取而代之的清朝持续到1911年。但是白银短缺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莫鲁格尼、夏为忠与冯格拉汗否定这一点，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却是相反的。正如阿特韦尔所总结的：“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至清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1647年南方沿海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奏折）：“贸易（实际上）接近停顿。……因此，很显然，澳门来人做生意，广东就繁华；木来人，广东就遭殃”（意译），因为葡萄牙人没把白银带来（转引自Atwell1986：233）。马尼拉一澳门之间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30年代为43吨，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后，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对白银短缺的一种反应。1636年到1640年，对向马尼拉出口白银所征收的税额减少了一半多；从那时起，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在1641－1645年从123艘减至83艘，在1646－1650年减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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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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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