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有声小说:非凡胆略功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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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胆略功勋著
吕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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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2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很久不能平静下来。寂夜沉思，勾起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往事。 精心培育红军干部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把毛泽东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说成是“动摇并否定了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后，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斥，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他做政府工作。接着，把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从前线调回瑞金，接任刘伯承同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及瑞金卫戍司令员的职务。叶剑英同志接令后即来瑞金赴任，到上述两个单位了解情况，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11月初，在瑞金城东的谢家祠堂前面的操场上，举行了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当时，虽已深秋时节，遍地显露寒霜，但东面那条绵水清澈如镜，环山油松一片青翠，蔚蓝天空衬托出1000多名（我是其中之一）荷枪整齐站立在操场中心听命待发的毕业学员的威武雄壮场面。 那天上午，叶剑英同志头戴浅灰色军帽，身穿一套旧灰色军衣，腰扎一条携带手枪的皮带，腿缠绑带，脚穿布草鞋，站立在用木板搭起来的检阅台上，风华正茂，英俊洒脱，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他以浓重的广东客家方言宣布：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经过半年的军事政治训练，各项课目按计划进行了考试与鉴定，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在准予毕业。叶校长以宏亮的声音勉励全体学员，把学到的军事政治知识，同前方部队反“围剿”的作战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带领红军多打胜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更大的贡献。接着，他宣布了全校毕业学员的分配方案已经学校领导批准，由军事团、政治营首长点名公布。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剑英同志。在他那简短而清脆的讲话中，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才华声望，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被分配到校政治部青年科当干事。从此，我同叶校长见面接触的机会便逐渐增多。 同年冬，叶校长亲自主办红军学校第四期教学工作，举行了庄严的开学典礼。当时，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不久，红军学校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按什么方针办校。是按“左”的一套办？还是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来办？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叶剑英同志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应坚持古田会议的精神，训练课目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着重讲解现有武器装备，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叶校长言传身教，严格要求，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训练干部。他亲自审定训练计划，向学员讲解示范，在进行攻防课目训练时，大多选择在沿羊肠田埂、密林深谷和黑夜阴雨天进行。剑英同志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常以“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告诫大家。叶校长带领教员和机关干部几乎走遍了瑞金城周围三十公里内的山峰小道，养成了一种雷厉风行、不怕艰苦的好校风。叶剑英同志这种精心培育干部，严格要求，为人表率的好风尚，一直坚持不懈。时过23年之后，1955年秋季，在大连——庄河举行的陆海空军抗登陆演习时，叶剑英元帅又担任了这次演习的总导演。这是建国以后我军首次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我参加了这次演习。当时，叶帅已年近花甲，有条腿行走不方便，手柱拐棍，但仍风尘仆仆，同在瑞金红校一样，不辞辛劳地亲临课堂讲授，现场指导正规化的要点，纠正和克服不符合三军协同作战的陈规旧律，在从大连到庄河的演习地带，遍地留下了叶帅的声音和足迹。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叶帅为我军摸索与总结出了从单一陆军到与海空军协同作战的初步经验，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3年1月，我被选做叶剑英同志的机要秘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思想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感到党组织和叶校长对我的信任，能在他身边做点事情，无比喜悦；另方面，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地方干部，不懂机要业务，过去又没有接触过红军高级领导干部，怕贻误军机，有点忐忑不安。可是，当我到他身边以后，叶校长对我倍加亲切，以师长对小学生一样的和蔼态度，手把手地教我怎样翻译电报，关照我的生活，让我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工作之余，要我看书学习，思想上有抱负，不要浪费血气方刚的年华；也同我唠家常、讲故事，用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方式教我怎样办事待人，毫无“官”气。从此，我对剑英同志便由当初的拘谨转为心悦诚服的尊敬。 为了使我懂得机要保卫工作的业务，剑英同志特地派我到国家保卫局进行了20多天的专门训练，邓发局长、李克农部长亲自给我们讲保卫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业务，使我知道了对党和红军的核心机密要守口如瓶，保卫首长安全要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回来以后，我负责叶校长的收发电报、保管文件、办理他交待的事宜，管理警卫、勤务员。那时，学校机构精干，一切训练计划与来往文电都由叶校长亲自过目处理。他身兼数职，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我从内心敬佩他的工作精神，同时又感到不能为他多分担办理一些具体事务而不安。叶校长住在楼上，我经常看到他在办公桌上那盏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我就悄悄地上去劝他熄灯睡觉。剑英同志微笑地对我说：“我很快就办完了，小鬼，不要等我，你年轻瞌睡虫多一点，先下去睡觉吧！”有段时间，我腿上生了疥疮，下身发痒。剑英同志知道后，既减轻了我的工作量，又亲自找医生给我治疗，督促我每天早晚用热水洗一次澡，清除毒菌。在他的关怀下，不到一个月就治愈了。 当时，学校的生活比较困难，叶校长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记得有一次，他单独去卫戍司令部处理公务，该部参谋长看到剑英同志身体消瘦，悄悄地买了一条狗，为他改善一次生活。叶校长知道后，特意打电话把我叫去，同他共享了一餐狗肉。如果前方有干部来看望剑英同志，顺便请他到城里下饭馆时（因前方同志在打了胜仗时，分的伙食尾子钱较多，有一定的积蓄，故回到后方来要请上级、战友到馆子里吃顿饭，当时叫做“打土豪”），也要把我带去。剑英同志这种照顾部属、关心干部的好风尚，几十年如一日。1977年5月28日晚上，叶帅接见我时，有位负责同志向他汇报说，福州军区原司令员皮定钧同志因头年飞机失事而牺牲，当时，因受“四人帮”的阻挠，丧事未能妥善处理，现在拟将皮的骨灰运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叶帅听后心情极为悲痛，当即指示：皮定钧同志过去是战将，有重大战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坚决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保护了一批高级干部。他的骨灰应用飞机运回北京，举行安放仪式。对定钧同志的家属子女，要很好安慰、关照，要他（她）们继承定钧同志的遗志和高尚品德。接着，叶帅又询问了我的子女情况，希望年轻一代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力，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叶校长的精心培养教育下，使我在工作业务上逐渐摸到了门路，他对我的使用也比较顺心了。所以，我的成长与剑英同志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敬仰之情永远铭刻脑海。 1933年春，叶剑英同志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反第四次“围剿”，他奉命率领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经长汀、连城去攻打清流域的战斗。我跟随他参加了这次作战。剑英同志为了考验我的战斗意志与指挥能力，让我协助他侦察地形，草拟作战命令。他的指挥所选择在虎芒山上，战斗激烈时，令我到前沿阵地去向部队首长传达他的指示。当发现侦察敌情有误，敌军在数量装备上占优势，并据守碉堡、河川有利地形，负隅顽抗，难以夺城取胜时，叶司令员毅然决定放弃攻城决心，又命我去向攻城部队传达在黄昏后分批撤退的命令。我按他的指示带领通信员到第一线向部队首长及时传达，部队在当晚退出了战斗，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剑英同志这种实事求是，不使部队遭受无谓损失的果断决心，在当时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时期，是很有胆略的。 1934年夏，叶剑英调回总部担任主管人事兵员的第四局局长之后，经常深入部队了解考查干部，亲自找被“左”倾错误打击排斥的干部谈话，甄别他们问题的性质，挽救了许多干部。剑英同志明确地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适时拟定了调配使用干部的意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长征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深谋远虑地向朱德、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保存红军干部的方案：一是，把撤销的六所学校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五个军团去，以补充缺额。其余的干部学员，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由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调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保留随营学校性质，空隙时间仍进行军政训练，在一般情况下不当作战部队使用，以保留骨干。二是，把受“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干部，一部分安排到总部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这一方案经军委批准，从而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比如，肖劲光同志是1922年从共青团转为党员，曾在苏联深造过，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等高级职务，在反“围剿”战役和对红军的建设中均有重要功绩。因受李德和“左”倾路线打击而被撤职。是在叶剑英同志的提议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保护与安排随军长征的。又如，郭化若同志是1925年的党员，在苏联学过炮兵，回国进入江西苏区后，曾任过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要职，因受“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撤职到红军学校当教员，也是在叶剑英同志的保护安排下长征的。 对参谋工作的建树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同设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分开，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前方指挥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央军委主席，任命叶剑英为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长。剑英同志受命以后，我随他赴任，选择在沙洲坝的乌石龙村筹建总部机关。当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组建多大的机关，是精干一点好还是庞大一点好？二是选用干部是量才录用还是任人为亲？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是全军的领率机关，应坚持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为原则；在干部选配上应任人为贤，不分亲疏厚薄。这两条建议均为临时中央批准。据此，叶总参谋长即组建了四个职能局和人选名单。即：第一局（作战）局长左权，第二局（情报）局长钱壮飞，第三局（通信）代局长翁瑛，第四局（供给）局长杨志诚。剑英同志是知人善任的。他知道左权同志原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是大革命时期的优秀干部，又到苏联深造过，只是在一年前五军团整编后受到排斥，被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剑英同志便建议委以作战局长的重任。后来，我在左权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深感他是一位军事学识广博、待人谦虚的好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左权同志是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高级将领，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壮飞同志和翁瑛是刚从白区来的，钱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获悉叛徒顾顺章告密，蒋介石得知我党中央在上海的地址后，妄图一网打尽。钱壮飞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上海报告了周恩来、陈云同志，使党中央机关立即转移，脱离了险境，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壮飞同志后来长征到贵州省息烽地区时，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失散后而光荣牺牲。杨志诚同志是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岗山时期红四军的副官长，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长。当时，我记得剑英同志经常爱称杨志诚同志是红军后勤供给工作的“老祖宗”。 各局人选确定以后，叶总参谋长召集各局干部共同总结了红军在前方反“围剿”战役的参谋工作经验，又吸取了苏联红军和大革命北伐时期有益的参谋业务，从而开创了有中国工农红军特点的参谋工作局面。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外，还设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测绘地图科、生活管理科等；把破译敌军电报密码与红军无线电台的收发电报业务分开，各成为一个专业职能局；把经理部改为物资供给局。这样任务明确，分工具体，加强了业务建设。在剑英同志的领导下，使总司令部真正成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机关。我军后来的总参谋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与发展起来的。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勾通了指挥、联络关系，卓有成效。 由于叶剑英同志对我军参谋工作有丰富经验，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在红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剑英同志为“叶参座”。 照顾大局任劳任怨 1933年10月，叶剑英同志把总司令部组建起来开展工作不久，又奉临时中央之命调前方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与刘伯承同志的职务相对调，协助朱德、周恩来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战。叶参谋长临走时，要我同他一道去前方，但项英同志不同意，让我到一局机要科去主持译电工作。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从此我与叶参谋长分开了。 当时，党内正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对不同意“左”倾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以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指挥五十万大军和五个空军队的百余架飞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这内忧外患、情况复杂、战事频繁的日子里，剑英同志以其对党、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对职务变动毫不计较，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军的信誉。 1934年1月，党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周恩来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从前方回到瑞金与总司令部合并时，叶剑英同志调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同年夏天，因为实际掌握中央军委大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对剑英同志有意见，又把叶调回瑞金任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管理人事兵员工作。那时，我在一局作战科当参谋，剑英同志虽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因工作关系经常向他汇报红军在反五次“围剿”作战的伤亡情况，请示他调配干部、补充兵员。因而对叶剑英同志的处境与工作情况，仍有所了解，我看到他毫不计较职务的高低而勤奋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叶剑英同志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受李德排斥，下放到五军团当参谋长期间，剑英同志协助朱德、周恩来同志主持总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工作，直接组织并带领军委第一纵队进行大转移。遵义会议以前，虽在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指挥下，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叶剑英同志以纵队司令员的身份向朱德、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许多有效措施与建议，减少了军委纵队的损失，保证了作战、情报、通信等机关工作的连续性，使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畅通无阻，中央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亦得到了保证。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后，刘伯承同志调回总司令部当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同志任政委，叶剑英同志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同志的工作。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首渡赤水的战斗中，剑英同志都作出了贡献。他坚决拥护遵义会议决议，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会议的正确决定，努力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2月，在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中，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光荣牺牲。应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的请求，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同志为第三军团参谋长。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剑英同志职务变动了八次之多，但我看到他每次调动都没有怨言，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工作上兢兢业业。每到一个新的单位，都富有创新开拓精神，生机勃勃，卓有成效。这种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毫无私心，全力扑在革命事业上的高贵品德，正是我们当今应该大力提倡和学习的。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小金）县的达雄，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至2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70公里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张国焘从茂县（茂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所作的战略方针报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估计及主张避开敌人主力，组织远征军向青海、新疆或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逃跑的方针。同时，中央为了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原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任），对张国焘进行争取说服工作。我们作战科的同志从两河口会议后，亦看出了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端倪。7月21日，党中央、军委在黑水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同志兼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兼政委，应四方面军领导的要求，任命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并从一方面军抽调少量的参谋、机要干部去总指挥部工作。22日，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决定我随叶剑英同志去前敌总指挥部任作战科副科长。 当时担任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接到命令后即来受领任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切地同他谈了话。随后，叶剑英同志即带领我们这些参谋人员从黑水出发，赴毛儿盖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 从黑水到毛儿盖，要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打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骄阳似火季节，可是爬到3000米以上，就感到寒气逼人，抬头望去，到处都被银雪覆盖着，没有通路。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叶参谋长和大家一道，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他还大声激励我们：陡峭雪山，狂风乌云，正是锻炼革命意志和体质的好地方。只要不畏艰难，勇敢攀登，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终点。 翻过雪山，叶参谋长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他不辞辛苦地给我们讲述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新形势，阐明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意义。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北上抗日一定会胜利！”这不禁使我回忆起他在瑞金红军学校当校长兼政委时的情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可是，红军学校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还是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办校。那时他就说过：“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如今，他讲北上抗日时，又提到了这句话，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情，听了深受教育。 途中，叶参谋长还对我们讲红四方面军吃苦耐劳，勇敢战斗，服从命令等长处，要我们到了那里注意学习，尊重领导，搞好关系。并要求我们严格组织纪律，加强请示报告，还说：我是你们的参谋长，有事及时跟我讲嘛！在叶参谋长的教育下，我们个个充满着团结胜利的信心，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 我们到总指挥部以后，受到了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机关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在总部首长介绍情况之后，叶参谋长领着我们很快就开展了各项业务工作。 党中央、军委纵队亦在我们之后，到达了毛儿盖地区。 毛儿盖，是有十多里长，几个村庄的小平川坝子，是若尔盖大草原的边沿，沿坝居住着三四百户藏族人民，每个村庄都有一个藏民念经的小经堂，老百姓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都撤离村庄逃避了。我们驻的藏民房子都是上下两层，通过一根独木梯子上下，上面住人，下面圈养牲畜。这时，地里的青稞麦子已经黄熟，为了准备北上，部队都在收割青稞，准备干粮。我们总部机关的同志除了值班，处理日常工作外，也同部队一起筹备粮食。部队离开时，给每户留下了收割青稞数量收条，给了银元，作为购买费。 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8月初才抵毛儿盖。但他一到又无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继续反对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不同意红军北上。为此，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会议。会议批评了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错误估计。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了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士。”决议针对张国焘反对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严重错误，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同夸大敌人的力量，不敢大胆前进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的无理纠缠与阻挠，致使红军北上的时间延误了四十多天，使蒋介石有了调整部署的充分时间，而我军则失去了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集结在松潘地区筑碉固守阵地，李家钰部向镇江关、松潘方向增援，薛岳的部队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拢，杨森部已占领懋功、绥靖（金川），企图围歼我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使我军陷入困境。 为了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上旬，中央军委召集会议，针对上述敌情，重新确定红军的行动部署，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人，创造甘南根据地。据此，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其先头部队于8月15日开始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均参加了军委召开的这一会议，徐、叶均拥护北进的夏洮战役计划。叶参谋长会后亲自向总指挥部机关干部及时进行了传达教育，具体布置了进草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要我们作战科调查研究，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以供徐、陈首长作决策时参考。 然而，张国焘在毛儿盖参加了政治局沙窝会议和军委关于改向甘南的夏洮战役计划会议以后，在向阿坝前进的途中又变了卦，他向中央提出：红军西出阿坝后，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的主张。针对张国焘的这一错误意见，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实现6月28日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尖锐指出：张国焘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其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8月24日，党中央将上述会议所作出的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并明确指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岩昌）、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没有人烟的茫茫大草原。当时，因无详细地图，好象需要经班佑、拉卜楞才能到甘南。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参谋长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军部同程世才军长谈话中，知道他们找到了一个去草地姓李的人。剑英同志就亲自向这个老李作调查，问他红军过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再到甘南需要几天时间？草地的情况如何？老李说：草地没有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忽而晴天无云，忽而乌云滚滚，倾盆大雨，是一片烂草淤泥的沼泽地带，部队行军艰难，不好走；从毛儿盖到班佑需要六天时间，再去拉卜楞，还要往北走四天草地，才能到甘南。叶参谋长向老李说明：我们红军是要北上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农队伍，要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北上抗日，请他帮助红军过草地带路。老李经这番教育说服后，答应愿当向导。剑英同志高兴地回来向毛主席和徐、陈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自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军委与毛泽东同志同意与采纳了叶剑英同志关于右路军北进路线的建议。于是，叶参谋长率领红三十军的二六四、二六五团于8月18日从毛儿盖出发当先锋，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率领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徐、陈首长率指挥部机关在三十军之后于21日亦从毛儿盖向草地进军。党中央、毛主席和右路军其余三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叶剑英、程世才、李先念同志指挥的红三十军经过六天的草地行军，于23日到达班佑地区，与敌人骑兵两次相遇，因事前有充分准备，很快把敌人打跑了。这时，向导老李对叶参谋长说：你看右前方是一片森林，如红军右转湾翻过山去走大路，经巴西就可到俄界，出甘南。这样就不必经拉卜楞寺，少走四天草地。叶剑英同志认为老李的意见很好，即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动路线，以缩短过草地的行程。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我军到达班佑地区后，已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企图堵截我军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在班估制定了以三十军全部和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我军的包座敌人的作战计划。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以四军第十师围攻求吉寺、钦多的守敌，以三十军全部于8月29日向包座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发起全面总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灭该师5000余人，其中俘虏800余人，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来听说蒋介石对此十分懊丧，说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力，于11月19日将其免职。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叶剑英同志是在上包座与求吉寺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体现了红四方面军打仗过得硬，如徐向前同志说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顺利进驻明代古城潘州村。 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上、下巴西、牙弄、阿西茸一带。第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第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将包座战斗的胜利和第一军正向俄界前进的情况，以及当时甘肃南部地区敌人兵力不多，尚未构成碉堡封锁线的敌情，电告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不顾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坚决反对，却按兵不动，反而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东渡（实际上，经朱总司令亲自侦察，最深处也不过马肚子，部队是完全可渡河的）；还说部队缺乏粮食，强令已东进到墨洼的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发电，不仅拒绝向班佑北进，而且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的南下主张。9月5日，又电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此后，张国焘不仅继续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拒绝北上，而且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段历史情况，我已写了《严峻的时刻》一文，发表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上，这里不再细述。 远望运筹三军建设 1935年9月10日，在四川若尔盖县的巴西乡潘州村，我同叶剑英同志分别以后，直到1949年1月初，我和东北航校保卫科长张孔修去向当时出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同志请示关于北平地区的航空接管工作时，在良乡城才重见面。当时，剑英同志住在良乡县国民党政府的一座平房里办公。他听说是东北航校的训练处长专程来向他请示工作时，就放下缠身的公务，立刻接见了我们。当我向叶剑英同志行举手礼时，他一见如故，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啊！原来是吕继熙呀（我原来的名字）！你怎么搞起航空来了？待我们在他办公室坐下来以后，剑英同志关切地问道：十几年没见面了，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学的航空？我说：我是随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的，1937年10月，党中央驻新疆第一任代表陈云同志指定我们一批红军干部在迪化（乌鲁木齐）盛世才的航空队学飞行。1942年9月，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被军阀盛世才无辜逮捕了。1946年7月，由党中央营救，张治中将军履行《双十协定》，宣布我们无罪，无条件释放，回到了延安。次年2月到了东北航校，恢复了飞行技术，现任该校训练处处长。他听后高兴地说：你们经过曲折而又艰苦的长期斗争，终于胜利了。现在好罗！你当了飞行员，我们党很快就要建设空军了，你要为培养党的飞行人员奋发努力啊！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陆军，但眼下还没有空军和海军，中央不久就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没有这两个军种是不行的。我手下正缺乏接管北平国民党空军的懂行干部，你们来得正好，补了这个缺。东北航校来的同志就是北平军管会的一个单位，负责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你们应把东北的接管经验应用到北平来，虽然国民党空军的腿比陆军长，大部分飞机已经飞离北平，但其人员与设备总不能全部飞走嘛！能接收一部分为我们建立空军所用，就很有好处。但在接管北平时有一点和东北的情况不同：那里是打进去的，有些工厂与航空设备打得稀巴烂；对北平，中央有条明确的方针，就是力争和平解放，使这座明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古城，尽量做到少损失、少破坏。因此，无论对傅作义的部队还是国民党文职人员，都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以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以利国计民生。北平的航管部门今后是双重领导关系，同时受东北野战军首长与军管会的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在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已经开始同他谈判，争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久，军管会将从良乡进驻北平以西的青龙桥地区，今后可到那里去同我们联系。我们向叶市长说：一定按您的指示，做好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今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向军管会请示报告。 最后，剑英同志乐呵呵地对我们说：“十四年没见面了，又是东北来的‘贵客’，我本应招待你们吃顿饭，但因公务太忙，不能如愿作陪，请你们去吃顿便饭再回去吧！”随即吩咐工作人员领我们去食堂吃午饭。我们对叶市长的亲切关怀与盛意，表示衷心感谢之后，就告辞了。 我们回到南苑以后，传达与学习了叶剑英同志的上述指示。后来，我和方华同志又经常到颐和园去向军管会汇报，还在万寿山脚下参加了几次同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将军的有关谈判。在天津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抵抗，把其部队撤出城外，进行和平改编的条件之后，北平航空处在叶剑英同志为首的军管会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任务。 1959年6月，空军在大连举办了第一期师以上干部毛主席著作读书班。我那时在空一军当军长，参加了这期学习。刘亚楼司令员请叶帅向读书班作了重要的启发报告。叶剑英同志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发展过程。他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是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根据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的实践，找到了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掌握枪杆子，发展武装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以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的三个法宝，同蒋介石进行了22年的武装较量，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夺取了全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号召空军干部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略思想，指出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分析研究问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叶帅要求空军的同志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同自己的实际、特点密切结合起来。他说：“你们空军的飞机已进入喷气、超音速时代，武器不仅是炮弹和炸弹，而且发明了火箭、导弹，而战斗又在空间进行。往往是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之内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这就要求有高度的时间性与准确性，真是‘差之一毫，失之千里’哟！所以不能套用‘持久战’的战术，应该分秒必争，因为错过一秒的几分之几，一个微小动作的差错，就可招致一次空战的失利。你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已经有了喷气飞机作战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该继续研究与提高，才能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推移，向前发展。” 我们听了叶帅这场三小时的生动而又实际的讲话，很受启迪，开阔了思路，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联系空军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60年7月，年过花甲的叶剑英同志，从长远的国防战略眼光出发，到东北地区进行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在旅途中兴致勃勃地写出了“机过兴安渐渐低，空中遥望海拉尔。草原城市兴工业，烟突凌霄显异姿。”等草原纪游十首七绝诗作。他在长春南湖宾馆作短暂小憩时，把我找去了解空军部队的战备训练情况，汇报以后，叶帅问我了解内蒙民族风俗和宁古塔的历史否？我竟答不出来。剑英同志以爱护的口气批评说：当一个高级指挥员要对所在地区的民情、地形和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调查呀！不然怎能做到军民鱼水情呢？！在省委为他举行的便宴上，叶帅谈笑风生，大度乐观，席间了解到我的年龄最小但已43岁时，他打趣地说：我才31公岁，比你还“小”呢，说得满桌乐呵呵地大笑起来。大家都为叶帅老当益壮、身体健康而高兴。 1965年8月，叶帅到大连实地调查渤海湾海峡的情况，设想保卫京津的战略方针，研究海军怎样封锁海峡以及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问题。我当时担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分管战备训练工作。剑英同志指定我到棒棰岛向他作了关于空军支援陆海军作战预案的汇报。他说：“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确保京津门户安全的战略观点出发，固然要发展与加强对海军的建设，但还必须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陆海空军协同联合作战方案，进行演练，才能防患于未然。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条重要的经验。就在这次调查中，剑英同志写出了气势磅礴的《远望》七律诗。 高瞻远瞩期望青年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在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与批示下，康生等人泡制的新疆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在沈阳军区空军恢复了工作，很自然地回想起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激励了精神，增添了工作的力量。1979年8月中旬，我去北京开会，感到机会难得，很想去看望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同志，同他老人家合个影，留作永久纪念。但又知道他当时正肩负着全党全军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而且年事已高，怕打扰他繁忙的公务。于是，我就通过有关同志捎了个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口信。我的意愿很快实现了，第二天（8月 15日）叶帅就欣然同意，告诉秘书通知当晚接见。我同空军何廷一副司令员按约定时间到接待室后，叶帅精神矍铄，热情洋溢地同我们握手问好，让我俩坐在他的身边。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同志深厚情谊的体现。我们听到叶帅说话思维敏捷，看到他身体健康的情景，内心无比喜悦。我们怕影响老人家的休息，没有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但叶帅却深有含意地对我们说：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都搞乱套了，浪费了珍贵的时光。现在中央已作出拨乱反正，安定团结，把我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已年过八旬，你们也花甲开外的人了，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工作几年，要下大力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全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的国家。要抓紧传帮带，让年富力强和青年一代接班，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冯文彬同志亦在场，叶帅嘱托他要把党的历史尽快收集、写好，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使青年和新党员知道我们党的曲折历史，教育后代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端正党风。希望年轻一代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开创新局面，同过去战争年代的青年一样，起先锋模范作用，这是老一辈革命者的宿愿。我们都向叶帅表示：一定按您老人家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导去做。 剑英同志侃侃谈了上述高瞻远瞩的期望之后，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影毕，他老人家兴奋地站起来，同我们手拉着手地合影留念。这种感人肺腑的革命热情，使我永远牢记在心。 1927年，正当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青年时代的叶剑英同志就毅然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叶剑英同志是我党我军和国家的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历史功绩，已有许多誉著，我仅从在他身边工作和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的一个侧面，作了以上片断回忆。我愿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道，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以剑英同志为楷模，为实现祖国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事业，尽一分余力。
《萦思录》
来源：中青网
吕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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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2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很久不能平静下来。寂夜沉思，勾起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许多往事。 精心培育红军干部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把毛泽东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所提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说成是“动摇并否定了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后，毛泽东同志受到排斥，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他做政府工作。接着，把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从前线调回瑞金，接任刘伯承同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及瑞金卫戍司令员的职务。叶剑英同志接令后即来瑞金赴任，到上述两个单位了解情况，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11月初，在瑞金城东的谢家祠堂前面的操场上，举行了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当时，虽已深秋时节，遍地显露寒霜，但东面那条绵水清澈如镜，环山油松一片青翠，蔚蓝天空衬托出1000多名（我是其中之一）荷枪整齐站立在操场中心听命待发的毕业学员的威武雄壮场面。 那天上午，叶剑英同志头戴浅灰色军帽，身穿一套旧灰色军衣，腰扎一条携带手枪的皮带，腿缠绑带，脚穿布草鞋，站立在用木板搭起来的检阅台上，风华正茂，英俊洒脱，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他以浓重的广东客家方言宣布：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经过半年的军事政治训练，各项课目按计划进行了考试与鉴定，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现在准予毕业。叶校长以宏亮的声音勉励全体学员，把学到的军事政治知识，同前方部队反“围剿”的作战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带领红军多打胜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更大的贡献。接着，他宣布了全校毕业学员的分配方案已经学校领导批准，由军事团、政治营首长点名公布。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剑英同志。在他那简短而清脆的讲话中，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才华声望，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毕业以后，我留在学校被分配到校政治部青年科当干事。从此，我同叶校长见面接触的机会便逐渐增多。 同年冬，叶校长亲自主办红军学校第四期教学工作，举行了庄严的开学典礼。当时，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不久，红军学校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按什么方针办校。是按“左”的一套办？还是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来办？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叶剑英同志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应坚持古田会议的精神，训练课目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着重讲解现有武器装备，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叶校长言传身教，严格要求，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训练干部。他亲自审定训练计划，向学员讲解示范，在进行攻防课目训练时，大多选择在沿羊肠田埂、密林深谷和黑夜阴雨天进行。剑英同志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常以“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告诫大家。叶校长带领教员和机关干部几乎走遍了瑞金城周围三十公里内的山峰小道，养成了一种雷厉风行、不怕艰苦的好校风。叶剑英同志这种精心培育干部，严格要求，为人表率的好风尚，一直坚持不懈。时过23年之后，1955年秋季，在大连——庄河举行的陆海空军抗登陆演习时，叶剑英元帅又担任了这次演习的总导演。这是建国以后我军首次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我参加了这次演习。当时，叶帅已年近花甲，有条腿行走不方便，手柱拐棍，但仍风尘仆仆，同在瑞金红校一样，不辞辛劳地亲临课堂讲授，现场指导正规化的要点，纠正和克服不符合三军协同作战的陈规旧律，在从大连到庄河的演习地带，遍地留下了叶帅的声音和足迹。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叶帅为我军摸索与总结出了从单一陆军到与海空军协同作战的初步经验，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3年1月，我被选做叶剑英同志的机要秘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思想感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感到党组织和叶校长对我的信任，能在他身边做点事情，无比喜悦；另方面，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地方干部，不懂机要业务，过去又没有接触过红军高级领导干部，怕贻误军机，有点忐忑不安。可是，当我到他身边以后，叶校长对我倍加亲切，以师长对小学生一样的和蔼态度，手把手地教我怎样翻译电报，关照我的生活，让我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工作之余，要我看书学习，思想上有抱负，不要浪费血气方刚的年华；也同我唠家常、讲故事，用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方式教我怎样办事待人，毫无“官”气。从此，我对剑英同志便由当初的拘谨转为心悦诚服的尊敬。 为了使我懂得机要保卫工作的业务，剑英同志特地派我到国家保卫局进行了20多天的专门训练，邓发局长、李克农部长亲自给我们讲保卫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业务，使我知道了对党和红军的核心机密要守口如瓶，保卫首长安全要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回来以后，我负责叶校长的收发电报、保管文件、办理他交待的事宜，管理警卫、勤务员。那时，学校机构精干，一切训练计划与来往文电都由叶校长亲自过目处理。他身兼数职，公务繁忙，日理万机，我从内心敬佩他的工作精神，同时又感到不能为他多分担办理一些具体事务而不安。叶校长住在楼上，我经常看到他在办公桌上那盏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我就悄悄地上去劝他熄灯睡觉。剑英同志微笑地对我说：“我很快就办完了，小鬼，不要等我，你年轻瞌睡虫多一点，先下去睡觉吧！”有段时间，我腿上生了疥疮，下身发痒。剑英同志知道后，既减轻了我的工作量，又亲自找医生给我治疗，督促我每天早晚用热水洗一次澡，清除毒菌。在他的关怀下，不到一个月就治愈了。 当时，学校的生活比较困难，叶校长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记得有一次，他单独去卫戍司令部处理公务，该部参谋长看到剑英同志身体消瘦，悄悄地买了一条狗，为他改善一次生活。叶校长知道后，特意打电话把我叫去，同他共享了一餐狗肉。如果前方有干部来看望剑英同志，顺便请他到城里下饭馆时（因前方同志在打了胜仗时，分的伙食尾子钱较多，有一定的积蓄，故回到后方来要请上级、战友到馆子里吃顿饭，当时叫做“打土豪”），也要把我带去。剑英同志这种照顾部属、关心干部的好风尚，几十年如一日。1977年5月28日晚上，叶帅接见我时，有位负责同志向他汇报说，福州军区原司令员皮定钧同志因头年飞机失事而牺牲，当时，因受“四人帮”的阻挠，丧事未能妥善处理，现在拟将皮的骨灰运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叶帅听后心情极为悲痛，当即指示：皮定钧同志过去是战将，有重大战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坚决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保护了一批高级干部。他的骨灰应用飞机运回北京，举行安放仪式。对定钧同志的家属子女，要很好安慰、关照，要他（她）们继承定钧同志的遗志和高尚品德。接着，叶帅又询问了我的子女情况，希望年轻一代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力，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叶校长的精心培养教育下，使我在工作业务上逐渐摸到了门路，他对我的使用也比较顺心了。所以，我的成长与剑英同志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敬仰之情永远铭刻脑海。 1933年春，叶剑英同志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反第四次“围剿”，他奉命率领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经长汀、连城去攻打清流域的战斗。我跟随他参加了这次作战。剑英同志为了考验我的战斗意志与指挥能力，让我协助他侦察地形，草拟作战命令。他的指挥所选择在虎芒山上，战斗激烈时，令我到前沿阵地去向部队首长传达他的指示。当发现侦察敌情有误，敌军在数量装备上占优势，并据守碉堡、河川有利地形，负隅顽抗，难以夺城取胜时，叶司令员毅然决定放弃攻城决心，又命我去向攻城部队传达在黄昏后分批撤退的命令。我按他的指示带领通信员到第一线向部队首长及时传达，部队在当晚退出了战斗，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剑英同志这种实事求是，不使部队遭受无谓损失的果断决心，在当时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时期，是很有胆略的。 1934年夏，叶剑英调回总部担任主管人事兵员的第四局局长之后，经常深入部队了解考查干部，亲自找被“左”倾错误打击排斥的干部谈话，甄别他们问题的性质，挽救了许多干部。剑英同志明确地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适时拟定了调配使用干部的意见，报请中央军委批准。长征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深谋远虑地向朱德、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保存红军干部的方案：一是，把撤销的六所学校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五个军团去，以补充缺额。其余的干部学员，编成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由公略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调师政委宋任穷为政委。干部团保留随营学校性质，空隙时间仍进行军政训练，在一般情况下不当作战部队使用，以保留骨干。二是，把受“左”倾路线打击排斥的所谓“犯错误”干部，一部分安排到总部机关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行动。这一方案经军委批准，从而保护了党和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比如，肖劲光同志是1922年从共青团转为党员，曾在苏联深造过，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等高级职务，在反“围剿”战役和对红军的建设中均有重要功绩。因受李德和“左”倾路线打击而被撤职。是在叶剑英同志的提议下，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保护与安排随军长征的。又如，郭化若同志是1925年的党员，在苏联学过炮兵，回国进入江西苏区后，曾任过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要职，因受“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撤职到红军学校当教员，也是在叶剑英同志的保护安排下长征的。 对参谋工作的建树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同设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分开，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前方指挥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央军委主席，任命叶剑英为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长。剑英同志受命以后，我随他赴任，选择在沙洲坝的乌石龙村筹建总部机关。当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组建多大的机关，是精干一点好还是庞大一点好？二是选用干部是量才录用还是任人为亲？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是全军的领率机关，应坚持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为原则；在干部选配上应任人为贤，不分亲疏厚薄。这两条建议均为临时中央批准。据此，叶总参谋长即组建了四个职能局和人选名单。即：第一局（作战）局长左权，第二局（情报）局长钱壮飞，第三局（通信）代局长翁瑛，第四局（供给）局长杨志诚。剑英同志是知人善任的。他知道左权同志原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是大革命时期的优秀干部，又到苏联深造过，只是在一年前五军团整编后受到排斥，被调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剑英同志便建议委以作战局长的重任。后来，我在左权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深感他是一位军事学识广博、待人谦虚的好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左权同志是党的德才兼备的优秀高级将领，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壮飞同志和翁瑛是刚从白区来的，钱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获悉叛徒顾顺章告密，蒋介石得知我党中央在上海的地址后，妄图一网打尽。钱壮飞不顾个人安危，及时赶到上海报告了周恩来、陈云同志，使党中央机关立即转移，脱离了险境，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壮飞同志后来长征到贵州省息烽地区时，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失散后而光荣牺牲。杨志诚同志是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岗山时期红四军的副官长，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长。当时，我记得剑英同志经常爱称杨志诚同志是红军后勤供给工作的“老祖宗”。 各局人选确定以后，叶总参谋长召集各局干部共同总结了红军在前方反“围剿”战役的参谋工作经验，又吸取了苏联红军和大革命北伐时期有益的参谋业务，从而开创了有中国工农红军特点的参谋工作局面。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外，还设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测绘地图科、生活管理科等；把破译敌军电报密码与红军无线电台的收发电报业务分开，各成为一个专业职能局；把经理部改为物资供给局。这样任务明确，分工具体，加强了业务建设。在剑英同志的领导下，使总司令部真正成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机关。我军后来的总参谋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与发展起来的。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勾通了指挥、联络关系，卓有成效。 由于叶剑英同志对我军参谋工作有丰富经验，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在红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剑英同志为“叶参座”。 照顾大局任劳任怨 1933年10月，叶剑英同志把总司令部组建起来开展工作不久，又奉临时中央之命调前方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与刘伯承同志的职务相对调，协助朱德、周恩来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作战。叶参谋长临走时，要我同他一道去前方，但项英同志不同意，让我到一局机要科去主持译电工作。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从此我与叶参谋长分开了。 当时，党内正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对不同意“左”倾路线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以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指挥五十万大军和五个空军队的百余架飞机，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这内忧外患、情况复杂、战事频繁的日子里，剑英同志以其对党、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对职务变动毫不计较，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军的信誉。 1934年1月，党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朱德、周恩来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从前方回到瑞金与总司令部合并时，叶剑英同志调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同年夏天，因为实际掌握中央军委大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对剑英同志有意见，又把叶调回瑞金任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管理人事兵员工作。那时，我在一局作战科当参谋，剑英同志虽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因工作关系经常向他汇报红军在反五次“围剿”作战的伤亡情况，请示他调配干部、补充兵员。因而对叶剑英同志的处境与工作情况，仍有所了解，我看到他毫不计较职务的高低而勤奋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叶剑英同志担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受李德排斥，下放到五军团当参谋长期间，剑英同志协助朱德、周恩来同志主持总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工作，直接组织并带领军委第一纵队进行大转移。遵义会议以前，虽在博古、李德的逃跑主义指挥下，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叶剑英同志以纵队司令员的身份向朱德、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许多有效措施与建议，减少了军委纵队的损失，保证了作战、情报、通信等机关工作的连续性，使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畅通无阻，中央领导同志的人身安全亦得到了保证。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后，刘伯承同志调回总司令部当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同志任政委，叶剑英同志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同志的工作。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首渡赤水的战斗中，剑英同志都作出了贡献。他坚决拥护遵义会议决议，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会议的正确决定，努力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2月，在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中，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光荣牺牲。应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的请求，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同志为第三军团参谋长。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叶剑英同志职务变动了八次之多，但我看到他每次调动都没有怨言，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工作上兢兢业业。每到一个新的单位，都富有创新开拓精神，生机勃勃，卓有成效。这种不计个人得失，能上能下，毫无私心，全力扑在革命事业上的高贵品德，正是我们当今应该大力提倡和学习的。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小金）县的达雄，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至2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70公里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张国焘从茂县（茂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所作的战略方针报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对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估计及主张避开敌人主力，组织远征军向青海、新疆或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逃跑的方针。同时，中央为了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原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任），对张国焘进行争取说服工作。我们作战科的同志从两河口会议后，亦看出了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端倪。7月21日，党中央、军委在黑水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同志兼总指挥，陈昌浩同志兼政委，应四方面军领导的要求，任命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并从一方面军抽调少量的参谋、机要干部去总指挥部工作。22日，周副主席同我谈话，决定我随叶剑英同志去前敌总指挥部任作战科副科长。 当时担任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接到命令后即来受领任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切地同他谈了话。随后，叶剑英同志即带领我们这些参谋人员从黑水出发，赴毛儿盖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 从黑水到毛儿盖，要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打鼓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雪山。那时虽是7月骄阳似火季节，可是爬到3000米以上，就感到寒气逼人，抬头望去，到处都被银雪覆盖着，没有通路。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叶参谋长和大家一道，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他还大声激励我们：陡峭雪山，狂风乌云，正是锻炼革命意志和体质的好地方。只要不畏艰难，勇敢攀登，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终点。 翻过雪山，叶参谋长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一路上，他不辞辛苦地给我们讲述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新形势，阐明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意义。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北上抗日一定会胜利！”这不禁使我回忆起他在瑞金红军学校当校长兼政委时的情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可是，红军学校在叶剑英同志主持下，还是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办校。那时他就说过：“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无往不胜！”如今，他讲北上抗日时，又提到了这句话，我完全理解他的感情，听了深受教育。 途中，叶参谋长还对我们讲红四方面军吃苦耐劳，勇敢战斗，服从命令等长处，要我们到了那里注意学习，尊重领导，搞好关系。并要求我们严格组织纪律，加强请示报告，还说：我是你们的参谋长，有事及时跟我讲嘛！在叶参谋长的教育下，我们个个充满着团结胜利的信心，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 我们到总指挥部以后，受到了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机关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在总部首长介绍情况之后，叶参谋长领着我们很快就开展了各项业务工作。 党中央、军委纵队亦在我们之后，到达了毛儿盖地区。 毛儿盖，是有十多里长，几个村庄的小平川坝子，是若尔盖大草原的边沿，沿坝居住着三四百户藏族人民，每个村庄都有一个藏民念经的小经堂，老百姓因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都撤离村庄逃避了。我们驻的藏民房子都是上下两层，通过一根独木梯子上下，上面住人，下面圈养牲畜。这时，地里的青稞麦子已经黄熟，为了准备北上，部队都在收割青稞，准备干粮。我们总部机关的同志除了值班，处理日常工作外，也同部队一起筹备粮食。部队离开时，给每户留下了收割青稞数量收条，给了银元，作为购买费。 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在党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8月初才抵毛儿盖。但他一到又无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继续反对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不同意红军北上。为此，党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会议。会议批评了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错误估计。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在阐明了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后，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士。”决议针对张国焘反对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严重错误，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号召党和红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同夸大敌人的力量，不敢大胆前进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的无理纠缠与阻挠，致使红军北上的时间延误了四十多天，使蒋介石有了调整部署的充分时间，而我军则失去了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集结在松潘地区筑碉固守阵地，李家钰部向镇江关、松潘方向增援，薛岳的部队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拢，杨森部已占领懋功、绥靖（金川），企图围歼我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使我军陷入困境。 为了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8月上旬，中央军委召集会议，针对上述敌情，重新确定红军的行动部署，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人，创造甘南根据地。据此，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其先头部队于8月15日开始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前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均参加了军委召开的这一会议，徐、叶均拥护北进的夏洮战役计划。叶参谋长会后亲自向总指挥部机关干部及时进行了传达教育，具体布置了进草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要我们作战科调查研究，提出行动路线的意见，以供徐、陈首长作决策时参考。 然而，张国焘在毛儿盖参加了政治局沙窝会议和军委关于改向甘南的夏洮战役计划会议以后，在向阿坝前进的途中又变了卦，他向中央提出：红军西出阿坝后，以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的主张。针对张国焘的这一错误意见，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实现6月28日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尖锐指出：张国焘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其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8月24日，党中央将上述会议所作出的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并明确指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岩昌）、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必须经过一望无际、没有人烟的茫茫大草原。当时，因无详细地图，好象需要经班佑、拉卜楞才能到甘南。为了查明与找到过草地的捷径，以减少损失，缩短路程，叶参谋长到三十军讲完打骑兵的战术要领后，在军部同程世才军长谈话中，知道他们找到了一个去草地姓李的人。剑英同志就亲自向这个老李作调查，问他红军过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再到甘南需要几天时间？草地的情况如何？老李说：草地没有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化无常，忽而晴天无云，忽而乌云滚滚，倾盆大雨，是一片烂草淤泥的沼泽地带，部队行军艰难，不好走；从毛儿盖到班佑需要六天时间，再去拉卜楞，还要往北走四天草地，才能到甘南。叶参谋长向老李说明：我们红军是要北上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农队伍，要冲破蒋介石的阻挠北上抗日，请他帮助红军过草地带路。老李经这番教育说服后，答应愿当向导。剑英同志高兴地回来向毛主席和徐、陈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提出自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军委与毛泽东同志同意与采纳了叶剑英同志关于右路军北进路线的建议。于是，叶参谋长率领红三十军的二六四、二六五团于8月18日从毛儿盖出发当先锋，程世才军长、李先念政委率领三十军主力跟随前进。徐、陈首长率指挥部机关在三十军之后于21日亦从毛儿盖向草地进军。党中央、毛主席和右路军其余三个军，亦先后经草地北进。 叶剑英、程世才、李先念同志指挥的红三十军经过六天的草地行军，于23日到达班佑地区，与敌人骑兵两次相遇，因事前有充分准备，很快把敌人打跑了。这时，向导老李对叶参谋长说：你看右前方是一片森林，如红军右转湾翻过山去走大路，经巴西就可到俄界，出甘南。这样就不必经拉卜楞寺，少走四天草地。叶剑英同志认为老李的意见很好，即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动路线，以缩短过草地的行程。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我军到达班佑地区后，已获悉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已从松潘北上向包座地区急进，与驻守在求吉寺、钦多的第一师康庄团相配合，企图堵截我军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在班估制定了以三十军全部和四军一部歼灭企图堵截我军的包座敌人的作战计划。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以四军第十师围攻求吉寺、钦多的守敌，以三十军全部于8月29日向包座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发起全面总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激烈战斗，于31日歼灭该师5000余人，其中俘虏800余人，取得了伟大胜利，后来听说蒋介石对此十分懊丧，说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力，于11月19日将其免职。 包座战斗是在部队经过一星期的草地行军，缺乏粮食，体力疲劳，又与敌人骑兵作战之后翻山越岭的情况下，在没有居民点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进行的。徐向前、叶剑英同志是在上包座与求吉寺之间的未巴山上亲自指挥了这一战斗。红三十军与红四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机智歼敌。体现了红四方面军打仗过得硬，如徐向前同志说的狠、硬、快、猛、活的优良战斗作风。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向甘南的大门，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前敌总指挥部于8月末经班佑、下巴西，顺利进驻明代古城潘州村。 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随后亦进驻上、下巴西、牙弄、阿西茸一带。第三军亦同时进抵上述地区。第一军则已向俄界进军。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将包座战斗的胜利和第一军正向俄界前进的情况，以及当时甘肃南部地区敌人兵力不多，尚未构成碉堡封锁线的敌情，电告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向班佑前进，与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不顾朱德、刘伯承同志的坚决反对，却按兵不动，反而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东渡（实际上，经朱总司令亲自侦察，最深处也不过马肚子，部队是完全可渡河的）；还说部队缺乏粮食，强令已东进到墨洼的第五军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向党中央发电，不仅拒绝向班佑北进，而且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的南下主张。9月5日，又电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后续部队停止北上。此后，张国焘不仅继续违抗党中央的命令，拒绝北上，而且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段历史情况，我已写了《严峻的时刻》一文，发表在1979年5月1日《解放军报》上，这里不再细述。 远望运筹三军建设 1935年9月10日，在四川若尔盖县的巴西乡潘州村，我同叶剑英同志分别以后，直到1949年1月初，我和东北航校保卫科长张孔修去向当时出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同志请示关于北平地区的航空接管工作时，在良乡城才重见面。当时，剑英同志住在良乡县国民党政府的一座平房里办公。他听说是东北航校的训练处长专程来向他请示工作时，就放下缠身的公务，立刻接见了我们。当我向叶剑英同志行举手礼时，他一见如故，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啊！原来是吕继熙呀（我原来的名字）！你怎么搞起航空来了？待我们在他办公室坐下来以后，剑英同志关切地问道：十几年没见面了，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学的航空？我说：我是随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的，1937年10月，党中央驻新疆第一任代表陈云同志指定我们一批红军干部在迪化（乌鲁木齐）盛世才的航空队学飞行。1942年9月，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被军阀盛世才无辜逮捕了。1946年7月，由党中央营救，张治中将军履行《双十协定》，宣布我们无罪，无条件释放，回到了延安。次年2月到了东北航校，恢复了飞行技术，现任该校训练处处长。他听后高兴地说：你们经过曲折而又艰苦的长期斗争，终于胜利了。现在好罗！你当了飞行员，我们党很快就要建设空军了，你要为培养党的飞行人员奋发努力啊！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陆军，但眼下还没有空军和海军，中央不久就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没有这两个军种是不行的。我手下正缺乏接管北平国民党空军的懂行干部，你们来得正好，补了这个缺。东北航校来的同志就是北平军管会的一个单位，负责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你们应把东北的接管经验应用到北平来，虽然国民党空军的腿比陆军长，大部分飞机已经飞离北平，但其人员与设备总不能全部飞走嘛！能接收一部分为我们建立空军所用，就很有好处。但在接管北平时有一点和东北的情况不同：那里是打进去的，有些工厂与航空设备打得稀巴烂；对北平，中央有条明确的方针，就是力争和平解放，使这座明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古城，尽量做到少损失、少破坏。因此，无论对傅作义的部队还是国民党文职人员，都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以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以利国计民生。北平的航管部门今后是双重领导关系，同时受东北野战军首长与军管会的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在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已经开始同他谈判，争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久，军管会将从良乡进驻北平以西的青龙桥地区，今后可到那里去同我们联系。我们向叶市长说：一定按您的指示，做好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今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向军管会请示报告。 最后，剑英同志乐呵呵地对我们说：“十四年没见面了，又是东北来的‘贵客’，我本应招待你们吃顿饭，但因公务太忙，不能如愿作陪，请你们去吃顿便饭再回去吧！”随即吩咐工作人员领我们去食堂吃午饭。我们对叶市长的亲切关怀与盛意，表示衷心感谢之后，就告辞了。 我们回到南苑以后，传达与学习了叶剑英同志的上述指示。后来，我和方华同志又经常到颐和园去向军管会汇报，还在万寿山脚下参加了几次同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将军的有关谈判。在天津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抵抗，把其部队撤出城外，进行和平改编的条件之后，北平航空处在叶剑英同志为首的军管会领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北平的航空接管工作任务。 1959年6月，空军在大连举办了第一期师以上干部毛主席著作读书班。我那时在空一军当军长，参加了这期学习。刘亚楼司令员请叶帅向读书班作了重要的启发报告。叶剑英同志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发展过程。他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是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根据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的实践，找到了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掌握枪杆子，发展武装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以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的三个法宝，同蒋介石进行了22年的武装较量，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夺取了全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号召空军干部认真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略思想，指出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分析研究问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叶帅要求空军的同志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同自己的实际、特点密切结合起来。他说：“你们空军的飞机已进入喷气、超音速时代，武器不仅是炮弹和炸弹，而且发明了火箭、导弹，而战斗又在空间进行。往往是几分钟甚至几十秒钟之内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这就要求有高度的时间性与准确性，真是‘差之一毫，失之千里’哟！所以不能套用‘持久战’的战术，应该分秒必争，因为错过一秒的几分之几，一个微小动作的差错，就可招致一次空战的失利。你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已经有了喷气飞机作战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该继续研究与提高，才能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推移，向前发展。” 我们听了叶帅这场三小时的生动而又实际的讲话，很受启迪，开阔了思路，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联系空军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60年7月，年过花甲的叶剑英同志，从长远的国防战略眼光出发，到东北地区进行十余天的实地考察，在旅途中兴致勃勃地写出了“机过兴安渐渐低，空中遥望海拉尔。草原城市兴工业，烟突凌霄显异姿。”等草原纪游十首七绝诗作。他在长春南湖宾馆作短暂小憩时，把我找去了解空军部队的战备训练情况，汇报以后，叶帅问我了解内蒙民族风俗和宁古塔的历史否？我竟答不出来。剑英同志以爱护的口气批评说：当一个高级指挥员要对所在地区的民情、地形和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调查呀！不然怎能做到军民鱼水情呢？！在省委为他举行的便宴上，叶帅谈笑风生，大度乐观，席间了解到我的年龄最小但已43岁时，他打趣地说：我才31公岁，比你还“小”呢，说得满桌乐呵呵地大笑起来。大家都为叶帅老当益壮、身体健康而高兴。 1965年8月，叶帅到大连实地调查渤海湾海峡的情况，设想保卫京津的战略方针，研究海军怎样封锁海峡以及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的问题。我当时担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分管战备训练工作。剑英同志指定我到棒棰岛向他作了关于空军支援陆海军作战预案的汇报。他说：“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确保京津门户安全的战略观点出发，固然要发展与加强对海军的建设，但还必须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陆海空军协同联合作战方案，进行演练，才能防患于未然。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条重要的经验。就在这次调查中，剑英同志写出了气势磅礴的《远望》七律诗。 高瞻远瞩期望青年 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在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与批示下，康生等人泡制的新疆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在沈阳军区空军恢复了工作，很自然地回想起老一辈革命家对我的谆谆教诲，激励了精神，增添了工作的力量。1979年8月中旬，我去北京开会，感到机会难得，很想去看望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同志，同他老人家合个影，留作永久纪念。但又知道他当时正肩负着全党全军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而且年事已高，怕打扰他繁忙的公务。于是，我就通过有关同志捎了个想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口信。我的意愿很快实现了，第二天（8月 15日）叶帅就欣然同意，告诉秘书通知当晚接见。我同空军何廷一副司令员按约定时间到接待室后，叶帅精神矍铄，热情洋溢地同我们握手问好，让我俩坐在他的身边。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同志深厚情谊的体现。我们听到叶帅说话思维敏捷，看到他身体健康的情景，内心无比喜悦。我们怕影响老人家的休息，没有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但叶帅却深有含意地对我们说：经历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全国都搞乱套了，浪费了珍贵的时光。现在中央已作出拨乱反正，安定团结，把我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语重心长地嘱咐：我已年过八旬，你们也花甲开外的人了，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工作几年，要下大力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全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的国家。要抓紧传帮带，让年富力强和青年一代接班，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冯文彬同志亦在场，叶帅嘱托他要把党的历史尽快收集、写好，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使青年和新党员知道我们党的曲折历史，教育后代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端正党风。希望年轻一代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开创新局面，同过去战争年代的青年一样，起先锋模范作用，这是老一辈革命者的宿愿。我们都向叶帅表示：一定按您老人家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导去做。 剑英同志侃侃谈了上述高瞻远瞩的期望之后，招待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影毕，他老人家兴奋地站起来，同我们手拉着手地合影留念。这种感人肺腑的革命热情，使我永远牢记在心。 1927年，正当中国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青年时代的叶剑英同志就毅然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叶剑英同志是我党我军和国家的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他的历史功绩，已有许多誉著，我仅从在他身边工作和多次聆听他的教诲的一个侧面，作了以上片断回忆。我愿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道，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以剑英同志为楷模，为实现祖国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事业，尽一分余力。
《萦思录》
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