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缸如何降酸:◎更多了解○苏轼小传○简评苏轼的人生经历、思想人生态度

苏东坡小传

话说东坡　仕途及改革　东坡风格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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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东坡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生于宋仁宗景佑四年（一Ｏ三七年），卒于宋徽宗建中元年（一一Ｏ一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被誉为「三苏」，父子三人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的家庭有一种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氛，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嘉佑二年（一Ｏ五七年），廿一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城参加进士考试，他和弟弟苏辙同科及第，并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试官梅尧臣的赏识。嘉佑六年（一Ｏ六一年）苏轼又参加了朝廷的制策考试，获得了优异成绩，被任命为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从此踏上了漫长的仕途。

仕途及改革

　　北宋中期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小康局面，而事实上却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和官冗等政治弊端向朝廷进呈了大量策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对辽和西夏的骚扰掳掠采取屈辱的以金帛买和的政策，不注重加强国防建设，而辽和西夏的欲望又始终难以满足。２、对人民加紧剥削和压迫，把一切负担转嫁给他们，加深了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３、面对上述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化这种严峻的形势，朝廷内部出现了新、旧党争，其实就是改革与反改革，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苏轼采取了中间温和的政治态度。

　　凤翔任满之后，又先后担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等官职。这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这次变法是继「庆历新政」之后的又一次改革运动。变法的口号是「富国强兵」，中心问题是「立法更制」，多方理财。王安石主张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以解决北宋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熙宁四年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等奏折，对新法的许多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王安石的「立法更制」：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扩大「求利之门」；苏轼并不完全否定新法，但提出「欲速则不达」，应该步骤稳健，徐徐而来。苏轼的这些意见没有被神宗和王安石采纳，他感到压力很大，处境困难，于是请求外调。

　　此后，他相继在许多地方任职，因不被朝廷重用而郁郁寡欢。消极处世的思想在填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一词中也有所表现，词中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向往离开这个尘世，飞到光明圣洁的明月之官，但月宫又太高，受不了那儿的寒冷，还是人间好啊！种复杂的心情反映了他出世与入世两种思想的矛盾，积极入世的思想终于又克服了消极出世的思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事实上也是这样，他在地方任职期间，努力为百姓做实事，惩办悍吏，灭蝗救灾，训练军队，对地方行政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北宋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日趋激烈，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王安石两度罢相之后退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一场严肃的变法争斗逐渐演变为排斥和打击异己的争斗。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把苏轼诗中某些讽刺新法的部份夸大为对朝廷乃至对神宗的不满，说他有叛逆思想，如他们把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也当作一个罪证，在神宗面前说：「升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在这帮小人的馋言下，于是宋神宗降旨拘捕苏轼。由于神宗祖母曹太后的干预和许多大臣的讲情，只定苏轼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合诗案。

　　元丰三年（一0八0年）二月，四五岁的苏轼到达贬所黄州，黄州太守徐君猷对他不错，经常一起宴游，还允许他在附近各地自由往来。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生活渐渐困难，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荒地数十亩让他垦种，这地方就是所谓的「东坡」。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诗中说：「雨洗东坡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荦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他赞扬东坡如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自己也要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他把东坡看作是自己个性的象征，于是取号「东坡居士」。

　　元丰五年七月和十月，苏轼两次游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自然、历史和人生的认识，也可以看出此期的苏轼由于政治上的种种挫折导致他思想上消极苦闷的一面，只是这种消极苦闷的情绪表现得比较豁达开朗而已，明显地反映出老庄崇尚自然、随遇而安的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轼毕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人，想到周瑜三十岁左右就功成名就，面对壮丽的江山和古代英雄的业绩他赞叹不已，藉此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可是如今自己已经是华发早生，不仅功业未就，而且身遭贬斥，这又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在这些作品中消极与豁达，奋发与感伤这两种对立、矛盾的思想感情聚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儒家与佛老的哲学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在此期间虽然心情非常不好，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赋、散文、评论，以及书画作品，成为他文艺创作的一个高潮。」（赵铭善－影响中国历史的五十个男人）元丰八年（一Ｏ八五年）三月，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守旧派的代表高太后临朝听政。这年五月苏轼由罪臣的身份一下子被任命为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旋即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成为皇帝的老师、高级翰林。为什么苏轼会青云直上，官运亨通？高太后和苏轼的一段对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高太后问：「卿前年做的是什么官？」苏轼回答说：「臣为常州团练副使。」又问：「如今是什么官？」「臣今为翰林学士。」「怎么升得这么快呢？」苏轼回道：「是太后和皇帝（哲宗）升下提拔的结果。」高太后摇了摇头说：「这是先帝（神宗）之意。」先帝每次诵读卿的文章，都赞叹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用卿罢了。苏轼确实有才能，但他考虑到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他接连上书要求出任地方官。元佑四年（一Ｏ八九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苏轼到达杭州之后，宽减赋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做了许多对人民有利的实事。杭州人民为了纪念苏轼，把湖中长堤取名苏公堤。

　　绍圣元年（一Ｏ九四年）哲宗亲政，新党再次上台。这年四月哲宗以「讥斥先朝」之罪把苏轼由定州贬至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今广东惠阳）。鉴于苏轼屡因文字获罪，亲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写诗文，但出于对现实的关心，在这一段时间他仍写了不少散文和诗歌，其中《荔枝叹》一诗从历史到现实揭露了那些争幸买宠的官僚们的无耻行径，甚至对当今皇上也作了含蓄的讽刺，不仅「讥斥先朝」，而且讥斥了时政。绍圣四年（一Ｏ九四年）朝廷再次加重对旧党的贬谪，苏轼又由惠州贬至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一一ＯＯ年）宋徽宗即位，这才通赦北归，回到常州。第二年他就病逝了。

　　苏轼一生长期贬官，道路坎坷。由于温和的改革思想使他不仅和变法派不相容，又和保守派相矛盾，身处政治夹缝之中，因此不管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上台，他都成为排斥乃至打击的对象，这就是他一生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

东坡风格及其影响

特色

　　东坡先生热爱写作，至老不衰，虽久于仕宦，尤精进不已；即远徙海峤，处身于极困苦艰难之际，亦未尝停止创作，真所谓「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曹丕－典论论文)故其作品，无不超绝，「凡古人所不到者，皆发明殆尽。」（西清诗话）而晚岁之作，则去华存实，淳古澹雅，高拔秀朗：益臻完美。研读之余，得其共同特色者三：

　　１、真实－诗词在言情，文章在情理兼备。不真则情毋由而生，不实则理从何而出？诗词贵在于景的显现，情的抒发；所以诗词不只是文字的纪录，而是感情的语言代表。所以文学作品除了应有外在美外，亦须有内在美，前者在于结构谨严、辞藻富丽；而后者在于至情至理，引人共鸣。「苏轼为人刚直，感情丰富，无论为诗为文，立言有体，不发空论，得之于心而出之于口，非为至情，即为至理。」（游国琛，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王圣俞曰：「予读东坡诸策问，皆不复可以置对。」东坡先生亦自谓「平生无快乐事，惟作文章。」自然得之于真实感情，故无论欢娱愁苦之语，皆能感动人。苏轼离开黄州后不久，即出守钱塘，文潞公、毕仲游曾劝他勿再吟诗，嘱以「西湖最好莫吟诗」，然而东坡抵杭之后，吟诗更多。自谓「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孙垂老寄墨）在他的作品之中，自然属于真实语言。所以东坡先生的文章，理足气盛，叫人心服，而其诗词，感情真摰，令人感动。

　　２、创新：作品乃作者思想与人格之具体表现。作者有真才实学，则其作品必能创立新风格，祖荣传曰：「文章出自机抒，成一家风骨，何能同人生活也？」金圣叹曰：「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得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由此，可知作文作诗，不仅「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而且宜乎注意到达「更得清新否」（杜甫语）之境地。清吴南屏在答刘生书中略谓「左丘明、苟子、司马迁、韩愈等文章，沛然出之，无一言一字附之着。」由此可见诸大作家，都在努力于创新功夫上。苏轼的作品，卓然不群，自成一家，在文坛上，开创新风气。在其回答张文潜书略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月之衰者也，其源实出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可见他反对模拟，主张创新，发挥作者自己的个性。作品若出自仿真，则作者便失去自我的个性，也就是说作品失去了生命，这样便不合乎真、善、美。苏轼以为这类殭化之作品，便失去了文学的价值。

　　苏轼的文学作品，莫不出自新意，无论风格、形式、内容皆刻意创新，甚至不惜改变形式，抛弃音律，打破体制。陈师道曰：「诗求其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后山诗话）。故东坡之文「力干造化，元气淋漓，尽情穷理，贯通天人」（宋孝宗东坡集赞），东坡之诗如屈注天演。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敖器之评东坡诗），东坡之词「清丽徐舒，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泰周诸人所不能到。」（张炎评东坡词）。

　　３、艺术：文学亦属艺术之一。凡是艺术作品，皆有赖于作者之发明与结构，刻画与增饰，使其意象与表现，皆合乎美。所以文学作品必须富于音色变化之美，情景真实之美。文学作品在属性上，一为内容之美，一为形式之美；前者指写作时的意境，后者指作品中之词藻。如何创造意境？王国维曰：「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间词话）易言之：入乎其内，对人生始有感受，出乎其外，才不为外物所役，达到超然境界。而以有形之物象，无形之感受，融合于作品之中，不见于外而得自然之趣。如陆机所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既声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文赋）。经过退作者之匠心独运与创作而成者，即为艺术。刘彦和曰：「写意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果果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遂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文心物色篇）所以理想之文学作品，是意贵隐而不露，辞贵美而不俗，音有节奏，色宜调和，是一幅美丽图画，是一幅悦耳乐章。此即艺术之表现。

　　东坡要求更高，认为文学作品，应有出神入化之意境。东坡曰：「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东坡诗话）又曰：「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画马）所以文学作品，重在言外，贵在传神，有了这种意境，才可令读者低徊咏叹不已。然而东坡先生对于辞藻之修饰，亦十分重视，所以作品是否有绚采，能否吸引读者，辞藻之修饰，不可忽视。袁枚有谓：「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不是初葬女，妆末梳成不许看。」（遣兴）皆言修饰之重要。故其作品讲求修饰，非经千锤百炼，不轻易示人。先生亦谓「清新要淘炼，乃得铅中银。」又曰「诗赋以一字见工拙。」南窗记谈曰：「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而自然尔翁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太抵相类，初不过为采尔。」春渚旧闻曰：「东坡和欧阳叔弼诗云『渊明求县令，木缘食不足。』原为「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再涂「小邑」二字，改作「县令」，凡三改乃成。」先生写作态度之认真，艺术之讲求，概可想见。如中秋月诗：「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不仅意格俱佳，而且句法新颖，前人称此对仗法为巧变对。贺张先纳妾诗其中有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不惟对仗工整生动，音韵铿锵，而且全用张姓故事，更饶风趣。此外在诗之体裁创作方面，有四言诗（和陶四首），六言诗（次王荆公韵）回文诗、回文词多首，皆为隽品，若非善于讲求艺术，岂能至此。此外，说理言情，常用譬喻，并以方言俚语入诗，无不自然合度，亦为作品中之特色。

风格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王国中，苏东坡是一位非常少见的、杰出的全能文学家、艺术家。他多才多艺，在文学艺术的好几个领域都有很高的建树与成就。作为大诗人的苏东坡，今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大学、中学的国文课本里都收有他的诗词名篇。人们随时随地都会想起的一些诗句。到杭州西湖游玩，我们会记起东坡把美丽的西湖比作西子姑娘的绝妙比喻。在湖中划划小船儿，细细品味一下「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佳句，也是一种享受。上过庐山的人或没上过庐山的人，差不多都记得东坡先生的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是这样，大自然是这样，人生、世事何尝不是难识「真面目」吗？从这些淡而有味的诗句中，我们总可以品出一些生活的哲理。

　　月圆月缺，年年中秋。每逢这个佳节，总有人吟诵「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东坡的这首中秋词中，包含着多么深的人生感慨和企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东坡的诗，有感而发。常有奇妙的比喻和对人生、对宇宙的真知灼见，理趣横生。

　　在词方面，东坡是一个开拓者、改革家。在他之前，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固定地被人们用来吟诵风花雪月，男欢女怨。词的范围局限在深闺和词人内心的狭小天地。东坡扩展了词的表现疆域，在他笔下，没有什么思想不可以入词，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入词。他也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写得真切动人。他更写社会、人世，历史沧桑和现实感受都展现在笔下。和那些像十七、八岁女郎的婉约词相比，他的这些豪放作品则像一个关西大汉。

　　东坡豪放词的代表要数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这气势豪迈的高歌中，包含了诗人无限兴亡之感和宇宙永恒、人生短暂的慨叹。

　　在散文创作方面，他的成就和影响很大。他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就像行云流水。政论、史论、传记、游记、随笔、杂记他都写，不仅数量多，而且文章好，影响大。尤其是一些小品、书信、随感、篇幅短小，挥洒自如，坦露真情，体悟生活的哲理，对人很有启发。不仅如此，东坡是一位大画家、大书法家。他尤其喜欢画古木丛竹，是我国文人画的开创者之一。可惜今天已很难见到东坡画的真迹了。在书法上，东坡自成一家。他的特点是能多方面吸取前代书法家的长处，又能自出新意，有所创造。他的字被人称为「苏体」。

　　东坡一生，诗词书画，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就。他才气过人、悟性过人，勤奋也超乎常人。这些都是他成功的原因。总之，「苏轼是自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之后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在文艺上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对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赵铭善－影响中国历史的五十个男人）

文风影响

　　文史上学苏东坡最著者有陆游、辛弃疾。元遗山、袁枚等。陆游之文章事功，虽不及东坡先生，但其个性、旨趣、境遇颇多相似之处，皆为入直道、爱国家、向往自然、遭时不遇。先生自称东坡；陆游自称放翁，且常置别号于作品之中，除东坡先生与陆游之外。则不多见。

　　陆游对东坡甚为推崇；曾谓：「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帘栊梳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东坡诗话）先生谓「吾文如万解珠泉，不择地而出」，陆游则亦谓作文作诗「沛然要以禹行水，卓尔就如丁解牛。」（示子聿诗）不仅文学思想相同，而且陆诗许多句法，得自苏诗。如「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东坡）「此身着处凭君记，万里苍烟没白鸥。」（放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处真为田舍翁。」（东坡）「东风好为吹归梦，着我松江弄钓舟。」（放翁）「宦游到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东坡）「饱知游宦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放翁）「公退清闲如致仕，酒余欢适似还乡。」（东坡）「喜无俗事干灵府，恨不终年住醉乡。」（放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直欲老辽东。」（东坡）「马老岂堪空冀北，鹤飞犹得返辽东。」（放翁）其诗皆乐天知命，意境飘逸，深富闲适之趣，是苏是陆，几不可辨。

　　辛弃疾乃南宋一大词家，其词之风格得自先生，故有「苏辛」之称。辛词雄浑豪放，亦不肯受音乐束缚，经、史、成语，常引用入词，先生亦然。先生以诗作词，稼轩以文为词。故杨升庵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以其词皆属「倚声家之变调。」至周止庵谓「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到。」（介存斋论词）此语欠当，所谓当行处，则为「多英雄语」，盖英雄语多，则霸气盛，必然有失情致。至于苏词之奇处、妙处、灵慧处、自然处，则辛词莫及。

　　元遗山乃元代唯一大诗人，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对唐宋诸家颇表不满，惟称颂东坡先生及太白。曾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曰「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东坡百态新。」周寿山谓此语「于东坡颇有刺讽之意」，「实则不然，正是赞美东坡之辞。盖苏诗气势豪放，化万千，他人莫可追。」（游国琛，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遗山在「东坡诗雅引」中亦曰：「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以陶柳，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遗山集）遗山诗曰：「自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是地中仙。」「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一为吊古，一为伤今；虽环境不同，皆为凄枪悲凉之意，用情造句，如出一辙。遗山「汴州除夕」诗与先生「泗州除夜黄师长送酥酒」诗，内容形式，亦皆相似。其中「鬓雪得年应更白，灯花何喜也能红？」与先生「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独生花？」二句相较，元诗则有逊自然雅韵。（游国琛，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

　　袁枚才学道德不及先生，但性情颇为相似，皆淡泊名利，爱好自然和浪漫性生活。在文学创作上，袁枚也主张创新，反对模拟，重视情感与个性表现，乃性灵派的首领。不过其诗近于「淫哇纤佻」，「标榜风流」，故堂庑不大，气格不高。自谓：「闲居无俚，不善饮，不工博奕，结习未改，作诗自挽，邀人共挽，借游戏篇章聊以自娱；不自知其达，亦不自知其不达。」此种真实态度，可敬可佩。（游国琛，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曾谓「诗者，人之性情也，近诸身足矣；其言心动，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先生亦谓其诗皆言诗主性情，不在放言高论，而在于抒写真实之生活。袁枚则曰「学杜而竟如杜，学韩而竟如韩，人何不观真韩真杜之诗，肯观伪杜之诗乎？」皆主张作品宜求创新，不必学人言语。袁枚之诗，多用语淡雅，自然流露，即或说理，亦不失其趣，乃得先生遗韵。

　　其它学苏词者如：周邦彦得其变化（化诗句为词句，变短调为长调）而无其自然，陈同甫得其疏宕而无其情致，刘改之得其豪放而无其宛转，刘克庄得其雄壮而无其淡雅，刘辰翁得其纯真而无其洒脱，张孝祥得其豪迈而无其飘逸。盖诗词同理，皆关乎才情，非学而然。「由先生之生平事业，道德文章，乃知先生当治平之世，尚不可免，盖才人见嫉，志士扼腕，自古已然，能不为之慨叹？先生之伟大，不在忤逆权责，直言诤谏，而在于迁谪之时，任其流徙，置生死于度外。杜甫危厄，尤言脱命长镵；韩愈远迁，乃叹贫穷不遇。」（游国琛，苏东坡生平及其作品述评）东坡先生热爱写作，却无意于以诗文自见，是古今学士所不能及者。其袒荡的襟怀，崇高的志节，是后世读书人的垂留典范！

结论

　　中国圣贤是一个神圣的群体。他们是思想智慧的化身，道德行为的典范，进取成功的象征。他们或者以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历史，并构成民族性格与灵魂；或者他们本身即亲身创造历史，留下光照千秋的业绩。但岁月流转，时代阻隔，语言亦发生文句变化。更不用说人生代代无穷已，历来学问家诠释演绎圣贤学说，形成众多门户相左的学派，同时又相应神化圣贤事迹。于是，圣贤便高居云端，使常人可望不可及，只能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我想圣贤人生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人生加以联系。圣贤本是一个凡夫俗子，经许多努力，经许多造就，才成其为圣者贤者的！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时世使然矣，这就是历经漫漫千年的中古时代，又历经忧患求索的百年近代，世界文化已在冲击中国人的生存。该如何确立中国人的人生路，我认为必须了解中国圣贤人生，将我们平凡的人生从圣贤人生与学说中找到左证、找到圭臬。所谓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这个道理。与坎坷的仕宦之路比起来，东坡多才多艺的艺术之路就走得顺畅、辉煌多了。生活的坎坷往往造就文章，政坛生涯的暗淡又常常伴随着艺术生涯的辉煌。「作文如行云流水，顺乎自然。」这是东坡的为文之道，也是他的为人之道。合乎本性，顺其自然，不勉强，不造作，这就是东坡所推崇的生活准则。

　　如何达到这种自然的人生境界呢？就说当官吧，这是古今不变的热门话题。儒家讲入世、讲进取、讲社会责任；道家则讲出世、讲退隐、讲自适逍遥。对读书人，前者主张去做官，兼济天下；后者则坚决反对做官，希望独善其身。而东坡说：「读书人不必当官，也不必不当官。」这好像有点模拟两可，让人无所适从。东坡讲了他的道理。一定要做官，心中只有官，就取消了自身的存在：一定不要做官，心中只有自己，就是忘了君主的存在。这就像吃饭，吃不吃要看是饿还是饱，如此而已。不做官的人安于现状而不肯出仕；做官的人贪于利禄而忘记归隐。于是就有了不奉养双亲、隔绝尘俗的讥笑；有了贪图俸禄、苟且安逸的弊端。（灵壁张氏园亭记）可见，做官同作文也是一个理字，「行于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人生在世，对外要顺应天意，不要和老天过不去；对内要依归本性，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人们常说要「思而后行」。东坡对此也来了个正题反作。没有发言而思考，那么思考达不到；已经发言而思考，那么思考又落后追不上。

　　其实，言语是从内心感发冲口而出的。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得罪人，闷在心里自己又难受。有道德的人喜爱善，就像喜欢美丽的容貌；讨厌不善，犹如讨厌不好的气味。哪里是碰到事情后才思考，计算一下它的美恶。而后决定是避它还是接近它。所以。碰到义而想到利，那么利一定不能实现；碰到打仗而想到生，那么打仗一定不拼力。至于或穷困或得意、或获得或丧失、或死或生、或祸或福，那是由命运决定的。（思堂记）说话办事，以自然为尚，以自适为佳。这也不失为一种生存方式。而顺其自然，无为而为，适可而止，这又何尝没有意义？生活无限丰富，生活的方式也无限多样。人的努力和创造往往是为了回复到一种更高的自然境地。

　　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除了旷达的人生态度外，还有他的另一面。东坡虽然屡次遭受挫折、打击，有几次差点送了命。即便这样，一旦皇帝有召，他便召之即来。他也曾想到过退隐，并且打心眼里喜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但他一生始终不曾真正归田、隐退山林。从行动上看，他不是一个隐者；若从精神上看，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东坡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目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李泽厚，美的历程）东坡的退隐不是一种实际行动上的，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后者比前者又深了一层。透悟了人生无可回避的烦恼，就可以以一种相对超脱、旷达的态度面对人生，面对世界。东坡被贬黄川时，他同一个友人一同划船游玩于赤壁之下。当友人哀唤生命短促，羡慕长江无穷，希望同神仙一起游玩，与明月一起长存的时候，东坡却说：你真正知道江水和月亮吗？长江之水不断地流淌，而实际土并没有流去；月亮圆缺交替，但也没有增减什么。若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保持原样；若从不变的角度来看，人类自身和宇宙万物都是永存的。既然这样，那人又何必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呢！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如果不是我的，即便一豪一厘也不取。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耳听为声，眼看有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供我们赏玩适意。（前赤壁赋）物我齐一，荣辱互通，没有什么绝对分界，既然如此，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持乐观的精神呢？在我们看来，东坡的乐观实际上是一种彻悟人生，且颇具悲剧精神的乐观，其至可说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者，或悲观的乐观者。

　　人生在世，难免有苦恼、失败和困顿。身处逆境或遭逢不幸，人如果不善于自我解脱，没有一点旷达的胸怀，难免陷入泥沼，不能自拔。苏子的人生态度，是失败、挫折中的一种智慧，是苦恼、病痛中的一帖药方。精神的痛苦、最终只能在心灵中求得解放和超越。

　　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鲁迅：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确，生活中有人活着，只是行尸走肉，与死了没什么差别；有人虽已离别人世，却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苏东坡正是这种虽死犹存的人。他早已死去近九百年，然而，他的故事、轶闻、诗文，仍在文人雅士和普通百姓中广为传衍；他的道德、人格、精神和智慧，依然润泽后人，开启未来。

　　东坡是丰富的，他的人生意义对后世的启迪也是多方面的。林语堂先生这样描述苏东坡先生的多彩多姿。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东坡说不完，道不尽，这些也还不是他的全部。

　　现在所描述的是作为生活的达观者的苏东坡，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的苏东坡。他知识、智能过人，却保有一片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他生性幽默，爱与人打趣，也常常自嘲；他不善于自谋，却悲天悯人，一副古道热肠；他洞悉人世，但处世接物，决不拘泥于俗套；他在政坛上曾居高位。文坛上是公认的领袖，而他自己爱吃肉、喝酒，还对酿酒、烹调、医药、养生术等兴趣浓厚，自己动手，造酒烧菜，给人治病，全然是一个普通人：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千可以陪村野的乞儿，在他眼前天下都是好人，因此他快乐，无所畏惧，慷慨大度。在苏东坡身上，充满了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智慧的光芒。他的人生智慧，他的处世哲学。给今天的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苏东坡是伟大的，又亲切平易，和普通人接近，其旷达的人生哲学也有持久的魅力。

文章修辞︰

　■　主题：前后〈赤壁赋〉的修辞及其比较

一、前言

　　赋体自先秦屈原以来，经过了两汉古赋、六朝骈赋、唐代律赋的文体变化，到了宋代则发展成为所谓的「散文赋」。元人祝尧曰：「愚考唐宋间文章，其弊有二，曰俳体，曰文体。」[1]所谓的「文体」，即是「以散文为之」的文赋。散文赋配合古文运动的进行，改革赋体一贯骈偶丽辞的风格，注入散文化的语句，使赋体至宋代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奠定了「散文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一个文体的改革工程，自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开始，至苏轼则臻至极高境界。而在东坡之七篇文赋中[2]，又以前、后〈赤壁赋〉最享有盛名，是中国赋史和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佳作。

　　前、后〈赤壁赋〉所以成篇，导因于苏轼人生旅途上的一次大风波──「乌台诗案」。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因作诗讽刺王安石所主张的新法，被捕入狱。在经过残酷的折磨之后，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不能擅离贬所，实际上就是被软禁在黄州。这是苏轼政治生涯由顺转入逆的开始，却同时也是他创作生命的丰收期。前、后〈赤壁赋〉即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主要是东坡藉由前、后两次（元丰五年七月和十月）游历赤壁的机会，透过和随客的问答和独自登临，抒发对宇宙万物「常」与「变」的体会。历来针对前、后〈赤壁赋〉比较其异同的讨论很多，由王水照先生《苏轼选集》在此二篇篇末所辑之前人的评点文字可以得知[3]，也由此可见他们在历代文人心中的崇高地位。今将专就「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前、后〈赤壁赋〉修辞辞格的运用，及其与全篇文章的关系，并试图加以比较，以期对此二篇名作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二、前、后〈赤壁赋〉中的修辞及其比较

　　前、后〈赤壁赋〉中，有相当多修辞辞格的运用，使得两篇作品意象更加鲜明，描写更为深刻。其中所用的修辞方法计有：譬喻、设问、对偶、象征等等。以下将针对这些辞格在文章中运用的情形，及其与全篇的关系，加以比较。

（一）、譬喻法

　　所谓的譬喻法，沈谦先生在《修辞学》一书中认为，简而言之就是「借彼喻此」[4]。在〈前赤壁赋〉中，运用到相当多这样的修辞技巧。首先是作者在游历赤壁时，对景色之壮阔和盛大所发出的感叹。他说：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5]

　　「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一段，即是东坡面对赤壁「茫然万顷」之极尽盛大、令人慑服的开阔视野时所发的赞叹。分明只是江面辽阔，而却说自己有如「冯虚御风」的畅快；分明只是水快船轻，却说自己有如「遗世独立」进而「羽化登仙」。东坡运用了「明喻」的修辞法，所欲描写强调的是「浩浩乎」和「飘飘乎」的感受，藉由带有神仙出世意味的「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和「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将自己游历赤壁时的抽象经验加以「具体化」。「以实喻虚」的譬喻手法，让读者感受更加深刻。不仅如此，此段明喻，除了承上总结赤壁景色之外，更荡开一层，下开东坡因赤壁之游甚乐而饮酒，饮酒而高歌一段。也因为有这歌声，才会有随客和东坡之洞箫声，而后有东坡与随客的一段为全文重心之对话。东坡形容这一曲洞箫时说：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较，泣孤舟之嫠妇。

　　作者运用「博喻」手法，以四种人渲泄情感时所发出的声音「怨、慕、泣、诉」，来比拟客之洞箫声的凄婉至极。配合客人慨叹人生之须臾、与天地之无穷，东坡将无生命的洞箫声「拟人化」了。使他也能哭泣、也能怨怼。使得囿于外物的随客和超脱旷达于物外的东坡成为鲜明的对照。而在听到客人对宇宙变化莫测，人生有如苍海一粟的感慨之后，苏轼随即表示自己对此的看法：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在此，作者同样运用「明喻」的技巧，将万物的变化莫测以水的流逝与月盈虚作喻。之后便展开全文最重要的一段，开始论到所谓「变」与「不变」的问题。若自变化的角度观之，水是不停流逝而月是盈虚更迭的；若自不变的角度观之，则水与月的流逝和盈虚又何尝不是一种宇宙的常态。此一观念是东坡此文最为精要之处，而作者选择运用具体的事物（水和月的流逝与盈虚）来解释抽象的道理（常与变），这种以「以实喻虚」的方法令人更加容易了解。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坡在创作〈前赤壁赋〉时，运用到为数不少的譬喻修辞辞格，而且在文章进行和思想境界的开拓上，每每占有重要的地位。反观〈后赤壁赋〉，运用譬喻法的次数则少了许多。比较明显的例子是：

予乃摄衣而上，覆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鵱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

　　这一段描述东坡复游赤壁时登临所见的情景。很明显的和〈前赤壁赋〉中所见「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全然不同。〈后赤壁赋〉的时间在「十月之望」，已进入万物萧飒的秋天。苏子举目所见，尽是凋零衰残的秋景。而他所登临的高地，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如就能够爬上的。而是要「覆巉岩，披蒙茸」，好比「踞虎豹，登虬龙」。于此，作者运用了「借喻」的辞格。在形容登临高地之险峻时，省略了所要形容的喻体（山势），仅留下了喻依（虎豹、龙虬）。这样的写法不仅将登临的辛苦具体化，使读者印象深刻；更因为使用「借喻」的修辞法，将譬喻法再加工，呈现在文句和段落上的效果就更显得变化多端。同时使全文所要营造出的肃杀气氛更加强烈。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譬喻辞格在〈前赤壁赋〉的使用量及其于文章布局中的地位，较于〈后赤壁赋〉要来的多和重要。

（二）、设问

　　所谓的「设问」，沈谦先生说：「讲话行文，刻意设计问句的形式，以吸引对象注意的修辞方法。」[6]有关赋体的结构，简宗梧先生曾说：「赋的结构大体有三部分，除铺叙的主文之外，常前有『序』，后有『乱』，通常序为散文。」[7]而做为引言的序则通常以问答的方式引出主题，最为常见的是藉由君臣之间的一问一答，来达到劝谏或说理的目的。以问答形式构篇的赋有很多，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左思的〈三都赋〉都是这样的体裁。一直到宋代东坡所创作的前、后〈赤壁赋〉，我们还是很明显的看到问答形式的痕迹。

　　〈前赤壁赋〉的第一段及第二段，分别略述东坡游历赤壁所见，及苏子扣舷而歌与客所和之洞萧声。听到「其声呜呜然」的箫声，东坡问：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之后随客藉由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发端，认为功大业大如曹操「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为一代枭雄者，也不得不向时间无情的递嬗低头，终究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又何况「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这般微不足道的我们呢？面对此一问题，如同本文之前所述，东坡以水和月的流逝与盈虚作喻，表达了「常」与「变」的观念。这段充满哲思的问答，东坡利用自己与客的问难答辩，将其超然于物外的洒脱应世态度表达出来。如此一来最大的作用在于，以灵活的方式呈现论点，能使文章不至于沦为一味说教式的论述。

　　但赋体这样一种问答来铺陈其事写作方式，已经不知道为多少辞赋家使用过。对此东坡当然不会满足，他在〈后赤壁赋〉便超越这样的写作规范，而寻求文体上的突破。不同于〈前赤壁赋〉运用问答的方式来说理，〈后赤壁赋〉自「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到孤鹤「嘎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这段全文之重心，选择以白描的方式，刻划东坡「摄衣而上」、「划然长啸」、「悄然而悲」、「适有孤鹤」等等游历经验，营造出诡谲多变的气氛。而其所欲阐发的思想内含，较之于〈前赤壁赋〉以条理清晰之问答形式所呈现的内容，无形中具有更多重的义涵。但其和〈前赤壁赋〉相同的是，〈后赤壁赋〉同样也是以的对话的方法来引领全文重心。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自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

　　以下便开苏子复游赤壁一段。前、后〈赤壁赋〉不同的是，前者将说理融入问答内容之中，而后者之对话则纯綷用来提引文章，以下开全文重心。较之于〈前赤壁赋〉运用苏子与客的问答来开拓全文，〈后赤壁赋〉则无此一现象。

（三）、对偶

　　所谓的「对偶」，是「将语文中字数相等、语法相似、词性相同的文句，成双作对地排列的修辞方法。」[8]对偶是赋体写作时的基本要求，但正如本文前言中所说，宋代的散文赋受到古文运动的影响，将传统的赋体加入了散文的句子，使其呈现骈散夹杂的形式。不仅如此，散文赋中骈偶的句子，较之以往赋体的丽辞偶句，同样也散文化许多。简宗梧先生称之为「以文为赋」，他引用许结的话说到：「以文为赋，擅长议论的审美特征，平易晓畅，不事雕琢的审美风格，和损悲自达，尚理造境的审美趣味，基本囊括了宋赋的艺术形态。」[9]其中「平易晓畅，不事雕琢」，即是宋散文赋形式上和以往赋体不同之处。

　　而同属于散文赋中杰作的前、后〈赤壁赋〉，在骈散夹杂的运用上则有着些许异同。在比较前、后〈赤壁赋〉中，骈句和散句的分布情形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前赤壁赋〉运用骈偶句型的例子明显的比〈后赤壁赋〉要多得多。举例而言：〈前赤壁赋〉的第一段就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等等骈偶的句子。经过计算，此段苏轼所用的对偶句子共有七组十四句，散文句子则仅仅只有五句而已[10]，可以说几乎全段大部分采用对偶的修辞法。其它段落对偶句的比例虽然没有第一段来的多，但也都有一定的数量。总的来说，〈前赤壁赋〉所运用的对偶句共计二十一组四十四句，散文句子则计有五十四句，数量上二者相去不远。

　　反观〈后赤壁赋〉比较明显有骈偶迹象的是「于是携酒与鱼」到「掠予舟而西也。」这一段。其中有「覆谗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鵱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山鸣谷应，风起水涌。」、「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等，共计四组十句。较之于该段散文句子八句，其分量上虽然不相上下，但在其它段落可以看到的骈偶句子则明显减少许多。甚至最后苏轼梦见道士一节，全段找不到一组对偶句，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化的句子。总的来说，〈后赤壁赋〉一共运用仅仅六组十四句的对偶句，较之于全文八十五句的散句，所占比例不高。又较之于前〈赤壁赋〉骈句与散句近乎五比五的比例安排我们可以发现，前、后〈赤壁赋〉虽然都是骈散夹杂的散文赋，但是在骈偶句法的运用上，后〈赤壁赋〉明显地少于前〈赤壁赋〉。其原因何在？此与文赋的发展有无绝对的关系？或者只是东坡个人的因素所至？凡此皆须进一步在文赋发展史上或东坡个人写作风格上做考察。

（四）、象征

　　象征法又可分为「特定的象征」和「普遍的象征」[11]。在前、后〈赤壁赋〉运用到象征手法最为明显之处，要算是〈后赤壁赋〉最末有关孤鹤横江东来以及梦二道士一段[12]。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嘎然长鸣，掠予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仙，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方视之，不见其处。

　　此处的象征，是属于「特定的象征」。[13]对此，历来学者说法很多。何寄澎先生说：「东坡与孤鹤，与二道士，也不再是对应的关系，他们毋宁是一体的、互替的、相生的关系。」「这时横江东来的孤鹤，何尝不是东坡的化身？」[14]张学波先生则说：「苏轼这篇〈后赤壁赋〉，其全篇的主旨，当是作者借江水、孤鹤、道士、梦境作象征，藉此以论述他的『怡然自得』之心境」[15]学者们对道士、孤鹤等等的象征意涵作过许多的诠释，这样更显示出此一意象运用象征手法之后所产生的多义性。而较之于〈前赤壁赋〉用水和月比喻时间的流逝和事物的变化之单一和直接，〈后赤壁赋〉意涵就明显地丰富许多。

〈前赤壁赋〉其实也不乏运用象征修辞格的例子。即是随客的洞箫声。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较，泣孤舟之嫠妇。

　　此处的象征，不同于后〈赤壁赋〉而属于「普遍的象征」[16]。箫声象征运用在中国诗歌中可谓屡见不鲜，和浮云白日与灞桥折柳等意象同为诗词歌赋中所常见。从属于汉乐府歌行的汉武帝〈秋风辞〉中「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到中唐杜甫〈丽人行〉中「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以及柳永的「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与李清照的「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箫声因它的悲凉与凄婉，使得文人墨客们皆以其做为情感上悲苦至极的象征。在〈前赤壁赋〉中，洞箫客因感人生之须臾短暂，发而为如「怨、慕、泣、诉」的箫声，而引发苏轼与客的问答。东坡于此选择「箫声」而不以其它的乐器，自有其文化上的普遍性。

三、结语

　　经过上述几种修辞方法的探讨，我们尝试为前、后〈赤壁赋〉进行比较。在形式上，虽然二者皆属于散文赋，但〈前赤壁赋〉对偶句数明显多于〈后赤壁赋〉，且还离不开赋体问答铺陈的形式。然而〈后赤壁赋〉在这两方面较于前者，似有突破传统赋体创作的态势。关于此点，已涉及赋体发展的问题，尚还要更多的资料方能充分说明之。在内容上，〈前赤壁赋〉运用譬喻手法阐释「变」与「常」的哲理；〈后赤壁赋〉运用象征手法，营造出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化境。由此看来，二者所运用的修辞技巧虽有不同，但却各有所长，也各有特色。

　　赋体发展至宋朝而有散文赋的产生，前、后〈赤壁赋〉两篇同属此一文体中的杰作。历来学者方家论及两篇之意境高下或表现手法的优劣，每每针锋相对，莫衷一是。其实正如何寄澎先生所说：「前、后〈赤壁赋〉应视为一体．．．其为有机之连贯，呈现东坡体悟之完整过程，不可分割，亦不可分读。」[17]因此我们与其勉强将二者分出个高下优劣，不如同时体会两篇不同的修辞技巧，及其所体现东坡心境上的变化，方能对这两篇姐妹作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简要评论：经历、思想、人生态度

一、大起大落、极荣极辱的人生经历
　　苏轼（1037-1101）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仁宗、英宗朝，他逐渐为整个社会所认识，这期间虽然有母亲、妻子、父亲的先后去世给他的打击，但这些都是人力不能抗拒的自然力所致，他在这期间，由于得到欧阳修的识拔，他的才华为社会、为朝廷认可，一个蜀中青年成为了洛中名流、社会名流。
神宗朝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在中央朝廷任职，但因政见不同，出任地方官，先通判杭州，继转密、徐、湖知州。知湖州正好三月，被罗织罪名，捕押汴京受审，系狱百日，经多方营救，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黄州，七年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岛安置，随即知登州。
哲宗朝高太后听政时，旧党上台，苏轼内任，位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但又不满司马光之尽废新法，出知杭、颍、扬、定四州。哲宗亲政本欲重用苏轼，但他不善世故，失去受信任机会，结果在新党的排挤下，又于绍圣元年（1094）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又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三年多之后，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归，廉州安置。不久又复朝奉郎，到次年七月卒于赴京途中—常州。

二、儒释道兼容并包的思想
　　苏轼是在宋代学术趋于繁荣、逐渐定型的时期从蜀中走出的，勇于思考、有独立精神的学人。他的思想并不像二程、邵雍等理学家那样，只注重理性思考、试图构筑理论体系，他是以诗人之心、哲人的理性，对以往的思想资源进行消化、抉择和改造，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的。他的思想、学术，学术史上称为“蜀学”，与并世“荆公新学”、“洛学”等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