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米霍克实力: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者

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者是谁？

总工程师：梅旸春（1962年逝世于南京长江大桥第一线工地）

 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国豪  

 1966年，“文革”祸起，李国豪在劫难逃，以莫须有罪名被囚于隔离室中，长达两年之久，漫长囚室岁月里，他从广播中获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他想起了武汉长江大桥，因为就在那年的通车典礼中，大桥出现了晃动现象，而晃动的原因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他非常清楚，那自然要影响到后来的南京长江大桥，影响到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于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几尺见方的囚室里开始演绎：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科学家，两手空空，身无片纸，凭着一颗对祖国对事业的爱心，凭着卓越超群的理论基础和创造思维，神游于八极，构图于大千，借助于报纸的边角和夹缝，演算推导，无我无物，鉴过往乃辟新径！他微阖双目，坐地日行八万里；他定睛远眺，纳须弥于芥子。一时间，百十思路，纷至沓来，于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豁然开朗，他欣喜万状。于是，桁桥梁的腹杆系，转化成为剪切板；进而，又将这种空间离散体系化成为一个连续体箱梁模型，又建立起弯曲和扭转的弹性平衡微分方程组去求解！大苦见大乐，大悲生大喜。秋去冬来，寒暑交替中，“文革”“囚徒”李国豪终于不负苦心，取得了桁梁结构领域理论分析的初战告捷！

    之后，从囚室走出，又被驱至校内监督劳动。苦难岁月何时能见尽头？他无法卜知。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总要走向进步，人类社会总要走向昌盛发达，桥梁工程事业总要不断开拓发展。对此，他坚信不疑。一如既往地，他把自己的家变作了研究室，做起桥梁模型和扭转试验，并继续完善理论分析和计算上的步骤。对于一个为爱而奉献、为科学而献身的人来说，一旦投入，夫复何求？

再看一个更有名的：茅以升

事情从1958年4月说起，当时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及九三学社开展“交心运动”。每人要将真实思想中对党不满的部分尽量提出来，然后自我批判，这些思想均属于“黑心”，而颂扬党的部分叫做“红心”，不必再说。以升1957年曾提出的八点建议，其中一、三、四条属于“黑心”，是向党的“进攻”，必须写交心材料。当时说好，这一材料保存在九三学社内不向外传，但是不久就传遍全国。起因是一名研究院的干部，名叫王翔，他在一次发言中说，他要走“茅以升路线”，成名成家。于是针对茅以升的大字报和大批判就在全院铺天盖地地开展起来。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批判以升呢？很明显，茅以升是一个党外人士，一位科技专家，有人胆敢走“茅以升路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岂非大逆不道！研究院又向九三学社要了以升的交心材料，九三学社不敢不交出来。铁道科学研究院看见这些“黑心”材料，觉得更是掌握了以升一片“黑心”的证据，于是对他的批判更多，最多达到五百张大字报。各单位的小组每天到以升的办公室，把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四壁上，大小批判会更是接连不断。以升前后三次在院内的大礼堂向全院干部做自我检讨，直到6月底检讨才过关，运动方告一段落。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升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压抑的时光。当时猜测，由于以升是知名人物，上面放他一马，但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将他的侄子——在同一单位工作的茅于轼打成了右派。此外，在这场反右运动中，茅家有多人被打成右派。除茅于轼外，茅于恭、茅于榕都被划为右派。现在知道，当年众多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片“红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党对国家抱着炽热的感情，当时有些人可能因为红心过热了，所以心被烧焦了。

反右运动使以升心力交瘁，也使以升的妻子非常恐慌。戴传蕙曾经在以升造桥期间因担忧而患忧郁症，1957年的政治运动使她每日坐立不安，幸亏子女们多来劝慰，风暴总算过去。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革”爆发了。

叔婆受惊吓而突发心脏病

“文革”刚开始不久，我二叔婆戴传蕙因恐慌受惊吓，心脏病复发而撒手人寰。以升的长女茅于美（即我的表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革”期间，父亲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受过好几次批斗，大字报上罗织的“罪名”更不必说了。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父亲后来告诉我，每天到院内上班，进了大门就被在颈子上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幸而没有去外面大街上。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黑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就是相当宽容了。母亲每天早上送父亲出门，心中担心他晚上不一定能回家。因为那时很多人上班后就再也不回来了。这时母亲听见街上打砸抢和抄家的事情很多，就同父亲商量，主动把自己住房的正房三间房腾出来，两人同住在厨房旁的一间小间里，带了一只装些换洗衣服的旧皮箱，放在床下。然后写了一份声明要把家中三间宿舍交公，另外家具、书籍，连同一切家用杂物也开出几张清单，准备上交。父亲对我说：“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人民在水深火热中间啊。”这期间，家家都有点“事”，谁也不敢和谁来往，更不敢打电话。等到稍好一点的时候，我悄悄地回家探望，见两位老人在厨房旁小屋住着，看到家中书籍杂物凌乱不堪的样子十分辛酸，倏然之间，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1967年1月13日中午，我刚刚回家，家人就告诉我当天清晨母亲遽然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就在前几天，我回父母家探望，她虽然患有肺气肿心脏病，但还是每天起床料理家务，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当时家中只有父亲和一个老保姆在旁。我和四妹于燕两家人赶到，见母亲静卧如安睡模样，只是浑身冰冷了。我们不禁失声痛哭，跪在她床边，久久不能站立。父亲对我们说，12日晚上，母亲还好好的，正好这晚有她上海一个娘家外甥来家向她辞行，两人谈得还很高兴，但这天夜里，宿舍院内突然有嘈杂喧嚣的人声，原来是一群红卫兵敲开院中大门，呼啸而过。母亲大受惊吓，以为是来抄家的，彻夜惊恐不能成眠。后来声音又静下来了，保姆说是抄了隔壁人家，把被褥都抢走了。母亲同邻居关系很好，听了又为人家着急。父亲说，他看见母亲那样难过，竭力安慰她，好容易看她睡着了。清晨父亲起来洗漱，轻手轻脚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见母亲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嘴唇发紫，情知不对，赶忙打电话叫急救车，偏偏打了好久才打通。等到车来，医生从车上下来诊视，把脉听诊后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没有救了。父亲说着，泪如雨下，我们父女相拥，泣不成声……当夜我陪父亲，对坐了一夜。这是我们与母亲同住的最后之夜。以后，父亲把母亲写给他的信件，编为一集，装订成厚厚的一册，题签为“蕙君遗墨”……自从母亲离开我们，我们姐妹下乡，下干校，我们下一代又是知识青年插队或去兵团，奔赴五湖四海了，一个团圆的大家庭，人员四散，有如断了线的珠子，再也穿不成串了。人世沧桑，一家人也零零散散，难以再享受融融团聚之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