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王老虎抢亲全集:舊上海園林【二】

　　兆丰公园又名极司菲尔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取名兆丰是由英商兆丰洋行这个名字命名之故。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政府同意工部局在租界以外修造马路以备军用。当时由英商兆丰洋行大班福格筹资修筑静安寺至梵皇渡(今已改名为万航渡)的马路。中文名为“梵皇渡路”，外文名叫Jessfield Road，今名为万航渡路。这一带有不少的地产，均属兆丰洋行。

　　清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购得兆丰洋行地产84亩，创建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今万航渡路1757号)，今为华东政法学院。兆丰洋行将多余之地建造私家园林，即兆丰公园。因为花园在极司什尔路，所以也称作为极司菲尔公园。
所谓“极司菲尔”(Jessfield)这个名字，还有一段趣闻：相传上海开埠之初，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路过虹口一马戏场侧，听到帐内有一少女哭声甚哀，于是就付金为之赎身，并托付于一位美国传教士。后来这位少女随传教士赴美，就读后复回上海，嫁给传教士。这传教士即为她在沪西购地建屋，因为这位女子名叫极司(Jess)，所以这里的地名便叫“Jessfield”，意即“极司之地”。由于这一风流艳闻在当时旅沪的外国人中流传甚广，故“极司菲尔”在外国人中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地名。

　　191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向福格的后人征购兆丰花园，辟为公园，所以此公园又称“兆丰公园”、“极司菲尔公园”、“梵皇渡公园”等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第二年(1942年)所谓“收回租界”，故这个公园也随着租界一起收回，并改名为中山公园。

　　此公园规模较大，占地达三百二十余亩，其总体为西式格调，园之大门为典型的英国乡村建筑风格。园内建筑当然多西式风格，但也有一些日本式、中国式等东方建筑风格，如塔什干柱子的罗马式花棚，日本式的餐厅，歇山顶的中国式亭子，以及现代派的露天音乐厅等，称得上是“海派”风格了。园中林木很有特色，讲究整体性、大块面，如今这些树木长得更为高大，在上海各园林中，如此成片的高大林木唯此为最。

　　园中早年还养有动物，解放后这些动物均迁往西郊公园(即今之上海动物园)。

    十四、外国坟山

　　开埠以后，在上海居留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的一辈子在上海，直到去世。这些外国人死后便埋葬在异国他乡的上海。上海一地，外国人就设有好几处坟山。比较著名的有五处，即山东路外国坟山、老北门外国坟山、浦东外国坟山、八仙桥外国坟山、静安寺外国坟山。这些坟山后来大多改为公园了。

　　山东路外国坟山位于今山东中路九江路与汉口路之间。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上海外侨集资购得土地两块，建造公墓坟地；但尚未办妥，即由林特赛洋行同意，换成另一块面积更大的地块，即上面说的位于山东路九江路的这一块。此地所建的公墓，主要是为客死他乡的外轮船员提供葬身之地。由于外国船员多实行海葬，须在上海葬敛者不多，而早期宁波籍人在外轮上就业者较多，该坟地几乎成为宁波籍海员的坟地，所以又被称为“宁波坟山”。清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工部局会议通过决议，租界以及上海外人坟地，统一由工部局管理，故该坟地之地产为工部局所有。随着租界市面日益兴旺，此坟地渐渐地处于市中心，于市容及卫生等均有不利，工部局遂在其他地方另设坟地，并对该坟地的埋葬作出严格的限定。清光绪六年(1880年)，英国圣公会宁波籍信徒在此地建立宁波礼拜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宁波籍牧师陈继铎又将旧堂拆除重建，改称圣保罗堂。新中国成立后，教堂和坟地被拆除，改建为山东路体育场。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此建造黄浦体育馆。

　　老北门外国坟山位于今人民路(当时叫民国路，故又叫民国路坟山，即今人民路浙江南路附近)。清咸丰四年(1854年)，英、法租界调动万国商团和海军陆战队协助清军攻打小刀会。由于山东路坟地是埋葬海员的，英法等国的战死士兵的安葬要清政府来解决。小刀会被打垮后，清政府当局就将北门城根原露香园公地作为埋葬战死的外国士兵的坟地。以后，战死的洋枪队官兵也被埋葬在这里。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县城的城墙被拆除，这里埋葬的部分遗骸移葬八仙桥坟地，这块地后来建为平民医院。

　　浦东外国坟山又叫陆家嘴外国坟山。1860年由基督教海员布道会购得地皮而建造，主要安葬的是在沪去世的外国海员。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改建为浦东公园。

　　八仙桥外国坟山位于今淮海中路嵩山路。清同治二年(1863年)由工部局购得租界外地皮建造。今龙门路当时叫坟山路，就是因八仙桥外国坟山而得名。新中国成立后，这块坟地便改建为淮海公园。如今淮海公园北面有淮海公园广场及其他商店，如诚通眼镜店、仙蒂丝流行广场、美能达维修站等，而淮海公园仅为城市绿地了。

　　虹口公园建造甚早。早在十九世纪末，这里已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界外靶子场，后来划出一部分建成公园，1905年建成并开放，初称“新靶子场公园”，1922年改称为虹口公园。

　　在虹口公园边上，建有高尔夫球场及运动场，所以于1915年5月15日至22日，在此举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5月30日至6月4日又举行了第五届远东运动会。

　　1932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内发生了“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轰动全国乃至东亚。是日，日本占领军和侨民在虹口公园集会庆祝天皇天长节。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日本侨民居留团团长河端，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领事村井、占领军军舰队长野村、师团长植田、领署书记官友野。尹奉吉当场被捕，供认不讳。案发后，日本势力在上海两租界大肆搜捕朝鲜爱国侨民。朝鲜独立运动领袖安昌浩、金九、金永铎、金澈先后在法租界被非法逮捕。日本领署藐视中法当局之抗议，拒不释放安昌浩、金九等人。5月31日，尹奉吉被判处死刑，是年11月18日，被解往大斑陆军卫戍刑务所，于12月19日执行枪决。此案激起了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中国地界）沦陷，虹口公园全部被日军占领，并改名为“新公园”。由于此地是日本侨民居住集中的地方，中国人很少敢去公园。原公园靶子场东南部，则被日本人改建为“日本上海神社”，用来作纪念和追悼侵华日军战死官兵的灵堂。

　　抗战胜利后，公园即由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为“中正公园”（中正即蒋介石之名），但民间仍称它为虹口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园和体育场分开，命名为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如今虹口公园改名为鲁迅公园，虹口体育场重新改建，并易名为虹口足球场。

    十六、辛家花园

　　辛家花园位于今新闸路泰兴路（原称麦特赫司脱路）处，但如今此园早已消失了。

　　辛家花园始建于清末年，园主人辛仲卿，据资料记载“……王家厍（沙）辛氏松柏园，主人辛君仲卿，以金陵名士，作沪海寓公。往年曾经商东瀛，慷慨好施，豁达大度，声华藉藉，彼都人士皆愿与订交。自倦游返华，就王家厍购地若干亩，小筑园林，杂莳名卉……后辛君以经营失败，倾其家资，松柏园亦出卖，为他人所有。旋即改造市房，山林变为城市。”（《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辛家花园之沧桑》陈无我著，大东书局出版，1928年）

　　据记载，大约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辛仲卿失利，花园大部分产业被盛宣怀购得。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康有为住在上海时以每月一百二十元的租金，租赁花园的南半部，并建造起好多建筑，如“游存楼”、“补读楼”、“閟清院”、“莲韬馆”、“闻思斋”等，并以部分空地改成花圃及果园等，园中还饲养海龟、袋鼠等珍稀动物，将原来的辛家花园特征大大改变，成为一处更富有海派特色的杂园、奇苑。

　　民国十年（1921年），康有为迁居愚园路192号和194号的“游存庐”，地产仍归盛氏收还。不久，盛氏家族将原来的辛家花园的北部建为家寺，此寺庙后来由盛氏捐赠给佛家，改建成为“清凉禅寺”，寺址位于今泰兴路465号。后来其南部即归房地产商，并建为中华新村（今为泰兴路445弄）及新闸路968～1048号沿街房子。据一些年长者说，如今这里还有好几棵高大的广玉兰（即位于中华新村26至34号处）是康有为手植的。但除此之外，很难有辛家花园的旧日遗物留存下来了。

    十七、昆山公园

　　昆山公园位于虹口昆山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一带，此公园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为兴建西童女书院，购得虹口昆山路、文监师路一处的土地建设校舍。第二年学校建成，而旁边还剩下好多空地，于是当局便将这些空地建造公园。公园与女书院比邻，园中还设有秋千、跷跷板等适合儿童玩耍的设施和器械，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成，对外开放，命名为昆山儿童公园（一名昆山公园）。

　　昆山公园的大门开在今乍浦路塘沽路的转角处，与西童女书院正对。公园规定，成人携带必须受保护的幼童才能入园，但因为公园位于市中心，居民比较稠密，成人要求入园游憩者较多，所以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起，又规定每天下午7时至12时，成人可以购票入园。

　　昆山公园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期间，公园由于筑防空洞而被破坏。后来在公园的东南部建造虹口区图书馆，公园的西南部建造虹口区少年宫，其他地方也被各个单位蚕食，从此这座公园便消失殆尽。
从1980年开始，当时政府将尚留的一些空地进行整理，重建公园，园名仍叫昆山花园，并免费对外开放，但由于游人多非孩童，而是附近的退休老人，所以原来的“昆山儿童公园”变成了“老年公园”，也许，这些老人正是当年的儿童吧。公园也像人一样变老了，这说起来也颇有情趣。

    十八、汇山公园

　　汇山公园位于汇山路（今霍山路）与韬朋路（今通北路）交接处。此园于宣统三年（1911年）6月30日建成并开放。园内有修剪得很整齐的黄杨木丛和大片的草地，显然是西式情调。园内还有一个水池，名“百合花池”。公园不大，但布置得很巧妙，水池与草坪的关系和谐，草坪和树木安排得当。园虽不大，但精致秀丽，小巧玲珑，也很可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曾显赫一时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渐渐衰落了。终于到1955年，被一座也曾经红极一时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展览馆）所取代。从此，哈同花园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

　　哈同花园，首先须说哈同（1849～1931）其人。哈同，犹太人，全名叫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欧司·爱·哈同。到了上海滩，为迎合中国文化，自取别名“明智居士”。哈同出生在巴格达，他排行第三，后来跟随其父经商到印度的孟买，并入英国籍。哈同于1872年到香港，第二年便登陆上海滩。当时他几乎身无分文，成了个穷光蛋。因为他的舅父认得老沙逊，因此就进了沙逊洋行做看门的，后来又任“跑街”（专在外面办货、收帐或联系业务的人）等职。由于他聪明勤奋，所以到了1869年（清同治八年）便任新沙逊洋行大班（经理）兼营房地产部业务。他继续努力，毫不懈怠，所以深得上司的信赖。但从这时起，他便通过放高利贷的形式，开始涉足房地产业了。

　　哈同于1886年与上海的一位女子罗迦陵（原名俪穗）结婚。罗是一个法中混血儿，自幼文秀聪慧，喜爱文学，后来哈同花园命名“爱俪园”，正是此“俪”，加上哈同自己名字中的“爱”组合而成。

　　1881年后，哈同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后来又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他的名气在上海滩一天天响起来了，而且从此也开始财运亨通。终于到了1901年，哈同自以为时机已成熟，所以就独自经营，成立“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上海近代有许多的里弄房子，都是他所经营的。当然，在此期间他也不放过其他行当，如鸦片生意，也给他带来巨利。

　　有了钱，就要化钱享用，所以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哈同便购地筹划建造花园。此园位于静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规模甚大，面积达300亩。此园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建成，曾被人们称之为“海上大观园”。

　　哈同花园真可谓“大观园”，其中亭台楼阁、山石池水、奇花异木不计其数，相传有八十三景之多。建筑及其他设施，形式可真谓丰富多采，更是中西杂揉，例如，引泉桥的栏杆是用西式铸铁花洛可可式，桥身花纹则是水泥粉刷的；侯秋吟馆是日本式建筑，但在居室四周却绕有阳台，为殖民地式；听风亭的屋顶是中国宫廷式的，但其柱头却是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涵虚楼仿江南园林中的楼阁形式，边上长廊有漏窗、美人靠栏杆；天演界戏台则精雕细刻，仿中国传统厅堂形式。在园内还兴办学校，聘请名人雅士，收藏文物，出版书刊。哈同还在园内宴请军政工商各界，召开赈济救灾大会，甚至为革命党人聚会借一席之地，给清代遗老避居以僻静之室，使这里又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场所。当时冯国璋（1857～1919）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六年9月，首次发给哈同一枚“四等嘉禾章”。徐世昌（1855～1939）任大总统期间，给他颁发一枚“三等文虎章”、二枚“二等嘉禾章”，一枚“三等嘉禾章”，一枚“慈惠章”。总计他在1917年至1924年间，共获得北洋政府所颁发的奖章12枚，还有勋位三个。被当时政府誉为“器宇恢宏，才识卓超”，真可谓不可一世。

　　在哈同花园内，雇佣大批园丁，还有成衣匠、理发师、司机、厨师、佣人、丫头、太监、和尚、尼姑等，最多时达200多人。由于哈同没有亲生子女，所以收养了许多养子养女，有洋人也有华人，如养子乔治·哈同、养女罗馥贞。这些子女都居住在花园中过着享乐生活，如同小姐、少爷那样。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之父庄惕深曾在园中“苍圣明智”学堂任教，为罗迦陵所赏识，遂由哈同夫妇作主，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他。

　　哈同于1931年6月19日病逝于上海。逝世时财产不计其数，其不动产有：土地近450亩，在沪房屋达800余幢，其中包括住房500余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等。还有动产、金银珠宝、古画、墨迹、雕刻等文物不计其数，据英国领事署估算，其总价值达400万英镑以上。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用在哈同头上太合适了。

　　哈同夫人罗迦陵于1941年去世，如上所说，他们夫妇无亲生子女，但有不少养子养女，由于人多，财产一时分不均（有“哈同遗产案”），正值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日军却获巨利，而且还将这座花园作为兵营，毁坏甚多。后来又遭火灾，真是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后，此园已彻底衰落了。数年后更荒芜不堪，只剩下断垣残壁，几乎成一堆废墟。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建“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建成），从此这座上海近代最大的园林已无踪影，只留下一些照片和文字资料。

    廿、丁香花园

　　丁香花园其实是独立式住宅（别墅）的花园，位于海格路（今华山路849号），占地2.67公顷。这座别墅花园为洋务派首领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商务大臣李鸿章（1823-1901）的纳妾藏娇之地。

　　此别墅共有两幢形式基本相同的房屋，今称一号楼和三号楼，建于19世纪末，属殖民地式，建筑比例恰当，虚实得体，造型优美。屋内设施比较齐全，有卫生、消防、暖气等。建筑外部中间凸出，上层为阳台，下为门前过道，但一号楼呈凹形，三号楼呈半圆形。一号楼下层三间住房朝南，里面是客厅、餐厅，其北是厨房和贮藏室，还有佣人用房。二层主房三间，中间凸出大阳台，内为卧室，边上是书房、会客室等。

　　丁香花园在别墅之南，园中植有许多丁香，故名丁香花园，当然更因其妾名丁香之故。园内有湖，曰未名湖，湖上设九曲桥，湖中心有湖心亭，为一素色琉璃瓦的八角攒尖顶，顶上有一凤凰雕塑，故称凤亭。湖边上有旱船、假山，皆为传统园林做法，但也有西式花园格调，可谓中西合璧。园内还有曲折的龙墙，琉璃瓦压顶。墙上雕有百余条姿态各异的游龙。环湖还有太湖石堆成各种动物造型，“不似而似”，饶有风趣。园中还有小径、小桥、石洞等。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后人曾在丁香花园附近的巨泼来斯路（今安福路318号）修建李鸿章衣冠冢。

　　如今外滩的黄浦公园，从前叫公家花园，也是上海最早的公园。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又称《地产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地范围，即租界（settlement）。当时划出自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之间，沿黄浦江边上一带为英租界。到1848年，租界的北界又扩大到苏州河边上。但当时章程规定，黄浦江和苏州河河面均属上海主权。后来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接处长出一块陆地（在苏州河南，黄浦江西），这块地在涨潮时被水浸没，退潮时露出水面。于是到了1868年，英国领事文察斯德与上海道商议，工部局将这块滩地填平，计30.4亩，要求在这里建造一座公园。上海道则认为：“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但地仍系中国官有，须征钱粮。惟该地位于英领署前，填高以为娱乐之所，设亭建阁，不属营利性质，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赁，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如不遵守，地即充公，此纸作废，衡情行事。”

　　1868年8月8日，此公园建成并开放，取名为“公家花园”。园的形式当然属西方园林形式，内有宽广的草坪，草坪上有音乐厅，外国人的乐队定期在这里演奏。高大的法国梧桐（悬铃木）亭亭如盖，夏天可以遮日，成为上海避暑的好去处。公园中还有“常胜军纪念碑”及“马嘉里纪念碑”等。这些纪念碑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军拆除。

　　公家花园门口有一块告示牌，其中写着“华人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内”等字句。当时上海各界对此十分不满，1881年4月6日，在虹口的美国基督教会医院任职的中国籍医生要求进入公园而遭拒绝，他们便联名上书工部局总办韬朋，对公家花园“不准中国人进入表示强烈愤慨，要求租界当局纠正这一错误”。4月28日，《申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是国既名曰公家花园，而不系以‘泰西’字样，则其不能为泰西人所私可知；盖是园向归工部局经理，一切用项系于所收中外人等捐款项下动支，况租界华人最众，其所收之捐项在华人为不少，则是园亦当纵华人浏览，不容阻止，庶于公家两字不相悖。”《申报》的呼吁引起全市人民支持，上海商界团体和名绅也加入此行动，反对公家花园不对华人开放。后来经多次谈判，才于1886年5月24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公园对华人开放，但又规定须穿西装和日本装。这些都是近代中国所受耻辱。解放后，这里改为黄浦公园，大家都可以入园游憩。门票人民币3分，是上海所有公园中门票最便宜的。改革开放后不久，黄浦公园开放，不收门票，它是上海第一个取消门票的公园。

    廿二、张园

　　张园是晚清上海最有名而时髦的园林了。说它“时髦”，就是它不同于传统的园林，甚至已经超越园林概念，也可以称之为游乐场所了。

　　如今张园早已无影无踪，但它的地点还可以找得到，就是在今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泰兴路以东。这里本来是一片农田，划入租界范围以后，属外国人格农（Grone）所有，他以经营园艺为业，能设计园林及私家花园。当时上海好多外国商人的宅园几乎都是他设计的。格农就在这里辟为住宅兼园圃。园内多植奇花异草，几乎都是从海外运来的。每当花季，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宅屋两侧有幽静的小道，道旁是一片青翠欲滴的竹林，美不胜收。

　　清光绪八年（1882年），无锡富商张叔和用重金买下这个园，以供老母颐养天年，命名为“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不久，他母亲去世，张叔和因见此园“睹景伤怀”，所以想卖掉，但后来经友人相劝，并进行改造，成为一座仿苏州狮子林、网师园等名园形式的大型园林。光绪十一年（1885年），此园建成并对外开放。

　　张园初时占地仅20余亩，后来逐渐扩展至70余亩，为上海花园之首。园中遍植奇花异木，辟池沼，种荷花，置假山。除了这些传统园林的内容之外，园内还有弹子房、点膳铺、抛球场、茶座、照相馆、旅馆等。其中最大最高的房子叫安垲地，洋楼形式，中间平坦，四周有楼，上下可容千余人。楼之东北有望楼，拾级登楼可览全上海之景，若逢春秋丽日，游人如织。
张园自对外开放以后，一直免费供人们游览的，里面饭馆、会场均可租用。在众多的游人中，也有许多社会名人，如唐才常、汪康年、蔡元培等。蔡元培等还在此举行上海各界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在此还多次举办博览会、演唱会。园中还有演杂技、放焰火等活动，繁华之至，也有点像伦敦的海德公园。

　　中国近代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汪康年（1860～1911），在此园中发起拒俄、反法等集会。汪康年，杭州人，光绪进士，商务大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他提倡变法，拥护君主立宪。但在文化则崇儒，是国粹派、保守派。
张园后来在风格上逐渐西化，与传统风格合为一体，称得上是上海近代海派园林的典范，园门题“烟波小筑”，但里面却多为近代新的娱乐内容。其中有戏院，名叫“海天胜处”。园中最著名的建筑是西式建筑，即安垲第，但其中也有许多细部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大有“海派”之味。楼中有戏院、茶座、小吃等。园之西南角有假山，山上建有日本式的建筑。园中水池有小岛，神奇无比，被人们称为“望之若海上三山”。园内还有动物园，其中有海内外珍奇动物、猛禽猛兽，令人争相拍照，留个美丽的倩影。

　　内园是上海老城隍庙的庙园。此园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今归入豫园，作为园的最后一个景区。内园的历史，还要从乾隆时代说起。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上海钱庄业同仁组织成立上海钱业总公所，同所购得城隍庙东首原晴雪堂之地约二亩余，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庙园，其“公所”也设于园中。此园位于城隍庙之东，故叫“东园”。

　　内园景区特征是布局紧凑，小巧玲珑，构园完整，风格统一。内园虽是个袖珍小园，但不觉得小，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内有厅堂楼阁、山石亭榭、池沼花木，布置得十分妥帖，运用借景、对景、隔景、框景等多种手法，小中见大，为江南园林之优秀者，不可多得。

　　内园中建筑物精巧无比，有造型美，很耐看。无论梁柱屋檐、门窗隔断、台基栏杆、木雕砖饰，都做得十分精美。内园虽小，但景点却甚多，多以建筑来组景，如静观大厅、凤凰亭、可以观、耸翠亭、延清楼、还云楼、观涛楼及九龙池等。其中观涛楼最高，相传当时在楼上可以见到黄浦江，故名“观涛”。但如今周围高楼林立，楼上早已看不到黄浦江了。

     廿四、露香园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清平调》诗句。上海从前有座园林就叫露香园。此园位于上海老城厢露香园路附近。从前它与日涉园、豫园合称明代上海三大名园。

　　露香园建园甚早，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明代嘉靖中叶，有一位叫顾名儒的，自湖南做官卸任归来，在城北黑山桥处购得土地，兴建私家园林，称“万竹山房”。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顾名儒的弟弟顾名世考中进士，后来升官至尚宝司丞，是职掌皇室玉玺的内官，他也购进与其兄相邻的土地兴建花园，据说在挖地时，曾挖到一块元代书法家赵子昂所书之“露香池”碑，所以将花园之名取为露香园。

　　露香园占地近40亩，属中大型园林，建园历时达十年之久。园中主要景点以建筑物为主景：露香阁、露香池、碧漪堂、阜春山馆、分鸥亭、独管轩、积翠冈、青莲池、大士庵等。顾名世觅得优良桃种，园内植桃、产桃，所产的“露香园水蜜桃”为上海桃子上品。另外，他的孙媳韩希孟善画制刺绣，其绣法出自内宫，她将丝线劈为单股，再分别染色，所以刺绣品与画相近，称“画绣”，或叫“顾绣”。“顾绣”名扬天下，其实与露香园也有密切的关系。

　　明朝末年，顾氏家庭渐渐衰落，露香园“台榭渐倾，园林亦废”。后来直到清道光年间，由上海知县黄冕动员士绅们捐款，重修露香园。重修时把原来的“万竹山房”也并入园中。可惜后来因为火药局的火药仓库设在露香园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4月18日火药仓库不慎发生爆炸，整座园林顿时被夷为平地。

　　顾名儒的“万竹山房”旧址，后来以“万竹”为名设立小学，1911年由上海城自治公所拨款所创。1922年，蒋经国曾在此就读，毕业后升入浦东中学。后来该校改为江苏省立上海市实验小学。抗战期间，这所学校又恢复“万竹小学”校名。如今为万竹路上海市实验小学。

    廿五、书隐楼和日涉园

　　今年7月初，“威马逊”号台风与上海擦肩而过，风力甚大，年久失修的上海古建筑藏书楼“书隐楼”的西厢房轰然倒塌，人们甚为惋惜。“书隐楼”不但是沪上的古代民居，而且更是相当有名的古藏书楼，明清时期号称“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另两处为宁波的天一阁和南浔的嘉业堂，可见它的历史文物之地位。

　　书隐楼建筑甚为精致，中为正厅，有两进楼房和侧厅。东部有花厅、船厅，住宅内木雕砖雕等甚有艺术价值。到了清朝末年，陆氏家道也渐式微，住宅大部分出让。

　　至于日涉园，在明代也颇有名望，号称沪上三大名园之一，还有两个即豫园和露香园。日涉园之创建者应是明代书隐楼主人陈所蕴。相传此园出于当时著名堆山大匠张南阳之手。园中计有尔雅堂、素竹堂、飞云桥、来鹤阁、明月亭、桃花洞、殿春轩等，号称有三十六景。陈所蕴也颇为得意，园建成后作诗自赏：“会心在林泉，双屐足吾事。朝斯夕于斯，不知老将至。”后来其友人也作诗和之：“为圃与为农，岂是公卿事。园林最近家，不妨日一至。” 一至即一涉，就是园名“日涉园”之意，可谓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