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魂3为什么会自动入侵: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杂文笔法（之二）

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杂文笔法（之二）

（接上篇）

五、渲染、夸张的叙述

      也许有人会说，什么年代啦，如今已是“读图时代”，文字性的东西终将被淘汰，谁还耐烦什么叙述之类的劳什子？这是悲观者的滥调，浅薄者的梦呓。你让他用图片来替代短小精悍的“手机段子”，可以吗？你让他用画面来表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悠远意境和深邃意蕴，能行吗？号称集所有前沿科学技术于一身的电影（以及电视），每一次对四大名著“三水西红”的重拍，都是一次程度不同的肢解、割裂、歪曲乃至浅薄化、庸俗化的糟蹋和破坏。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任谁都取代不了。当下文学的不景气，那是文学自身的问题。

      对于杂文家来说，可能最不耐烦的就是叙述。其实，叙述是所有文体的根基。叙述能力如何，最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底。那些以“据报载”和引用典故来充当叙述的杂文，除了给人留下“藏拙”的印象而外，“报载”和“典故”之间文笔与风格的“两层皮”和“不搭调”，还会给读者造成行文“夹生”与阅读“隔膜”的感觉。如果一篇杂文叙述不够精当，那么议论就没有底气，更遑论精辟！有道是，文似看山不喜平。叙述最忌讳的就是平铺直叙。譬如记述一个打人的场景和过程吧，倘只说甲把乙打了一通，那就寡淡无味；若把甲如何打乙琐细地记录下来，亦属平淡无奇；但如果像《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样，把一场“好打”叙写得紧锣密鼓高潮迭起，那才叫艺术：

      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睖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叫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

鲁智深这三拳头，直将郑屠那厮打了个色彩斑斓五味杂陈万方乐奏不亦乐乎！这三拳，不仅打得有“声”（磬儿、钹儿、铙儿）有“色”（红的、黑的、绛的），而且还有“味”呢（咸的、酸的、辣的）。古谚云，并州剪子扬州绦，苏州鞋子云南刀——打得好！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之所以成为“打人”的经典名篇，就因为它成功地运用了渲染和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叙述。渲染和夸张，是艺术的灵魂所在。而艺术性的渲染和夸张，多少都有点虚构的成分。然而离开虚构，谁还能进行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呢？虚构不是虚假，而是更高层面的真实。以叙述为主调的经典杂文，大多都采用了渲染和夸张的手法。萧乾的《上人回家》、艾青的《画鸟的猎人》、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这些叙述性杂文名篇，有哪个离开了渲染和夸张呢？

六、隐语、隐喻与曲笔

      上世纪末期以来，常能读到一些杂文，把不便说不敢说不许说的观点或话语，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来反讽和自嘲。这可以看作是杂文创作隐语应运之一种。《文心雕龙·谐隐》：“隐语之用……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指隐语是隐去本事而假以他辞来暗示，故隐语有时也叫暗语，甚至还有点类似“谜语”。由于隐语是作者与读者用“心”来会意和交流的，所以这种不直接捅透的笔法，可以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聊斋志异》有一篇短文《三朝元老》：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论非之。老归林下，享堂落成，数人直宿其中。天明见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不知何时所悬。怪之，不解其义。或测之云：首句隐亡八，次句隐无耻也。

即使是“故明相”，也是宰相啊，岂容“诽谤”？然而，投降流寇，亏了大节，又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有人”在中堂大人宝邸落成的大喜日子里，悄悄奉赠一副用隐语组成的对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亡八”兼“无耻”！

      正如隐语也叫暗语，隐喻亦称暗喻。隐喻是一种与明喻（表达方式：甲像乙）恰好相反的比喻。隐喻可以是一个修辞句式（表达方式：甲是乙），或者一段文字表述，也可以是整篇文章的形式。具体到隐喻式杂文，就是在作品明确书写出来的甲种事物的暗示和映射下，给读者联想、启发并使之感悟到乙种事物或理念。《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记录”了清代名医殷赞庵和一个奉命送他回家的恶仆杨横虎，在旅店中遇到“鬼”的故事：

      ……人定后，果有声呜呜自外入，乃一丽妇也。渐逼近榻，杨突起拥抱之，即与接唇狎戏。妇忽现缢鬼形，恶状可畏。赞庵战栗，齿相击。杨徐笑曰：“汝貌虽可憎，下体当不异人，且一行乐耳。”左手揽其背，右手遽褪其裤，将按置榻上。鬼大号逃去，杨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寝至晓。

      《阅微》与《聊斋》，多涉笔“鬼趣”。它们貌似谈论鬼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现实人生。假如从杨横虎的行状中，仅看到俗世间的恶棍“逼奸缢鬼”，那不过是一桩“下流逸事”而已；但如果看到令人闻之丧胆的“吊死鬼”犹惧恶人，而况人间之好人乎！这则故事暗喻一个道理：人不要脸鬼都怕。

      隐语和隐喻都是曲笔。虽然杂文创作有时难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采用曲笔；然而在更多情况下却是一种自觉运用。谚云，人贵直，文贵曲。文章越是曲折有致，越能引人入胜；越是直白浅露，就越淡乎寡味，也就距离审美趣味越远。所以在杂文创作中使用曲笔，不仅使杂文的语言和内容富有弹性与张力，还能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遐想的空间。而且，曲笔的委婉含蓄绵里藏针，往往比直眉瞪眼青筋露暴，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战斗力。

七、“审丑”也要写出美来

      由于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故杂文多写丑角。但是，如何写好丑角？或者说，怎样来“审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讨的问题。《金瓶梅》第九回“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写西门庆的大娘子吴月娘，面对刚娶进门的潘金莲，好生地打量了一番：

      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想道：小厮每来家，都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生的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

      不管后来有多少人为潘氏作“翻案”文章，但在《金瓶梅》（以及《水浒传》）中，潘金莲却是一个集阴毒、奸狡、贪婪、淫荡于一身的丑恶反角。写这类丑角，很容易脸谱化和漫画化。然而，这段文字却将一个心灵丑恶的“风流娘儿们”，写得很美很美——“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语言多美好啊！由此可见，像杂文一类“审丑”的文字，也完全可以写成美文。其实，“审丑”本来就是审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有一例。《金瓶梅》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叙述西门庆通过大奸相蔡京的引荐，上金殿拜见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时亦写道：

      这皇帝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才俊过人，口工诗韵，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歌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噫！怎么听着听着就不对味儿啦？如何说着说着就拐了弯儿啦？清人张竹坡对这几句话作过精辟的点评：“尧眉舜目，忽接孟商王、陈后主，又似赞又似贬。”把这种“又似赞又似贬”的写法运用到杂文创作中，就是相声声口的杂文笔法。

      杂文是激浊扬清的文体，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语言，是思想的华裳，是文学的材料；故语言问题是所有文体创作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杂文创作而言，再精辟的观点，再深邃的意蕴，也得凭借精彩的语言来表达；所以杂文家不仅仅在于“敢说话”，关键更在于“说得好”。就杂文的语言来说，尽管“审丑”的语言可以是美好的，但它还需要糅进“别一种说法”——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皮里阳秋，峥嵘老辣，才算地道够味儿的杂文笔法。

八、杂取种种集于杂文

      古人尝言，大文章源出于“五经”。杂文，虽然看上去块头小了点，但却是浓缩了的精华，完全可以配得上“大文章”这三个字。不然的话，杂文大师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那么，追根溯源，杂文出自哪里？西汉·扬雄《法言·寡见》主张“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故侧重“说理”的杂文当源自《春秋》。在“五经”中，《易》与《春秋》颇有些“形而上”的味道。西汉·司马迁讲过：“《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至隐。”这里的“隐”，有点类似于“隐喻”的抽象性。南宋·朱熹对此阐释道：“《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这话有点拗口。说得直白一点，《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即从本质联系到现象；而《春秋》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即从现象联系到本质。很多经典的杂文，不正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联系到本质”的吗？

      孟子讲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太史公自序》）。故孔子著《春秋》，本着寓说理于叙事之中的理性主义，字里行间体现着鞭恶扬善的批判精神，以“春秋大义”震慑“乱臣贼子”，以“微言大义”刺痛“昏君”、“小人”，以历史经验来启迪和警示后人。这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春秋笔法”。人们常说，“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行之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等等。“褒贬”二字，正是“春秋笔法”的精髓所在，也是杂文笔法的全部精义所在。所以说，杂文作为“批判的武器”，其使命与“春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正如“春秋笔法”源于《春秋》，但却并不局限于《春秋》；杂文笔法，亦不必拘泥于《春秋》或者其他什么新旧典籍。“三水西红”和《金瓶梅》尽管是古典小说，但其中不乏杂文创作的有益“因子”；《世说》虽然属于纪实性文学笔记，《阅微》与《聊斋》又介于笔记与小说之间，品类不同，风格迥异，但它们对于杂文创作亦多有裨益。语曰，世无纯白之狐，却有纯白之裘。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杂文既然名之为“杂”，就应当海纳百川，有容乃“杂”。只有博采众长，汲取营养，不断地增强自身的原创力，杂文这株文苑新树，才能深深地扎下根去，历经时间之河的浇灌，然后枝繁叶茂，硕果累累！